今年3月5日是遇罗克殉难四十周年。

今天下午3点30分，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百度结果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712,000篇”， 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326,000 条结果”；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 雷锋” ，百度结果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3,750篇” ，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16,200 条结果”，大都记着：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即学雷锋日；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再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  遇罗克”， 百度结果显示仅“找到相关网页37篇”。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5,860 条结果”。 谷歌（www.google.com）显示：“获得约 6,020 条结果”。

雷锋作为红色帝国党文化重要的符号之一，国人皆知，与石油队长王进喜、农民支书陈永贵、县委书记焦裕禄等各领域官方先进典型一样，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对标准臣民的要求：忠顺、忘我、奉献。把自己的头脑和肉体完全交出，做一个人形标准件，国家机器系统“万能机床”（贺敬之长诗《雷锋之歌》用语）上的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无论这架机器在向乌托邦之梦狂奔中，绞杀多少人性和生命，都毫无怨言、忠诚无比，把官方赏赐的荣耀当作人生最高价值，终成正果，成为人间偶像崇拜的一部分，被摆进官庙，陪伴领袖左右，成为“人民”的代表，让芸芸众生在膜拜中依附性跟进，放弃自我，逃避自我选择之重：“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贺敬之长诗《雷锋之歌》）用官方意识形态所谓政治正确的“主流文化”，给自己非人的生活披上保护色，求得自我安慰，而且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漫与》）进一步还可以在党权划定的“伟大复兴”事业支撑下，气壮如牛，感受“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把整个国家拿来做影子”，“对西方文明宣战”（ 鲁迅《如何爱国》），以“中国”的名义绑架民意，抗拒民主大潮，替主子说“不”讲“梦”，叫喊“不高兴”、“站起来”，欲将亿万国民尸骨为党国权贵的疯狂挣扎殉葬（朱德之子朱成虎将军2007年7月6日在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内部会议上的讲话）。

相形之下，遇罗克则是极权国度里的异数和叛逆者，在党文化笼罩下，他的知名度比不上雷锋是自然的。广博的文化修养，善于思考的个性，宽阔的胸怀，成就了遇罗克精神。他的信仰基础是人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出身论》，被誉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尽管带有当时政治语言的烙印，但它有理有据地抨击了以“革命”的名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奴役，人为制造现代“种姓制度”，体现了对人类平等的追求和对人类的大爱。在当时影响广泛而巨大，以致于各地的读者来信成麻袋地装。

雷锋作为农民的儿子与遇罗克大相径庭，难以相比，尽管他身上有许多普通人朴素善良的品质，但无法突破自身和环境的局限，没能得到启蒙，难以精神成人，形成“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人格。他的信仰是盲从的、依附的，没有自我的主体精神，缺乏反思形成的基本理性。在大饥荒的1960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表示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即使在信息开放的今天，在新公开的雷锋材料中，也看不到他对“反右”的质疑、对大饥荒的反思，所以他死后成为官方利用的工具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不是苛求雷锋，在专制的国度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如何对待生命，是检验一个权力合法性的公理标准，也是洞察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视角。同样的3月5日，1963年的这一天，毛泽东为年轻的士兵雷锋题词（之后又有两次题词）。七年后的同一天，毛泽东却用他的笔结束了另一个青年的生命（1970年3月5日，与其他18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后，立即被强行押进活动手术车，进行活体器官移植），只因为遇罗克像他同龄时一样写了几篇文章。我曾在《用权利驯服权力》中写道——想当年，1921年，27岁的毛泽东靠他的文笔，赢得了自己的爱人，出席了中共一大。49年后的1970年3月5日，同样27岁的遇罗克因秉笔直书被判死刑，执行前被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遇罗克不是唯一死于“革命”枪下的，文革中，在他之前有：“林昭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杀害灭尸，年仅35岁。”（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在他之后有：“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割喉后杀害，尸骨未存。”（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1998 年8月7日《南方周末》）王申酉1977年4月16日下午被杀害（施平《王申酉昭雪记》载2004年1月30 日《南方周末》）（《王酉申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1977年12月14日，下颚被穿透竹签的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1978年4月30日，已有3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因坚持批评数度涉入李（九莲）案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并被残酷活体取肾，给某部队首长之子换用。”（胡平《中国的眸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月）……直至今天，迫害尚未结束，30位记者和网络撰稿人深陷囹圄（国际非政府机构“无国界记者” 2009年10月《2009年世界媒体自由度排名榜》，中国名列第168名，倒数第八名）。再拿我来说，二十年前在河北广播电台新闻部当编辑时，因积极参加六四民运，遭到查处，被列入官方黑名单。因近年在网上不断公开说真话，不断被国安请去谈话或“吃饭”，去年“六四”二十周年和所谓“国庆”前夕，当局恐惧我的表达，两次让我“被旅游”（被国安软禁。详情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和《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今年1月12日晚，石家庄市桥东分局国保大队我的“责任人”请我“吃饭”。今年的两会明天开始，就在昨天下午3点27分我写本文时，他又电话“邀请”我这几天有时间去找他。

