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选择
2009年的中国，一场维护独立思维权的抗争依然复杂而不屈不饶。由于执政党理屈义穷，而不惜以流氓、警力和监狱压制反对党文化的独立思想，使人们又一次看到慈禧和蒋介石专制垂丧的身影。赤裸裸的封建帝王意识形态已被葬入陵墓，与帝王意识连根带茎的党文化在逻辑上已经失去生命力，由中国共产党权贵派延续的、靠警察加监狱维护的斯大林式国家意识形态专制体系退出历史舞台已经不存在悬念。然而，是否可以说中国未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很明确了呢？没有。
笔者在第二节已经谈到，既使在民主意识形态下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美国由于突出个人自由理念，在国家发展上超越了高举人权旗帜的法兰西；而印度的民主体制却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维护原始种姓文化和落后习俗成了旧文化的保护伞，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被套在中世纪宗教精神下，国家文明因此徘徊不前。
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思想文化脉络繁杂丰富，实行宪政体制后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会是什么？孔夫子的儒教，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原始资本式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宗教（新宗教），社会民主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大同主义••••••，或者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空白，诸多意识形态冲撞的系统？从某种角度说，正是由于没有找到一种更合适中国的文明主导意识形态，斯大林式党文化才得以在传统意识人群中保有最后一丝游气。为了一个文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中国，中国思想界必须对中国已有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适合中国？
经过各国思想家千百年冥思悟想，现在的世界已经有非常多的思想、理论和主义。由于现代传播工具和世界沟通渠道发展，今天这些思想和理念被展示在中国人面前。在众多的思想和理念中，哪些适合当代中国国情，什么样的国民意识形态会对中国未来体制走向，对中国民众心态，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具有正面和光明作用呢？
1、君主立宪和主仆民主观。现在中国的党立宪思想推到极限，本质上充其量延续着君主立宪意识。政治上的君主立宪观背后所依赖的国民意识基础是主仆民主观，即仆人意识上愿意接受赏赐的民主，服从的民主。在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适合国情吗？上面已说过，尽管中国依然是一个忠君意识很广泛很深厚的国家，但这种意识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点变化：其一是忠君意识变形，皇权时代忠于帝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经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变成了忠于“党国”，即忠于执政党意识。因为国家被专制型执政党控制着，执政党实际上又被个别权贵领袖控制着，于是就有了忠国忠党忠君三合为一的新主仆观。其二是随着近百年中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数量巨量增加，市民文化地位逐步超过传统农民意识。但由于从农民转变过来的新市民保留着相当农民传统意识，加上党文化的长期灌输，因此，农民的主仆观被改造成市民可以接受的主仆民主观和君主立宪观。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主仆民主观在中国会有极大市场，新君主立宪意识也许可以在相当时期成为大陆主流意识。但六四血案后君主立宪观行不通了，“国家公仆”的普遍腐败和以暴力维护权贵腐败机制的种种血案毁灭了君主立宪意识存在的基本条件。2009年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可以用“选择和维权”来概括，由市场经济诱导出的自主选择观念更把党文化推到了国民对立面，商品可以选择，工作可以选择，电视节目可以选择，文化可以选择，公司和机构领导可以选择，执政党和政治制度自然也应该可被选择！但党的权贵们说，政治不能选择，要选只能选我。（被绑架的）政府说，是的，只有党可以代表你们，不然就犯法坐牢。这种专横的帝王逻辑更加深了国民对主仆民主观的抵制。在此背景下共产党权贵们仍在吃力地鼓吹“共产党是人民唯一代表”，能坚持多久呢？不要说现在中国年青族群不再认同这样的意识形态，既使在六十岁左右人口中，一党控国的陈旧意识也难有市场。未来在选择执政党和领导人问题上，要求自己选择，反对赐予的民意与共产党权贵长期霸权的企图将构成中国意识形态中最突出的死结。搞“赐予民主”“赏赐思维”“规定文化”，推行主仆观念下的思想自由、民主文化等等伪命题只是共产党权贵的一厢情愿。
