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中共当局继续召开其受到全人类耻笑的“两会”。而为了确保“两会”的召开，中共当局继续制造人权灾难，让原来越多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上访人士“被喝茶”、“被监控”、“被软禁”、“被拘押”、“被抄家”、“被截访”、“被旅游”、“被失踪”……据冉云飞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29人因两会受到各种程度不同的迫害。
每年中共的两会都会出现一些“雷人”“雷语”，今年也不例外，出现了“丈夫要给做家务劳动的老婆开工资”、“扫黄”改为“扫秽”或“扫色”、“斗鸡合法化”、“全国关闭社会网吧”等贻笑大方的提案。
而今年两会最贻笑大方的是，湖北省长李鸿忠的“夺笔”事件。让人们再一次想起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大骂香港记者的“too simple（太简单），sometimes naive（有时幼稚）”的事件。对此，虽然民间网络压力气势汹汹，然而李鸿忠却拒不道歉。这也说明中共当局从来是不会道歉的。
●“两会”继续制造人权灾难
▲维权网3月8日报道：原政府高官于浩成两会期间被限制自由
两会前夕的3月1日，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八十五岁高龄的于浩成先生所在辖区方庄的基层警官来到他家，对他说了如下的话：“不是限制您的自由，是为您好，是关心您。再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干不好，这身衣服就脱了，希望您老理解，配合”。
于浩成老先生直言道：“不限制我为何楼下设岗？为我好，关心我，为何平时不登门？您们的工作我知道，17岁我参加革命，一直在白区出生入死。解放后也一直做公安工作。问题是，现在是法制国家，公安应是遵纪守法的模范，请问，您们这样的对我，其法律依据是什么？我希望理解你，但不能理解违法行为”。听到这些，警官无语。但是岗哨并没有撤离，仍是继续监控。于老先生最后被告知：15日“两会”闭幕，18日我们走人。
据了解，今年的“两会”，基层公安接到的指令是：将一切安全隐患消失在萌芽状态，保证万无一失。于是，85岁高龄的于浩成老先生的一切行动就被限制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也属于安全隐患而受到严密监控。
于浩成原任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社长，因参与八九民运和与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于1990年被开除党籍。94年5月出国。出国后与刘宾雁、郑义、孟浪等人共同组建了独立中文笔会。2005年回国后，已经80岁高龄的老先生依旧关心时政，思考如何改变中国的专制，如何实现中国的民主。正是由于着他始终不移的政治热情与中共的理念格格不入，每到“两会”、六四、外国政要访华，异见人士被捕、被判等敏感时期他都要被变相软禁。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8日报道：两会严防独立意见者 于浩成批评太过分
因全国两会被警察限制各项自由的北京知识分子有很多，其中包括前体制内高官、法学家于浩成。而即使远离京城，一些独立作家也被“转移避会”。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
北京的法学家于浩成3月1日开始受到警察在住所楼下设岗、外出跟踪的“待遇”，据悉这将持续到3月18号两会结束，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前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就是限制我的自由，不让出去，说是上面这样定的，他们也没办法，说是我要出门的话他们可以派车。反正我们也惹不起，就算了。（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撤除这项措施？）讲了，十八天以后。”
不仅是行动自由受限制、连邮件也遭审查侵犯。于浩成说：“特别是今天，我邮购的书寄过来了，放在传达室，整个撕开了。完全侵犯了我的通讯自由，太不像话。我觉得他们这种对民主的恐惧症，已经不顾一切了，维稳、稳定压倒一切，至于法律什么的他们根本不管了，做得太过分了。”
于浩成十七岁参加地下党，曾任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法学杂志》主编、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六四后因同情支持学运被开除党籍并关押一年。94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曾参与组建独立中文笔会，2005年回国后依旧关心时政，发表评论文章。每到“两会”，六四等敏感时期常被监控软禁。
在各项自由受侵犯之际，于浩成坚持自己言论表达的自由：“我算是个异议人士吧！也不知道他怕我什么？我一般就是写写文章，表示自己的观点、对政府有些批评、提出要建立民主法制国家这样一个意思吧！就受到这样严格的管制。反正我该说什么还说什么，比如上次《零八宪章》我毫不犹豫地签名了，我坚持我自己的。。。至少我的言论还要自由吧！”
两会期间同样受到警察监控的据悉包括作家余杰、资深记者高瑜、学者江棋生等众多知名北京知识分子、他们也是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其中江棋生周一对记者说：“他们是老套，三月二号警察来了，警车也来了，我可以出去，警车伺候。（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哪儿不能去？谁不能见？）比如说你要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去，恐怕他们就不会拉你去了。”
而居住深圳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赵达功上周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度假”，他的妻子石女士周一告诉记者：“他现在去度假了（有人陪着是么？电话不方便？）对。（还是上次带走他的那些人？）对。（不在深圳？）是的，可能是在周边吧！不知道在哪里。（哪一天带走的？）有三、四天了。（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不太清楚。”
▲维权网3月8日报道：揭露央视造假，杨秋雨夫妇两会期间被拘留
本网信息员刚刚获悉，北京维权人士杨秋雨夫妇因揭露央视造假新闻，近日均被北京市崇文区派出所拘留。
2月1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公然欺骗观众说崇文区做到了“零上访”。2月24 日，杨秋雨夫妇到中央电视台提出抗议，并以自身因遭房屋强拆而连年上访并多次被拘留、劳教至今仍在上访的事实来揭露央视新闻的造假。3月3日，杨秋雨夫妇又摆脱监控、跟踪人员前去中共中央宣传部反映央视新闻造假误导公众和上级。杨秋雨妻子王玉琴3月4日因此被崇文区龙潭派出所处以拘留17天的处罚。
3月6日，杨秋雨去亲戚家路过天安门广场，可能是正赶上外地访民在广场拉横幅、撒传单，杨秋雨并不知道此事，他只是想用相机顺便拍一下天安门城楼子，被广场警察制止并强行拉到天安门广场分局审讯，而后被崇文区龙潭派出所带走。经过35个小时的拘传，杨秋雨才被告知“违反取保候审期间规定”而被处以拘留10天的处罚，因为杨秋雨家被强拆后坚持上访多次被判拘留和劳教而目前正在取保候审期间。这样，杨秋雨夫妇 “两会”期间只能被关在看守所而与世隔绝了。
仅仅因为揭露央视造假，夫妇双双进牢房，用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为代价来掩饰谎言，难道这就是两会维稳的需要吗？难道公民说真话也不允许吗？
▲民生观察3月8日报道：北京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三十多访民等五则
今天重庆访民袁女士设法给本工作室发来消息说，她现在正被关在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黑监狱”内。袁女士说她是被重庆驻京办的人转送到安元鼎关押的，到这里后发现有三十多位访民已被关在这里，其中有来自安徽、辽宁、湖南、贵州、河北等多个地区的访民。
安元鼎保安公司这坐“黑监狱”位于最高法院新信访接待室附近一处名为红寺村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大院子，院门处挂有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的牌子。本工作室2009年12月27日就曾发布了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这座“黑监狱”关押大量访民的情况（北京一保安公司“黑监狱”内关押二百余访民www.msguancha/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847）。有访民指，安元鼎保安公司这坐“黑监狱”不是某个地方政府办的，很可能是北京马家楼访民分流中心又开办的一个点，民生观察将继续关注这坐关押全国访民的“黑监狱”的情况。
2、上海访民沈佩兰被押回上海失去联系。今天上午11：02分，沈佩兰给本工作室发来消息说：“我们乘座的T103次火车马上到上海”。中午一点，我们致电沈佩兰时，她电话已无法接通。
3、罗茜太太戴亮平被监控。因关注湖南副市长被自杀案而遭劳教的湖南维权人士罗茜的太太近日受到监控。戴亮平的朋友去她在新宁的家中取文件时，发现门口有国保人员看守。
4、河南访民杨珍泰进京上访。河南省义马市访民杨珍泰，今天突破种种封锁与控制进京上访。杨珍泰是义煤集团的家属，因女儿被义煤集团保卫处人员吓、打成精神病而上访。
5、长沙拆迁户进京上访遭截。此前长沙拆迁户戴建明一家曾引起外界关注，3月1日，戴建明的妻子李燕及其姐姐戴慧英进京上访，据信二人已被截回当地，但具体地点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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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3月9日报道：两会期间六省市维权人士继续被监控关押
两会期间，在两会代表们广议的民生、民意、尊严、公道之下，上访维权人士被监控关押的情况远远甚于往日。他们上访，寻求的就是一个公道和做人的尊严，其结果往往是因此而失去自由，人权受到更严重侵害，公道无处寻觅，做人的尊严亦荡然无存。
湖北省：3月2日晚，湖北潜江市被辞退民警陈湘诗、喻学军、刘四华、屠孝龙、魏全华等人被潜江政府非法拘禁于当地的高场原种场招待所和太子酒楼等处。3月1日潜江市各乡镇被辞退民警代表10余人，开会决定书面告知政府因其在解决被辞退民警上访诉求一事上不作为和乱作为准备再次进京上访维权。据有关人士讲，潜江当局非法控制陈湘诗等人的之一是当局为维护出席北京两会的代表中共潜江市委书记朱汉桥的形象。
湖北潜江访民田国清3月4日被潜江截访人员强行带离北京，押回潜江后，即被控制在竹根滩镇政府大院，田国清于84年1月20日被潜江法院判决有罪，于2002年9月5日改判无罪，田因法院赔偿问题上访多年，但至今无果。
湖北潜江市老新镇访民张德安5日下午在中纪委大门外被潜江市驻京办截访员和中共老新镇委书记陈庆中、镇长李等人控制，晚上9点多被多人强制带上火车，张德安进京是控告潜江警方非法取证和控告潜江法院枉法判决。
湖南省：2日上午9点湖南衡阳县渣江镇农民洪基发、魏水生等5人在前往衡阳火车站买票时被该县中共政法委曾庆文带领的公安局、信访局等单位20余人截访专班人员控制，洪基发的衣服被扯烂，5位农民被专车拖回家被严密监控，同时受到警告不准进京上访。
湖南省衡东县丁淑云、肖水珍、丁乐民等15位访民3日深夜进入北京后在大栅栏附近旅店住下，三小时即被北京警察控制，同时被搜走手机。当天下午4点北京警方8人用专车把他们送出北京，4日晚7点15位访民被押送到衡东城关派出所，被询问笔录和录像。他们上访主要是控告基层官员村务不公开侵占救灾物资和计划生育罚款等。
北京：3月1日起北京的一些维权人士公益人士和上访人士失去了人身自由。宣武区王秀英母女及李学会、崇文区李爱艳、顺义区杨永泉、张淑凤、朝阳区胡光等人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他们有的被异地关押有的被24小时监控跟踪。
杭州：自3月1日开始，杭州的叶金娥、杨桂英、孔秋华等人被不明身份者24小时跟踪；进京上访的楼国成夫妇被截访后失去自由，与外界失去联系；同样进京上访的王莉英自5日后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不知其下落。
上海：上海访民沈金宝7日晚被租住的户主赶出门，欲进京上访在上海火车站被浦东新区截访员拦截，整个夜晚被关在派出所。8日上午11点沈金宝在被检查完身体后，他的血压180汞柱，派出所仍欲将他送到浦区新区拘留所内拘留。沈金宝位于浦东新区浦东大道651弄的房子在2008年世博会配套被强行拆迁，目前为止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沈佩兰自8日中午12点后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下落不明。
山东：3月8日，山东省临沂市暴力拆迁受害人孔大华等四人，在北京上访过程中，被截访人员抓获，并被关进丽泽桥附近的四合院，由公安人员严密看管。现在，孔大华等四人完全失去了自由，其中还有一人被打伤。他们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们失去人身自由的事实予以关注。
孔大华电话：13013500223
▲维权网3月9日报道：基督徒维权人士代金波被传唤
3月9日中午，北京基督徒、维权人士代金波接到北京市国保贺峰的电话，约他下午2点钟到海淀区北太平庄派出所谈话，代金波坦然按时前往。
代金波是基督教北京圣山研究所的同工，积极参与维权工作，3月6日下午基督教传道人、法学博士范亚峰被海淀区双榆树派出所传唤后，他于当天傍晚赶到双榆树派出所询问情况，顺便送去些食物，准备劝范亚峰进食，因此招致双榆树派出所所长的盘问，曾一度想将他单独约到所中谈话。在闻讯赶去给范亚峰送饭的一批人的反对下，警方当时没有坚持带代金波进所中问话。但估计这次给范亚峰送饭的关怀活动，让有关方面恼火，于是这一次北京市国保出面约谈代金波。
后续进程，本网将密切关注，跟踪报道！
▲维权网3月9日报道：代金波因在美国会作证被传唤
3月9日下午2点，基督徒维权人士代金波被北京市国保传唤。传唤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并作了询问笔录后，代金波安全回到家中。
据了解本次传唤是由于2009年底代金波在美国国会作证之事。警方没有把传唤证给代律师，代金波最后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代金波对大家的关注表示感谢。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9日报道：北京当局继续打压维权异议人士及访民
在北京的湖北维权人士郑大靖、基督徒维权人士代金波先后被警方传唤。北京南站继续清剿访民。各地也都继续有访民被拘禁。另外，北京的公益组织“阳光公益”成员商娟霞与外界失去联络。有维权人士认为，当局越打压，民心越是凝聚。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本台消息，北京民间公益组织“阳光公益”创始人之一，河南省汝南县访民商娟霞，星期二下午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络，据阳光公益其它成员向本台透露，商娟霞从来不关手机，但是当天下午两点之后，一直无法联络。本台记者在截稿前多次致电商娟霞的手机，一直在关机状态。
上周五，被有关当局强迫送到广西南宁，实行软禁的另一位阳光公益成员刘安军，星期二晚间，辗转与本台记者取得联络，据他透露，他可能在本周末才能回北京。他认为商娟霞是被当局带走，目的可能是针对她本人，“她的失踪不是偶然的，在两会的时候，从这个月的一号开始，就已经对她开始监控、跟踪，今天突然失踪了，也是早有目的的，早就预谋好的。我现在还被软禁在广西南宁，他们强制把我带到南宁来，说旅游。我希望国际社会整体关注阳光公益的动态，因为阳光公益是一支献爱心的团队，都要受到这样的打压，我感觉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已经完全是在往邪恶上走了，所以人民只有奋起反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
在北京的两会期间，当局持续不断地清剿在北京的各地访民，据大陆民生观察网星期二消息，当天下午北京南站又在大量抓人、赶人，现场仅警车就来了十多辆。警察强行驱赶访民，不听从的就抓上警车，现场不许访民停留，许多访民因此被抓。
另外，据大陆维权网星期二消息，北京基督徒、维权人士代金波被传唤一个半小时并进行了笔录。当晚，本台记者电话采访了代金波，据他介绍，是在警方同意出示传唤证，他才答应前往有关的派出所，但最终警方并没有给他。他说：“今天他（警察）本来打电话要跟我谈，我说你是跟我谈还是传唤？他说你不合作就传唤，我说那你就开传唤证，我说你开了传唤证我就过来，他答应我说好，我们给你开传唤证，在那边等我。结果我去了以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下，最后我让他出传唤证的时候，他不给了。”
记者：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叫你去呢？
代金波：我觉得就是对上次美国之行的这些事情，给我一个警告。
记者：这次传唤对你未来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呢？
代金波：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据悉，2009年10月底，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国会众议院就中国法制现状举办听证会。来自中国大陆的三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其中包括代金波，及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官员分别在听证会上作证，介绍中国压制人权律师、剥夺公民的人权与信仰自由的现实状况。
维权网的消息还称，在北京的湖北籍维权人士郑大靖，星期一晚上十一点，被北京当地警察传唤，家中收集的四、五十斤访民上访材料被抄走。传唤到星期二凌晨两点，北京警方通知了湖北十堰市驻京办工作人员前来将郑大靖接走。由于郑大靖只是在北京等待湖北郧西对自己反映问题的处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访，十堰市驻京办就将郑大靖又送回到租住地。本台记者当天多次致电郑大靖的手机，都是在关机状态。
湖北潜江的维权人士姚立法在大陆维权网发出消息称，两会期间，分别有湖北、湖南、北京、上海、杭州和山东访民和维权人士，遭到当局监控。姚立法星期二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局对访民的打压更趋严厉，也凸现中国现在的矛盾重重，当局是如履薄冰，“整个中国像一堆干草，有半点星火的话，就会燃起熊熊大火。因为当局要在表面上维持大好形势，和谐的局面，所以他们就采取了暴力的、非人道的、违法的这些办法：拘禁、关押、跟踪、盯梢、威胁、劳教，政府动用大量的人，用很多的财政、纳税人的钱，来对付访民；来对付那些维权人士；来对付那些异议人士，目前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尽头。我们看到的这个两会，口口声声谈民生，但是，没有民权，民生怎么有保障？社会改革的成果、社会的财富，被极少数人非法的占有，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受益者，这个社会不公平，这个社会不可能和谐。”
▲民生观察3月10日报道：“两会”人权观察：重庆等五省市访民被抓被关
1、重庆访民袁女士今天中午12：18设法发来消息说，她们五位重庆市永川区的访民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车上，今晚七点到家，很可能被拘留。
袁女士等人是3月8日在北京被抓后，关到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黑监狱”内（详情请见：“两会”人权观察：北京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三十多访民等五则http://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83）。袁女士说她是被重庆驻京办的人转送到安元鼎关押的，到这里后发现有三十多位访民已被关在这里，其中有来自安徽、辽宁、湖南、贵州、河北等多个地区的访民。
2、长春访民王淑文被软禁。王淑文是吉林省长春市人，因住房被占，法院判决不公而上访。王淑文今天给本工作室发来消息说，因“两会”召开，她现正被软禁在长春市朝阳区清和社区办公室内。
3、湖北访民余甘林在京被抓。今天上午，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访民余甘林在北京王府井一带，被北京警察搜包检查确定访民身份后，被抓至北京东华门派出所。随后不久，余甘林被交给孝感市驻京办人员。
因上访，余甘林曾被关过精神病院（相关情况请见：/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173）。今天被抓后，余甘林担心她回孝感后有可能再进精神病院。
4、四川绵竹访民刘伟相外出被抓回。刘伟相是四川省绵竹市东北镇天河村四组的村民，今年六十七岁了，因举报当地官商勾结被打压而上访。今天下午刘伟相打来电话说，“两会”开始后他一直受到监控，今天当他到德阳办事时，被绵竹方面派出四、五个人强行抓回。
5、湖北省浠水县民办教师今天也给本工作室打来电话说，“两会”召开前，当地民师代表就一再被警告不要上访，不要与外地民师联系。
6、继阳光公益成员刘安军先生被失踪后，另一成员商娟霞也被失踪。自三月九日中午一点半，商娟霞失去联系后至今未有音信。
▲民生观察3月10日报道：老将军子女因“两会”被约谈
民生观察工作室曾在2009年12月24日，披露了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北8号总参兵种部干休所内老军人们的房子被强迁的情况。该院内共有七十六家部队住户，户主都是原师级、军级离休干部，这些将领许多是原红一军、三十八军的将领。开国将领吴克华、向守志、原总后部长王克上将等都曾在此居住。（相关情况请见：在北京的一批开国将校军属遗属遭遇强拆 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837）
据老爷子是军职的陈女士今天中午再次致电本工作室讲，现在她们院内的逼迁行为仍在继续，干休所领导昨天还找她隔壁的阿姨说：“过了两会就要大干，不分白天晚上都要进行施工”。陈女士说：“我们军职以上的这几户坚决不搬”。
陈女士还说：“我们代表父母维权的子女近日被各自单位的人谈话，让两会期间保持稳定”。
从2008年5月份开始，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和干休所就要求这里的居民搬迁，称要在此为解放军驻京师团职领导干部集资合作建造房子。陈女士称，实际上就是干休所的人要在此建房子。
为了让这些军属、遗属和子女们腾房搬迁，拆迁方经常给住户们“做工作”，称房子无论如何是要强行拆掉的。2009年11月17日，副师级离休干部马兰山在当天上午被做了“工作”后，傍晚六点就去世了。现在，干休所内还有多户居民拒绝搬迁。
▲民生观察3月10日报道：国内多名退伍军人“两会”期间维权受压
今天早上六点十六分，正在北京上访的山东省烟台市军转干部郇新金、方详礼二人所在的宾馆内，突然来了多名北京警察。警察在宾馆内进行“查房”二、三个小时并扣留二人身份证后，将郇新金、方详礼二人交给了赶来的烟台市三名公安人员。
另外，近期一直在北京上访的甘肃退伍军人王耘东，于二、三天前被从北京带回甘肃兰州，现关押于兰州一私人招待所内。上午我们虽然打通了王耘东的电话，但他仅说“现在不方便说话”。王耘东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高炮旅副营职技术官，1997年确定复员。他回到陕西报到时发现档案被退回部队，无法办理手续。陕西省民政厅要求王耘东所在部队重新移交档案，但21军干部处没有这么做。多年来，王耘东因此成为“黑人黑户口”。
北京退伍军官蔡学文今天则告诉本工作室，随着“两会”的召开，他不断受到北京当地警方的约谈、“骚扰”。蔡学文说，“两会”还没召开前，北京国保人员、派出所片警就不断找他谈话，要求他“两会”期间不要去找人大代表、不要去敏感地方、不要“乱来”。蔡学文还说，有时晚上他要出去办点事，结果警察很快就找上了门。
蔡学文在他的资料中说：“我是原军委空军后勤部物资部正团职上校军官蔡学文。空军后勤部在1994年为我办理转业时，违反军官转业安置政策，违规操作使我沦为失业人员，长达十四年无处领薪金，仅靠借债和亲友接济维持生活。我艰难上访十三年，空军后勤部至今未对我妥善安置”。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10日报道：两会期间严打上访
北京还在召开两会，中国各地不断传来访民因在两会期间上访，被地方当局非法关押、拘禁的消息。湖北广水有访民被软禁，福建福清有访民被行政拘留。另外，有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的访民家属请 “两会”代表关注。有维权人士认为，把访民定性为不稳定因素，而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是当局维系统治的一个手段。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严修的采访报道
致力于民间维权的权力运动博客星期三消息，本周日晚间在北京被截访的湖北省广水市的喻胜芳、李袖华等七位访民，本周一被连夜押回当地，星期三已经被送到广水市的金田山庄关押。
