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在2010年3月1日一期刊发了金雁教授的长文《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的上半部分，该文探讨了东欧与俄罗斯历史上特殊的“面包时代”现象，在那些时期，“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的其他目标，成为了唯一的追求对象，历史被压抑，记忆被封存，犬儒主义流行，社会上充斥谎言，那是一种混沌恶浊的生活状态，甚至出现文明倒退、是非不分、人性丧失的可怕景象。苏联和东欧一向是我们看待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为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2010年3月15日即将出版的《经济观察报》刊发该文的下半部分，以供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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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面包时代”？
“面包时代”，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名称并不太常见于公开的报端，这是俄罗斯、东欧的知识分子私下里指人们日常生活的“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目标，成为了唯一追求的对象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生存是第一位的，人们丢失了精神家园，面包取代了一切，它高于独立思辨、高于道德、高于自由、高于精神追求、高于尊严，人们心中只有面包而没有其他。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人都知道瓦西里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当牛奶和面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欲望时，“在一个不允许平常人谈论平常事的国家里”（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军谊出版社2002年，383页），大多数厌倦了政治的人都采取了冷漠和麻木的“鸵鸟策略”，把头埋在沙子里，不但一般的民众如此，就连被称为民族良心的知识界也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浑浑噩噩地“为面包而面包”地活着，他们环绕四周看到的是，历史被压抑、记忆被封存、思想被禁锢、声音被窒息、犬儒主义流行、社会上充斥谎言，在高度一元化的体制下，在个体必须服从权力的社会里，人们被控制得无立锥之地，他们既感到恐惧又自我欺骗，为了生存人人都只考虑自己，小心谨慎地行事，就像套子里的“死魂灵”，人除了空间的肉体之外一无所有，不去思考生命、真实、创造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这样的社会是混沌恶浊的、语言是被强暴的、审美是恶俗的、生活是猥琐的，人在内心深处被内在地分裂了，社会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文明倒退、是非不分、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景象，这时社会主导的理念是，追求生存和现世的快乐，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是“面包”，“面包”成为这个时代的最高象征，就像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在现实中上演一样。
毫无疑问，求生是人的本能，谁也不能苛求在这种最低要求都无处保障的情况下，号召人们去向强权抗议，“面包时代”体现着一种无奈，但它也是一种倒退。如果人类社会中精神追求从人的生活中退出或者让位于眼下生存，以物质取代精神，人们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感官刺激、消费和娱乐，不去拷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怕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哪怕是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都毫无廉耻，人人都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借口而逃避责任明哲保身，社会的主流价值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把日常的物质生活作为最高追求，自我蒙蔽地强调这种社会是不需要精神的，是不需要自我头脑的，只要有温饱和疯狂的娱乐，比如崇尚做一个顺从的奴隶，认为个体以卵击石的抗争是微不足道的，渺小人物只不过是“砧板上任凭宰割的羔羊”，思想、精神之类的华而不实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人们满足于被物质上的小恩小惠和舒适感觉所占领，即便表现出的“智慧”也是投机取巧的“生存的智慧”。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寻求解脱，通过各种集体融合的方式逃避孤独，求神拜佛也罢、向外转移注意力的民族亢奋也行，只要是融入没有危险性的大族群以及其他各种虚构的想象中的强大身份，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聊以自慰。这种社会风气会鼓励人们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释放人性恶的一面，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缺乏是非标准的社会可以充分诱发人性的丑陋。正如齐泽克所说的，这个世纪的灾难，不是因为我们屈从于病态的吸引，而是因为我们试图避免面对它，并把它强加在“真、善”其上，批量制造完美的螺丝钉的宗教和政治教育，最终出品的却是一批丧失人性、心智的不健全的人。
在沙俄、苏联、东欧的历史上，大约存在过三个这样的“面包时代”，他们是怎样对待的？又各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
第一个“面包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处在追求西方的潮流中，商业功利和享受生活的消费性美学弥漫着上层社会，无尽的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出来，王公贵族们夜夜欢歌极尽奢华，拼命娱乐地表现出没心没肺的低俗的生活态度。另外，沙皇当局加紧了政治上的钳制，“第三厅”的秘密警察大量盯梢、抓捕、流放具有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升了俄国的国力，但是由于不公正的改革严重的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与反西化的思想倾向。
俄国知识界一时有知识分子是“内侨”的说法，因为颠沛、迫害、被控制、不自由、贫穷、孤独、苦闷、精神饥饿是他们的常态。1863年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毕业设计上，院方要求学生以北欧的神话作为命题进行毕业画展，而学生们主张用俄罗斯民间的现实题材为题作画，遭到院方的反对，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己见后果将会很严重，结果以克拉姆斯科伊为首的13人退出比赛，当时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绝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他们认为，坚持自己的理念高于眼下的利益，他们离开学校后自己租房子作画，到民间去巡回展览，并与思想界、文学界遥相呼应，用画笔来展现俄罗斯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俄罗斯巡回画派”。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希什金等均出自这一画派，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写实手法成为俄国画界最有代表性、最有生命力的一派。以至于有人评论到：在俄罗斯画坛中，“巡回画派”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其他流派，几乎成为俄罗斯画坛的象征。他们绘画的草根情结和自然纯朴的审美观念令人感到心灵震撼，它真实地传递着俄罗斯民族的成长过程，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人文理念与审美理念统一在一起，体现了追求社会公正以及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
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都充满着有关于面包与道德、面包与精神、面包与坚守理念的话题讨论。黄金时代的作品都在努力体现“灵与肉的搏斗”，表现出对生活意义中精神世界的渴求，以及他们试图从宗教启迪中获得拯救俄罗斯的焦虑。正如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的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某些思想隐居者小组、科学的苦修者、狂热的宗教信仰者，他们毛发很长，而期望永远年轻，这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则遗忘了自己的不幸，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问题的探索，他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和艺术、关心人道”（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55页）。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空间，应该是最大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他们以俄罗斯文学与沙皇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为例子，证明政治与思想本来就是一对反向性的矛盾体，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思想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思想倡导原创和深刻，拒绝重复是思想更新的源泉，而政治则是死气沉沉的换汤不换药。