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当所谓“革命”把人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无论多么神圣的口号，都只是重演千百年来争夺权力宝座闹剧的装饰而已。遇罗克们的命运早在中共起家时就注定了。同样的3月5日，在1927年这一天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称赞和美化农民们“痞子运动”的暴力。可是，当他们把毛泽东奉为“大救星”，把他（包括生于3月5日的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拥上当年皇帝们高踞的天安门，没想到接着付出的是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和延及今日的经济、文化、精神内伤，创古今中外历史之最。迟至今天，毛的肖像和尸体依然占据着国都的心脏，散发着腐蚀性毒素，羁绊着时代的进步。

人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毛泽东的思想和物质资源之一是死于3月5日的斯大林，正是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与民粹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苏俄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其造成的精神贻害延续至今，致使许多尚未启蒙的俄罗斯人依然缺乏公民主体意识，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式的威权人物身上，而不是强大的公民社会（参看《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7期有关斯大林的专题）。斯大林的蔑视人性、暴力崇拜传播并影响到中国，与中国的专制文化传统相结合，走向极致，斯大林只是动用国家机器进行迫害，毛泽东则广泛动员民众互相残害，使人性之恶以革命的名义大爆发，退化到原始蒙昧的野蛮状态，造成空前绝后的劫难。同样出生在3月5日（1871年）的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罗莎•卢森堡早就预言，如果仅仅用苏维埃代替了资产阶级化的机构，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那么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最后就只会剩下“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质：“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她的话同样指向今天的中国。

导致遇罗克悲剧的文革因官方压制和国人的“健忘病”，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被广泛深入的反思和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西单民主墙因危及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在被邓小平利用后即遭封杀；反映文革悲剧的“伤痕文学”没能继续开掘。致使酿成后来八九六四的大悲剧。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1981年在回忆哥哥的长文《乾坤特重我头轻》中警示道——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他戴上桂冠；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有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出版）不幸后来的现实远远超出她的想像，仅仅过了八年，整个北京又成了新一代遇罗克们的大屠场！有幸的是更多的国人觉醒成了遇罗克。

从后来的中国历史看，雷锋的意外死亡不幸中有幸，他死于文革前的1962年，保持了他的单纯性，因此他比文革中许多官方树立的典型人物，政治生命要长得多。由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问毛泽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我想到，雷锋仅比遇罗克大两岁，是同代人，“雷锋如果活到文革会怎样？”进一步想：“假如文革中雷锋和遇罗克在一起会怎样？”这一命题值得思考，这样的设问，是对雷锋这一形象的检验，雷锋和遇罗克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路径和人格类型；这样的设问，不仅是面对过去的想像，更是面对未来的思考。因为雷锋依然是官方手里的牌子，是官方复制、克隆符合官方需要的“人才”的标准。无论官方根据现实需要，如何变换对雷锋的包装，都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只是企图驯养高智商的创新型奴才和对权力、金钱双重崇拜的犬儒型“类人孩”，而不是具有遇罗克精神的现代公民。

“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鸣。”遇罗克在1966年5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但是许多国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甚至迟至2009年的清明节，第一座遇罗克的雕像只能屈身北京的宋庄美术馆里时，“……有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他：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其实，同样的问题，十年前我就遇到过。当时我和徐晓、徐友渔一起编辑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我：遇罗克是谁？”（丁东《遇罗克，只活了27岁的中国人权先驱》2009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

这是谁的耻辱和悲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我的同胞，你是否听懂了遇罗锦的声音：“遇罗克，正是为每一个心灵被屈死、被扭曲的人大声疾呼的。”（遇罗锦《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

2010年3月3日于石家庄望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