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光绪33年5月28日，清廷下达《立宪应如何预备施行准各条举以闻谕》，准许各界人士对如何立宪畅所欲言，并可将所写方案由相关衙门转呈皇帝。这道上谕中有这样的内容：自今以后，应如何切实预备，乃不徒托空言，宜如何逐渐施行，乃能确有成效，亟宜博访周谘，集思广益，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条举以闻……只要切合时势，实在可行者，逐一具陈，以便省览而资采择。（《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44页）
这道上谕下发后，清末的立宪运动得以切实开展起来，民间和朝廷对如何进行宪政，有了可以互相沟通的渠道。从1907年起，中国立宪党人的活动转为以上书表达自己对宪政改良的看法为主。而随着立宪改革的深入，清王朝的改良步伐与中国民间对实行宪政的要求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形成了民间从最初的联名上书至后来的联名请愿，最后演变为行为相对激烈的街头运动。
这一时期立宪党人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07年至1909年为第一阶段，以上书请愿为主，1910年及以后为第二阶段，以街头运动为主。
为了把关乎未来国运的立宪运动带入民间设计的轨道之中，在光绪的上谕发布后，立宪党人纷纷联名上书，都想把自己对如何进行宪政的想法及时上达皇帝。光绪33年8月28日，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法部主事沈钧儒，宗室恒钧，附生雷光宇等人代表留学海外人员上《请速设民选议院呈》给朝廷，为民间上书要求清廷施行宪政的开端。在这篇呈文中，他们对开设民选议院以造成国家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作了精彩论述：国家成立，端赖法律以维持，世界之列强，均有一成之法典。中国疆域辽远，风俗各殊，朝廷既无一定之法文，民间又无共通之习惯，纷杂混乱，为世界所仅有，非使立法机关及早成立，必不能保国家之画一，而促社会之进步。目不仅此也，数载以来，内患频兴，讹言四起，官吏日以防乱为事，人民日以避祸为忧，恐慌纷扰，势将激成大乱。唯有召集民选议院，使制定民刑各法，以为司法独立之地步，则人民之生命财产有所保护，社会之安全秩序或可维持。夫而后民情乃可以即时静镇，法权亦可以设法收回，此尤国家莫大之幸也。夫三权分立，为各国通行之制度，即为将来立宪之本原。今行政各部方始更革，若开设国会以为立法机关，则司法旋可完全独立，是亦预备立宪之缓急先后也。（《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613页）
在这篇呈文中，还对借口民众素质不高，不适宜开设民选议院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即令开设民选议院，亦无实效。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夫人民程度有自然发达者，有助长而使之增高者。东西各立宪国，唯英吉利之国会，由人民程度之自然发达而来，除此以外，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特因有国会以助长之，乃得至于今日耳。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此有国会之故，训练既熟，经验既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之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设以为今日之人民程度有所未逮，故不开国会，然迟之十年数十年，人民以无参政机关助长其发达之故，则其程度仍无以异于今日，不几永无可以开设国会之期乎。
后来，湖南举人肖鹤祥，北京谘议局议员孙洪伊等都曾呈文。在立宪党人的所有上书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请求朝廷在一、二年之内速开国会。但清王朝立宪的步伐却远远赶不上民间的呼声，以至于联名上书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出现进入北京上书请愿的现象。
清廷预备立宪诏书下达后，除了开始有大量的上书外，另一个后果就是各地立宪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当时各地的立宪团体有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这些立宪团体中以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的号召力最大。1908年6月，预备立宪公会由郑孝胥领衔联名向清廷请愿速开国会，并致函湖北、广东等各省立宪团体，约定7月各派代表赴京请愿。因为正赶上8月份宣布宪法大纲，议院组织法及选举法，并确立筹备立宪期间为9年，所以这次请愿行动并未遭到清廷的干涉，但清廷9年的筹备期限让请愿者大失所望。
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成立。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些谘议局的议员们正好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谘议局成立后，把召开国会当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议员们一当选就立即展开请愿活动。在江苏谘议局的倡议下，1909年10月，16省代表51人齐集上海，举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议。在中国近代史，江苏的立宪党人为中国的宪政事业和中华民国的诞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其一是清末为立宪运动团结联合了各省谘议局，使这个新物种一降生就爆发出令人生畏的能量，二是辛亥革命后不久即发起组织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09年10月的上海会议上，代表们决定发动各省谘议局议员签名请愿，同时决定各省谘议局各派3人于当年12月集于北京，向清王朝递请愿书。当请愿代表们来到北京，并受到北京各界集会欢迎时，市民们也蜂涌而至，纷纷要求代表们继续请愿，不达目的，宁死不返。全国舆论也对请愿行动给予热烈支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众从来不缺乏热情，也从不缺乏觉悟，素质低下更是无从谈起。但面对请愿民众断指、割臂的决心，神经麻木的清王朝依惯性思维拒绝了代表们速开国会的请求。