在他们看来，独立的思想活跃与否是一个民族道德水准衡量的标准。有人说“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因为从19世纪上半叶赫尔岑开始，俄罗斯文学家就充当着启蒙者和政论家的角色。俄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的现象十分突出，当然这个文学是广义的“文学”，文学里面不仅有文学还包含有哲学、宗教、艺术和思想。文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而是把思想追求和精神寄托蕴含在文学当中的“哲人、先知”或“思想的引领者”。俄国文学是“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小人物的文学和社会良知的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青藏高原”就在于它的精神探索。
最经典的当属陀斯托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著名寓言：有一天耶稣复活来到人间，见到人间的大审判官，他对耶稣说，“你回来干什么？你空手而来，只带给人类一点自由的承诺，但人类的愚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你所谓的自由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人类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你说人并不是只为面包活着，你曾经说，人类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动物，断了精神就相当于大脑缺氧，但我要告诉你，我把他们喂饱了，他们就跪伏在我的面前说，只要有面包吃就愿意拿自由来交换，说明”吃饭哲学“高于虚幻的精神追求。最后，大审判官警告耶稣不要再到人间来试图挽救什么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面包时代“已让人类很满足，耶稣只好悄无声息的离去。
陀斯托耶夫斯基以这则寓言告诫人们仅有“面包”与动物无异，总是寻求跪拜的对象，以精神换取一时的安逸，放弃思想、放弃了精神追求的人就不再成其为人，只不过是一种爬行动物，“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所以，在小说中，主人翁卡拉马佐夫在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坚定走向圣徒之路。陀斯托耶夫斯基说，如果那些以取缔别人自由而强行灌输“真理”的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的话，我“宁愿跟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真理’在一起”。他呼吁要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的“内在学问”，奢侈品可以是外来的，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必须得靠自己生养出来。黄金时代的作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这两个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永恒的精神追求的思考。
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
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像一个崭新的力量吸引着无数的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但同时它前所未有的一元化也使知识分子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每个个体都被迫只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身份。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把整体利益与个体的自由区分开来的时代。国家民族的强大是以个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的，新政权初期人们对此表示理解，国家强大与个人自由的排序是只有在先满足前者的情况下才能惠及到个人，向往强大和统一是俄罗斯人历代的追求目标，弥赛亚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政权为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需要个人为国家做出牺牲也得到了积极响应。
苏俄内战结束以后，处在围困中的“一国社会主义”不得不通过强硬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引发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一种两难选择摆在了革命者的面前，要么坚持原来的理想，要么使用专政手段保住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很少获得成功，但当他们使用无产阶级的专政铁拳的时候，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强制与暴力的频繁使用成为一种惯性，甚至从一种夺取政权的手段演变成为最后的目的了。在反对派阶段试图通过政治自由地竞争方式创建“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自信也就荡然无存了。理想主义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被实用主义的现实所取代，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的社会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而维护其政权的暴力手段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保住权力上升为第一要素的政治需求的情况下，“唯意志论”的理论笼罩了全党，纪律制约、强制手段和社会恐惧成为保持党的统一重要的政治制度。人权、民主、自由、多元文化这些曾经让人们为之追求的目标现在被认为是有害的奢侈品，任其泛滥就会损害到对执政党的认同，自由价值从奋斗理想变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解散和改组了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形成命令畅通的一元化的组织领导系统，以政治化、党性原则这两把尺子干预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斯大林以高度动员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便捷材料，就必须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来看待了。
建立这种体制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用行政命令统治社会，同强制镇压保持舆论一致，用权威驾驭局势，人人服从则天下太平，他们不懂得，没有党外的争论就不可能有党内的生动局面，践踏了全社会的民主，又怎能保证党内的民主，镇压体系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恐怖体系。苏联在抛弃多样性以后必然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政治和道德之间的互相排斥。党以自己取代了无产阶级，除了可以随便践踏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个阶级，也开始践踏无产阶级了。把国家的强大动员力置于社会的进步之上，在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最需要对信仰没有兴趣的人，权力就等于思想的产生者，其他人只能是诠释者，而没有产生思想的权利。“占据真理的自傲意识”往往会把“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46页、26页、51-53页），思想语言被作为权力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真实性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个政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文明倒退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时代。