2、民族崛起观和国家民主主义。有一首歌叫『中国心』，唱得是爱中国。爱国意识是地域利益割据环境下一个国家凝聚民心的必要方法，各国都用之；同时，统治者也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领地统治，这在封建时代就已盛行，如今依然如此。“民族崛起”“国家强大”是一种极容易激励公民狭隘爱国情绪的政治心理因素，在这面旗帜下许多国民会做出非理性为国献身行为，因此，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她。但也正因为其能够控制非理性国民的心理作用，一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便自然选择以它来实现自己的疯狂目的。他们以百万计的国民性命当自己臆想目标的赌注，鼓动国民为他们的“伟大、正义、正确、神圣”目标献身，甚至制造大规模战争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牺牲，给人类留下深重灾难。
启蒙运动后爱国变成了民主爱国，多的是爱国前面加了民主，不变的是反对狭隘民族(国家)意识者被强权带上叛国枷锁。民族民主和国家民主虽然为民主观念，却是一种立足于狭隘国家、狭隘民族观念和国民权利基础上，以多党分权宪政为目标，由国民选举国家执政党和领袖为最高诉求的民主观。今天人们通常说的“选举民主”，现在西方民主国家流行的“民主”，中国体制外民主党派和体制内民主派推崇的“民主”基本都在此观念范畴内。选举民主聚焦选择和制衡国家权力人、权力集团，却少涉及国民本身文明意识。这种民主观念主张的多党制，一方面支持党派、宗教教派和各种政客用来搞竞选，可以起权力制衡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民族或利益集团领袖用来搞国家分裂，打内战。就是说，这个民主观绝不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国家主义。世界上国民通过民主选择民族强人，推行民族强势扩张思想（殖民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被民族利益障眼错选了战争狂人的也不是没有，如德国希特勒。权衡国家民主主义利弊，在政治制度和体制变革层面，通过国民民主选举中国可以实现国家内法制和公权；在意识形态上它可以支持国家自强自大，但它却并不会使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更文明，甚至不能保证强大后的中国不重蹈法西斯灾难，而成为国际一霸，因此，从中远期看这样的民族民主意识并不适合中国。
也许一些人会说，目前阶段中国可以推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到中国强大时再改。以民族主义与人类文明意识相比较，当一个民族处于自强阶段时，民族主义对国民的激励性似乎更强，更容易点燃人的狭隘民族感、国家感，具有国民情绪凝聚和激发功能，因此，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崛起阶段都少不了以她为意识形态动力，尽管它也被国家统治者利用来美化自己。可怕的是，这种狭隘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再难以更改，当这个民族达到强势阶段时，狭隘民族主义就可以自然演变为强权强势的大国沙文主义或法西斯理念基础，军国主义顺其脉络而形成。相比较而言，文明意识是一种人类协和、个性解放理念，她要求创造人类共同的和平公平条件。由于人类文明意识不提供更多国家凝聚力和狭隘国民意识动力，不提供以狭隘民族心理为基础的开拓发奋精神，因此，在国家割据政治环境下，她常被国民视为对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背离，不受国民喜欢。
成为一个世界强势国家，还是成为一个文明先行民族，今天的选择决定了中国的明天。
3、普世价值观。原始普世价值指氏族社会以后人类间逐步形成的普遍认同价值观，通常概念上包含尊老爱幼，慎待生命，珍视亲情情爱友谊，信真求善爱美，主张平等仁义诚信公正，反抗欺压，鄙视奸诈。普世价值观以人的本能为基础，隐藏在人的潜意识中，影响和决定着人的判断取舍。如果从孔夫子和苏格拉底算起，这样的普世价值意识至少有约二千五百多年了。启蒙运动后，新普世价值观念有了质量提升，增加了人权民权民主、维护思想自由和尊重知识创造。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普世价值观又有了新发展，增加了维护人类和平、保护地球环境、消除全人类饥饿等理念。当代新普世价值观的形成基于原始普世价值观，是现代思想界在世界大社会环境出现后对原始普世价值观引发形成的，今天她已经是国际社会共认的道义和道德观念。现在中国一些党文化极端主义者幼稚地反普世价值，那根本就是逆时代而行，无知至极。
不过，有关以孔孟和儒家等原始价值观念为中国未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张却值得思议。如上所说，普世价值观有原始与现代之分，孔孟儒家观念属于前者，它没有明确的人权民主理念，却揉人性中一些善良观念与忠君忠党思想混于一炉。因此，推行原始普世价值观是否意味着隔离和抑制现代普世价值观，需要人们洞观本质。由于儒家思想唯上是从的特点，故而在帝王时代儒家文化就得以被推行，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正是针对其反民主反科学的封建特征。由此可知，推行原始普世价值观可以使中国意识形态与现代世界文明相隔离，所以，对主张普世价值必须知其观念内容，否则只会引起观念思想混乱。据此有理由说，在中国不加说明地推行普世价值观未必是文明善道。