星期三，本台记者电话采访了仍然被软禁的喻胜芳，她说他们一行七人已经被软禁超过24小时，当局并没有出具任何合法手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获得自由。有接近20名包括公安在内的人员日夜看守着他们，“截访的，信访，还有公安的，十几人，一个个的就抬到车上，然后就拉回随州驻京办事处。男的、女的都放在一个屋里，在地下，就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晚上，从家乡派了一个车来，来了十几个警察，把我们两个人押一个，到车上，把我们一直押回来，一直到金田山庄，一共我们是七个人。（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让你们回家呢？）没说。”
另外，有关报道还称，福建福清市阳下镇下坝村失地农民维权代表王万容等四人，在上周六从北京被截访回当地之后，被关押在福清市专门关押访民的黑监狱石竹山，其中一位访民被行政拘留10天，还在关押中。王万容和另一位访民被行政拘留一天，已经获释。本台记者星期三多次致电王万容，但是电话一直关机。
权力运动博客指出，今年“两会”的主题是关注民生，关注民生起码应该了解和倾听民意，但无论是湖北广水市的访民，还是福建福清市失地农民，均被截访、囚禁和拘留。请问：哪一个委员和代表倾听了她们的诉求？关注了她们的疾苦？
另外，权力运动博客消息称，哈尔滨访民赵桂荣请两会代表关注被关精神病院的丈夫。据反映，赵桂荣的丈夫邢世库是因为工作单位哈尔滨道外区印刷二厂在职工保险问题上没有依法缴纳，导致邢世库13年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权益落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邢世库向区、市、省等劳动和信访部门逐级反映，然而问题依旧。 在地方反映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邢世库开始进京上访。2007年初，邢世库在北京上访期间被截访，押回地方后，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关押至今。赵桂荣表示，为了的丈夫事情，她也不断上访，过去几年，她总共也被非法关押超过100天。
此外，据大陆民生观察网星期三的消息，在北京上访的湖北省孝感市的访民余甘林被抓，之后被交给孝感市驻京办人员。消息称，余甘林担心今天被抓后，回孝感有可能再进精神病院。因上访，余甘林曾被关过精神病院。
长期关注访民被关精神病院情况，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星期三对本台说，当局利用关精神病院的手段来打压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将这个访民也好、维权人士或者异议人士，把他投入精神病院，当局不承认有这种现象，也不承认这是一种迫害，或者是一种践踏人权的行为。他认为那些访民，他就是精神病，这当然是睁着眼说瞎话。总体来说，为什么两会上面，或者也没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把这些访民，定性为所谓的不稳定分子，投入精神病院，是他们维系统治的一个基本手段。既然是维系统治，当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他天大的事情，他就不可能动摇，甚至不可能谈及这里面的问题。在他目前仍然坚持打压，或者是高压统治方式的情况下，那么这样一种精神迫害的现象，它不但持续发生，应该说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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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3月11日报道：重庆五访民遭拘割腕抗争等五则
以下是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3月11日收到的全国各地民众因“两会”遭控制、软禁、抓捕等人权侵害的消息：
1、重庆多位访民被拘留，袁影割腕抗争。本工作室昨天曾报道了重庆五位访民被从北京押回重庆的消息，今天晚上我们获悉，五位访民昨晚被押回重庆永川后，全部被拘留十天，现关在永川拘留所内。
这五位访民都是重庆永川区人，他（她）们是袁影、宋详碧、秦德新、赖本凤、孔德清。其中袁影是位残疾人，秦德新是位癌症患者。五人是三月初在京上访先被关到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黑监狱”内，后被重庆市驻京办接出后押回永川。五人回永川后，先在当地派出所关了一段时间，随后被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留，
获悉这个消息后，五人非常愤怒。他（她）们说在京期间一直正常在上访，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气愤之下，访民袁影昨晚拿出刀子割自己的手腕，后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病情才得到控制。
2、武汉访民王国伟街头斗截访。王国伟是武汉市江岸区的拆迁访民，2010年3月6日她被从北京截回武汉后，即受到江岸区大智街道派出的四名人员日夜跟踪监视。昨天下午，王国伟的女儿要考试分班，让王国伟去。下午五点当王国伟出门坐上公交车后，四名看守一路跟随。王国伟见状不肯随便下车，当车行至汉阳动物园时，见路边有交警，王国伟便下车向警察求救，结果警察说管不了。
当王国伟随后欲乘出租车前往女儿学校时，跟踪人员竟两次将其从车上拉下，害怕王国伟乘车跑了。气急之下的王国伟于是便在街头与看守们兜起风来，直到晚上一点才回到家，看守们也累得够呛。
3、吉林访民李桂荣被截回当地。吉林辽源访民李桂荣今天给本工作室打来电话说，，昨天下午，她正在司法部上访时，司法部的接访人员竟将吉林省、辽源市司法部门的人叫到北京。当时李桂荣便被这些截访人员强行往车上拉，李桂荣不从结果遭致推打。今天，李桂荣已被押回了家。
李桂荣因举报吉林省人大代表，辽源矿务局法定代表人张义一伙捏造虚假煤矿，骗取国家煤矿“破产”费15亿多元等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而上访。因上访，李桂荣的女儿曾在福利院内关了八年。（相关情况请见：儿童访民录：吉林幼女因母上访福利院内度春秋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54）
4、武汉访民胡德宇出门受阻。“两会”开始后，胡德宇便被她所在的武汉市前进街及派出所的多名人员堵在家中不得出。3月9日，当胡德宇下楼欲外出办点事时，守在一楼楼道口的五名看守死死堵住不让其出门。其中有一位是前进街派出所的副所长严中全（音），该副所长当时对胡德宇说是他让这些看守阻止胡德宇去省里、去北京上访的。当胡德宇要求严中全就此写个字据时遭到拒绝。
胡德宇说，此前她因上访曾被关过二十多天，当时就是这位副所长严中全把她送进去的。此人还曾说：“中国人要维权，到西方去差不多”。
5、武汉访民李玉琴被关押。昨天，武汉访民李玉琴、邹桂兰被从北京截回武汉，邹桂兰获释回家，但李玉琴却被关进了汉阳汤山派出所。
武汉当局指，3月4日在北京，李玉琴等武汉访民遭遇武汉警察等截访人员时“袭警”了。
▲权利运动3月11日报道：无锡市政府前秘书惠林泉“两会”期间被非法关押
无锡市政府前秘书、现无锡市报业集团干部惠林泉，于3月9日下午被无锡市滨湖区蠡园派出所口头传唤，24小时后派出所所长张均均称已经交给政府，但至今处于非法关押状态。惠林泉“两会”期间遭非法囚禁，可能与其向“两会”代表反映无锡暴力拆迁有关。
前天（9日）下午5点左右，正在家中的惠林泉先生接到滨湖区蠡园派出所电话，称对其口头传唤。惠林泉先生在派出所电话告知爱人，其被派出所以“扰乱社会秩序”传唤，所谓“扰乱社会秩序”是指煽动老百姓到北京上访维权。昨天（10日）下午，在惠林泉先生被传唤近24小时时，惠先生的爱人电话联系蠡园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告知惠先生已经交给政府。
按照法律规定，口头传唤是由特定条件的，惠林泉先生在家中被口头传唤，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见无锡公安在“两会”期间抓人的随意性。而且，惠先生家中被搜查，电脑被抄走。
惠林泉先生原来是无锡市政府领导的秘书，因“不懂”官场规则被调到报社工作，还曾经三次下岗。惠林泉先生是一个体制内的人士，更是一个体制内难得的有良知的人，平时在国内网上发表一些对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的文章，也写一些揭露腐败和关注民生的文章。惠先生这一次被非法关押，显然是与平时在网络上发布文章有关。
惠林泉先生在改革、廉政以及民生等问题上的观点与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是完全合拍的。但，在“两会”的维稳下，无锡当局也没有放过这样一个希望政治改良来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开明人士。
▲维权网3月11日报道：自由撰稿人谢强被抄家传唤
近日，在北京召开政协与人大两会期间，湖南籍现住北京香山的自由撰稿人、维权人士谢强被北京市公安局抄家并连续传唤问讯。
2010年3月1日晚10时许，谢强在北京市海淀区香山的租住房被北京市公安局强行搜查，整个过程大约持续近两个小时。参加本次搜查的共有9位公安人员，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和海淀国保大队的警察，其中还有一名女警员。警方先向谢强出示了搜查令，然后展开搜查。当时扣押物品清单是：神州大运笔记本电脑一台，联想电脑一台，护照一本，港澳通行证一本，手写笔记本5本，名片夹两盒，爱国者数码相机一台，《08宪章》两本，《开放》杂记两本，《北京之春》一本，《别梦成灰》一本，若干资料与文稿。搜查完毕后谢强被警方带到香山派出所接受传唤，警方向谢强宣读了传唤令，整个传唤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警方追问有关中国大陆维权网方面的一些事，对谢强元月中旬参加泰国的一个人权研讨会也进行了盘问，同时警方询问了谢强对“08宪章”的看法。谢强坦言：1、“08宪章”仅仅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方式，本质上属于公民言论表达范畴；2、刘晓波作为一名作家、知识分子不管观点多么激进，都属于公民自由言论表达，政府不应当以此为由对他进行治罪。以颠覆罪判处刘晓波11年这对刘晓波的家庭来说是不人道的，同时也向整个社会释放了一个政治紧张的信号。本次传唤结束后警方并没有向谢强留下搜查令与传唤证的复印件。
3月10号下午2点，谢强再次被警方非法传讯，地点在海淀区香山派出所一楼询问室，持续时间大约为两小时。整个谈话显得非常沉闷。谢强现在已经被软禁在家，出行受到限制。
▲维权网3月11日报道：河南方城教会同工培训受到冲击
3月11日上午，河南方城县券桥乡家庭教会举行法律及神学培训时，河南方城县公安局和宗教局30多人冲击培训现场。将北京前去的基督徒律师吴成莲带走问话。
今天快中午时，警方冲入正在培训的现场，要求参加培训学员登记身份证。在遭到学员们拒绝后，警方与宗教局人员一直在现场干扰。到中午时分，培训班准备做饭吃时，警方先阻止做饭，后来在教友们的据理力争下，警方允许培训学员做饭。中午一点多钟，警察采取分割法，一些人围住吴成莲律师说话，其他人对听课的学生施压，迫使学生回家。现场参加培训的30多人，后来被逼走只剩10多人。
下午2点多钟，吴成莲及其他两位同工被带往方城县宗教局调查，但后来没到宗教局，却带到了方城信达宾馆，直到下午5点钟左右，吴成莲律师被释放出来，让她到派出所领抄走物品清单。
本次冲击教会同工培训行动，从警方与宗教局人员不断与上面电话请示情况来看，有更高层的直接指使，而方城县警方可能受命行事。并且有人发现本次冲击教会的人中好象有熟识的面孔，不排除是北京方面有人前往。因为自前几日北京圣山研究会负责人范亚峰被传唤后，圣山同工代金波也受到骚扰，而这次同是圣山同工的吴成莲律师又被在河南带走问话，显示有关方面可能在持续对圣山团队的打压。
▲维权网3月11日报道：榆林工人中南海门口上访被拦截
3月10日，陕西榆林汽车运输公司工人代表到中南海新华门前上访喊冤，结果被北京警方拦截并抓上车送至国家信访总局。在国家信访总局大院内，上访工人代表的手机被没收，他们通过其他渠道辗转传递出一些消息的。工人们被控制在信访局内，不能出信访总局的院门，但可以在院内活动。
另据悉：北京国家信访总局要求陕西榆林市有关方面就地解决工人上访问题；3月 11日、12 日，北京和榆林警方将把“非正常上访”的工人押送回榆林 。
这次榆林汽车运输公司工人代表一行18人是3月 3日进京上访的 。榆林汽车运输公司因2004年的黑恶改制严重侵害了工人的权利，而引发工人群体上访事件。本网对此曾做过连续报道，我们将继续关注跟踪当地工人们的维权行动。
▲维权网3月12日报道：贵州人权研讨会负责人陈西被传唤
今天（3月12日）中午，贵州人权研讨会负责人陈西给朋友发出短信：“派出所要我前去”。随后打陈西电话不通，估计已经到了派出所中。
贵州人权研讨会部分成员今天应邀到贵州城郊花溪，进行现场维权活动。维权活动打算结合近段时间以来的侵害人权现象，给大家传授、讲解有关宪法、法律知识，讲授维权常识等等。估计陈西被叫到派出所与此有关，警方意在阻止这些维权普法活动。
贵州人权研讨会将密切关注陈西被叫到派出所后的情况，并希望有关人士的对此予以关注。
▲维权网3月12日报道：台胞刘心榆上访被侵权在台湾引起反响
维权网报道了《台胞刘心榆被关押期间受虐待》一文后，3月9日，博讯予以转载，很快传到了台湾。
刘心榆的妹妹刘心莹在台湾，得知刘心榆在大陆上访受难，很着急。刘心莹因为丈夫有病，需要有人照顾无法来大陆上访。
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对刘心莹进行了电话采访，并予以直播。台湾的民意代表愿意为她反映情况；立法委员也打电话询问刘心莹需要什么帮助；设在台湾桃园县的社会局也派人到刘心莹家来看望，并提供帮助。有关部门还答应给她21天的假期，以便处理有关问题。
刘心莹感谢维权网的报道，也感谢社会各界对她家的关心和帮助。
与此相反，刘心榆因其父的房屋被强迁，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不断找有关部门解决，但至今还在推诿。她到北京上访，竟不敢住旅馆，睡在地上如同乞丐。当她行走在大街上时，警察发现她身上有上访材料就将她抓了起来。现在，刘心榆更是忧心忡忡。她怕她的上访会影响他大哥的前途，他大哥是当地法院的法官；还害怕她的侄女会受株连，她的侄女在法国作教师，暑假将返回大陆。
为什么二地区别如此之大？因为台湾的居民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民，自然会有民意代表来为他们服务。他们与民意代表融为一体。而大陆的居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民，他们受到政府的侵害，很难见到人民代表，怎么能指望人民代表为他们说话？即使在人大召开期间，他们也很难见到人民代表，因为政府已经设立了“护城河工程”，早已将访民与代表隔离，御“访民”于城外。
▲维权网3月12日报道：阳光公益发起人刘安军被当局强制在桂林旅游
3月12日，本网信息员了解到，2009年冬天以来从事访民救助的“阳光公益”负责人刘安军被北京有关方面强制到广西桂林旅游。
两会期间，北京当局严厉对待上访冤民，而长期以来救助访民的北京阳光公益发起人刘安军，两会前的2月底即被北京当局带走，一直下落不明。
今天维权网信息员了解到，刘安军已被强制带往广西桂林旅游，目前还在桂林。
阳光公益最近成为当局严厉监控打压的组织，除刘安军外，还有另外两名成员商娟霞和王冰自3月9日起失踪，迄今没有消息。
刘安军在2003年被拆迁公司指使黑社会凶手暴打而伤残，随后长期从事维权活动，曾被判刑两年。
▲维权网3月12日报道：上海盲人沈冠英路经天安门看病被抓
3月11日中午，上海市崇明县访民沈冠英坐2路公交车准备到北京市妇产科医院看病，不料在路经天安门广场时，有警察上车来查验身份证。在查验完沈冠英的身份证后，警察随后又搜查沈冠英随身携带的包，发现里面有上访材料，不容分说将沈冠英带离公交车，沈冠英被牌号为：京A4973的警车带走。
沈冠英因被丈夫长期虐待，后被打瞎双眼与其离婚，但当地警方却不予立案，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
据沈冠英的朋友讲，沈冠英现在双目失明，靠着盲人的拐杖走路。不能因为开两会，也不能不让人从天安门经过吧。再说包里有上访材料违反了国家的哪条法律？
沈冠英自从昨天中午被抓走后就下落不明，到现在她的电话也无法打通。沈冠英的朋友请求外界关注盲人沈冠英。
▲维权网3月12日报道：维权人士许光利被湖州国宝传唤
3月10日中午12时，居住在浙江湖州为朋友照顾生意的许光利先生被警方以协助调查案件为由带走，直至11号中午10点多才将其释放。
据了解，许光利在本月3月1号王译被浙江诸暨市国宝传讯拘押并驱赶时，曾前去探望并决定全程护送王译离开浙江。
当3月10号，许光利返回到湖州刚和朋友见面，湖州东林派出所一群警察就找了过来，理由是许光利的朋友有事情，顺便把许先生也带走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他们要找的人是许光利先生，朋友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而许光利却被关押了22个小时之久。
据许先生说，他们几班警察轮流审讯他，后来菱湖国保大队的人也来了，二十多个小时都没有让他合眼，他们问许先生到诸暨干什么去了，和王译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帮助她、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了等，还问许先生为结石宝宝、国际人权宣言，还有诸多弱势群体签名声援的事情。
最初许先生称什么都不知道，最后他们把许先生和王小钰的聊天记录拿了出来，包括王小钰给他介绍范子良老先生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竟然无知的说范子良老先生是颠覆国家罪，后来被许先生辩驳的哑口无言。
11号许光利先生被放的时候，警察让他签名是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带来的，被他断然拒绝，最后警察说，请你离开浙江，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许先生对这种监察部门公然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表示愤慨与无奈。
许光利：祖籍大连，居住地湖北，67年生人；因社会不公长期为被侵权案件签名呐喊而被警方关注。
许光利电话：13797892773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3月12日发布：关于艾滋病工作者朱龙伟失去自由的声明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震惊地获悉，河南省柘城县双庙村艾滋病组织负责人朱龙伟先生3月12日中午11：30被当地警察带走，下落不明。
朱龙伟原本要在13日去云南参加感染者治疗工作会议，但一大早就受到当地政府人员骚扰，中午时分被带走。
朱龙伟一家多人在90年代中期河南血祸中染上艾滋病。高中毕业的朱龙伟2004年后一直参与帮助感染者的各项工作，是当地感染者组织负责人，中国治疗倡导网络成员，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联席会议理事。
朱龙伟多次受到国际会议或组织邀请，但总是因为拿不到公民应该获得的护照而不能成行。朱龙伟出外参加国内艾滋病会议，当地警方也时常派人跟随。
我们呼吁河南柘城县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朱龙伟，恢复其自由。
自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11月30日，朱龙伟所在组织：
发放艾滋病结核病防治手册折页3000多份，安全套3700个，扑克200付，治疗手册100本，《艾滋病防治条例》103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74册、艾滋病阳性预防折页200份，海报29幅、光盘21个。
药物倡导活动4次，参与人数达117人次，最终为113位耐药患者更换了二线抗病毒药物，取得了倡导引进二线抗病毒药物工作良好开端，为下一步倡导工作奠定了基础。
共走访心理咨询艾滋病患者330人，探访患者3700多人次，为13位艾滋病、结核病混合感染者提供了转诊服务，重症患者转诊103人次。
▲民生观察3月12日报道：重庆粮食工人李本玉被传讯等
今天上午9：30分左右，重庆市粮食集团下岗工人李本玉就被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派出所的警察找上门，要求她到派出所去一趟，但未出示传唤证。李本玉不愿去，最后还是很快被弄上了警车。
到了派出所后，大溪沟派出所李所长对她称“现在不准去上访”“更不准集体去上访”“”派出所就是暴力机关，你去上访我们就要抓，就要镇压”。到晚上六点，李本玉才被释放回家。
武汉访民周少荣看望孙子“不受欢迎”。武汉访民周少荣“两会”期间一直受到监控，今天她出门到儿子家看望孙子时又被人跟踪。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溜达”，周少荣终于在一公园内将跟踪人员摆脱。可当她刚到儿子家，儿子居住地的街道书记就上了门，并称这里不欢迎周少荣，要求周少荣不要到这里来。
昨天本工作室报道了袁影、宋详碧、秦德新、赖本凤、孔德清五位访民被从北京抓回重庆永川后，均遭拘留的消息。今天晚上我们又得到消息，宋详碧的丈夫也被抓到永川拘留所了，原因是他也参与上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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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13日报道：广东新会疫苗案家长梁永立在北京被警方扣留
广东新会疫苗案家长梁永立星期六在北京被警方扣留。据维权网报道，梁永立是星期五到达北京的。梁永立原计划前往卫生部要求对他们孩子因注射疫苗导致终生残疾给予说法，同时还希望“两会”代表能对他们孩子的遭遇给予关注。据报道，梁永立企图在天安门附近接触“两会”代表，但是被天安门分局的警察扣留。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13日报道：贵州人权研讨会维权活动被警方干扰
贵州省民间维权团体贵州人权研讨会计划在星期五举行维权活动，但是遭到当地国保人员的阻止。据维权网报道，陈西被国保传唤。陈西表示，国保控制他人身自由的目的，是想破坏贵州人权研讨会拟在花溪举行的现场维权活动，他被国保控制的六、七个小时里，给国保们宣讲了不少维权知识。据报道，原本也要去花溪参加现场维权活动的莫建刚和吴玉琴也被公安传唤。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13日报道：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朱龙伟被警方带走
维护艾滋病人权益的民间团体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日前披露，河南省柘城县双庙村艾滋病组织负责人朱龙伟在3月12号中午被当地警察带走，下落不明。朱龙伟原本要在13号去云南参加感染者治疗工作会议，但一大早就受到当地政府人员骚扰，中午时分被带走。据报道，朱龙伟一家多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染上艾滋病。朱龙伟2004年后一直参与帮助感染者的各项工作，是当地感染者组织负责人，中国治疗倡导网络成员，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联席会议理事。朱龙伟多次受到国际会议或组织邀请，但总是因为拿不到护照而不能成行。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呼吁河南柘城县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朱龙伟。
▲维权网3月13日报道：阳光公益义工河南访民李金良被抓
3月11日下午，“阳光公益”义工河南残疾访民李金良在北京南站，帮助住在外面的访民，给访民送吃的时候被抓走，到现在他的电话不通，下落不明。
李金良是河南省商丘市包公庙乡余庄大队人。1964年1月8日出生，1980年参军入伍，1982年部队进行国防施工。因山洞塌方受残。1984年带伤残退伍，现有54751部队伤残善后证明。
1998年8月份他见义勇为，他从家里出来走到余庄村西北角时，看见有人浑身是血往前跑，边跑边喊救命啦！有两个人持刀在追，他冲上去与歹徒搏斗，他大喊惊动了群众赶过来一齐动手，制服了歹徒。把凶手和受害人一起送到乡派出所交给了所长田继忠报了案。没想到的是歹徒是黑恶势力田继忠做后台，不予立案，把歹徒放了。从此，得罪了官府黑帮，数日后乡干部带着社会上的恶棍聚众20多人，把他的家抄光了。他报案找政府都不管。他家准备盖房备的料和全部家产都被抢光。
粮食、衣物被一扫光全家人生活无奈，李金良于1999年8月18日到省里上访，被乡派出所所长田继忠抓回关进看守所18天后送去劳动教养一年。他是残疾人劳教所不收，田继忠利用职权拉关系强行对残疾军人劳教受到酷刑的待遇。2000年劳教释放后，因家里无法生活，他一气之下离开家乡，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包了60亩棉田。到了收棉花季节，商丘市公安局田继忠、王立书二人打击报复，利用职权下通缉令，为的是破坏他收棉花。田继忠、王立书二人把他带上了火车，李金良问，我犯什么法了，他二人不说话，等到火车到了巴楚县站停车时候，李在两节车厢接水时候，没有防备，田继忠、王立书二人将李金良推下火车想杀人灭口。被车站服务员救起来送进候车室。当他回到河南省商丘市问公安局，为什么向全国通缉他，公安局回答“是电脑出故障”公安机关随便下通缉令害人，还把李金良的残废军人的档案销毁，为此他又进京上访。