这时，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个体与整体的悖论并不只是一种“战时状态”，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们在帮助新政权建立巩固以后，却发现“俄国革命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他做了准备，他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厂工人的范围进行注册的，自由思想只能在地下继续存在”（同上，224页-229页）。这个政权像罗马皇帝尼禄一样会吞噬掉自己的母亲和亲人。知识分子成为了苏维埃政权主要的敌人，就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张开双臂欢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级”，“有教养的社会”制造出来的中伤和诽谤造成了劳动阶层疏远和敌对，一个人的声誉的好坏全凭内务部派下来的“三人小组”的鉴定书来确定。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经过1920年代的驱赶、1930年代的大清洗，1940年代对知识界的整肃以后，知识界的棱角已经被磨损，人们都“学乖了”、恭顺和世故了，选择了装聋作哑是给自己蒙上一层“保护”，知识界成为一个“吓怕了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它被下降到或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小心地活着，仅仅是活着，“生存压倒了一切”，“面包时代”又一次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生活在苏联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在社会没有任何空隙的情况下，俄罗斯历史上知识分子就是“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的传统的香火已经无法延续，“国家同知识分子斗争的年代也是尊严、良知、人格、信守原则、诚实、公正、正派、高尚等概念从官方语言中消逝的年代”。苏联的生存环境与沙皇时期文学“黄金时代”作家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了，俄国和苏联在思想上的联系永远中断了，过去那些执拗的、坚持信念的、叛逆思想家和冥顽不灵的长发知识分子地遁般的消逝了。
国内战争不但使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的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一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0000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暂活跃的文化繁荣，到了1920年代末“大转变”时期，私人出版社大规模地消亡，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苏联在19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
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的清单。销毁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有55514外文报刊被销毁，苏联学者到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其次，拒绝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把他们与世界学术界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而且让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的宠臣波将金为叶卡特琳娜巡视建立的粉饰太平的虚假的村庄）。在反对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几乎无法使用。曾经有个涉世未深的学生问从英国前来访问的伊塞亚·伯林，沙皇时期那么十恶不赦，为什么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加多元、更加自由，反对派分子可以组织成政党来推翻沙皇，而现在却做不到呢，这是否说明现在的这个政权比沙皇政权更加专制？伯林环顾四周，吓得落荒而逃。这种状况被后来的苏联作家概括称为“日丹诺夫时期”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这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严寒“冰冻”时期。
“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
赫鲁晓夫时期，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发生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1863年“巡回画派”诞生时的宣誓话语，“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并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身以赴的目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译林出版社2009年，（上册）10页）。诗人叶夫图申科反对把“诗人”和“战斗员”、“宣传员”划等号，他说，现在对普希金的阅读也失去了个人认同的权利，在过去俄罗斯文坛上，诗人就像帕尔那索斯山上的神一般享有崇高地位，诗歌王国要胜过沙皇的权力，人们要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痛苦、沉思和理想，如果把诗人的作用划定在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范围内，必然会导致“地下诗人圈”和“隐士文学家”的出现。他们试图冲破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禁锢，纠正谎言时代。爱伦堡曾以“黄金时代”的作品作为例证说，十月革命前两托（陀）、契柯夫和高尔基等人想些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而不受行政官员和某一级组织的管辖和监督，才能够成就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地位，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所谓思想无禁区、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时候真正做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和领导保持一致”，“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月，545页）。“意识形态纪律”是文学家必须遵守的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刚刚开启的“解冻”潮流很快就戛然而止，上述作家都遭到了苏联作协组织的集体批判，爱伦堡等人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势面前，只好以保持沉默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这种低调姿态后来被人概括称为“沉默的理论”。
紧接着，《真理报》发表社论，首先明确不能对社会主义的“真理”和“正义性”发生怀疑，“英明伟大”的党是绝对不能批评的，如果产生这种想法在客观上就陷入了反共的立场。其次强调党性原则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只有政治上立场坚定，以党的是非标准作为最高准则，排斥任何“中立主义”和“历史真实论”的“经院派”的论调。针对有些作家提出的，文学家“没有祖国，没有君主，只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的说法，《真理报》批驳道，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没有祖国、没有亲族、没有朋友的人，不就落到了人类中最不幸、最龌龊的一类了吗？和禽兽有什么区别？第三，党报提出要搞“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指出党养着你们这些作家，需要的就是“驯服工具”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需要的就是前赴后继的涌现“歌德派”，苏联作协下属的所有的文学社团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思想探索功能都可以隐去，它的主要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一种宣传功能。在党的领导下，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塑造和培养适应这一斗争要求人物和叙事的，一定要改变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就是人学”的概念，而变成了文学就是“服从党”的政治学的提法。
为此，苏联作协专门进行过一次关于“面包与自由”的讨论，讨论前，斯大林讲话说，这个体制所需要的人要么是听命的臣仆，要么就是敌人，面包提供给臣仆，镇压机器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参与讨论的人表示，在一方面“原子化”的社会和另一方面强大专政机器的国家里，每一个软弱的个人在国家的强势面前都只有服从的份了。如果在“面包”和“被镇压”之间只能二者择一的话，好像只能选择“面包”了，因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系一处，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在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的情况下谁还敢以“黄金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自由来论证“文学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错位关系”。由于社会的单一化和强力部门的严格控制能力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吞噬掉个体，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和服从性成为了苏联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苏联时期的作品缺乏真诚，大部分当代的作品如同唱片一样一再重复《真理报》上的口号，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1933年获奖的普宁因其作品的“灵魂”扎根在帝俄时代，是对“俄国文学一个迟到的承认”，而被苏联定义为一个“堕落到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由于他“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被取消了国籍；1958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国内的压力宣布拒绝接受诺奖，一年半后郁郁而死；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立即被苏联作协革除教门，1974年被剥夺国籍并驱逐出境；1987年的获奖的布罗茨基在1964年被流放，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只有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得到国内的热捧。