4、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对激进马克思主义和暴力共产主义理论的修正，修正的要点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观。尽管各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修正”多有争议和“斗争”，但实际结果是如今欧洲的社会主义、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了渐变观点，不同处只在于对名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再解释论亦属于其中之一。民间戏称“打左灯，向右转”。
那么，矫正的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是合适的意识形态选择？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名义能否被今天的中国人民（包括台湾、港澳）所接受，二是社会民主观和民主社会观是否适合未来中国。经过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布尔波特金边暴行和邓小平的六四血案等共产党的一番恶作，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名义所伤害，使社会主义的名声与累累白骨联系在一起，这些主义的声誉与无人性的残酷暴力齐名。恢复和解释可能改变人们对它们的恐惧和厌恶吗？答案很清楚，不可能。可以说，如今无论社会主义前面加什么定冠词，只要意识形态概念中出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类词汇世界绝大部分民众都会自然反感抵制，那么，有什么理由还要为骷髅旗描绘鲜艳底彩（请回读前面笔者关于欧盟政治整合的论述）。恶名之下，难有同道，如今中国大陆难以摆脱的内政、外交的孤立困境皆源于此。当然作为控制国家机器的专制政党可以在自己辖域内强迫推行或者灌输使民众拥护自己的主义，但是就长远来看，民众的自由思辨力不是强制接受和灌输意识可以愚弄的。所以，任何带有前缀的社会主义和再注释的社会主义都不合适中国。依然坚持这些名称的主要是少数共产党权贵和利益粘连者，原因多与其个人地位和经历有关，他们的利益和观念都与中国广大民众相脱离了。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理论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巨大缺陷，不仅在政治运行中，这从它在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无法被民众长久接受已经可以清楚看到；而且在经济活动中它与现实活动相悖，“改革开放”越发展，越证明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性和马克思经济构想的幼稚。今天它还能存在的原因是，没有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理论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基础，权力集团最高层的权力就难以维续，因此，名义上的坚持实际只是为了少数权贵的私权。而现实中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理论已经被共产党的作为否定，马克思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仅存在于党的会议，不出官场表态。现在的马克思理论已经不再主导中国，所以，未来马克思理论更不可能是中国的选择。
然而，这不是说在理念上社会民主观和民主社会观的核心价值不可取，相反，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理想值得坚持。有关此点下面会谈。
5、个人自由型民主主义。美国式的个人自由理念认为个人高于国家，其本质旨在维护个人选择权，实践中这种个人高于国家的情况并不存在。在美国，通过人与人的法律关系，社会整体自由制衡着每个人的自由，同时自由市场经济机制也限制着大部分人的自由和选择权。美国式自由观表面符合人性，实际与人类文明目标并不一致，由于这种国民意识形态认可绝对市场化的个人自由，就给了资本所有者以市场手段操纵社会的权力。就是说，美国式个人自由意识强调制衡政治关系，可是却无视自由经济制衡关系，所以，美国实质上成为经济大腕的天下，即一种少数大资本者操纵的社会。人类史中把自由权利限定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内的意识屡见不鲜，罗马时期的公民和奴隶意识，封建时期贵贱意识，宗教的正邪意识，种族的亲外意识，资本社会的穷富意识，共产党的阶级意识都属此类，美国的自由意识并未越出此界。在美国由个人自由意识构造的经济体制，形式上绝对自由，本质上却保护着人的原始物欲无度发挥，国家视其为唯一发展源力而不加限制，富和穷被定义为个人的事，社会于是充斥着物欲至上观念。这样的意识形态不要说社会平等公正，就是民主是否真实也还要讨论。人们看到，个人自由型民主文化诱发国民个人成就“富翁”的梦想，既引发出个人奋斗，又诱惑原始人性膨胀，那些主宰庞大资本的人因贪婪欲受到刺激而敢于巧立名目鲸吞社会财富就成为必然。