2005年5月份地方截访人员当众侮辱他说：“他不是残废军人，在家打爹骂娘把媳妇的衣裤扒光挂到树上。”2005年9月8日乡里干部雇凶把李金良胳膊、右腿打断了，在打石膏绷带走路非常艰难的时候，就坐在何坡休息的时候被北京巡逻队查身份证为名，送到派出所交给当地截访人员，他见势不妙拨打110报警，他们用10多层胶带把他的嘴粘上，用衣服蒙着头绑架到河南省商丘市看守所不提也不问案情，给他带上手铐、脚镣、非法关押350天后又判刑三年。
李金良说；已经15年没有见到孩子了，因为当地政府的迫害妻子受不了打击，不许他进家门。他虽然拄着双拐住在外边，自从阳光公益成立以来，他做义工，无论白天黑夜，他总是关注住在外面的访民，发现有要冻死、饿死的、他马上通知阳光公益及时救助，访民称他是助人为乐的李大哥。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13日报道：阳光公益两名义工在北京分别被警方带走
中国民间公益团体阳光公益的两名义工甘肃的访民王冰和河南残疾访民李金良日前在北京分别被警察抓走。据博讯新闻网报道，王冰在3月9号下午被抓，警察将王冰的电脑抄走。王冰数年前进京上访，在2006年曾被北京站派出所警察暴力殴打，王冰多次找相关部门，但是问题没有获得解决。李金良是在3月11号下午在北京南站给访民送食品的时候被抓走的。据维权网报道，李金良1980年参军入伍，1982年部队进行国防施工，因山洞塌方受残，1984年带伤残退伍。1998年8月，李金良见义勇为抓获歹徒得罪黑恶势力，家产被抢光，人被劳教。李金良在当地和北京上访多年，但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维权网3月13日报道：新会疫苗受害家长梁永立在北京被扣留
广东新会疫苗案家长梁永立今天（3月13日）在北京被扣留。
梁永立是昨天到达北京的。梁永立本来计划和新会另一名家长余同安一起到北京，但由于“两会”期间当地政府及警察对余同安这个经常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上访人员进行重点监控，导致余同安无法脱身，于是梁永立只好孤身前往北京。
梁永立原计划前往卫生部要求对他们孩子因注射疫苗导致终生残疾给予说法，同时还希望“两会”代表能对他们孩子的遭遇给予关注。
下午5点半左右，梁永立给余同安发来短信，告知他由于查身份证和被搜身已经被天安门分局的警察扣留。具体情况由于时间紧迫梁永立无法讲述清楚。但是显然梁永立企图在天安门附近接触“两会”代表。梁永立的电话随后挂断电话，接着电话就无法接通了。
余同安不清楚之后梁永立面临的是什么，很是担心梁永立的人身安危。
▲民生观察3月13日报道：上海尹慧敏等四十多访民被截回等三则
上海访民尹慧敏今天从上午到下午给本工作室发来多条消息说，她今天和老母亲被从北京截回，和她们母女在同一辆回上海的车上，另还有四十多位被从北京截回来的上海访民。
尹慧敏说，昨天她带高龄母亲到钓鱼台国宾馆除了递交申诉材料外，其它什么事都没有做，但还是被北京警方抓获，并很快交给了上海市驻京办。今天早上尹慧敏母女和另外四十多位上海访民一同被押上了回上海的火车。
据悉，这四十多访民昨天在国家信访局上访时，不仅未获接待，还被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通知了上海驻京办控制起来，并被押回上海。
中午十二点火车到达上海后，尹慧敏被带往了上海长宁区法院，在那里被扣留到下午五点，尹慧敏母女才得以获释回家。上海长宁区法院的法官称：“如果不是看在你年老的父母亲份上，今天你就被拘留了”，另外四十多位访民中也有部分访民得以回家。
内蒙访民周玉兰被关司法局“黑监狱”。周玉兰今天上午给本工作室打来电话说，她3月6日在北京上访时，被呼伦贝尔截访人员截获。当她拒绝跟着截访人员回内蒙时，截访人员竟对她殴打。押回呼伦贝尔后，周玉兰就被关进了当地司法局司法中心219房间，至今已超过了一周的时间。
另外，广东江门疫苗儿家长余同安今天下午五点半给本工作室发来消息说，正在北京上访的另一位江门疫苗儿家长梁永立刚给她发来信息说，她在北京被北京警察检查身份证并搜身后，已被关到了天安门公安分局。
▲维权网3月13日报道：上海40余名访民被关北京救济站
3月12日下午2点左右，陈建芳、王惠珍、刘善富等40余人在陆续到国务院信访办递交上访材料时，工作人员不予登记，让等着，随后上海驻京办人员赶到，将一行人强制送到北京南站的救济站内关押，由保安严密看守。
王惠珍坐在残疾车上由丈夫刘善富推着上访时，夫妇一起被驻京办截访员关押在北京南站。2001年4月16日他们位于黄浦我的商铺被非法拆迁时，刘善富的左腿被拆迁方殴打成骨折后，被带上手铐拘留15天。
另外上海市长宁区的尹慧敏在去住钓鱼台国宾馆递交材料时，被北京警方扣住后叫来上海驻京办截访员，也被强制送到北京关押，随她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她80多岁的婆婆。尹慧敏担心她婆婆的身体，还有正在读书的孩子没有人照料。
陈建芳悲愤地诉说：我从12点开始排队，希望我的情况能有人解决。没料到排了2个小时，等来的却是被上海截访给抓住。我们不怕被关押，抢夺我们老百姓的财产不还给我们，想利用恐吓关押甚至是劳教迫使我们放弃，我们不会怕，我们会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
据了解，今天晚间将会有部分访民被押送回上海，而等待他们的命运不知是什么。
▲维权网3月14日报道：郑恩宠：我在“两会”期间
2010年3月，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两会如期在北京举行。我仍然被上海当局软禁在家中，每天24小时有3名警察与9名保安人员在家门外担任“警卫”任务。官方24小时不停地扰乱我家与亲友的通讯工作，不停地侦听我与他人的谈话。
在今年5月1日举行的为期184天的上海世博会前，我不断地得到部份经律师帮助的市民与访民的好消息。他们经过多年的诉讼与上访到北京控告上海帮，得到数百万的补偿和赔偿，真是捷报频传。
例如：前几日，一位原居住在上海卢湾区现年80岁的一位老中医来和我叙谈，经过14年的诉讼、申诉、检举揭发上海当局和到北京上访，上海当局终于给了他一家三人总计340万人民币的补偿与赔偿。
14年前，我在上海虹口区精诚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工作。老中医寄给我一封信，他家被强制拆迁，从上海中心城区卢湾区强迁到闵行区的朱行镇，只给50平方米建筑面积二居室的住宅予以安置，现经14年这单元房的目前价值也升值到60万元人民币。经老中医一家14年维权努力，经律师们14年的帮助，老中医得到340万元补偿，相当于当时强制拆迁补偿的5.5倍的补偿。
除了老中医之外，上海普陀区有四户居民，闵行区三户，徐汇区二户，卢湾区三户，静安区七户，原南市区二户，嘉定区十户……分别到我家告诉了上述的消息，经律师帮助，经自己全家努力，拆迁安置补偿都高了四倍以上。
鉴于多种因素，现上海当局初步批准在清明节期间允许到我父母位于苏州的墓地扫墓。我父母的墓地位于苏州国营公墓，与民主先驱林昭安葬在同一座山上不同的方向。我不希望届时当局警车开道，前呼后拥地保护我的安全……至于我岳父母的墓地也在苏州，不知当局是否开恩？我已向上海当局提出，每天一小时让我从14楼住家到底层住宅小区停车场散步，晒太阳，但至今还得等待上海最高当局的批准。至于今年9月2日，我已年满六十岁，按法可以领到养老金了，不知上海当局会下哪步棋？
3月1日，香港《开放杂志》刊登了我的署名文章——《卖地财政 军民同愤》。在3月3日开幕的全国政协和3月5日开幕的全国人大会上，一些国务院部长们和代表、委员们在土地财政及高房价这些问题上，大作“政治秀”，他们的言论超过了我的“反党、反政府”的言论。故所以胡锦涛、周永康暂不会批准将我再度入狱。
3月5日，我在海外所谓“反动”网站博讯上发文——《刘晓波的律师到我家》，文中高度赞扬了只有27岁的上海作家韩寒现象，一大批年轻人公然拥戴韩寒为市长……3月7日，上海市长韩正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是否知道韩寒？他对政府的批评你如何看？”。韩正答：“知道韩寒，经常看他的博客，欢迎大家对政府工作批评……”
我本人在十年前的上海法庭上公开批评韩正，近年来几乎天天在海外网站上“骂韩正”。作为一位公民、一位市民，我已取得了批评市长的空间。我用牢狱与软禁换取了批评市长的空间。如果每一位国民都取得批评省长、市长、县长的空间，我想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完成了三分之一。
我希望每个公民都应尽快觉醒，维权靠自己，维权要反腐，网络是武器，律师不可少。宗教是人类优秀文化，《圣经》是中国人与西方交流的桥梁。让我们每人
自觉拿起网络武器，举起双手，选出自己的政府，走向光明的未来……
▲维权网3月14日报道：刘安军回京后与家人失去联系
据传刘安军12日晚在桂林被强制旅游时被跟随人员殴打，打人者的电话是13371353668，本网信息员按着这个号码打过去，是一女士接的电话，表示根本不知道刘安军是谁，电话号码所在地为山东烟台。
14日上午10点30分，本网信息员拨通了刘安军妻子的电话。
穆仔：请问你是刘安军的妻子吗？
刘夫人：是的。
穆仔：听说刘安军在桂林被打了，你知道详细情况吗？
刘夫人：不知道。他昨天回到了北京，自从今晨零点后我一直无法和他联系，也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此时，电话里传来男人粗暴的声音：“你的电话是多少？谁打的电话？”只听刘夫人回答说：“我记不得我的电话号码。”男人的声音：“这是谁的手机？你到底有多少手机？”现场声音嘈杂，分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刘安军的妻子急急地说：“现在警察在我家里。”电话突然中断。
本网信息员欲了解是哪里的警察，他们到刘安军的家里做什么，但是电话已无法再接通。
▲维权网3月14日报道：阳光公益义工郑琳等4人被警察带走
今天上午10点多钟，阳光公益发起人刘安军家里来了7、8个不明身份的便衣，带走了阳光公益的4名义工，他们分别是：郑琳、黄景春、史大磊、刘凤琴。
据刘安军夫人讲，他们进门带人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并且都身着便装，义工让其出示传唤证，对方说他们是市局的警察，不会骗人的，现在是口头传唤，随即强行把四人带走。
另悉，刘安军由国保陪伴，凌晨12点多已乘飞机从“被旅游”地回到北京，下飞机时刘安军曾给夫人打电话让其准备换洗衣物，随即电话关机便失去联系，音讯全无。
现在刘安军家电源已被掐断，刘安军夫人讲，外面楼上楼下布满了便衣把守她的家门，来一个人逮一个，现在手机已经快没有电了，她也处在危险之中，随时会与外界失去联系。
▲民生观察3月14日报道：“两会”结束 多个地区访民继续遭押
今天是全国“两会”闭幕的日子，但全国各地被关押的访民并未立即得到获得释放，今天本工作室就接到多起这样的投诉：
1、湖南十余名访民被关“黑监狱”。湖南省娄底市访民袁桂英今天两次致电本工作室说，她们娄底市一、二十名进京访民遭到关押，还有访民被殴打。袁桂英说，3月3日，娄底市有二十多位访民在北京被抓获，后被娄底市驻京办接出后关到一棚子搭建的平房内。3月6日，这批访民被押回娄底后，只有少数几人得以获释，其它人被关到了娄底市怡景宾馆这座“黑监狱”内，每天有多名人员看守。到今天，怡景宾馆内还有十二名访民。
袁桂英说，访民们被关到这里不久，一位姓谢的访民即遭到看守殴打。今天下午，袁桂英又听到她隔壁房间被关的一位访民遭到打骂，最后还被拖了出去。
2、武汉访民胡新建被软禁至山顶上。胡新建今天上午打来电话说，3月2日，他正在汉口火车站时，被武汉截访人员截获，当即便被送到襄樊市所辖的山区县城南漳县。到南漳县后，胡新建竟被带至南漳县七里萍公园一山顶上关押，直到前天下午才被送回家。
胡新建说在南漳县的这座山上，看守们警告他不得与武汉访民胡国红、程雪再联系。他们夫妇二人经常与外国记者联系，是“间谍”。
3、武汉胡国红、程雪被软禁达十八天，家庭教师被迫辞工。2月26日，2010年全国“两会”还未开始，武汉访民、精神病院受难者胡国红、程雪夫妇就率先被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派出多名人员堵在家中不能外出，至今已达十八天。
软禁之前，程雪就为成绩不断下滑的儿子请了一位研究生做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近期几次到程家，都被看守人员严格盘查，还检查身份证。今天，这位家庭教师告诉程雪，他不能再为她儿子做家教了，他感到“压力”了，他担心影响马上开始的择业。
4、北京张淑凤半夜被锁门、扔石头。北京市顺义区的访民张淑凤“两会”期间一直受到软禁、监控。今天张淑凤打来电话说，前天和昨天半夜十一点过后，她家就被人扔石头。当她前去看时，发现门当时竟被人锁上了。
▲冉云飞：两会喝茶传唤、截访监禁不完全名单229人
冉按：三月六日我曾做过一次小统计，发表了一个《两会喝茶传唤、截访监禁不完全名单80人》。从三月六日起，我每日将网上所看到的喝茶传唤、截访监禁名单继续作了记录，虽然记录远不能称之为全面，但也算一种现实反应和历史资料。无论是我们研究当下社会，还是研究将来的历史，这些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每发生一些事，我们都要学会做搜集、记录、整理的工作，从中看出这个社会变迁的轨迹来，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出一份自己的微小之力。
有一些人有能力有勇气，但不少人没有恒心，所以不能做这样繁琐统计的小事，致使大量有意义的社会数据和资料，淹没在众多的信息中，不便于民众知晓，不便于研究者循此做进一步的研究。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可是竟然有不少朋友觉得无力，觉得无事可做，这真是件令人困惑的事。我经常甚感时间不够用，所以没有时间去困惑，除非我是专职的哲学家，我要花时间去困惑。当然，这并不表明我不留时间来思考，而是说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没有空闲来体味我们每次努力后的无力。或许，我们有很多朋友志存高远，“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一辈子也没有等到他想射的“鸿鹄”出现，但残酷的是，青春是不陪你玩这种游戏的。
根据我搜罗的数字，我的一点基本分析是：喝茶传唤多是异见和道义维权人士，截访监禁多是实体维权和上访户。以我的粗略统计，截访监禁的上访户占这个总名额的90%以上，其次是异见和道义维权人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访户中有几名被辞退的警察和几名退伍军人（包括其中未被列名的总参干休所的人）。我还是要重复我以前的观点：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制度下，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受伤害，因此改变制度，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改革，才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和大势所趋。2010年3月12日7：58分于成都
我的统计方式和原则如下：
一：本数据来自网络，均有案可稽。
二：凡属两会期间被喝茶传唤、监禁截访的人均属收罗之列。
三：群体事件如“某某某等”，也只列有真名者，“等”没有罗列，如王海等农民工学校师生、王洁等农民工学校师生，以保证数据的可稽性，请诸位关注者注意。
四：凡称某某女士、某某男士，虽属于应收罗之列，但因不能用真名来确定，故未列。如后附之总参干休所的拆迁。
五：一家人，如温育群夫妇上访，其中有爷爷、奶奶、大哥，也只列有温育群，还有王秀英母女、楼国成夫妇，余照推。也就是我说，我采用的是实名制罗列方式。
六：在两会时间死亡的周凌光、吴川精神病人林立峰，因不属于我统计的范畴，故未予罗列。
七：名单里有两位小孩，一有真名，二因其与亲人一同被截访，虽没被问话，但一样丧失了自由，受到了惊吓，权利受到了损伤，故一并列入。特此说明。
八：两会结束后，我会再一次总结和罗列此一名单，以便全程观察两会到底有多少人被喝茶传唤、截访监禁。以便将来有机会做另外一些敏感日的名单，做对照性观察，以分析政府管制的力度。
杨立才、吴玉仁、刘懿、张辉、李铁、赵达功、张津郡、王译、陈云飞、冯正虎、余杰、廖亦武、王光泽、刘贤斌、陈卫、王仲夏、刘荻、莫之许、徐晓、王荔蕻、高瑜、西峰秀色、傅德瑞、浦志强、张晓辉、张辉、王笑冬、刘安军、李智英、李金芳、朱瑛娣、裘玉梅、许杰、陈映、黄利民、王丽英、邹巍、汪雪娥、金焰、杨海、李海、陈天石、王岛、查建国、高洪明、胡石根、齐志勇、贾建英、曹文星、朱萍、王琴、孙文广、刘杰、朱菊如、张华、陈建芳、冉云飞、申友连、佐位、郭宝峰、范亚峰、凌沧州、马秀云、刘金荣、陈富清、陈书伟、老虎庙、郑秀贞、胡国红、程雪、路言飞、胡德宇、胡新建、丁玉兰、业仲秋、曾金燕、肖青山、@onlybreeze、张耀春、顾红兵（第一批80人）
姚立法、冯永记、张建平、金月花、徐永海、杨靖、沈佩兰、肖青山、文龙、盐巴、温育群、刘纯宝、王伦珍、卢泽凤、杨秋雨、王玉琴、张莉、许佩玲、高雅珍、薛海泉、严驰、张淑凤、郑恩宠、郭莲辉、顾国平、沈纯理、孙明、龙秀祥、罗茜、李红卫、王海、荒原狼、李淑莲、银夏、蒲飞、田喜、李燕、于浩成、戴慧英、代金波、陈湘诗、喻学军、刘四华、屠孝龙、魏全华、田国清、张德安、洪基发、魏水生、丁淑云、肖水珍、丁乐民、王秀英、李学会、李爱艳、杨永泉、张淑凤、胡光、叶金娥、杨桂英、孔秋华、楼国成、沈金宝、孔大华、张大联、李淑霞、代建华、秦鑫、黄全正、方桂水、王桂兰、郑秀贞、宋玉洁、郑明芳、曹文星、朱萍、徐江姣、余同安、黄祸、钟连芳、王友平、单锁青、李正清、孙斌、刘先枝、王家清、许万英、张玉桂、曹果、贺德福、王世平、王春平、贺光磊（7岁）、陈梦菲（4岁）、母红喜、徐美姣、辜湘红、李彦芬、黄春美、廖双元、吴玉琴、张和平、巩富财、宋若贤、杨梅、李玉英、万传余、李和平、梁秀石、商娟霞、毛恒凤、梁汉光、郑大靖、郇新金、方详礼、王耘东、蔡学文、王冰、北风、李毫美、赵桂荣、@vshowyy、栾溱洋、李玉琴、王淑文、余甘林、刘伟、刘德军、李丽蓉、王建平、刘建刚、喻胜芳、李袖华、王万容、@huishenggongyi（龙天）、谢强、惠林泉、张君伟、王洁（第二批149人）
两次相加总人数共2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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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忠“夺笔”
▲关于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夺走记者录音笔事件善后建议书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我们注意到，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抢夺记者录音笔事件仍未得到严肃认真的处理。
3月7日，就在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两天后，就在两会会场，竟然发生了全国人大代表李鸿忠同志夺走《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录音笔、威胁“我要给你们社长讲”的恶劣事件。
如果这是一时冲动的失态，事后应该赶紧设法弥补，该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让舆论热点尽快冷却，重新回到两会既定议程上来。但李鸿忠代表对这一事件的政治严重性毫无认知，3月11日对媒体辩称“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声称此事“不涉及道歉”，“慢慢就过去了”。李鸿忠代表粗暴无礼在先，强词夺理在后，激起了公众特别是网民更为强烈的不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
这样的舆论态势，严重干扰了两会对“一府两院”工作的审议，转移和冲淡了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谋划2010年“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国家重大政策议题。我们几位长期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学者，对此事态发展深感不安。
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是实施舆论监督的利器。干部是人民公仆，媒体替人民监督。抢夺记者采访工具这一行为，是对舆论监督的抵触和蔑视；李鸿忠代表在3月11日的表态中说“我觉得不用在网络这个层面再做什么”，又流露出对汹涌的网络舆论所表达的民意臧否麻木不仁和排斥的心理。这些与人大代表的身份是多么不相称！李鸿忠同志接受选区人民的重托来北京参加两会，不该摆出如此官老爷架子，损害人民代表的形象，损害执政党的形象。
李鸿忠代表同时作为湖北省省长，强力对抗舆论监督，严重破坏了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工作这个国家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在发达国家，议员为了当选和连任，不得不对选民和记者非常谦和。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眼睛向上，对于来自下级和基层的监督，来自社会和媒体的批评，往往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内心深处压根没把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当回事。
网上很多帖文不约而同地提到，李鸿忠代表的言行直接违背了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甚至是“给了总理一记耳光”。有些外国媒体评论说，录音笔事件暴露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官员的“软约束”和“假约束”，导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陷入运转阻滞，个别媒体甚至危言耸听说“中国的人大制度陷入危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对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每位中国公民、每位执政党的党员，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诚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完善和改革，更好地体现依法治国、民主决策的现代宪政法则，但决不能容忍个别领导干部以长官意志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上，把个人公关危机发展为影响政府形象、执政党形象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声誉的公共政治舆论危机。
为此，我们建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一事件，迅速采取措施，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敦促李鸿忠代表向受辱记者和全国人民公开表示道歉，赶在两会闭幕前平息风波，挽回政治影响。
中共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又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各级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中央决策的战略意图，努力“创造条件”，欢迎和保护舆论监督。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经常表现为粗暴地拒绝和打压新闻媒体的正常报道，敌视和扼杀“网络问政”。李鸿忠代表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所缺乏的，不仅是对他人特别是对女性的基本尊重，与新闻媒介打交道的公关素养，更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党性修养。建议抓住这个事件，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教育，引以为戒。
单光鼐研究员和于建嵘研究员年纪相对较轻，没有老一辈党内专家学者对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教训的深刻阅历，但近年来致力于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稳定研究，对于地方领导干部在化解社会矛盾、接受舆论监督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有一些鲜活的感受。在贵州瓮安，2008年瓮安事件发生后，省委书记石宗源3次向居民鞠躬道歉，检讨政府工作的不足，给自己打了个不及格的分数。瓮安居民向单光鼐研究员动情地说起，石书记鞠躬时头顶那片稀疏的发丝。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还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腐败，高房价，看病难、看病贵，教育改革积重难返，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条件和权益缺乏有力保障……在这样的“矛盾凸显期”，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情系大众，视民如伤，牵挂民生疾苦，守土有责，聚拢人心。如果无视民意批评，一意孤行，有违中央教诲，有负民心党心。在此，我们也提请李鸿忠代表本着党性原则，反躬自省，深长思之。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1965年入党