“幸好我们还有萨哈罗夫”
在这种“集体魔法”中，每个人都以逃避责任为上策。害怕掉了饭碗、害怕肃反委员会、害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害怕克格勃，害怕被找去谈话，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受他人牵连，在人性的尊严被剥夺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包装起真实的一面，大家都在竭力表白，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从众的随大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放弃”，大家都以自身的利益为最高目的，每个个体被操纵、被量化、被控制、被吸走了能量，成为没有轮廓没有个性的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充满了谄媚味道，为向上爬而丧失自我，更多的人人格分裂，人们讲话分公开场合与私地下两种，是不能互换的。表面上看似是一种不得已的明哲保身，实际上混淆了善恶、“变成了罪犯的帮凶”。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告密”成为忠于还是反对现政权的标尺，政府鼓励人们“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迫使人们在惊恐不安的氛围中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诗人多马尔以形象的手法描述说：谎言！谎言嵌入我的肉体，肿瘤在向我呐喊，不要除掉我们，我们留着同样的血液，脓疮在哭诉，我们是你唯一的装饰，唯一的美好，继续滋养我们吧，这不会让你损失什么！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只有一把肉眼可辨的短剑，但它是真实的，所以可以致命，但它真的太小了，我随时都有失去它的危险。
所有从外界观察苏联文艺界的人都会发现，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知识界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只有那些不针砭现实的考据、考古、古文字等学科可以一枝独秀，人文知识分子的奴性和虚伪成为惯性，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获，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把个人改造成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说：文学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以受骗”（纪德：《访苏归来之补充》），“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是一个流放的地方，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纪德同时说：“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也是最早觉醒的人，也必然是道德范畴上的”痛苦人“。
“面包时代”主宰了苏联知识界很多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赫尔辛基协议”以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知识界里才有人站出来质疑“面包时代”。就像萨哈罗夫所说的，“最初我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好的”，即便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损害到个人的时候，我也认为是暂时的，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后来我发现权力是根本，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地“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索尔仁尼琴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毁，它不但是禁止了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的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谎言有时自身也会被欺骗了”。苏联人把当时的官方两大媒体《真理报》与《消息报》说成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后来曾被普京总统奉为“国师”的利哈乔夫评论萨哈罗夫说：“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与权力抗衡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没有他，俄罗斯人就会永远蒙受耻辱，只有他说出了我们所有的人想说的话，他保全了我们的荣誉，他一个人证明了整个民族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将被称为‘萨哈罗夫时代’”（《俄罗斯思考》（下卷382页）。幸好知识界里还有萨哈罗夫这样的代表。利哈乔夫明确地指出：“有的人写作、教书、创作艺术品是按照别人的订单行事，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本着党、国家或单位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订货要求的精神行事，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只有那些在信仰上不受约束，不受来自经济、政党、国家压力左右，不屈从于意识形态义务的人，才算得上知识分子”（同上。355页）。
（下）
苏维埃帝国下的另一个欧洲
二战后从地理上处于德国与俄国之间的“二等欧洲”（这是东欧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蔑称）诸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虽然身处中欧，却在很多方面具有西欧文化的特点，这使它们有了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地理概念——东欧。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来统领下属的各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粗暴地推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制实现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的私人企业，取缔了市场，统一调拨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到1948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83%、波兰的84%、罗马尼亚的85%、保加利亚的98%都归国家所有，1949年又开始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小业主和单干农民。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统统被作为“政治犯”送去劳改，捷克的1300万人口中有10万被以这样的罪名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900万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各国立即涌现出改革浪潮，6月17日东柏林40万工人发动工潮，保加利亚工人也行动起来，苏联害怕引起传染性的连锁反应，对局势失去控制，于是赶紧通过操纵各国党内的“保守派”替换“党内民主派”，强压下拟议中的改革方案。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出炉后东欧各党再次出现改革呼声。在1956年和1968年，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都以不同的抗争形式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苏军大兵压境，以坦克粉碎了东欧人民探索的希望。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主权，一切民族主义和“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不允许的，任何要想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捷共领导人姆利纳尔后来回忆说，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我们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一下子都退到了底”。这时东欧民众的反苏反体制的共识达到高潮。