当代社会危机（不仅是经济）为什么背后总有美国金融家之手，美国财阀为什么胆量和胃口特别大，为什么源源不断的新财阀与刚倒下的老财阀长着同样黑的心，根源从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可以得到解答。美国意识形态主张个人自由，孵化的是透着人性贪婪的国家体制，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就总体意识形态看，美国文化目前确实走在世界文明前列，所以，各国精英和思想朝圣者（其中不泛中国优秀）都崇尚美国文化，这可以理解。但是不加分析地推崇模仿美国意识形态等于将美国意识形态中的病毒全盘下载。由于体制和文化基础不同，可能好的没学到，系统冲突到不少，这绝不是一种理智和清醒状态。对处于意识形态选择中的中国，没有清醒就没有未来。
6、教信民主意识。现在世界上流行教信意识的国家依然很多，如中东国家普遍流行伊斯兰意识形态，印度和泰国等流行佛教意识形态，欧洲和北美国家基本流行基督教、天主教意识形态。多宗教共存的民主意识形态是当今世界一个特色，是否未来的中国也会成为教信意识主导的国家呢？未可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教信温床。如果以迷信和盲目超俗定义教信意识，那么教信有两类：一类是明确教信，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宗教，其以圣人、圣物、圣迹为迷信对象，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还有一类是隐形教信，当一种理论、一个领袖被神灵化，变成一种不可质疑的盲目信仰对象时，这个理论、领袖、主义也就具有了迷信性质，演变成实际上的教信。教信是一种很难通过行政方法截止的意识形态现象，原因在于宗教迷信与思想信仰处在同一种意识状态，思想、主义、信仰与教信仅隔一层纸，这层纸在人的头脑中，看不见，很难区分。限制教信自然会限制思想信仰，开放思想信仰也必然同时开放教信。
教信的强烈特点之一是排斥理性思维，具有强烈排他性。同教派信徒间可以谈想法叙感情，甚至情胜手足；而对非相同信仰者，在观念中他们不给对方以精神平等，因为教信者只信自己最正确最神圣。历史上曾经有很长的教信意识专制时期，教信势力把思想者视为异端进行迫害绞杀，现在除了少数专制国家（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主张极权的共产党国家）依旧如此，大部分教信民主国家对不同思想都采取容忍态度，就是说，民主国家对不同教信意识的迫害行为被废止了。
教信民主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的主导意识形态吗？如果明天在中国实行教信民主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不用说，现在的专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很快萎缩。然后，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党文化理念退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将会迅速填充党文化退出后的意识形态空白，甚或共产主义也转身变为一种显性宗教。如果只有“民主”，而没有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文明理性意识，即文明理性意识形态未取得主流地位，中国也许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教信意识形态主导的民主制国家。民主有了，文明理性依然没有。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高于其他宗教，又由于佛教比之其他教信境界更离世超脱，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其宽容度也胜于基督教，所以发生大规模教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在排斥人的理性思维上所有教信都一样。一句话，教信民主意识不会为中国带来文明理性意识形态。
世界新意识形态处在酝酿时期，现有的三大主流意识形态－教信、自由民主、社会主义都因为自身弱点，面临着被否定或革新的困局。以圣人、圣物、圣论为迷信对象的原始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被科学思维逼入道德维护和人生心理抚慰之角；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由于散发着血腥味的专制意识，并成为“革命新贵族”招摇过市的旗帜而失去她当年圣女般的感召力；与教信和专制比较，自由民主虽然吸引人，但长期以来自由民主意识形态面对人性贪婪腐败、自由资本危机和国际强权霸主不仅无能为力，并且常常助虐为霸，使人们的困惑、质疑和批判从来就没有断过。在人类已有思想宝藏中我们找不到现成的理论意识神丹，那么，面对未来中国思想界就必需自己酿造一种更文明理性，能够被当今普通民众所接受、理解的先进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中国文明新政治和经济体制奠定基础。
新意识形态选择原则