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前副所长兼党委书记、1938年入党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共运史专家，1949年入党
单光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教授
2010年3月12日
▲新闻界学界就李鸿忠事件报全国人大书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及监督政府，写入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言犹在耳，即发生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一事。舆论哗然，为当场强夺之举动心惊，更为其后狡辩之言辞心寒，其谓“我们就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在国会庄严之地，一方大员公然背弃政府承诺，出演暴力丑剧，不惮以轻浮言论搪塞天下，凡有良知之士，莫不出离愤怒。
李鸿忠主政湖北，单就社会民生领域，纷攘轰动事件一起再起。邓玉娇案本是乡镇恶吏作奸犯科，地方官府恃权欺瞒，以杀人罪起诉受害人，监视、殴打、驱赶记者，不惜牺牲法治以遮掩官员颜面。石首事件引燃街头骚乱，李鸿忠畏缩诿责于前期，后以强力收拾残局，坊间余恨迄今未平。再有荆州挟尸要价场面，惨状惊悚国人。湖北公共治理警钟频传，行政乱象可见一斑。
两会既开，民众叩问国是。李鸿忠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理应检视执政得失，思量与民为善。察李鸿忠言行，背离政治文明，迹近自我骄横。强夺事件，受害者绝非当事记者一人。媒体权利折戟，大众知情权受挫，国家形象受累，议会殿堂蒙羞。李氏表现，辜负民众信托，有损人大威仪，于国，于党，于民，流弊昭然。
宪法赋予媒体人之权利，乃公民问政之权利，强权悍然践踏，理当据理抗议。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老报人周瑞金仗义执言，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逾八旬，于病榻之上著文呐喊。
在此郑重呼吁，新闻界与知识界同声相应，知耻而后勇，合力声讨李鸿忠事件的恶劣影响。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络微博，媒体无论类型，记者不分南北，请坚决报道后续事态，迎向此次权利之战。盼望新闻人振臂声援，欢迎公民附议此书。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让天下人知道尚有新闻记者，让天下人知道尚存新闻人格，更要让天下人知道尚有公民权利。李高官暴怒在前，也该让他听到并目睹新闻界之怒，亦是布衣之怒。
吾辈请愿行动均是公开而为，依法而为。吾辈责难李鸿忠，凭借的无外乎是非感与公义心。新闻界诉求目标有二：要求李鸿忠立即向新闻界及公众道歉并辞职；吁求全国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立即启动对其调查及弹劾程序。
因此，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查勘李鸿忠不当言行，关注事态发展；专门调查并完整公布李鸿忠强夺记者录音笔的事件真相，责成李鸿忠公开道歉，严肃核查其全国人大代表是否适格，并责令其引咎辞职。
媒体诸同仁，抗议不必苛求胜算，但求无愧于心。兹此抗议，事关业界尊严，更见新闻良知。同业侧身之报馆、广播电视台、网络公司，岂堪一再受辱？社会公义与道德良知，不可反复蒙羞。敬请共襄义旗，守望相助。为新闻界争尊严，亦是为民众争尊严。
注：各界附议人士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不分先后，不分单位，不分界别，纯粹以个人名义表达诉求，不代表、不阐述、不证明所服务单位公司学校的立场。
附议此信者，请以“真实姓名（或知名笔名）、所在地域、所处行业”格式，发送同意签署邮件到xinwenjie2010@gmail.com。本签名名单将随时更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3月7日报道：湖北省长李鸿忠怒斥《人民日报》女记者
今天（3月7日）早上，中国的两会（全国人大会、全国政协会）继续进行，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爆出“雷人”之语，在一名《人民日报》女记者就邓玉娇等敏感话题提问时，言语失态，湖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甚至抢走记者的录音笔。
据当时在场的记者透露，3月7日早上，一群记者围堵采访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嘈杂中，没听清前面的女记者在问什么。也有记者称，这位女记者问的是去年引发全国关注的湖北邓玉娇案的相关情况。
此时，李鸿忠忽然勃然大怒，对女记者怒喝，“你哪个媒体的？”女记者回答说，“《人民日报》”。领导更怒，“你真是《人民日报》的？你还问这问题？你还是党的喉舌？你怎么引导舆论？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找你们领导去。”
据说，此时，这位女记者眼圈当场就红了，很委屈。而现场记者还透露，湖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许是担心李鸿忠省长的失态之语被发布，还抢走了这位女记者的录音笔，是否归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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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VOA）3月8日报道：湖北省长威胁人民日报女记者成众矢之的
中国一名高级官员在北京两会期间不满被问到涉及官员嫖娼被刺死的邓玉娇案，动手抢走人民日报集团女记者的录音器材，并威胁说要找党报报社领导“讲讲”。此事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有评论认为，湖北省长李鸿忠的上述言行对温家宝总理最近关于政府官员要接受媒体监督的讲话是莫大讽刺。
*记者提问尖锐 省长反问身份*
3月7号，湖北省长李鸿忠在北京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谈论湖北的经济发展形势。当听到有记者在一片嘈杂声中问到如何看待邓玉娇案时，这位刚刚还在侃侃而谈的中共中央委员、同时也是人大代表的李省长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反复追问提问的女记者为哪家媒体工作。
女记者：“您怎么看邓玉娇案？”
李鸿忠：“你是哪里的？”
女记者：“啊？”
李鸿忠：“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女记者：“啊？人民日报的。”
李鸿忠：“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讲，是不是，对不对？”
工作人员：“省长还有事，改个时间，改个时间。”
据财经网报导，李鸿忠当时一把拿下了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报导说，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公众质问 官方消音*
李鸿忠抢录音笔事件一曝光，很快引起众多网友的强烈反响。批评者纷纷把矛头指向这位本应代表人民、倾听民意并且欢迎媒体提问、监督的政府官员。一些网民要求当事官员道歉或者下台，以示负责。
记者在3月8号上网搜索时发现，很多相关网页已经无法打开，大量的批评言论已遭删除。有消息说，当事女记者已被当局下令封口。
*昝爱宗：对温家宝所说媒体监督的讽刺*
浙江资深媒体记者昝爱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总理温家宝几天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话言犹在耳，李鸿忠在众目睽睽下威胁敢于提出民众关心的问题的记者并作出抢夺采访器材的行动，对温家宝总理向各级政府官员提出的要求无疑是一个讽刺。
他说：“我感觉温家宝的说法和李鸿忠的作法相比是一种讽刺，对温家宝是个讽刺。他显然就是说温家宝的话只能代表温家宝个人的意见，而不代表温家宝作为大国总理的一种意见。”
去年，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在面对媒体提问时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百姓说话？”这位副局长的这个言论激起了网友热议，他本人不但遭到人肉搜索，也被郑州官方停职查处。
*昝爱宗：立法保障新闻采访监督权*
呼吁新闻立法保障记采访权监督权的浙江记者昝爱宗表示，跟逯军的言论相比，李鸿忠省长抢笔并威胁记者的言行性质更加恶劣。他表示，如果没有新闻立法来作为法律保障，无论谁提倡媒体监督也是空话。
他说：“如果没有立法的话，这些官员都很霸道。你想抢就抢，想打就打，那记者还叫什么记者啊？记者的职业就不该有了。因为都是你的党喉舌，都是说你好听的，说听起来舒服、好听的话。稍微不高兴的话，你就生气了，那记者还敢当记者吗？所以，我认为，没有法律的保障，记者的采访权、监督权都是空的，也是靠不住的。”
邓玉娇案发生于去年5月10日夜晚，当时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一家宾馆的女服务员邓玉娇为了自卫而刺死刺伤逼迫她提供性服务的镇政府人员。当局起初意图对邓玉娇以杀人罪定罪量刑，后来在舆论压力下法院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当庭释放。这个审判结果被视为是民意对官方的胜利。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8日报道：省长威吓记者网友愤怒声讨
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星期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邓玉娇问题立即变脸，甚至夺下她手中录音笔并说要找记者的领导，网民随即发起声讨李鸿忠的博客文章行动，质疑两会完全是作秀，没有听取人民声音。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3月7日上午，在一群记者围堵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时，有记者提问了轰动全国的湖北省巴东县刺死官员的宾馆服务员邓玉娇的问题，李鸿忠立即质问该名记者的身份，当他知道该名记者来自“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之后，立即动手抢走记者手里的录音笔。此消息马上被现场记者发布到新浪微博和推特等网站，引起网民对李鸿忠的一番人肉搜索，网友们迅速整理了李鸿忠与记者的对话过程：
（一群提问声中，“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问邓玉娇问题）
李鸿忠：“你是哪里的？”
女记者：“啊！”
李鸿忠：“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女记者：“人民日报的……”
李鸿忠：“……人民日报的你怎么还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对不对？”
（片刻）李鸿忠：“你是人民日报的么？”（工作人员：改个时间，改个时间……）
女记者：怎么了……
本台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京华时报”向当事人刘杰求证，
本台记者：“请问是刘杰吗？”
刘杰，“是”。
本台记者，“我是香港打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大家都很关心你的状况”。
刘杰，“现在可能有点事，不太方便”。
本台记者，“大家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工作上受到影响？”
刘杰，“没有，没有，没有”。
本台记者，“没有写悔过书之类的吧？”
刘杰，“这肯定没有，不会的，我觉得作为媒体人，我们肯定还是有自己独立的舆论监督权”。
本台记者，“那抢录音笔是真的吗？”
刘杰，“这个我还是得什么一下再和你说好吗？”
本台记者，“怎么一下？”
刘杰，“我现在不是很方便”。
据悉李鸿忠当场夺走记者手中的录音笔，之后工作人员要女记者写悔过书后才发还录音笔，女记者当场流泪。
随后不久新浪微博和国外的微博客推特网站，都出现了大量的网友转发和评论，众多网友表示震惊。随即网友们开始分头取证，将图片，声音和文字内容，以及各个消息来源进行对比。有网友发起声讨李鸿忠，撰写相同主题博客文章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人大代表们如何赤裸裸地威吓记者，粉饰太平。但这些文章很快遭到删除。
发起“李鸿忠非道歉不可”的专栏作家石扉客在博客上表示，“李鸿忠代表，谁选你上来的？这个样子的李鸿忠能代表我们吗？”石扉客的声音得到了众多网民的响应，至星期一上午，在中文博客空间中已经出现7400多篇关于李鸿忠的评论文章。
响应者之一，四川网上作家冉云飞向本台表示，“说白了，在中国官员当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仅仅是李鸿忠个人。有些官员可能稍微收敛一点，但是嚣张和蛮横和李鸿忠是一样的，并不仅仅是李鸿忠一个人，这种制度下必然产生这样的官员，对上谄媚，对下骄横。整个制度下就会产生这样的官员，因为权利来源不是民选”。
网友们评价，李鸿忠在我们心里不管能否代表湖北省人民，他至少已经代表了全国人大代表们“看，人大代表就是这样对待采访的”。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一篇署名李平的评论文章表示，李鸿忠一番：“你是党的喉舌，怎么引导舆论”的训斥，不仅揭下“人民日报”的纸老虎面纱，也展现地方官员蛮横。李平说，人民代表和传媒，本来是监督政府的最强组合，但荒谬的是，代表是高官，传媒是高官的工具。在这种变态的组合之下，高官们的无耻言行还能够受到什么制约呢？
资深网络评论员北风表示，“最严重的是，他说要找他的领导，这就是非常明确的权利恫吓，也是非常鲜明的凸显出中国权力监管体制下媒体的生存空间，非常明确得展现出来”。
有网友认为，执政党不接受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公民不能问政的当下中国：四亿乃至未来更多的网民也许只能用网络来围观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一言一行，让网络变得更加政治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9日：邓玉娇与服务型政府
湖北的“邓玉娇”奋起反抗、怒戳淫官，名扬海内外。她的自卫在民间成了弱小平民不畏权势的象征。
本来案子早已了结，但这几天似有二度发酵之势，有些中国记者同行偏偏“哪壶不开踢哪壶”，愣当众冒犯人民的服务员、湖北省长李鸿忠，要他发表看法。于是出现了权势的另一种演绎。据报道，李省长迅速作出反应，抢夺记者的录音笔，并威胁要找她的领导谈。
中国的网络空间里，还有人把此事与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去年10月的“哪个单位”相联系，突显权势在草民面前的骄横。
甚至还有网民因此指责李鸿忠没水平、不称职，要求他下台。
“欢迎监督”
就在谴责之声甚嚣尘上的当口，新华社以“湖北省长回应邓玉娇案：负面新闻不怕媒体报道”为题转发报道，称李鸿忠说，湖北省欢迎媒体监督，只要报道得客观公正。
报道还引述了温家宝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2010年八项任务之一–“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压轴语。
报道称，李鸿忠认为，党和国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自己是怎样做的呢？到底哪种版本反映了真实的李鸿忠？各位自有评判。
服务型政府
然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首先是制度建设，把民众赋予的权力纳入法制的框架内加以制衡，否则，这样的雷人雷语在今后媒体与官员的互动中还会发生。
服务型政府的运行可能还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国与家观念，树立一种新的平等契约观。
家固然依存于国，但国是由千千万万个家撑起来的。“国家、政府”应该为“家庭、个人”服务。
这样，冬奥会上得冠军“先”感谢父母“再”感谢国家，就不会让一些官员不舒服了。
▲美国之音（VOA）报道：湖北省长称欢迎媒体监督
面对不断高涨的批评和要求道歉、辞职的网民呼声，湖北省长李鸿忠在威胁人民日报属下女记者并出手抢走录音笔事件一天后对媒体表示，不怕报道负面事件，湖北欢迎法律、民主等形式监督，同时也包括媒体监督。有评论认为，在媒体面前作了蠢事说了错话的李鸿忠虽然处境尴尬，但是目前看来他不会道歉，也不至于受到上面处分，因为他毕竟说的是党报是官方喉舌的大实话。
媒体报道不提李鸿忠与记者冲突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李鸿忠在3月8号接受媒体简短采访时说：“我们平时讲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政府要接受这些监督。我理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权力运作，行政运作整个过程要透明，让人民群众看得见。”
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5号在人大开幕当天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李鸿忠3月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负面）事情不怕报道、不怕公开，只要报道得客观公正就好。”他还表示，湖北欢迎法律、民主等监督形式，同时也包括媒体监督。
事件经过
此前一天，3月7号，在采访北京两会的媒体记者面前，这位中共中央委员同时也是人大代表的省长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曾备受瞩目的邓玉娇案时突然失态，不但没有回答问题，反而一再追问向他提问的女记者“是哪里的”，并声称要找这位记者任职的京华时报所属的人民日报领导“讲讲”，进而动手抢走了记者的录音笔。
省长不道歉网民不罢休
湖北省长李鸿忠两会期间在媒体记者面前的上述表现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批评这位政府高官和支持敢于追踪民众关切的负面新闻的女记者刘杰的网上舆论几乎是一面倒。
在李鸿忠表示欢迎媒体监督但没有就此前发生的事件道歉之后，中国法律门户网站法律界的一位网友评论说，“这次是否就李鸿忠如此牛气举动采取措施，或者就此不了了之，考验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这位网友说，“温家宝不是一直很亲民很嫉恶如仇吗？看他这时候是否站出来为刘杰说句公道话。”
杨恒均：李鸿忠不会为承认事实道歉
原籍湖北随州、现居广州的作家杨恒均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李鸿忠省长既然说欢迎媒体监督和不怕报道负面事件，表明他已经让步。他认为，李鸿忠不好再进一步说下去，因为人民日报这些报纸的确是受官方控制的，就是进行舆论导向所需要的喉舌，杨恒均指出，李鸿忠当时不过是把这个实际情况不小心说漏嘴了，因此他虽然处境尴尬但不会为此道歉。
他说：“这个歉不好道，他说实话，他今天出来说这个话，他一定是放低自己的身段了。一个省长什么时候因为网民说了几句话，他就出来解释欢迎批评啊？我这是从他的立场分析。他一定是放低身段了。他若是再说下去，哎呀，我说这个话说错了—他那个话对网民来讲是说错了，可是他说出了事实啊。”
杨恒均：官方进退两难
这位评论人士表示，李鸿忠虽然现在是千夫所指，但有关事件能否发展成一个指标性事件值得关注。他指出，如果批评和要求李鸿忠下台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北京高层也将面临进退两难境地。
他说：“如果中央也对他处理，那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同样，中央也面临一个dilemma，也就是进退两难，中央怎么说他呢？（笑）只能说你不会搞公关，你说走漏嘴了，对不对？但是中央能说他说错了吗？你能为这个事撤销我们的一个省长吗？”
政府官员因在媒体面前不小心说漏嘴而受到处分已有先例。去年，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在面对媒体提问时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百姓说话？”这位副局长的这个言论激起了网络上的轩然大波，他本人不但遭到人肉搜索，也被郑州官方停职查处。
邓玉娇案发生于去年5月10日夜晚。当时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一家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为了自卫，用水果刀刺死刺伤逼迫她提供性服务的镇政府人员。警方对邓玉娇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后来在舆论压力下法院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当庭释放。这个审判结果被视为是民意对官方的胜利。
[NextPage]
▲新加坡《联合早报》：湖北省长拒绝道歉
在媒体的连日追问下，深受“抢笔门”事件困扰的湖北省长李鸿忠前天终于正面回应了“抢夺女记者录音笔”事件。他承认“拿”了女记者的录音笔，但强调“拿”录音笔只是为了验证对方是不是记者，因此“不涉及道歉”。
网上流传不同版本“抢笔”事件
针对网上流传的“抢笔”事件不同版本，李鸿忠也向媒体描述了事件经过。据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下属的《新快报》昨天报道，李鸿忠说：“我请教她（《京华时报》记者刘杰）‘您是哪个新闻单位的’，她说她是《人民日报》的；我就又问她‘你是《人民日报》的吗？’她就支支吾吾没再答了。后来我们得知她不是《人民日报》的，是《京华时报》的。不过《京华时报》也没关系，我觉得每个媒体都有采访啊、新闻监督的权利，这都很正常。我觉得就理直气壮地说《京华时报》就好了，没什么问题。”
在解释为什么要“拿”女记者的录音笔时，李鸿忠说：“这个是因为她没有痛快讲（她的单位），可能她觉得自己是《京华时报》的却说是《人民日报》的，不太好吧。我们就担心她是不是其他单位的，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看看是什么内容。”
针对许多网民要求李鸿忠向女记者道歉，李鸿忠有些支支吾吾地说：“唔……我觉得也不要太讲这个。其实认识一个人也不是光是某一个方面的。有一些误解，不要紧。”他接着说：“我觉得她（刘杰）应该更开朗一些，大大方方的。”
在记者追问李鸿忠是否觉得不用道歉时，李鸿忠略显激动地说：“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党政工作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媒体也很辛苦，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鼓与呼，鞭挞社会的不良现象。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
李鸿忠还暗示愿意和刘杰见面以化解网络上对他不利的言论。他说：“她（刘杰）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好想的，像我们这样见面，大大方方地聊一会，我觉得行。但我觉得不用在网络这个层面做什么。”
不过，在回答“ZF和人大代表应该怎样面对媒体”的问题时，李鸿忠马上侃侃而谈，显得游刃有余：“我2004年刚到深圳（任深圳市市长）时就说过，新闻媒体有‘三光’作用。第
一，就是要阳光。总理讲，权力要在阳光之下运作，什么东西亮在阳光之下，就一清二楚。第二个是目光，群众的目光，人民的目光，这也是监督的一部分。第三个是激光。用激光做手术不出血，容易治病，创伤面又小，舆论监督是改正问题、纠正错误的好办法。我当时概括的‘三光’作用就是要高度重视媒体。”
但李鸿忠将“抢笔”事件责任推给被抢者刘杰的说法引来网民更多的“砖头”，有网民指出，无论李鸿忠是“拿”还是“抢”了女记者的录音笔都必须道歉，李鸿忠为自己“拿笔”行为的辩解十分可笑，可谓是越描越黑。
一个署名“鲁宁平”的网民昨天在《中国百姓喉舌网》上发表文章说，关于记者刘杰的录音笔，无论你“抢”也好，“拿”也罢，反正从一个女记者的身上到了你的手里。其实区别“抢”与“拿”是很简单：未经我的许可你从我身上“拿”走了属于我的物品，试问这到底是“拿”还是“抢”？
“鸿忠抢笔”成为网络流行成语
另有名为“石扉客”的网民在新浪博客发表文章质问李鸿忠：向女记者道歉就这么难吗？文章说，截止今天，我们没看到李鸿忠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个湖北省长所应有的基本政治水平。“鸿忠抢笔”有望成为今年以来第一个能和“正龙拍虎”相媲美的网络流行成语。
还有网民发表题为“李鸿忠，温总理和人民喊你向女记者道歉”的文章，但文章内容被屏蔽。
▲美国之音（VOA）3月13日报道：新闻界学界敦促湖北省长道歉
中国新闻界和学界发出呼吁，要求在“两会”期间粗暴对待记者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公开道歉，主动平息舆情，挽回政治影响。