因为苏联占领者以及他们所扶植的“莫斯科傀儡”政府的“合法性”严重失缺，苏联仅靠刺刀下的军事占领和严厉的镇压手段无法控制局面，在惩罚性报复过后，那些唯苏联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垄断也无法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于是他们很快就调整策略，在政治控制严格不放松的情况下，允许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经济自由化”，以经济怀柔的方法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修复苏军占领的民族创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方面东欧各国大举借外债，在经济上“讨好”民众，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过去“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虽然各国仍是短缺经济，但是供应的商品丰富起来，赫鲁晓夫式的“火柴盒”房屋尽管简陋难看，却也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居住压力。在苏联住房一般只占家庭预算的4%，东欧也大抵如此，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到20世纪70年代东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有了稳定增长。在波兰，1975-1989年人均拥有私家汽车的数量增加了4倍，到80年代匈牙利与捷克每10户人家就拥有4台电视机，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
“后政治化”的东欧各国执政党试图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物质与刺刀并用的软硬两手来诱导人们顺从，波兰在盖莱克当总书记期间，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000%.为了与教会争夺农民，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给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和医疗保险；捷克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硬通货债务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而闻名。到20世纪80年代，东欧各国平均的债务都翻了10倍，波兰、匈牙利则翻了20倍。到剧变时匈牙利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这样直白地表述贷款的分配方式：“我们将贷款的2/3用来偿还利息，剩下的1/3用来进口消费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以及西方的私人银行都乐于向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贷款，这种借债“过日子”的方式后来直接影响到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模式。
“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
一时之间东欧国家处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氛围内。有人据此评论说，东欧各国执政党发生了转型，它虽然依旧还是一个专政的政府，但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与过去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东欧各国的体制发生了某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执政党从廉洁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过去它们是残酷而不腐败，而现在变得腐败而不残酷。它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抛弃了清教徒式的革命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剥落，上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它们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政权本身发生兴趣。这种“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实现了“革命党”向官僚集团的转化。正如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阿玛利里克所说的，“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自我保全”，它们既不想“复辟斯大林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让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的改革所动摇”。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统治集团首先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让位于赤裸裸的为私利的巧取豪夺。把政治掩盖在经济背后，成为了一种很流行的统治手段，许多官员都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们不再提艰苦朴素，不再提勤俭建国，不再自我标榜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不再高调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公然提倡享乐主义，拼命地鼓励人们享受物质生活。过去统治者是把国民当成服从性的“螺丝钉”来看待，现在执政者则是把国民当成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选择用物质享受来消弭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顺民，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追求生活无忧，选择与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的附属品，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这样不但可以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让人们懈怠和慵懒，执政者也可以获取合法性。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说，过去我们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必须要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货物，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接替纳吉的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满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经济的“商品与服务业黑市”，到20世纪80年代初，据估计匈牙利有9万地下私营从业人员。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说，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纸搭的房子一样脆弱，现在看来，只要资本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提供资金，社会主义就会存活下去。它需要“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枯竭的电池充电”。苏联有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带着他妈妈去看他的别墅、汽车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妈妈说，“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于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力压缩社会功能，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离开了单位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无处安身立命，单位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成为一种依赖和寄托，加之消费风气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为主流，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物质消解的这一手果然比一味镇压更为有效，很多人纷纷写“悔过书”认罪，并“反戈一击”重新站队，成为热心的整肃者，有些甚至比原来的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在不久之前都还是纳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捷克改革派领导人姆莱纳尔说，“只是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政治事件后的物质利益满足造成了“沉默的70年代”。东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集体魔法”，或者说麻木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东欧的“面包时代”，它被哈维尔等人称作是“没有头脑的时代”或“自我毁灭”的时代。米兰·昆德拉说：在这种世界里，“人们对前景一无所知，一切行为变得机械化，职员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发生关系，更糟糕的是，他们是文件中一个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作为影子而存在。”国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回报人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东欧的“泛政治化”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里的人们完全忘记了风起云涌的1956年和1968年，沉浸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时间进入了一个“历史休止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一：“脑袋撞不破墙壁”