人类意识进化遵循着自己内在规律，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流行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意识环境。
人性是产生思想的生理源发点。人性对人的思维有直接无法割裂的引发关系，性欲产生爱，物欲产生利益感，母爱（父爱）和同类相惜产生公平公正思想。人类与生俱来的恒定性和普遍生物遗传决定了人类思想具有共性稳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普世价值”产生原理。正是在此基础上，所有地域性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内含，她反映了人的共性思维对具体环境的具体反应。除非根本改变人体生物构成，否则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普世特征和倾向不会变，普世价值观颠覆不破。
在现实思维中，人的思想并非环境条件的机械反应。受到环境刺激的思维有机械反射的一面，但同时也会发生有限超越，即对可能性的理解、推测和想象，这种想象有时可以大跨度地超越表面现象和经验。有思维超越的能力人被人们称为天才，因为他们跨越了直觉，跨越了经验，以至跨越了已知时间和空间，当然，在整体上这种超越不可能是无限度的。作为社会性思考，落后和超越受到更大限制。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基本情形是，个别人的超越性思想必须转变成现实结果后才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可，这使个别人的先进思想转化成社会大众思维模式产生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如哥白尼事件。工业革命后，虽然人们对新思想的接受时间缩短了，但基本的过程并没有变。时间缩短原因在于，从天才思维到产生实际成果的节奏加快了，如枪炮推动了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社会模式，也传播了欧洲启蒙意识形态；又如原子弹推动的美利坚文化和现代科学思维。受到二次世界大战刺激，战后的情况有巨大变化，超越性思想本身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不再是每一种思想必须通过具体成果才使人们理解和接受，跟踪新思想成为一种趋势。
近几百年科学创造的现实成就几乎改变了人类所有的生存环境，承认思维总结果启示出的这种趋势说明人们认可了人的独立思维是一种力量。积极的个人思维本身被社会所敬畏和尊重，由此个人理性思维的社会地位得到史无前例地提高。在这样的新倾向下，一切敌视和轻视独立思维的权力行为、宗教行为都与国家未来和人类大利益形成对立。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雨果更准确地说“思想就是力量”。独立思维成为财富之源，财富中的财富，保护独立思维成为所有国家先行先进的基本前提和发展之道。
意识形态与达成一个社会目标密切关联，因此，选择中国意识形态首先需明确社会理想目标。帝王的目标是奴役天下，“君之上”为核心的专制思想就成为封建意识形态当然选择。如果一个执政党以民生为目标，不是以权贵统治为目的，推行的就应该是民权民主观念，而不是实行领袖崇拜和分封意识，不是党文化。这样问题就回到前国家变革者曾经面对的根本命题，及未来什么样的中国社会是我们的目标。
孙中山的目标是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建国方略》)。他认为，要通过三民主义来实现，主张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毛泽东的社会理想是：“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及全民武装）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所有制解决以后（指公社成立），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从人民公社到大寨经验可以看到他希望建立的基本社会模型。为此他主张通过竖立共产主义意识和以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逻辑强行清除障碍。蒋介石主张，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对自由民主则不须去争。因为，他要建立的中国是一个以国民党和他为中心，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的集权强国。邓小平与蒋经国都以经济实力发展和国强民富为国家建设目标，不过，在意识形态上蒋经国主张民主化，邓小平坚持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专制。虽然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但邓小平的统治逻辑却更接近蒋介石的忠孝论。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公民权利公正并有法制保障、国家系统先进协调配套、民智开放理性、民风积极努力、国家具有文明凝聚力、经济具有普遍激励性，同时人人生活有保障和政治经济自主而国际关系和睦的文明国家，因此，需要的文明意识形态就不仅在终结权贵意识形态，而且要消除愚昧、狭隘、懒惰、极端自私等消极意识存在的温床。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在选择文明意识形态时至少有以下五个基本原则是不可少的。