*五学者联署希望李鸿忠公开道歉*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等五位学者联名建议11届全国人大3次主席团讨论这一事件，认真处理这个问题，并希望李鸿忠代表公开道歉。
他们说，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经常表现为粗暴地拒绝和打压新闻媒体的正常报道，敌视和扼杀“网络问政”。
几位学者建议，抓住这个事件，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教育，引以为戒。
*省长欢迎舆论监督，拒绝向记者道歉*
3月7号，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两会”现场被记者围住，《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问李省长对邓玉姣案怎么看。李鸿忠顿时拉下脸，责备记者为什么纠缠这件事，是哪家报社的，还扬言“要给你们社长讲”，而且动手抢走了记者的录音笔。
此事一出，舆论哗然。第二天，李鸿忠态度有所缓和，说了一些欢迎舆论监督的话，但同时辩解说，他抢录音笔是担心对方不是记者，把录音笔拿去看看有什么内容。他还拒绝了网民要求他道歉的呼吁。
*百名新闻工作者呼吁李鸿忠下台*
针对这一事件，上百名新闻界人士也上书人大。他们在公开信中说，这件事的受害者决非当事记者一人。媒体权利折戟，大众知情权受挫，国家形象受累，议会殿堂蒙羞。
公开信呼吁，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络微博，媒体无论类型，记者不分南北，坚决报道后续事态，迎向此次权利之战。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严肃核查李鸿忠人大代表是否适格，并责令其引咎辞职。
《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也是公开信的签署者之一。他评论说，李鸿忠如此表现是惯性使然：“他没有把记者当作职业上完全平等的对手，仍然是‘我是省级领导’这样一种感觉。一旦他不高兴回答的问题，他就开始发作，而且抢走别人的采访工具。他这是一种惯性。”
*糊里糊涂过去，会拖累党的形象*
86岁的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在病榻上撰文评论此事。他说，干部是人民公仆，媒体替人民监督。对抗监督，就得鞠躬道歉，此事糊里糊涂地过去，只会拖累党的形象、政府的声誉。
李大同说，各级官员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进行观念更新。
他说：“中国的官员存在着重新认识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和媒体对社会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总体上需要更新。以往总是说，媒体是党的工具和喉舌，什么党性原则等等，不允许你批评，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以往把这个叫做党性，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奴性。这个东西已经完全不符合时代要求了。”
*胡锦涛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周瑞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党政领导干部要与时俱进，修习现代多种利益群体和多种传播渠道背景下的执政艺术，切实改进执政能力，学会在舆论监督中执政，在“杂音”中执政。
李大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事件也是好事。
他 说：“为什么新闻界的同志们反映这么强烈呢？也是因为新闻同仁的职业意识已经彻底地觉醒。任何官员，不要说你这个省长，就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也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冲突以后还会有的，社会也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的碰撞当中缓慢地前进。这是一个好事。”
*中国媒体‘两会’报道表现不俗*
作为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中国媒体这次对“两会”的报道可圈可点，表现不俗。最突出的是，媒体对代表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说：“我注意到有些媒体甚至向代表发问，‘反对键是在表决器的哪一边？’有名的演员和主持人倪萍说她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是因为她爱国。这样的言论，引起了新闻界、媒体的一致的批评。”
李大同说，对于那些在“两会”上敢于说真话的代表和委员，新闻界做出了及时报道和积极反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3日报道：五中共老党员联名 吁湖北省长公开道歉
湖北省长李鸿忠日前对“抢笔”事件的说明没有让舆论界的质疑声平息下来。昨天，五名中共老党员与体制内学者联署呼吁全国人大主席团严肃处理问题，并要求李鸿忠赶在“两会”结束前公开表示道歉，平息风波，挽回政治影响。
五名联署人包括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前副所长兼党委书记冯兰瑞、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家高放教授、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周瑞金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笔名“皇甫平”的笔名发表一系列力挺改革的文章，被认为是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高龄90岁的冯兰瑞在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就加入中共，是原中纪委书记李昌的夫人。
在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的《关于李鸿忠事件善后建议书》里，联署者开篇就指出，人大代表抢夺记者录音笔事件仍未得到严肃认真的处理。他们认为，如果当事人是一时冲动的失态，事后应该赶紧设法弥补，该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让舆论热点尽快冷却，重新回到“两会”既定议程上来。
建议书继后说，“抢笔”事件导致的舆论态势，严重干扰了两会的审议工作，转移和冲淡了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谋划2010年经济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重大政策议题。
建议书又举出中共十七大有关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表述，以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上对“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提法，接着指出：“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经常表现为粗暴地拒绝和打压新闻媒体的正常报道，敌视和扼杀‘网络问政’。”
建议书呼吁人大主席团“抓住这个事件，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教育，引以为戒”。
发生于本月7日的“抢笔门”，这次意外成为“两会”期间的舆论热点。事缘李鸿忠在湖北人大代表团开放活动后，面对记者有关邓玉娇案的提问时，反问对方来自哪个新闻单位，并且“拿”走该女记者录音笔，有关消息引起舆论界哗然。
邓玉娇案是指2009年5月10日晚发生于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在受到性侵犯后，刺死、刺伤镇政府人员的刑事案件。在网民及妇女团体的声援下，邓玉娇免除刑事处罚。
在“抢笔”事件发生后，李鸿忠最初并未公开说明，做出回应。他隔日对媒体表示湖北欢迎媒体监督，只要报告客观公正就好；10日又再对国内媒体说，因为当时《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没有痛快答出自己的所属新闻单位，他们对她的身份有所“担心”，于是把录音笔“拿”去看看有什么内容。
与此同时，过去两天里，大陆与香港地区约70名媒体人与学者也联署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李鸿忠道歉并辞职，并呼吁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启动调查及弹劾程序。
针对湖北省长李鸿忠日前“抢夺”女记者录音笔事件，五名中共老党员与体制内学者联署呼吁全国人大主席团严肃处理问题，并要求李鸿忠赶在“两会”结束前公开表示道歉，平息风波，挽回政治影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3月12日报道：拒绝道歉继续说谎的李鸿忠
3月7日，在中国的年度人大会上，当一名女记者刘杰问及关于邓玉娇等敏感话题时，湖北省长李鸿忠先是一把抢过女记者的录音笔，又质问这名女记者，还语带威胁说要找他们的社长。
此事在中文互联网上成了热门话题，很多网友，尤其是媒体人纷纷要求李鸿忠道歉甚至下台负责。吊诡的是，虽然湖北省官方几经努力，由国新办网络局出面删除了大量报道和帖文，此事仍没有被完全“消声”。
3月11日，广东的《新快报》刊发了对李鸿忠的采访，他辩称此事是“误会”，并坚持不会道歉。李鸿忠的种种说法非没有如他希望的撇清干系，反而谎话越编越不圆。
此事更加发酵，传统媒体上虽然鲜见，互联网上却是一边倒的骂声，俨然成为2010年两会期间的第一丑闻。
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经过几天酝酿的李鸿忠理清了头绪，试图给公众一个解释。
3月7日早上，一大群记者围住湖北省长李鸿忠，《京华时报》的刘杰问到了关于邓玉娇的问题。
李鸿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他说：“我请教她‘您是哪个新闻单位的’，她说她是《人民日报》的。我就又问她：“你是《人民日报》的吗？”她就支支吾吾没再答了。”
李鸿忠说，“担心她是不是其他单位的，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看看是什么内容。”
事实上，《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一份市场化的都市报。在中国，由于党报的优越政治地位，作为市场化媒体的子报由于担心采访被拒绝，经常会报上母报的名义进行采访。这不规范，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新京报》的一名编辑说，很多记者，当遇到李鸿忠周继红等大人物的反诘时，往往都报母报的名，比如《京华时报》的会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的，《新京报》的会说自己是《光明日报》的。我明白这有出于自保的无奈，不过多少也有点自甘下贱，考虑到母报与子报的关系，准确地说这该叫“自甘上贱”。
但根据李鸿忠的暗示，这名女记者身份可疑，因此，抢夺她的录音笔是有理由的。李鸿忠的这一说法并不是第一次。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李鸿忠抵达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会议，一通过安检机，即被多名香港记者包围追问。李一脸不悦，本想调头离开，却被多部摄影机阻挡。众记者穷追不舍，被问及会否向女记者道歉时，李只吐出四个字“她搞欺骗”，接用手拨开记者的麦，快步走入会堂。
李鸿忠的故事编得并不圆满，当时在场的记者很多，虽然现在还没发现有现场的视频流传，但李省长遮不住这么多记者的眼睛，虽然抢走了一只录音笔，但却没能抢走现场那么多的录音笔，互联网上也流传着当时现场的录音。
综合在场的许多记者的描述和现在网上可以找到的现场录音，可以有把握地说：李鸿忠在说谎，他的幕僚们设计的这个情节穿帮了。
在场记者回忆说，一开始，《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抢着提最后一个问（现场数十记者的录音笔、摄像机、相机此时还围着李鸿忠）“请问省长你怎么看待邓玉娇？”，省长大人马上阴沉下脸，一言不发，现场气氛降到零点。
此时，李鸿忠伸出左手（现在江湖人称闪电手）抢下刘杰的录音笔。他动作隐蔽，而且刘杰个子矮小，录音笔位置偏低，所以当时很多人没看见李鸿忠的动作。
随后，李鸿忠径直往贵宾厅大门走去，快到门口时，他又回转身体，有了后来众所周知的“怒斥女记者”一段（见本台此前报道），而到了此时，李鸿忠才知刘杰的“人民日报”身份。
请注意顺序！
也就是说，提问――抢录音笔――怒斥，而不是对《新快报》撒谎的逻辑：提问――回答――看录音笔。在现场的一名记者说，“还原了这个逻辑顺序，李鸿忠怎么都无法撒谎欺骗媒体了。”
在《新快报》的采访中，李鸿忠省长反而唱起高调，怪这个女记者不够大方，他说，“我觉得她应该更开朗一些，大大方方的。”
事实上，被这么一位中央委员，省部级高官当场怒斥后，这名女记者当场红了眼眶，后来再也不敢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而在李鸿忠的这次采访里，他摆出高姿态，自称善待媒体，反过来展现“高姿态”。他说，“媒体也很辛苦，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刚从业，也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
“似乎是记者本该向他道歉，只是因为领导同志宽容大度，才不跟年轻人计较了。”钟沛璋评论说。
86岁的老干部，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在一篇长文《干部是人民公仆，媒体替人民监督》。中回忆了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采访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揭露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饭少付钱，吃一顿客饭交的钱还不够买一碗汤。
钟沛璋说，王磊部长是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但被批评后立刻对中央、对媒体、对提出批评者、对公众诚恳认错道歉，痛痛快快，不拖泥带水，没有反过来质问记者“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更不会威胁说“我要给你们社长讲”。
钟沛璋说，看到报章上李鸿忠就此事的公开回应，感到很悲哀。“堂堂地方大员对于在国家议会这样的庄严场合，夺下记者录音笔这样的明显失态行为，竟然没有一丝歉意。”
他说，“首都两会驻地不是邓玉娇的家乡野三关，那里去年曾经发生过动用公权力抢夺记者采访器材、殴打记者并逼着记者认错的事件。”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则说，3月5日上午9时，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李鸿忠此举，不啻于给了温总理一个耳光”，什么,“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不是一句空话吗？
这两篇评论已经被国新办下令《财经网》删除，昨天，杭州的《青年时报》编辑则致电病床上的钟老先生，要求在报纸上转载，并向老人表达敬意。
老人回答：“谢谢关心，身体尚可，可以转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3月12日报道：周瑞金于建嵘等五学者向全国人大发信敦促李鸿忠道歉
3月12日晚间，周瑞金、冯兰瑞、高放、单光鼐、于建嵘等五名学者向正在举行的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主席团发出公开建议书，要求其敦促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长李鸿忠就其在人大会上抢夺女记者录音笔的不当行为进行道歉。
公开信称，3月7日，就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两天后，就在两会会场，竟然发生了李鸿忠夺走《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录音笔、威胁“我要给你们社长讲”的恶劣事件。如果这是一时冲动的失态，事后应该赶紧设法弥补，该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让舆论热点尽快冷却，重新回到两会既定议程上来。
但李鸿忠对这一事件的政治严重性毫无认知，3月11日对媒体辩称“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声称不涉及道歉，慢慢就过去了。李鸿忠粗暴无礼在先，强词夺理在后，激起了公众特别是网民更为强烈的不满。几位长期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学者，称 “对此事态发展深感不安。”
他们认为，李鸿忠“抢夺记者采访工具这一行为，是对舆论监督的抵触和蔑视”；而他在3月11日的表态中说\”我觉得不用在网络这个层面再做什么\”，又流露出对汹涌的网络舆论所表达的民意臧否麻木不仁和排斥的心理。公开信提出，李鸿忠同时作为湖北省省长，强力对抗舆论监督，严重破坏了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工作这个国家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不
应容忍个别官员以长官意志凌驾于人大制度之上，把个人公关危机发展为影响政府形象、执政党形象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声誉的公共政治舆论危机。
公开信建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一事件，迅速采取措施，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敦促李鸿忠向受辱记者和全国人民公开表示道歉，在两会闭幕前平息风波，挽回政治影响。建议政府抓住这个事件，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教育，引以为戒。同时，也提请李鸿忠，“反躬自省，深长思之。”
[NextPage]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13日报道：中国新闻界上书“弹劾”李鸿忠
部分中国媒体人士就“录音笔事件”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湖北省长李鸿忠向新闻界及公众道歉并辞职。同时吁求全国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立即启动对其调查及弹劾程序。
而李鸿忠在接受官方“中国网”采访时表示，录音笔事件是误会，因此不涉及道歉。
中国媒体此前报道说，北京人大会议期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一名女记者追问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去年的邓玉娇案，李鸿忠“大怒，训斥该记者并抢走她的录音笔”。
后来李鸿忠对官方媒体说，不怕媒体报道邓玉娇案、石首事件等负面事件，“只要报道客观、公正就好”。但没有向这名记者道歉。
这份周五晚些时候出现在网上的公开信第一批已经有包括“南方报系”知名记者长平在内的五、六十人签名。
根据网上信息，签名在周六午夜已经增加到507人。
长平周六向BBC中文网证实，前《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等人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
这份公开信开头指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及监督政府，写入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言犹在耳，即发生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一事，舆论哗然”。
公开信接着列举了湖北省近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两件社会事件：石首事件和邓玉娇案。公开信说，这两起事件显示“湖北公共治理警钟频传，行政乱象可见一斑”。
关于“抢夺录音笔事件”，公开信说，“李氏表现，辜负民众信托，有损人大威仪，于国，于党，于民，流弊昭然”。
公开信强调，信中的呼吁“公开合法”，欢迎各界人士附议。
公开信呼吁中国新闻界与知识界“同声相应，知耻而后勇，合力声讨李鸿忠事件的恶劣影响”。呼吁“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络微博，媒体无论类型，记者不分南北，请坚决报道后续事态，迎向此次权利之战”。
不过，BBC中文网周六发现，中国一些主要网站已经删除了转载这一公开信的博客。
▲香港《明报》3月13日报道：学者联署促鄂省长道歉政协斥李鸿忠没素质
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录音笔事件”风波持续发酵，已受到“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昨日有消息透露，有人大代表发起联署，要求李鸿忠辞职；而内地互联网上也流传由多名学者联署的致十一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主席团的公开信，敦促李鸿忠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以“挽回政治影响”。发表联署信，呼吁人大责令李鸿忠辞职。更有全国政协委员公开指摘李鸿忠“没素质、没修养”。
据悉，当局目前最担心的是，在明日（周日）上午的总理温家宝召开记者会上，有记者可能会当场提问此事，令温总“被迫”要对事件表态。
昨晚，内地互联网上有一封由《人民日报 》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前副所长兼党委书记冯兰瑞、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和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教授于建嵘5人联署的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一事件，迅速採取措施，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敦促李鸿忠代表向受辱记者和全国人民公开表示道歉，赶在两会闭幕前平息风波，挽回政治影响。”但周瑞金在回答本报查询时，否认曾参与联署。
在7日抢录音笔事件发生后，人大湖北代表团会议一直未再对媒体开放，李鸿忠本人也拒绝公开接受访问。昨日，湖北团会议只允许部分中央及湖北官方媒体记者入场旁听，据现场记者透露，李鸿忠在会上一言不发，而会议工作人员则指他“今天很累”，要求记者在会后不要採访他。昨晚，湖北团再邀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个别中央级媒体记者访谈，希望透过“正面报道”来缓解事件对李鸿忠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昨日在对本报表示，目前网上透露出来的所有信息都表明，李鸿忠的做法“绝对错误”，因此李无论如何都应向记者道歉。“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地方的主要行政首长，即便受到欺骗，也无权抢记者的个人财物。”
于宁指出，被抢录音笔的女记者刘杰当时并未犯任何错误，因为刘杰任职的《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属下报纸，她称自己是《人民日报》记者并不是撒谎。而李鸿忠日前表态称没必要道歉，则完全是在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开脱，“现在你显示的态度却变成是在原谅记者，完全是颠倒是非”。
对于李鸿忠抢录音笔行为，于宁直言：“（李）完全没修养、没素质。只因平时作威作福习惯了。”他指出，即使现在道歉，也已对中国官员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我很奇怪为什麽他的下属工作人员也不弥补，直到现在还不作任何道歉？”
▲美国之音（VOA）3月14日报道：抢笔事件：省长拒道歉 批评续升温
北京两会虽然已经落幕，但是，湖北省长抢走采访两会记者录音笔事件的当事人李鸿忠因拒绝道歉而持续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有人提出追究其法律责任。与此同时，这位不肯认错的政府高级官员在参加有关两会的活动时刻意回避进行追踪报导的媒体记者。