思想没有被泯灭的东欧知识界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人犬儒化的“集体魔法”？他们认为造成“面包时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压统治带来的恐惧。匈牙利事件后，匈牙利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2.2万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3万人被关进拘留营，还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估计有占总人口2%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党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1/7国民（200万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在和平建设时期除了大量的苏联驻军以外，东欧国家都运转着庞大的强力机构、军事和警察部门，让“远离火线的军人在后方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的最好办法是把矛头指向本国民众，以震慑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在“恐怖制度”面前低头。恐惧社会的压制性是造成两面派人数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肃之后人们的态度发生转变，并不说明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只是他们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投机者。
在政治环境的苦难面前屈服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们“集体生存的恐惧”的心理特征。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了被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的这样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苏联制度和慕尼黑阴谋都是以牺牲东欧国家为代价的，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的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4页）。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转轨国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欧亲美派”的原因。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在1936年出版的“有关小文化的悲剧”一书中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要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他们都有过“丧失历史圣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归顺于一个外来强国”的经历。他们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他们反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欧洲的孩子，是伴随着恐怖和怜悯来理解人类生活的”。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就会上升到头等重要的意义，“脑袋撞不破墙壁”的理论由此产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二：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失语
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先行者”到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的转变，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的话语中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由知识分子“自我遗忘”的集体失语造成了“基础的缺失”。匈牙利、布拉格事件虽然是全民族卷入，但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无疑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从安·阿玛利里克所作的“持不同政见”签名的职业分析来看，除有5%的人职业不明，6%的工人和5%的在校大学生以外，其余的84%都来自于知识界，他们遭到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而知识界的特点历来是思想性强组织性弱，宜散不宜和，每次大的政治事件后，执政者利用阶级分析与利益诱惑的“收买与严打”并行政策分化了知识界的整体，波兰诗人米沃什曾以《不求上进的知识分子》、《被禁锢的头脑》来剖析知识群体的责任弱化现象。
东欧国家在历史上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就存在着隔阂。这些国家中除了捷克城市化程度高，公民社会比较发达以外，波兰和匈牙利独立前都是贵族社会，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和特权的贵族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是有裂痕的，他们一般不关心民众的经济问题。在遭俄国三次瓜分后丧失了国家主权的波兰和在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与匈牙利，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民族的代表。但1948年后他们与工农的地位发生了互换。工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由于东欧各国共产党要完成从“精英党”向“群众党”的转变，无产阶级作为共产党的基础力量被大大提升，另外因为战后最初几年工人严重稀缺，与大萧条时的工人失业大军相反，战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形成劳动密集型人手短缺，电路、煤矿、建筑工地到处都需要劳动人手，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他们在不断的群众性阶级诉苦宣传中无地自容，纷纷以自我贬低以求得到接纳。
在“人民民主”结束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更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1956年和1968年事件后的整肃运动明摆着是对他们的致命一击。但很快东欧各国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大增，使得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从事科学、经济、行政管理的人跻身于“专家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变成扭曲自己人性的“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他们从精神上被消灭了”（切斯拉夫·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巴黎1990年，249页）。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曾当过纳吉国防部长的伊斯特万·毕波说：民众对“人文主义的感情，也取决于那些知名要人的态度，全体国民的参与固然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权威性人物在面对混乱与动荡时，是否能够继续主张和维护道德尊严的原则”。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三：“冷漠化”与“常规化”
首先是人们的无奈与冷漠，捷克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在《论勇敢》中说，对于辛苦度日的百姓来说，要求他们的只能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抗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转引自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下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531页）。一般来讲，从有道德有责任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骤。先是具有感知和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牺牲一个是享乐，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而将自己的安全与物质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自我放弃”的人，就能很快适应现状并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这时人们就容易出现了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头脑否定上帝，心灵寻求上帝。如果在这个阶段能成功地摒弃、克制、抵制住所面临的诱惑，就能得到精神升华，便可以从“面包时代”解脱出来。但是在“一个普遍商品化与文化、思想、道德行为混为一谈的时代”，“在一个舒适安逸、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所照亮的巢穴”（克莱尔·科西克：《现代危机，道德辩证法》巴黎2003年，114）里，几乎可以说大多数人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对自己周围提出哪怕一星半点的质疑，明哲保身更要紧，这时有可能人性是分裂的，行动上谨小慎微，但仍然还是道德范畴的“灵魂忧虑”的“痛苦人”。接下来——道德感发生故障、道德感被遗忘或沉睡。再进一步——道德感被颠覆，人们已经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过上小康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