不死心的代表们在北京跟清廷彻底杠上了。他们组织起“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继续策划第二波的请愿行动。为了扩大声势，他们决定联合各团体代表进行请愿，尤其积极策动商界人士加入。在他们写给各省商会的信函中，特别强调立宪和商人有密切的关系，指出如果国家政治能够整顿，商人将受到保护之利，否则深受其害，难以立足商业竞争的世界。信函中有这样的内容：今日世界，无不以工商业为立国之根本者。夫商人既一跃而居国中最重要之地位，则国中政治之得失，自与商人有特别利害之关系，故吾国今日国会请愿之事，尤应以联络商界为中坚。（《国会请愿代表团敬告各省商会书》《申报》1910.4.27）
这次扩大请愿阵容的倡议，得到各界的热烈支持，各省商会纷纷派代表加入请愿代表团，如上海商务总会就选派了信成银行协理沈缦云为代表。当沈缦云和其他江苏省请愿代表连袂北上时，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江苏谘议局研究会、华商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等15个团体在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开欢送会，场面极为盛大。
1910年2月，国会请愿同志会成立，即派代表赴各地游说鼓吹。3月下旬，各省分会也先后成立。5月，各省代表陆续抵达北京。此时，代表的阵容和代表的阶层已远远大于第一次请愿。有谘议局代表，政团代表，商会代表，教育会代表，海外华侨代表，还有旗籍绅民代表等10个阶层。但请愿的结果，仍然是清王朝的拒绝。商会代表沈缦云在得到请愿遭拒的结果后，曾发出绝望的感叹：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沈缦云先生年谱》）这也显示他已经决定不再为清廷的命运作任何的努力了。
1910年9月后，愤怒的立宪党人已不再是派代表上书请愿，而是变成全国规模的街头运动了。
在北京，由孙洪伊领头，他们同时向政府，摄政王，资政院和都察院上书，并要求会唔摄政王面陈一切。而清政府各机关除资政院外，一律拒绝受理请愿书。请愿民众便在衙门外守候，警察驱不散，大员劝不走，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与此同时，各省谘议局，政团，社团发动民众包围督抚，要求他们代奏请愿主张，轰轰烈烈的为争取宪政民主的街头运动在全国展开。
10月5日，直隶各界在天津举行请愿大会，会后2000多人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要求总督陈夔龙代奏请愿书，开始陈夔龙拒绝，民众就整天包围署衙，让陈夔龙动弹不得，到了晚上，他不得不承诺连夜撰稿代奏，请愿民众方才散去。
10月16日，开封民众3000余人开请愿大会，要求巡抚宝棻代奏请愿书，后又至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
10月19日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速开国会，10月29日，3000人集会，通过请愿书，请总督赵尔巽代奏。
10月23日，陕西召开万人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衙请愿。
10月30日，福建九府二州各界代表4000人在省城开会，呼吁一年以内即开国会，要求总督松寿什代奏请愿书。
同日，四川6000余人参加大会，要求明年即开国会。
由于此次运动为全国同时发起，加上各地报纸竭力声援，使全国都卷入这场政治浪潮之中，并使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阶层都受到立宪运动的强烈震憾。
在这次的街头运动中，立宪党人意志坚决，气势悲壮。运动领袖孙洪伊说：抵死请愿，无论如何危险皆所不计。
面对全国的街头运动浪潮，清廷也不敢顽固下去了，10月3日，下诏缩短筹备立宪期限，由原定在1917年开设国会，改在宣统5年（1913年）。这是满清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意妥协，但清王朝的让步却使民众及立宪党人大失所望。
在清廷下诏缩短筹备立宪期限后的11月6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在这道奏章中，锡良奏道：本月初三、初五等日，有各界绅民一万余人，手执请开国会旗帜，伏泣于公署之前，求为代奏。先经各司道婉加劝慰，仍不肯散……当据代表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面递公呈，大意则以东省大势较三次上书时日俄协约，日韩合邦情形，更有迫不容待者……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
最后锡良说道：总之，时危势迫，为民人之大患，亦朝廷所深恫，何必靳此区区二年之时间，不与万姓更始耶？
而清廷在这份关乎国土存亡的奏折中却留下了这样的朱批：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648、649页）
这时的清王朝，已呈将死之状，除了那可怜的皇位，它已什么都顾不得了。
梁启超在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遭清王朝拒绝后，曾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唯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合集•文集》之二十九 第3页）
在10月3日清王朝上谕公布之后的当天下午，国会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就集合在国民公报社，密商以后的行动。据主持国民公报的徐佛苏记述，曾有如下决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到了此时，清王朝在全国民众眼里，已是信用全无，腐朽透顶，人人欲先除之而后快的落日政权。
1911年4月，铁路国有风潮发生，5月下旬，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因请愿被押解回籍时，留在京中的各省代表前去为他送行。蒲殿俊跟他们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显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四川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而前面提到过的上海银行家著名立宪派人物沈缦云，则干脆加入了同盟会，走上了暴力推翻清王朝的极端道路。
——为纪念08宪章发布一周年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