湖北省长李鸿忠抢走人民日报下属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的录音笔事件从事发至今已经一个星期。尽管许多有关的网上批评言论遭到官方删除，但是，这一新闻事件仍然受到许多媒体的追踪报导，并且持续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热点议题。
*学者：敦促道歉辞职要求调查弹劾*
在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等五名学者联名敦促李鸿忠向受辱记者和全国人民公开道歉之后，已经有数百人在这些学者发表的《关于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夺走记者录音笔事件善后建议书》上签名，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大约70名媒体人与学者也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李鸿忠道歉并辞职，呼吁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启动调查及弹劾程序。
*李鸿忠：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
李鸿忠日前在接受广州新快报采访时表示，这个事件只是一个误会，不涉及道歉。
李鸿忠在回应一边倒地认为刘杰受了委屈的网上舆论时说，我觉得她(刘杰)应该更开朗一些，大大方方的。李鸿忠还表示，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
*京华时报人员：不方便讲*
美国之音记者致电京华时报询问时，该报新闻热线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对抢笔事件略微知道一些，但是不方便讲。该工作人员表示，如需了解情况，可在第二天上班时间拨打刘杰的分机。不过，这位工作人员拒绝透露刘杰的分机号码。
对于有传闻称中宣部不准媒体报导抢笔事件，有网民留言讥笑说，只许州官抢笔，不许百姓作声。
*昝爱宗：官方为劣官遮丑*
浙江资深记者昝爱宗对美国之音表示，李鸿忠事件反映出当今官员的素质低下，并且可以从中看出中共宣传部门在不遗余力为其遮丑。
他说：“共产党现在的官员虽然就是这种素质，但是新闻办或者宣传部还替这些人遮掩一下，不愿意让人民知道这种素质的人当代表，这个丑行不让它暴露，还有替他掩盖。”
*抢笔涉嫌犯罪？*
星期天，一名自称来自福州、名叫吴淦的公民给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中心打电话，举报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涉嫌犯罪，要求警方调查。
此外，还有法律专家列举中国刑法指出，李鸿忠抢夺记者采访工具涉嫌触犯抢夺他人财产罪。
*焦点人物避见媒体*
有媒体报导说，抢笔事件的主角、湖北省长李鸿忠已经成为两会记者追逐的焦点人物。报导引述知情者的话说，李鸿忠星期六下午在参加两会活动时，乘坐湖北驻京办派的专车从侧门进入会场，让人民大会堂门外等候的近百名媒体记者没能见到他的踪影。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14日报道：省长“录音笔”与首相抢话筒
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就在湖北省长李鸿忠的“录音笔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我想起了一段40年前英国首相抢话筒、打记者的历史小插曲。
李鸿忠强调录音笔事件是误会，不涉及道歉（资料图片）。
事件的主角是首相威尔逊和BBC记者辛普森（John Simpson，现任BBC国际事务主编）。
1970年5月，执政工党的政治形势十分不利，各方都推测威尔逊会宣布提前大选。
5月的某一天，威尔逊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乘火车回自己的选区，而刚刚成为BBC电台记者的辛普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采访他。
初出茅庐的辛普森根本不知道该活动只是一场公关秀，他眼见首相就要上火车，可是在场没有一个记者打算问首相是否会提前大选。
于是辛普森拨开人群，一个箭步冲到威尔逊面前，举起话筒问道：“不好意思，首相阁下……”
你是哪儿的？
威尔逊勃然大怒，左手一把抓住话筒企图抢走，右手一拳打在辛普森的肚子上：“你竟敢如此放肆？你是哪儿的？BBC的？你的领导知道我从来不会在这种场合接受采访的！”
25岁的辛普森疼得弯下腰回答道：“可是……”
威尔逊打断说：“我会就你的可耻行为（向你的领导）提出最严厉的投诉。”
说罢，威尔逊一行便上了火车，其新闻秘书在辛普森耳边补充了句：“你走着瞧。”
火车缓缓离开车站一两分钟后，辛普森才回过气来。在场的记者都笑得合不拢嘴，认为他自讨没趣，而BBC电视部的同事则抱怨他挡住了镜头。
历史重演
辛普森在他的自传“Strange Places, Questionable People”里面写道，1970年的英国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所有同行都拍下了他挨打的一幕，但没有一家播出来。
虽然英国被视为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可是在那个年代，记者挑战权贵的时候却依然显得那么渺小。
辛普森指出，那时候，高官们只要不是杀了人，像他挨揍这种事件是绝对不会被报道的。
与此同时，威尔逊的确在打完辛普森后宣布提前大选，但却意外输给保守党而丢掉首相宝座（不过他1974年又重新带领工党上台执政）。
历史的巨轮向前转动了40年，很难想象如今的首相布朗会再干出威尔逊那样的行为。然而，类似的事情却在地球另一端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重演。
也许人们如今要问的是：人民大会堂上上演的那一幕还会不会重演。
▲香港《明报》报道：把李鸿忠拉下台恐非易事，其母是邓小平前妻
湖北省长抢女记者录音笔并出言威吓事件，可谓今年两会唯一的突发意外事件，给沉闷的两会气氛平添了一点波澜而已。目前，事件已发酵成“网络群体事件”，内地媒体似乎同仇敌忾，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但从事件发展的几种可能性来看，仅凭此事把李鸿忠拉下台恐非易事。
两会今日闭幕，温总中午记者会尚未结束，一些地方代表团可能已在回程路上。因此李鸿忠事件的发展不外乎3种结局。
其一，当局明快处置，逼李出来道歉，或由高层宣布对事件展开调查，借温总记者会之机对李提出批评，令形势急转直下，李或引咎辞职。网络民意大快人心，内地传媒额手称庆，政府形象一新。但从中宣部下令禁止媒体炒作此事以及中共一贯行事作风来看，这种可能性极微。因为，与以往的网上事件拉下贪官不同，除非李鸿忠有贪污证据被爆出，否则，仅凭威吓记者一条，绝不足以令他落台。
其二，李鸿忠今次逃过一劫，但已对今后仕途罩上阴影。李今年才54岁，位居正部级官员，未来仕途本被看好，但经此一役，其声誉以及应急公关能力大受折损。在日益重视“亲民”形象的中央眼中，他今后在升迁任用中，多少都会受影响。从今次事发后李鸿忠的上司、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多名其他省官员也多语带影射、冷嘲热讽来看，李鸿忠今番出丑，在内地官场，不乏落井下石、牆倒众人推之人。因此，这种可能性的机率不低。
第三种结局，虽然是内地媒体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幸也是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李鸿忠不仅毫髮无损，而且今后照样升官。据北京消息称，在内地官场，民望形象虽然日益重要，但关係和背景仍是最重要的因素。李鸿忠是秘书出身，大学毕业后就跟随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从沈阳市到辽宁省，再到电子工业部，直到1988年才到广东惠州任职，与出身基层的官员不同，令其官气更大，更少关心民瘼民意。但其与秘书帮的关係盘根错节，旧上司李铁映是中共元老李维汉之子，其母金维映又是邓小平前妻，后台强硬，这种庇荫对李鸿忠逢凶化吉不会毫无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共的组织人事路线决定了官员的效忠对象是党而不是人民。李鸿忠的官职并非人民授予，只是官方委任（虽然走了人大选举的过场）。更何在当局眼中，媒体只是喉舌、工具，若让工具异化至指挥大脑，岂非本末倒置？由是观之，李鸿忠仕途应无恙。
▲德国之声（DW）3月14日报道：一周香港媒体报道摘要
本周，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有：湖北省长李鸿忠\”两会\”期间呵斥女记者，遭到互联网上的声讨，有媒体人士和学者签署公开信要求李鸿忠道歉；\”两会\”之前曾撰写十三家报纸联合社论的作者已被解职；近年业务一直不理想的香港亚洲电视，最近迎来具有大陆背景的大股东。德国之声香港特约记者李华摘编如下：
湖北省长李鸿忠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公开呵斥女记者，并抢夺女记者录音笔，之后又坚决不肯道歉。虽然北京和湖北省有关部门已开始对各地媒体施压，要求低调处理甚至不再报道此事，但此事在互联网上还是闹得沸沸扬扬。
香港《明报》报道，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录音笔事件\”风波持续发酵，已受到“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报道写道：\”有消息透露，有人大代表发起联署，要求李鸿忠辞职；而内地互联网上也流传由多名学者联署的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的公开信，敦促李鸿忠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以\’挽回政治影响\’。发表联署信，呼吁人大责令李鸿忠辞职。更有全国政协委员公开指责李鸿忠\’没素质、没修养\’。\”
报道写道：“内地互联网上有一封由《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前副所长兼党委书记冯兰瑞、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和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教授于建嵘5人联署的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一事件，迅速采取措施，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敦促李鸿忠代表向受辱记者和全国人民公开表示道歉，赶在两会闭幕前平息风波，挽回政治影响。’但周瑞金在回答本报查询时，否认曾参与联署。……当局目前最担心的是，在明日（周日）上午的总理温家宝记者会上，有记者可能会当场提问此事，令温总‘被迫’要对事件表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昨日在对本报表示，目前网上透露出来的所有信息都表明，李鸿忠的做法‘绝对错误’，因此李无论如何都应向记者道歉。‘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地方的主要行政首长，即便受到欺骗，也无权抢记者的个人财物。’于宁指出，被抢录音笔的女记者刘杰当时并未犯任何错误，因为刘杰任职的《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属下报纸，她称自己是《人民日报》记者并不是撒谎。而李鸿忠日前表态称没必要道歉，则完全是在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开脱，‘现在你显示的态度却变成是在原谅记者，完全是颠倒是非’。”
另外，呼吁中国改革户籍制度的共同社论作者之一被解除高级编辑职位。这说明，即使是在政府于全国人大年度会议召开期间提倡公开与问责之际，中国对表达的限制仍在收紧。据《明报》报道，社论的作者之一张宏已被解除《经济观察网》副总编辑的职位；周报《经济观察报》的高级编辑们也受到了中宣部的严重警告。
与此同时，近年业务一直不理想的香港亚洲电视，最近迎来具有大陆背景的大股东。香港《大公报》报道：“亚视11日在北京与内地五大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入股超过50%的太子党王征成为外界关注焦点。”声言要将亚视打造成“亚洲CNN”的内地商人王征在会上表示，希望争取在上半年入主亚视，但有关程序有待香港的广管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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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发表文章：《录音笔事件搞不清会拖累党的形象》
干部是人民公仆 媒体替人民监督
当政者常说要有忧患意识，最大的忧患莫过于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官员缺乏有力的舆论监督。尊重舆论监督的官员，才有道德的力量。没有道德力量，与民心、党心相背，任何官员手中的权力都是靠不住的。
依仗公权力的“雷”人是不能被允许的
我86岁了，在医院养病期间，以一个老党员、老记者的天性，关注着全国两会的进展和各地新闻。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再次“触网”，与全国网友聊天，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从物价、房价、大学生就业、民工荒、三鹿奶粉，谈到医疗改革、教育去行政化、“三公消费”，还谈到自己能体会“蜗居”的苦，最后再与网民“勾手相约”来年再见。
早在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就曾来到人民网，登陆“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胡、温率先垂范，鼓励网络问政，这是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政治风范。
我注意到，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某些提案、议案和对媒体的表态，由于脱离主流民意，被网民冠以“雷人”二字，受到公众批评，需要代表委员们深自警思。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水平有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两会代表委员中个别领导干部依仗公权力的“雷”人，则是不能被允许的。
此事糊里糊涂地过去会拖累党的形象
我想谈谈对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训斥《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女记者，并夺走录音笔一事的看法。记者关心邓玉娇案，是新闻媒体的职业素质要求。党的十七大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记者在邓玉娇案发生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上，向湖北行政长官提问这一曾经震动全国的社会热点事件，符合这样的新闻政治理念，也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一个负责任的地方领导干部，有义务借两会的场合，梳理和反思处置邓玉娇案的经验教训，并对于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疏导民意、化解民怨提出建设性的思考。
我了解到，近年来一些地方领导人经常抱怨：新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把地方搞乱了，动不动就想封网，抓捕敢向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网民。邓玉娇案中，基层政府甚至以“防雷击”为名，停止了电视信号转播。我看这些同志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战略判断，缺少认真的学习体会。
他们至今还搞不清楚，新闻的发生是第一位的，新闻的报道是第二位的。闹出矛盾来，解决问题是根本，只想着舆论“灭火”是治标不治本。回避实质问题的“灭火”，有可能把小事闹大、大事拖炸，对于维护地方利益和政府形象甚至是十分有害的。
我们提出媒体和记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目的是配合党和政府解决现实生活中影响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一味要求他们回避现实矛盾，以鸵鸟姿态，放任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坐失通过舆论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的良机。
3月11日，我看到报章上李鸿忠同志就此事的公开回应，感到很悲哀。堂堂地方大员对于在两会这样的庄严场合，夺下记者录音笔这样的明显失态行为，竟然没有一丝歉意，辩解说“我们就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首都两会驻地不是邓玉娇的家乡野三关，那里去年曾经发生过动用公权力抢夺记者采访器材、殴打记者并逼着记者认错的事件。
记者问：“许多网民要求您向记者道歉，您怎么想？”李鸿忠同志断然回答“我觉得不涉及道歉”，接着以长者的口吻宽容这位受辱女记者的莽撞：“很多年轻人刚从业，也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后面这句话，意思完全弄反了，似乎是记者本该向他道歉，只是因为领导同志宽容大度，才不跟年轻人计较了。我看这样的表态不仅极为勉强，也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诚恳和诚实。
温家宝总理刚刚在2月27日与网友交谈中表示：我是“公共财产”，属于人民。公权力形象和公信力属于“公共财产”，需要自觉地、无条件地接受公众，特别是新闻舆论的监督。对抗监督，就得鞠躬道歉，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问题，没有什么“慢慢就好了”的可能。此事糊里糊涂地过去，只会拖累党的形象、政府的声誉！
利用报纸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
这场不该发生的争端，使我想起整整30年前青年厨师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事件。北京丰泽园饭庄的厨师陈爱武，向《中国青年报》反映，商业部部长王磊搞特权，吃一顿客饭交的钱还不够买一碗汤。
我当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安排记者去调查，发现确有其事。1980年10月16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我为这篇通讯配发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强调：”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通讯和社论。
见报当天，王磊部长就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王磊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当天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
王磊还分别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写信，表示：“听广播之后颇受教育，也颇惭愧，对陈爱武同志这一行动，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请你们协助我查清，我在各饭店吃过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也补足”。
80年代初，尽管也有“不正之风”的困扰，但党风和社会风气总体上比较清纯。尽管王磊部长是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但被批评后立刻对中央、对媒体、对提出批评者、对公众诚恳认错道歉，痛痛快快，不拖泥带水，没有反过来质问记者“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更不会威胁说“我要给你们社长讲”。
1982年3月，王磊被免去商业部长职务。1994年王磊同志辞世。在舆论监督面前，他知错能改、胸襟坦白，令我感动。今天想来，恍如隔世。
当时也曾有领导同志认为，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不好，会煽动群众对政府不满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为王磊同志开脱。他们还定了两条杠杠，一是点名要经过批准，二是要先党内后党外。
我当时就针对这两条杠杠说：“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搞特权是谁批准的？你们搞特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党？有没有想到党外的影响？为什么现在要抬出党来为特权保驾了？……现在的实际情况不是对干部保护少了，而是人民监督渠道少了，人民监督而不被打击报复的保护少了。报纸是人民实行民主进行监督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你做对了就表扬，做错了就提醒你，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人民的民主生活就正常了，党的民主生活也正常了。”我在《人民日报》就此事撰写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提出：“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
若与民心党心相背 官员手中的权力靠不住
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前仆后继地奋斗，从1949年算起经过了60年，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即将迎来第100年。几代人的流血流汗，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令人动容的一段话。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温家宝总理做完政府工作报告，胡锦涛总书记与他热情握手。这是我们党面对全中国人民的庄严宣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严，不是要把人民管住，无处说话。
我很赞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近日在第一期全国县委宣传部长培训班的讲话：“要把舆论引导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支持媒体采访报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高同新闻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当政者常说要有忧患意识，最大的忧患莫过于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官员缺乏有力的舆论监督。尊重舆论监督的官员，才有道德的力量。没有道德力量，与民心、党心相背，任何官员手中的权力都是靠不住的。
（作者钟沛璋为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发表评论：《别让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落空》
3月5日上午9时，当北京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时，湖北十堰市警方也在紧急开会，决定暂停执行对网民陈永刚的拘留。青年陈永刚因为上网发帖质疑县领导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诽谤”遭跨地拘捕。
不少地方官员对互联网依然抱有漠视或敌视的心态，严重挫伤网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积极性。但十堰市警方显然感受到了来自北京全国两会的热浪，知错能改，值得肯定。
遗憾的是，就在北京全国“两会”现场，3月7日上午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却未能体会中央吸纳社情民意、鼓励舆论监督、改进政府工作的良苦用心。
当《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向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提问“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时，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一幕:李省长责备记者怎么纠缠这个事情，反问记者是哪儿的，扬言“要给你们社长讲”，而且动手一把夺走刘杰的录音笔，令在场其他记者目瞪口呆。