其次是执行者阶层的良心面对人类尊严损害时变得麻木不仁，把助纣为虐当成例行公事。苏联坦克不可能长久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街头，暴力要变成一种“常规化”的手段，必须使执行者“丧失人性”（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巴黎2002年，52页）。这种社会在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使人们都处在混沌沉睡的状态。生活得到了粉饰，大家都对物质生活的狂热对自身的关注而忘却了曾经有过的追求。不只是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会促成这些手段，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这些残暴行为也许被当作普通工作来完成，大家都是机械地贯彻命令，“因为这些行为的道德层面不明显，或者制度将其隐藏起来，避免引起争论”（伊斯特万·毕波：《1944年之后的匈牙利犹太人问题》，《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56页），从而预防个人道德准则与这种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的不道德性产生的矛盾。在社会道德的畸变过程中，执行命令的人只遵从条文、中央政策和一切来自上面的命令，导致理智与良心的分离，用江湖上“各为其主”来解释不得已，以自己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来“照章办事”、“奉命行事”，传达上面的指示，自己不过是交差了事。在执行游戏规则的人看来，道德与政治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正是这种使“个人免于责任的方式”混淆了“善恶的命题”。哈维尔在1990年任捷克总统时新年讲话时说：“我们都对旧体制习惯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接受了，所以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着这个体制，同时我们都是它的共同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认为过去40年留给我们的遗产仿佛是远房亲戚馈赠来的外来的东西的想法是不恰当的，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这个遗产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
面对“面包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欧的思想界回答说，首先是要解放“被禁锢的头脑”。要结束个体服从权力、“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权力部门所塑造的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和执政党的论调。这是打开民众的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气氛的第一道缺口。东欧的思想家指出，因为小民族的“政治环境的苦难”，掌握政权的人们不停地以国家最高利益的名义限制国民的权力，执政党操纵权力的运作也往往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后者的伟大，这样一来，对个人怀有任何兴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集》外文出版社1980年，380页）。使大多数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乱”的代名词，把“自由竞争”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强食的同义词。其实国家的强盛并不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作为代价，“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并不一定能够引起个人解放”（伊斯特万·毕波：《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165页）。从古希腊以来，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尊严对人类而言如此珍贵，以牺牲个人自由来维护国家强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民族、国家、政党的集体认同并不意味着高于个人的需要，也不意味着它具有高于个人的支配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对以往被贬低被轻视的个体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应被视作权力的一部分，而是应确保它能够运用一切方式的意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由属于每一个人。”
东欧在结束“人民民主阶段”以后，集体利益与民主追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这样做导致的后果是，强制与约束越是加强，社会的恐惧感就会增加，恐惧感增加，令人窒息的束缚与强制就会进一步加强，告密者俯拾皆是，只能说明道德沦丧在整个社会蔓延，最后只剩下一些奴性，本来最深刻的欧洲文明变成了被集权者一手遮天的强制社会。那种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自命不凡的救世主式的言辞只会导致人们完全丧失判断能力。解决办法是倡导“人类尊严的革命”，要重建对被忽视或轻视的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要把法律文字表述的东西真正落实下来，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不仅仅是针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事纠葛，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最主要的违法行为。国家的强盛与多元的社会并不矛盾，要丰满社会的功能，削弱无处不插手的国家权力。让人们明白，产生危害来源的是国家，并不是个人。唯一现实的出路只剩下一条，“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要靠自己去争取”。哈维尔提出，要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结束个体服从权力的局面，人们才能从“面包时代”中解脱出来。
我们在历史中的责任
破解社会冷漠化的第一步是“还原真实”。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科西克说：真实性要求我们完成态度上的彻底转变，“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使人类走出危机”。“任何时候都要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缩，即使有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文学家要回到欧洲传统上来，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每个人承担应担当的责任，解决办法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责任主体，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并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
其次是“道德现实主义的重建”。知识界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让精神再次腾飞。匈牙利的毕波说：“世界与后人对我们的评价，在于将我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时放入天平的砝码，在于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时的认真态度和决心，而不在于我们否认错误的数量。”他的一篇论文题目就叫：《我们在过去历史中的责任》。他倡导要建立起社会的“自我拷问”机制，在个人责任感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每个个体都不能以时代或集体作为借口，不能以“不是我的错，是历史的错”而推卸个人的责任，个人的怯弱、卑鄙的行动不是源自魔鬼的决定，“而是一群没有自由意志、可悲的失去判断力的人做出的行为”，虽然不指望这些个人承担起责任，“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但是他们必须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要勇于承担个体的责任，这个群体必须要寻找到不幸的根源。承担起他们认为由于自身错误造成的责任。要唤醒道德良知，以自我质问精神和自我反省的勇气面对个人行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们人人都选择了装聋作哑，实际上就是参与者、就是纵容者，同时也是制度的建构者。我们就既是制度的受害者和行为者也是制度的建设者。社会的主流价值之所以会发生扭曲，就是人人都在逃避，每个当事者都以官僚体制与个体无关作为借口，国家机器正是利用了个人的自保心理，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现有的一切——平安的生活、物质的享受、便利的条件与奢侈的追求——而放纵恶行甚至落为帮凶。对他人的暴力被认可的结果就是使暴力变成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手段。