这位李省长让两天前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宣示，遭遇了现实的尴尬，不啻于给了温总理一个耳光，什么“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不是一句空话吗？
为什么对于提问发生在本省治下的邓玉娇案如此不高兴呢？邓玉娇案一波三折，在全国范围内不是已经有共识了吗？全国网民对于“烈女”邓玉娇的声援，是2009年网络舆情的第一大热点。连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3月8日也公开赞许邓玉娇案“后来还是做得不错”。
我不知道李省长听到记者提问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也许他原本对此案结果并不认同，或者对巴东警方处置邓玉娇案前期的胡来并无真正反省，才会如此讳疾忌医？
既然“两会”期间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起因于邓玉娇案，那么我们不妨盘点下去年湖北的三大舆论热点事件。
先说邓玉娇案，在老百姓看来，是非如此分明。明明是三个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寻求“异性洗浴服务”，被邓玉娇拒绝后用强动粗，涉嫌强奸，警方却为什么把邓玉娇关进精神病院，还要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起诉？
当地党组织为什么不立即开除涉案官员的党籍，竟然容忍他们继续留在党内一个多月之久？这对执政党的形象是多大的伤害和侮辱！更不要说本该立刻启动对涉案官员的违法犯罪调查，给予最起码的羁押？邓贵大只是镇招商办一个股级干部，黄德智连股级干部都不是，是企业编制借调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什么政府不能与少数无良官员果断切割，却总担心哪怕是处置一个基层小吏也会动摇“维稳”大局？这样的官场政治生态发人深省。
再看石首事件，一个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演变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质疑厨师死因。石首市领导人不敢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与民众对话。当地新闻媒体在长达80个小时的时间里失语，竟然让新华社发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通稿，说石首街头进行多部门联合消防演习。最后需要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出马，坐镇石首，以强大的警力强行运走尸体，还以一个欺骗死者亲属的善后协议，才勉强收场。
此前，中央刚刚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进京集中培训，还有贵州省处置瓮安事件的成功经验，给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湖北却在石首事件中依然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这反映了地方领导干部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没什么长进，有负中央教诲，有负人民期待。
我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单光鼐研究员的说法:“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去年湖北还发生了长江大学三位大学生英勇救人、壮烈牺牲的事件。在经历了邓玉娇案和石首事件后，本以为可以给湖北形象增加一抹亮色，却没想到，通过网络曝光，抖出皮包公司性质的打捞公司垄断江面、“挟尸要价”，荆州市政府对于危险水域不作为。此事再一次重创湖北基层政府形象，更严重打击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公共道德。
从邓玉娇案、石首事件到长江大学救人案，给湖北改进公共治理一再敲响了警钟。大约30年前，中国改革起步时，陈丕显同志主持下的湖北省委，敏感地响应邓小平同志的改革部署，特地从北京请来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汪子崧等人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进全省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
今天，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有关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和战略部署，与时俱进，修习现代多种利益群体和多种传播渠道背景下的执政艺术，切实改进执政能力，学会在舆论监督中执政，在“杂音”中执政。
我注意到从昨天以来，网上对这起事件的议论不少，对于公权力的骄横深为不满，省长如此，更何谈基层领导干部！所以，有网民要求李省长对自己失态损害湖北人民形象，向记者公开道歉。3月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李鸿忠省长在回答怎么看待像石首事件、邓玉娇案这样的负面报道时说:“我看只要客观公正就好，事情不怕报道，不怕公开，能够公正、如实，就是最高标准”，并表示欢迎媒体监督。希望这样的表态是对3月7日失言的真诚弥补。
提问邓玉娇案，只是正常的媒体采访，本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一省之长，在全国两会期间不回避问题是上策，即使采用“外交词汇”、以“太极推手”回避，也不会激起这么多不满。
媒体报道过，在“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中，1960年3月的一天，红军烈属、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曾以在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白日点灯的激进方式，到首都鸣冤，提请政府重视老百姓挨饿死人的问题。在那个“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到湖北武汉异地安居。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取汇报后，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党中央根据各地真实灾情，最后果敢地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刘少奇、彭真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也曾由于历史局限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面对人民疾苦时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格外让人感动。
这是我们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新一代领导干部铭刻在心，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昼乾夕惕，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作者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著名传媒学者凌沧洲发表文章：《两前宣传高官发力李鸿忠抢笔事件意味着什么？》
天朝的事情，一定要拿出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才能摸着一星半点头脑；有时摸了半天，十九摸都进行了，只摸着了敏•感词，还没摸到敏•感部位，那对不起了，诸位看官，不是老夫凌沧洲的摸技术太差，实乃“抚而摸斯”先生面对的天朝这头东西太神秘，太不可捉摸。
且说天朝三月，京师大会，时有雷公雷婆，做雷风雷雨——雷人之语，什么家务劳动要付酬，什么社会网吧要关张，什么手机电脑软件全都装监控终端，什么二十分钟大谈不随地吐痰的重要性，什么运动员获奖励应该先谢国家；这些“雷人猿”们从高空发出的滚滚雷声，电光火石，响遏行云，天朝屁民们就算头戴避雷针，也很容易一雷轰顶，元神出窍，窃笑不已。
近日，最雷人的言行，当然是李鸿忠对京华时报女记者的查问抢笔事件，网上沸沸扬扬，千夫所指，不过天朝现已炼成汉唐盛世所没有的盛世神功，千夫所指，一般都不会无疾而终，反而不了了之的可能性很大。
但这回李鸿忠事件闹得有点稀奇。稀奇在于两位退休的宣传高官也披挂出马，对当今省抚李大人敲敲打打，指指点点，熟悉天朝官场规则及浅规则的人们看得一头雾水。
老夫凌沧洲与众网友一样一看八卦娱乐大戏的心情看这些雷人之星，现见清流出马，不由得着实将周老和钟老的大作拜读一番，周钟二位“帮中长老”既是新闻界前辈，也是宣传界前任高官，为何不顾及同僚颜面，为何下此猛药，是要帮李巡抚治病救人，还是送命老陈汤，断送鄂抚官运前程乎？！
且看周长老的措辞：“这位李省长让两天前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宣示，遭遇了现实的尴尬，不啻于给了温总理一个耳光，什么“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不是一句空话吗？”
钟长老则说：“3月11日，我看到报章上李鸿忠同志就此事的公开回应，感到很悲哀。堂堂地方大员对于在国家议会这样的庄严场合，夺下记者录音笔这样的明显失态行为，竟然没有一丝歉意”。
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二位长老在此事件上的开明，然则，长老们究竟是心有不知，还是装聋作哑，温总的宣示何以成为空言，是因李巡抚一己之素质吗？二长老不知中华喝茶运动风起云涌，连美联社都调侃为中国喝茶党人吗？
二位长老奋起神威，痛打李巡抚，我等都看得明白：李巡抚官运衰微之势，可以拿捏。
我要为二位长老的文章以及敢于登载二位长老文章的网站，像财经网，天涯，凯迪，青年时报喝彩，虽然长老文章中也充满陈词滥调，充满着粉饰和帮闲，但至少说明我天朝也不是一种声音嘛，在一片圣明圣明的唯唯诺诺之音中，也偶尔迸发出对同僚的指责：你这厮太过分了，激起网民公粪，影响稳定与和谐啊！而这些杂音，恐怕是长老在位时最反对的；当然，自由民主不分先后，分清是非总比不分是非要好。
发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分歧，意味着抢笔连老同志连长老也看不过眼了；可为什么抢笔，那是本色出演，那是压力所致，李巡抚或许会说：长老啊，你知道玉娇和石首，让我心惊肉跳，死了多少细胞？
发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雷雨前风暴前的空气振颤。二长老毕竟身在高层，信息灵通，敏感性强，此二长老批评湖北巡抚的文章，当立存档案，作为时代变化的写照。
而网民难道是仅仅对李巡抚抢笔有意见？！哭丧骂殿的戏是中国的老传统，哭祖庙的戏也是老戏码。李巡抚抢笔，网民与二长老合演“借东风，同心破曹”，中国网民和公民只是期待着一场自由言说的大戏：数九天，少东风，急坏了周郎；三月天，雷人日，急坏了网民；谁能料定：甲子日，东风必降？！
以上凌某低•俗文章，属于19摸，望天打卦，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摸而不准，诸位见谅，聊供一笑。文章纯属主观臆断，道听途说，恶意窜访。文章当需强力批判之。低•俗文章，欢迎转载。但拒绝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的网媒篡改标题阉割引用。保持低•俗文章的完整是最起码的网络转载道德。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文章和前中宣部新闻局长钟沛璋文章，请用谷歌搜索之）
2010-3-12写于幽州
▲著名作家李劼发表文章：《上有李鸿忠，下有邓贵大》
今年两会最出彩的镜头，无疑当推湖北省长李鸿忠，采访期间公然羞辱京报女记者。正当李省长洋洋自得大谈湖北大好形势之际，女记者刘杰，很不识相地问他“怎么看待邓玉娇？”李省长顿时失色，勃然大怒，又是恫吓要找人家社长报复该记者，又是伸手横夺女记手中的录音笔。暴力语言还要外加肢体动作，仿佛生怕人家不害怕。斯情斯景，与邓贵大推倒邓玉娇，如出一辙。再迟钝的人，见了这样的火爆场面，都会恍然大悟：邓贵大的不可一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幕的精彩在于，两会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被围得铁桶一般的两会，虽然沉闷，但倒也算是滴水不漏。哪曾想，湖北省长李鸿忠，会一怒之下捅破那层纸：权力，不允许监督!邓贵大一伙敢对邓玉娇公然性侵，是因为他们把天底下所有女孩子都当作女奴看待。而李鸿忠大庭广众之下，胆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女记者在他眼里就像阿必大(童养媳)。两相对照，真相毕露，国人如今所置身的原来是个奴隶社会。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奴隶主和奴隶。当奴隶主在开会的时候，奴隶只有笑脸相迎的份，就像那群春风满面地服务于两会的礼仪小姐；只有阿谀奉承的份，有如那位倪萍代表所说的：从来不投反对票和弃权票。一百年前的那个说法：天下是我们的天下，社会是我们的社会，如今终于完美无缺地实现了。
想从省长大人嘴里为邓玉娇讨说法的女记者，显然没有邓玉娇的硬朗，竟然被人家给弄哭了。不过，眼泪也有眼泪的力量。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眼泪，会激起众人的愤怒，会引起汹涌的舆论。网络时代的好处就在于，别想封住民众的嘴巴。邓贵大式的省长大人，实在是既失态，又失策。愚蠢啊，愚蠢。这要是放在一个民主国家，该省长的乌纱帽恐怕难保。就算放在一个铁桶国家，省长大人也一不小心已然授人以柄。哪天让人家看不顺眼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削职借口。至于在权力斗争的旋涡里，省长大人也打了张铳牌。这张臭牌什么时候发作，就看省长大人在权斗中的运气如何了。被省长大人激怒的民众，愤慨之余可能会暗暗好笑：怎么有如此草包的省长，比《沙家滨》里的胡传奎还不如!
当然，这与其说是草包，不如说是骄横。当权力没有了舆论的监督，就会产生夸张。一股虚火，由此而生，并且就此而升。这些年，民间的诸多突发事件，几乎全都是官府的这股虚火引起的。如今的国情，不知道算不算是布满干柴；可以肯定的却是，官府的这股虚火，有可能成为导致忽喇喇大厦倾的导火索。权力加上金钱，看上去极其稳固，但且不说其它，仅骄横的虚火，便可成溃堤之针缝。就此而言，倪萍代表的大言不惭，看上去是在略表忠心，实际上却颇有祸害党国之嫌疑。因为要医治官家的虚火，惟有让天底下所有人众，畅所欲言。没有弃权，没有反对，这还叫一个国家么？
比起倪代表的幸福模样，女记者刘杰的不幸在于，没有被幸福的荣幸。但该记者的有幸又在于，生在一个网络时代。省长大人那里没有的公正，网络上有。省长大人那里没有的正义，网络上有。省长大人那里没有的自由，网络上有。在网络上的公正、正义和自由背后，还有数以千百万计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幸福的倪代表所看不到的。倪代表有倪代表的幸福，但也有倪代表的盲点。女记者刘杰，应该为此感到欣慰。须知，在当今中国，不想做英雄的人，也难免会碰上被英雄的机会。女记者刘杰的受辱，反过来，也可以解读成被英雄的机遇。这样的机遇，有如巨大的奖励。一个记者的信誉，一个记者的过硬资历，就是这么获得的。前提当然是，公正尚存，正义尚存，自由尚存。而所有这一切的存在前提，又在于网络尚存。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似乎可以改成：起来，邓玉娇那样的姑娘，起来，刘杰那样的女记者。一旦千百万个邓玉娇和刘杰站立起来，那么奴隶社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以此权作献给中国妇女的三八节赠言。
二0一0年三月十日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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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网络人士北风发表评论：《李鸿忠给了温家宝一耳光》
法广3月7日报道称，当天早上，在一群记者围堵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时，有记者问及李鸿忠有关邓玉娇的问题时，李鸿忠言语失态，记者的录音笔亦被抢走。李鸿忠并问女记者，“你哪个媒体的？”女记者回答说，“《人民日报》”。李鸿忠继续质问，“你真是《人民日报》的？你还问这问题？你还是党的喉舌？你怎么引导舆论？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找你们领导去。”而《南方都市报》王星在新浪微博称：“李鸿忠的事核实如下：1、女记者是京华的，问的问题是邓玉娇案；2、李确实亲手抢下该记者录音笔；3、女记者当场的确差点哭了；4、关于你是哪个媒体的、党报怎么能这么问等对话属实；5、录音笔已归还；6、已封口。”
采访现场有不少记者在录音录像，事情经过已经得到初步呈现（详见 http://is.gd/9TySQ ）。李鸿忠的反应基本可以投射出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只能作为“党的喉舌”，问领导喜欢的“可以问”的问题，只能“引导舆论”而非还原真相。在李鸿忠的眼里，邓玉娇事件涉及地方吏治的腐败，显属不能问的问题；即使报道将真相完整呈现，那也是负面新闻，显属舆论导向不正确；一句“我要找你们领导去”更是凸显了权力的傲慢及权力管制下的媒体从业者的生存困境。贵为省长的李鸿忠，同样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亲手“稳、准、狠”地抢去了记者的录音笔。面对一省之长尚且如此，媒体记者平常遭受相机摄像机被砸、身体遭受暴力对待也就不足为奇了。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温家宝总理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言犹在耳，两天之后李鸿便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荒腔走板的一幕，恰是给了温家宝一句响亮的耳光。幸好，现在的“封口”只能封住记者在媒体版面上的“口”，而不能封住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口，否则，李鸿忠这丑陋一幕，便无法摊在阳光下了。
湖北的一省之长李鸿忠，浸淫官场多年，对整天挂在嘴边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对马列主义的新闻观中媒体不仅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相信也不会陌生。在人民大会堂只记得“党的喉舌”而忘记了媒体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只能说明他早把人民忘到爪哇国去了。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已经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割裂，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禄军那句名言“你是要为党说话，还是要为群众说话？”
李鸿忠这番话，上对不起温家宝，下对不起湖北省的老百姓，更对不起把他“选”为人大代表的那些选民。禄军此前因他那番话被停了职，李鸿忠这次的失言会有何结果，就要看宣称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的温家宝政府有何作为了。至少，李鸿忠应该向当事记者道歉，应该向所在选区的选民道歉，甚至主动辞去全国人大代表及湖北省省长职务。
▲著名维权人士田奇庄发表评论：《李鸿忠省长，国人需要您一个认真的道歉》
湖北省长李鸿忠因拿走女记者录音笔受到公众广泛关注，事后，一些媒体记者采访了李鸿忠。当记者问到是否需要向女记者道歉时，李鸿忠回答说，我觉得不涉及道歉。
我认为此言差矣，李省长不但需要向记者道歉，而且需要向国人做出认真道歉。
这是公职人员、公共媒体在公共场所发生的公共事件。在这个重要的公共场所，每个人都有明显的身份标志。媒体记者代表公众采访官员是天经地义的权利，被采访对象有认真回答的义务。在这样的场合，官员再盘查记者的身份显然很不适当。因为，两会管理极为严格，不可能让假记者混水摸鱼。
而李省长只是因为怀疑就拿走记者录音笔的行为，显然超越了法律许可。如果李省长怀疑记者有假，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让负责安保的专职人员核对记者身份，法律并没有赋予省长剥夺记者采访工具的特权。
反过来，如果记者或其它人怀疑您的省长身份，能不能拿走您的公文包进行一番检查呢再归还呢？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李省长发怒只是因为记者提出了敏感话题，才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如果记者让您介绍一下上任以来的丰功伟绩，恐怕情况就会截然相反。
其实，邓玉娇的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总的来说湖北省处理的还可以。在我看来，记者的采访恰恰向李省长提供了一个向全国公众解释的机会，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没想到却引起了李省长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做出了超越法律允许的事情。
鸿忠先生贵为省长，享有特殊保护，当然没有谁可以随便查您。一般记者怎么办？普通民众怎么办呢？如果有点权势的人都能这么办，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媒体记者还敢不敢代表民众出面采访？
李省长的行为通过媒体曝光已经成为一起公共事件，您拿走记者录音笔的行为已经成为他人可以借鉴的案例。在这个问题上您如果不认错，不改正，日后一定有人都以您为榜样，看谁不顺眼，就把谁的东西拿走检查——省长能做，我就能做。如果到了那一天，岂不是又恢复了文革状态，几十年法治建设岂不是付之东流？
《公务员法》规定，公职人员要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李鸿忠先生作为一省之长，全国人大代表更应该成为国人的表率。我相信，李鸿忠省长不希望本省的各级公务员如此对待记者，如此对待法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但愿李省长以对法律和公民负责的态度，向记者，也向全国人民作出认真道歉。您真的这样做了，不但不会失去什么，反而会赢得更多尊重，因为，这才能彰显高级官员风度和修养，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表现。
▲著名媒体人士赵岩发表评论：《刘杰大姐和刘杰小妹：历史再次把球传到温家宝的脚下》
2010年的两会比以往的两会都显得热闹，倒不是因为两会上的议案和提案有多么大的进步，相反，却是因为两会代表并非真正地来源于人民，因此，，提的方案令人眼花缭乱，倪萍的“永远拥护”和“永远举手支持”和广西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某建议将上访者列入刑罚，以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桓将突发事件中告状者一律送入精神病院，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关于“运动员获奖之后要先感谢国家，然后才能感谢父母”。这些代表的雷人之语和雷人议案，实在是有辱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智慧，在人类的笑话史中又增添了不少内容。一个两会能出这么多敢于填空的代表，怎能不让人感到惊讶和呢？但是，在上述代表中，没有一位能够比得上湖北省省长李鸿忠的语言和行动最为雷人和抢眼。李鸿忠不仅抢了“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的录音笔，而且还威胁恐吓刘杰“我找你们社长去”。事后，当广东的记者给李鸿忠台阶下时，李鸿忠认为“没有道歉的必要”。
面对李鸿忠这类政治霸王，采访两会的新闻界同仁群起而围之，非要在两会结束之前讨个说法。这无疑将对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会起到不大不小的推动作用。李鸿忠在温家宝刚刚讲过“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话语之后，就发飙抢记者的录音笔，恐吓记者，由于野蛮惯了，即便在两会上也难以收敛，毫不顾忌，就等于给共和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大人温家宝先生一记重重的上钩拳，想必挨了一拳的温家宝先生听过李鸿忠的事迹以后，一定也会气得够呛。如果温家宝先生讲到前面的话“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说的是假话，那么李鸿忠们这类政治流氓就会继续为虎作伥，去压迫记者。一个国家连参加两会的记者给省长提一个问题都要受到威胁，怎么可能让平民百姓去监督政府和官员呢？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如果温家宝先生讲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那么，温家宝就应当利用历史和刘杰给他创造的最好的良机，在今天上午的“答中外记者问”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动运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特殊权利，回敬给李鸿忠一个下摆拳。