打破浑水摸鱼的局面，要把历史化解为每个个人。比如，对纳粹的不妥协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是有关联的，这里面关键性的环节就在于个人责任建立与缺失。要解读纳粹的噩梦和斯大林的狂暴，不能仅仅归于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特产，一定有本民族自身的问题。匈牙利曾有所谓的历史“净化论者”认为，如果从挽救国家荣誉出发，妄图自行免除二战中灾难的责任（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是法西斯的仆从国），那么斯大林的大屠杀“也就被掩盖在一个奥维尔式的历史黑洞中了”（兰道夫·L·布拉汉诺：《对历史进攻，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与大屠杀》，《现代》杂志，《东欧，不可能的回忆》1999年，11-12月，128页）。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教训，那就注定这个民族以后仍将要为类似的“磨难”买单，说明在一次次的灾难过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层面带来的教训并没有真正融入近代民族意识中。具体到操作层面的方式：要动用社会文化价值倾向来扬善惩恶，对那些有良心敢于承担责任的当权者，要帮助和提醒他们能够更加人性和有更开阔的眼界，对那些醉心权术的恶人，一定要揭露他们的罪行，让这种人恶名远扬，不可能再入政坛，防止奸佞小人达到个人目的。恶人和善人都不能掩盖在历史的背后，而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
是的，我们是一小撮
当人们在询问，“生存与责任哪个更高”时，东欧的思想家给出的答案是“责任高于生命”，起码对那些愿意肩负本民族思想传承的人来说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责任感的文化之上的。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人类尊严的革命”中，最初至少应该有一群这样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为榜样，要抵抗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他们首先摆脱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实践，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就来拯救一小块自由，一个民族要有少数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圣徒”的责任，因为道德是个人的，它不是契约性的，没有互惠性，帮助他人而不要求回报，这种道德行为就不可能变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为主体注定是孤独的。在回归道德的问题上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苛求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过去我们特别怕被说成是“一小撮”，怕脱离民众怕孤立，现在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们是一小撮，我们只代表自己！我们要允许人们胆怯，允许人们自私，每个人都有选择平庸的自由，但是不允许损害他人的利益。德国诗人海涅150多年前就说过，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我们这些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检察官杀死了自己的思想婴儿。在社会上杀死思想婴儿的人毕竟是少数。对积极的少数派来说，只能从个人角度提倡传教士般的“献身精神”，放弃物质的诱惑。因为自由不像经济发展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的富裕，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利，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自由只能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所有人的自由，所以注定有一部分人要当圣徒，这个过程中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从个人角度提倡“献身精神”就尤为重要。
简单地反思在东欧知识分子看来已经不够了，需要一批具有传教精神的知识分子切实具体的行动。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人类精神存在”的传递者，这种人因为能够看到牺牲的含义，所以能够做出自我牺牲。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无所畏惧的，道德缺失与恐惧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丧失灵魂以后便只剩下躯壳，而且他们常常为之担忧，只有那些灵魂尚在的人才无所惧怕：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恐惧是源自内心而非外部环境，让外部的侵扰侵占自己内心的人永远不可能摆脱恐惧。捍卫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的完整的人时刻准备着牺牲一切，包括自身的行动自由，甚至生命，他们可以战胜恐惧，同时也永远置于权力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东欧的知识分子倡导应该具有传教士的牺牲精神，以隐修院的禁欲精神抵制物质的诱惑。他们呼吁说，我们所要进行的抗争是超越简单的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复苏，拯救人类文明是刻不容缓的。这样的呼吁不仅可以帮助受压迫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帮助那些使用镇压工具的人，正是他们扼杀自己的良知和真实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要摆脱过去知识分子只讲道德不谈经济的局面，打破“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人为区别的划分。首先弥合知识分子与民众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团结工会的前期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就得到了知识分子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大力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工人自卫，为未来的反对派运动开了一好头。第二，政治不是知识分子的强项，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利，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乔治·康德拉说，“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上赶下来，以便自己取而代之。”这种态度既防止了野心家的混入，又能够树立起道德形象。由于现代社会中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权力所展现出来的逻辑是会把所有人都腐蚀掉的。
永远在体制外为不完善的社会努力，为普世价值作贡献才不违背他们的初衷。
“回到哲学中去”
这个命题听起来有点“唬人”。这是捷克人喜欢谈论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开国总统马萨里克就是一位“道德至上”的哲学家，而捷克曾是“欧洲精神文化的重镇”。地理位置靠北的波兰人较少提到“重返欧洲”，他们不像捷克人那样把自己与欧洲思想传承的渊源关系挂起钩来。其实这里所说的哲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中说的“哲学”并非深奥的人生哲理，而是指一种人格魅力，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它的形而上可以与日常的物质化状态保持距离，使个体可以从日常的琐碎中解放出来，在获得释放的同时又带有最强烈的个人意识。第二层意思中的“哲学”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哲学思想本身具有可质问性和开放的体系；二是他们是在提醒世人，东欧曾与一个古老的文明——希腊哲学——相联。由于对近代欧洲的不信任以及对物欲横流的西欧的反感，东欧知识分子只能以“托古改制”的手法以“回到希腊人那里去”，从古典时代寻找资源。欧洲朦胧而遥远的往昔思想家在捷克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渐渐清晰起来。他们说自己是欧洲的孩子，在这片经历过纳粹与苏联体制的土地上，他们应该成为光明的开端。在芸芸众生自我麻醉在“面包时代”，作为欧洲的遗产的继承人，人类能够作为个体重获自我，绝大多数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在“面包时代”。欧洲本来就是一个“被质问的大陆”，现在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这种“质问精神”，保护它的价值完整。必须要认识到欧洲精神是无价之宝，从希腊城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类以其最高的方式参与到不断拯救自我的斗争中去，这就是自我征服，真正的人类生活所需要被征服的不是他人，不是自然，而是征服自我，超越自我，这个觉醒的意识是现在东欧知识分子所需要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发表时删去原文注释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