我们替温家宝设计一个很难发生的局面，那就是在明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提问之前，温家宝就应主动地向所有记者和参会人大代表和全体国民道歉：“我知道在座的记者们都很关心几天前发生的湖北省省长抢劫人民日报记者录音笔的事件，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向所有的记者和人大代表以及全体国民道歉并谢罪，是我们没有把三个代表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以及依法治国的思想和尊重舆论监督的理念落到实处，可见，我们对党和政府高级干部的教育没有做好，至少是还有死角。因此，责任首先在我们最高层。在此，我宣布，因为李鸿忠的行为直接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鱼水之情，充分暴露了一个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干部的腐朽官僚的思想，与我们今天强大的国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难以相适应，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李鸿忠不可能跟上未来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特别会议，免去李鸿忠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建议湖北省人大召开特别会议，直接免去李鸿忠的省长职务，建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李鸿忠这种党员直接清理出党员队伍。”
我们知道中国人爱讲面子，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人讲面子的文化要比其他党派更为认真。讲整体面子要大于党的原则，甚至国法。笔者早在2004年两会前，就曾经策划黑龙江苦难的农场工人刘杰大姐因近千万的财产。多次被所在农场的公安局和法院以法律的名义抢劫，在向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而未得到任何答复的前提下，依照“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法制办已经构成行政不作为。从“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角度，我们发现由于国务院法制办的不作为，导致了从法律的意义上讲，必须由一个承担不作为的责任的法定代表人来承担，我认为，这个责任人当是国务院的法定代表人，总理温家宝。
于是，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拟好了刘杰依照“宪法”和“行政诉讼法”起诉国务院的起诉状，同时，也写好了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封公开信。事后，我与著名的宪法学博士李柏光先生商量修改了起诉状和公开信的部分内容，并由李柏光先生代理刘杰起诉国务院的行政不作为一案。在李柏光先生向中南海发出了起诉书和公开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因为国务院被起诉，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这封信发出后的一周，我回到北京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他们问我：“温总理那么好，这届政府拟给农民减负达几百个亿，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你怎么还让人给总理添乱呢？”我的回答是，我承认这届政府给农民减负比往届政府做得更多，但是要想让国家长治久安，中共和中央政府就必须把写入宪法的依法治国落到实处，然而，推进依法治国的国策必须由具体的一个个各案方能进行。我在策划刘杰大姐状告国务院不作为之前，曾经策划了六起公民状告国家部委的案子。包括铁道部、农业部、民航总局、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建设部，我发现，政府的高官们根本不拿国家的法律当回事，法院的法官们也非常乐于利用公民状告政府的机会，以借此与政府的官员沆瀣一气，勾搭成奸，出卖当事人的利益、并用来交换，从政府部门和官员手中捞取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们要么不立案，要么立案后枉法裁判，要么以各种借口违反“行政诉讼法‘不适用于调解程序而出面调解，总之，“行政诉讼法”在国家的法院机构中没有任何尊严，法官们和政府的官员们可以随意地践踏。”我还告诉请我喝茶的人：“据我所知，全国两千五百多个市县的县太爷们至少有一多半都被行政诉讼过， 但是，没有一个县太爷到庭应诉，在公民诉政府机构的法律活动中，公民胜诉率微乎其微。我之所以策划刘杰大姐诉国务院，是因为依法治国的思想符合世界的发展潮流，在先进的国家中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国家中，总统当被告，首相当被告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远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并没有因为独立检察官调查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对美国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什么样的破坏作用；近在亚洲的日本，也有多位首相因法律的需要，站在被告席上接受质询和调查。我们希望，拥有十三亿中国人的国家，能够顺利地走上依法治国的大道，我们只是想让共和国的总理，依照共产党人领导制定的法律，使法律有其尊严，让那些经常带头破坏法律的尊严，践踏公民权利的官员们知道，连共和国的总理都必须尊重法律，站在被告席上，听一听被害人及原告刘杰大姐所经历的苦难，那么，其他的官员还有什么理由敢蔑视法律和侵犯公民的人权呢？”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向几个朋友说，准备请刘杰大姐起诉国务院，一位中学校长当时表态，你这是不是在搞依法治国，是在与中共踢一场足球的对攻赛，你这样会倒霉的。我当时跟他解释说，即便是一场足球赛，那也是以中华民族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人治的保守思想和意识为我们的对方阵营。以刘杰大姐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被司法腐败和官僚主义所践踏和蹂躏的受害者为右边锋，以李柏光博士和千千万万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左边锋，自称为始终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而成为中国当下主流群体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们为前锋，那这一脚球已经两个边锋的传递，到了温家宝的脚下——–可是，那次，温家宝和中共没有踢好那临门一脚。几天以后，我所在单位的“中国改革”杂志社派出了由文革当中打砸抢出身的红卫兵党委书记张熙女士以文革的方式去捏造我的黑材料，一年以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北京市检察院，就是用张熙女士捏造的材料向北京市法院提起所谓的“诈骗公诉”，我被以“诈骗”的名义在国家安全局看守所监禁三年。
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今年两会的大门外，几年前起诉国务院和温家宝的刘杰大姐，在被奥运期间教养了一年半以后，矢志不移，继续告状，给胡温写信：建议国家尽快实施宪政，废除教养等多项良策；两会的大门里，上帝又安排另外一个叫刘杰的小妹给李鸿忠提问。看上去这两件事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虽然两位刘杰的背景，身份没有任何相近和相同，但是他们的名字却一字不差。他们所受的凌辱和被侵权大相径庭，但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由于封建意识，官僚主义，官本位，视法律和人权如草菅，视舆论监督为粪土的深入骨髓的恶习所导致的。
尊敬的温家宝先生，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允许李鸿忠这种政治流氓，在国家的重要议事场合践踏新闻和舆论监督，即便是在中国最专制的毛泽东时期，他也绝不会让一个封疆大吏如此在国际和国内舆论面前发泼撒野。温家宝先生，您多次高喊“法大于天”,历史又把一个旋转的足球传到了你的脚下。面对这样“空门”的机会，您是让您的口号变成具体的怒射之举，还是再次配合政治球场上陆俊这样的黑哨，让国人输在世界舆论面前？有人说，中共“第四代”没有这样的迫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著名评论人士草虾发表评论：《李鸿忠是邓玉娇案的黑窑主呵！》
党国的省长们终于爬出来晒太阳了在全国人大的15天，其它的350天都是蹲在黑窑里的？李鸿忠在国会大堂抢夺记者小姐的录音笔，邓贵大在洗浴房内抢夺邓玉娇的修脚笔，都是同样的行为逻辑，都是钻入共产党的共匪党，都是党国阶级制度的牺牲品。李鸿忠有否批地给邓玉娇案的神秘矿主周程？李鸿忠距离被枪毙的王怀忠，距离邓贵大，还差50米吗？
【李鸿忠的两处撒谎】
回答人民日报记者刘杰小姐之问“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先生反问：“你是哪里的？……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
撒谎之一，李鸿忠是历史学者，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应该知道“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昨天的历史”，任何事情在历史学者眼前都不会是“老纠缠已经过去了”，而应该是“酒越酿越醇”。
撒谎之二，李鸿忠一直拒绝道歉，并诡辩说“我们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那样的场合真有担心的话，李鸿忠应该瞪眼察看记者小姐的胸口是否佩有大会秘书处颁发的记者证，莫非不敢看小姐的胸口？全国人大秘书处没发记者证给人民日报社？
李鸿忠若有一点正常心智，当时可给很多答案，诸如：无可奉告、我们湖北是依法治省的、我们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我们对基层干部督导不够应该加强、感谢媒体关注、请去询问湖北的妇女代表…为何恼羞成怒呢？莫非因为作贼心虚？
【湖北成了侵害人权的黑窑】
湖北的李鸿忠省长，祖籍在山东昌乐，成长于辽宁沈阳。他的前任湖北省长张国光，也是沈阳人，被判刑11年。到底是湖北的水土容易腐败，还是辽宁的人容易腐败？或者辽宁人到了湖北之后更容易腐败？
在他们的治下，湖北成了一个侵害人权的黑窑，著名的高莺莺案、邓玉娇案、尸首暴动案，等等，都相继发作于湖北。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调任上海之后，又主办了阳佳案。案例各不相同，办案手法如出一辙：纸包火，警棍，封堵交通，闭关锁省，私吞真相。
最精彩的莫过于邓玉娇案，不仅湖北全省和谐，还能动用中央政法委的力量去和谐全国的律师，甚至引发了全面镇压北京律师公盟及全国的人权律师。如此大打出手，因为律师动作太大，因为湖北官府大动手术引发全民抗议，因为邓玉娇案的背景太大需要大动手术加以掩盖。
被掩盖的是谁呢？就是那个神秘的福诚铁矿的矿主周程先生。周程于当天邀请革命烈士邓贵大去赌钱酗酒、私下和谐矿山征地问题的，清楚邓贵大的状况从离家到进入洗浴房，有义务上庭作证：邓贵大进入洗浴房之前是否神智清楚？哪来的四千元人民币用以抽打邓玉娇的脸？周程本人在案发之后是如何逃离现场的？发生了杀人案而不报警或向公众讲清真相，周程是有罪责的。
【李鸿忠黄丽满李长春的官场同盟】
因此我们看到，邓玉娇案的关注着都被牵目于邓玉娇的生死，而能轻易说明案情的周程却被隐入了黑窑之中。李鸿忠治下的湖北官府如此反常的动用公权，是否意在掩盖周程？李鸿忠及周程之间有否利益关系？
这就需要我们先来考察李鸿忠的发迹之路。知情人说，大约1982-1985年间，李长春是沈阳市伪书记、市长，李鸿忠是沈阳市府的大秘。由于江泽民的大秘黄丽满升任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学历史的李鸿忠忽然跳到了高科技的电子工业部，成为黄丽满的爱将。1991年后，李黄都跳到广东，惠州与深圳之间。有否裙带关系？不清楚。清楚了也不能说，反正涉及国家机密。
1998年，江记大将李长春调任广东省伪书记之后，黄丽满和李鸿忠在深圳合署办公，直至2007年，一直是黄丽满在李鸿忠头上一级，李鸿忠跟着黄丽满的裙子爬上了正省级。可以说，黄丽满作为深圳市伪书记本有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席位，但是由于同伙的李意珍之女妞妞事件，只好让官声尚未恶化的李鸿忠继承了这个席位。
有个怪现象，辽宁的国有大型厂矿号称“共和国长子”，却在改革开放之后大比例破产，同时辽宁官场大面积腐败，辽宁出身的高官却又大规模走向全国，这是为什么呢？张国光，薄熙来，慕绥新…，不胜枚举，难道辽宁的高官们在搞死了“共和国长子”之后，又要去哪里搞谁呢？
令人惊奇的是，湖北的李鸿忠，西藏的张庆黎，新疆的王乐泉，居然都是山东人，而且出身都是生产队干部，莫名其妙就成了封疆大吏，而且获得各种莫名其妙的学历职称。在吹嘘“依法治国”的今天，依然是“以法盲治愚民”，实在是匪夷所思。
【李鸿忠及周程的神秘关系】
再看所谓“中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江泽民集团在中国东部发迹起来，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官场权力和原始资本，需要向中西部寻找资本出路。从西部发迹的胡锦涛温家宝集团，则要向东部攫取权力。经过他们的黑窑交易，江记集团在从官场的战略总撤退的同时，留有两员大将担当后卫，即中央精文委书记李长春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合伙玩弄“纸包火”、“警棍治国”。
近十年之内的维权上访案件，都是针对江泽民时代发育起来的贪官奸商们。江泽民及其徒子徒孙们的行径，正如江泽民评价陈良宇的四个字“作风霸道”。李鸿忠对记者小姐，邓贵大对洗浴小姐，也都表现了“作风霸道”。然而跟谁学的呢？回顾江泽民对香港的记者小姐们的表演，是否当之无愧的“作风霸道”呵？
李鸿忠与邓贵大之间的周程，据巴东野三关的网站资料：【1】周程的福诚矿业公司是从辽阳发迹的，【2】周程与巴东县的招商活动是在深圳达成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猜测：【a】周程与辽宁的国有铁矿倒闭有否关联？第一桶金哪来的？【b】周程从辽宁到深圳再到湖北，李鸿忠从辽宁到深圳到湖北，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同步性或者相关性？李鸿忠的深圳市长任内，周程在深圳干什么？
周程“福诚矿业”属于民营企业，那么去湖北圈地开矿，投资几个亿，需要北京的国土矿产商务等等几个部的批准，还需要湖北省府的批地，自有投资之外的配套贷款、征地拆迁、矿石运输等等诸多事项，都需要湖北省府主持协调。周程先生是不是李鸿忠省长的“钱耙子”呢？我们不知道，相信周老板是正直的商人，相信李领导是清廉的官员。
【周程为何不见出庭作证？】
邓玉娇案发作以后，当时的故事逐渐抽丝剥茧出来，终于提到福诚铁矿的矿主周程。一方面是野三关的草民大规模抗议非法征地，另一方面是野三关官府渲染【福诚矿业公司在野三关成立，将投资1.4亿元开采铁矿（图）-野三关新闻网】。但此消息已被删除，在发案之后。
邓玉娇杀邓贵大，原是一件简易的不能再简易的刑事案件，可以说成是“邓玉娇情绪压抑，邓贵大酒后无德”，结案也很简单：邓玉娇无罪开释或者象征性的判刑缓刑再出来；邓贵大引为党员干部的教训，招商有功不幸牺牲，当地官府给予抚恤并封号“革命烈士”；邓贵大的亲密战友黄德忠，也被定为“因公致残”受到抚恤。如此，民官双赢皆大欢喜。民间继续抗暴，官府继续招商，岂不省事？
这种刑案，大概全国的每个省每年都有好几起，小姐杀客人，客人杀小姐，平常不过。即使抹去桃色，也是一次“乡下人的笑话”，一个乡下干部与一个乡下丫头的入党未遂的笑话，县以下的乡土法官可以调解加审判，轻松搞定，不出恩施州的范围。
但是那样一来，全国人民的舆论关注力量和法律讨论力量就不会被搞的那么疲惫，就会轻松的转向探讨此案的背景，就要请周程先生出来作证。周程一亮相，那么全国的财经记者和政法记者就要都来研究周程的背景。
那么，周程身后的李鸿忠先生岂不是要应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前站出来晒太阳说真相？人民日报记者刘杰小姐必定要提前去湖北访问李鸿忠先生“如何看待邓玉娇案？”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李鸿忠先生领导的湖北省府，为了邓玉娇案而努力，上下其手辛勤操作，动用了中央精文委和中央政法委，帮他玩弄纸包火，效果却不过是把刘杰小姐对他的采访延迟了十个月而已。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正可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邓玉娇与邓贵大，人民利益与党棍利益】
回顾2009年元月4日的全党宣传部长会议，中央精文委的李长春大师，是李鸿忠的老领导，所发布的最新“精文”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努力营造于我有力的国际舆论环境”。但从2009年5月的邓玉娇案，直到现在的抢夺记者小姐的录音笔，李鸿忠是帮李大师提供见证呢，还是打了李大师一大耳刮子？
恰好还有李鸿忠的另一位同党质问中央电台记者“你是代表党的利益？还是代表人民利益？”他们其实弄错了，把“党棍利益”当作“党的利益”。以为自己一个党徒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最终偷换成“党徒的兽欲=党的利益”。他们居然不知道，人民的记者不管专业的业余的，才是人民的代表。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有场内代表和场外代表，岂能被垄断为党棍装逼大会？
1940延安宪政促进会，毛泽东说“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是旧式的，已经变成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可见共产党本应是个好党，是不是呵？虽然经常大多数党员会在关键时刻不明真相遭受劫持，但我仍愿相信大多数党员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为党章说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可以批评建议针对任何一级组织和个人”。
【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
但是由于篱笆不牢让狗钻入，太多的中国山寨特色的匪徒钻入党内，他们在党内结党，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共匪党。成克杰王怀忠之类的匪徒劫踞各方各行，窃取权力作风霸道，割裂了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他们盘踞的势力范围，成了以他们为窑主的黑窑。
我们也应看到，这个共匪党，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当前中国大陆无权阶级的维权风潮，好看的就在如何“剿匪反霸”“除暴安良”？其实，共产党内的好人很多，特别是有大把的党员律师或者党员法学者，诸如：袁红冰、高智晟、李庄、刘晓原、李劲松…完全可以不再镇压这些真正的共产党员、既让他们依法治国，又可维持一党专政，岂不两全其美？
野三关的邓贵大黄德忠，湖北的张国光、李鸿忠，安徽的王怀忠、李和忠，究竟相差多远呢？是否同样始终？但愿李鸿忠先生之类的黑窑主们，都能不被双规、不被黑打、不被“抢笔！”。
【草于2010.03.14拉萨暴动二周年】
▲评论人士许晖发表评论：《是非最重要——论“李省长抢夺录音笔事件” 》
1、此一事件，概述之即为：湖北省长李鸿忠，因《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询问邓玉娇案而勃然大怒，众目睽睽之下，悍然抢夺刘杰的录音笔并加责问和训斥，事后由该省代表团出面还回录音笔但不道歉，李省长接受采访时也声称不道歉。事实昭彰，众目所见，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2、我认为，在此一事件中，是非最重要。
3、论者莫之许先生曰：“如果倒掉无礼的李省长，是以认同中宣部对媒体的统辖权为代价，我宁愿支持李省长。”此论将刘杰视作“中宣部对媒体的统辖权”治下，将李省长视作相对的另一极，从而得出支持谁谁的结论，我认为不妥。这种思维方式是路线之争，而无视现实中具体争端的是非，或者说把具体的争端抽象化为路线之争；自身已预设立场，即“中宣部对媒体的统辖权”的反对者。立场既已预设，是非已无必要，“敌”之所反对则我之所赞成，“敌”之所赞成则我之所反对。
4、天朝记者固然统归于“中宣部对媒体的统辖权”，但新闻自由正是在此大一统的“统辖权”治下一步一步争取来的，不可能天上掉馅饼。若以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悲观心态否定大一统中个人自觉不自觉的努力，则此大一统何时可以结束？
5、李省长已成过街老鼠，即使中宣部借此事件幕后策划“倒李”以挽回党国形象，但这跟事件本身的是非已经完全是两个概念。事件本身是非既明，当然需要做错了的李省长付出代价。这是为“是非”买单，而不是为“立场”买单。
6、话题宕开去︰我国所谓“新左”，其思维方式即为预设立场，不问是非；只针对意识形态发言，而无视具体事件中的是非。就视野所及，若干年来“新左”的公共发言仅限于抵制“汉奸电影”《色。戒》，以及邓玉娇案的签名。除此之外，无论是孙志刚案还是石首事件等诸多社会不公正事件，最强调公正概念的“新左”集体失语，倒反而是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为此呼吁。“新左”和“自由主义”的标签或可讨论，但所谓“新左”的集体失语是一个很可玩味的现象。在我看来，他们只对意识形态感兴趣，有血有肉的个人是在他们“牺牲”的范畴之内的。这就是预设立场，不问是非。
▲评论人士刘英团发表文章：《“拿”走录音笔的权力张狂》
“我们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因拿走女记者录音笔而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向记者详细地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全国“两会”是我国商议国是的大舞台。今年“两会”有争议的言论和提案不少，但相对于李鸿忠省长“拿”（抢）记者录音笔事件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两天，许多人引述温家宝总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言论，希望李鸿忠省长无论如何都应公开道歉。但李鸿忠省长却认为“拿走录音笔是误会”，“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无处不张扬着权力的张狂。
中国社会科学院单光鼐研究员曾经说过，“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众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省长“拿”（抢）走录音笔事件再次向我们宣示，在某些领导眼里，媒体只能问领导喜欢的、可以问的问题，只能“引导舆论”而非还原真相。邓玉娇事件涉及地方吏治的腐败，自然是不能问、不应问的问题。作为记者如果连“你们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都没弄明白，也就难怪李鸿忠省长很生气，也难怪“我要找你们社长去”。
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言犹在耳，李鸿忠省长“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便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该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人权力观的恣意妄为。看来，“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还没有植入地方官员的思维、意识里，权力迷失、惯性思维依然主导着地方官员的施政水平。所以，这种惯性思维和做法值得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