思想言论容纳和进步原则。所有的新文化和新意识形态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升华而来，新来自旧，因此，旧文化旧意识与新文化新意识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共容过渡期。此过渡期历史上有三种情形，一是互不相容，矛盾激化，新旧文化间取激烈斗争方式；二是宽容共处，各自为之，互不相扰（至少表面上）；三是相互蚕食，以优取劣，逐步提升。新文化新意识不是自封的，它所以新是由于它更接近理性文明，具有更多优势，更符合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基于这个基础，各种文化和意识就应该在相容环境中，让人们在比较中认识新思想，接受新思想。只有旧文化旧意识才取压制姿态，容不得优势意识形态和文化。相容不等于不宣传、不渗透，在相容环境下积极的传播和展示新思想是提升公民意识形态进步的必要，否则，一种新文化新意识取得国家主流地位会拖延很长时间。
权利民主和对应公平原则。关于公平和平等可以有多种理解，由于人与人差别本身的绝对性，现实中绝对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如果推行绝对公平、平等理念，不仅不会有实际意义，相反会由于实际上的不平等，使社会大部分人产生平等理念失落感和目标遥不可及的挫折感。真正有意义的公平价值观在于维护弱势人群观念上的自尊，限制人的能力差别转化出各种贵贱意识和特殊社会等级体制，如经济能力转化出的资本家、企业家权力控国意识，文化知识能力主导转化成教授精英控权意识，社会能力转化出的代言人、议员、律师权力意识等等。
文明凝聚力原则。适合中国国情的进步理念应该具有鲜明的凝聚力特征，这种凝聚力以服众服国的文明理念为内核，辅之以民意政治机制和国家权力制衡措施。这里特别要强调意识形态上凝聚力理念的文明主导性。上面笔者多次论述过，“民族振兴”观念和“大中国”理念不可能承担新时代凝聚国家人心的使命。世界上各国都使用“国家”和“民族”观念来凝聚国民人心，但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并无法截止，苏联照样解体，旧印度分裂成三个国家。德国和法国曾经也强调民族和国家崛起理念，为此打了多次大战，死了无数国民，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大国强族”崛起理念，可能如今已经面临又一次强国集团冲突的边缘，而不可能造就如今的欧盟。以“国家”和“民族”振兴为旗帜的国家凝聚力只会孕育大国沙文主义，分娩殖民主义政府和法西斯政府。由此可见，使用国家、民族这样的观念来凝聚人心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没有文明内涵的意识形态凝聚力是国家之祸，公民之难，人类之灾，不是福。
那么，是否民主和自由就代表文明新理念呢，就会具有凝聚力呢？民主和自由是一种有人性吸引力的观念，但同时这种观念因突出个性而具有分散性特点，故而，无核心的民主和自由趋向溃散。民主不通行是因为存在涣散弊端，不能有效节制涣散，没有像拳头一样的民主自由，民主自由本身也不会有生命力。因此，我们要的凝聚力既不是以党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意志集中理念，也不是简单的自由民主理念，而是一种在人类大前途观念涵盖下的文明共存精神，一种以人类大利益为准则的非强暴国家凝聚力。
进取性原则。从狭义角度说，新理性文明意识进取性原则包含，提倡人的和平能动性，提倡文明创造，提倡个人积极的处世精神状态。比较各国的现代意识形态，在一些仅仅保护公平、公正和个性解放的国家，公民惰性（懒惰、浪费、奢侈状态）也挂着个人权利招牌得到维护，如此“平等”观念极大地扭曲了权利理念对个人、国家和人类发展应具有的社会价值。
从广义的角度说，启蒙运动真正伟大的成就不仅在开拓了民主和法制之路，而且在开启了思想进取之门。启蒙运动追求权利公正和人性解放的境界代表着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在人类意识形态发展上的跨越，如果我们仅仅将民主和人性解放的理念作为一个僵死的标准和目标，那么，我们既使建立了法制社会，也未必就接触到了启蒙运动的真谛，因为，我们没有学会理性批判思维和不断跨越，即启蒙运动的先进意识核心——进取超越性思维。一种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于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自我跨越，当这种进取理念成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意识形态就有了真正永恒的动力，国家各种体制机制才可能不断发展，长久处于最佳状态。
向心力原则。完整地说，叫“世界文化新价值观向心力原则”。表面形态上，因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硬件基础不同，各国的文化表征呈现出五花八门色彩，实际上表面形态上的差异并无法遮盖不同文化内涵性质上的文明程度。由于信息流通渠道空前广泛，而且越来越多样化发展，使如今各国的文化处在公开共同展示平面上，就像博览会上的展品。人们可以对不同的理念和价值观进行比较和选择，比如在专制和民主比较中，大部分人主动选择民主价值观；在保守和开明中，人们更喜欢开放开明。这种社会意识形态自发认同倾向具有普遍和不可改变特点。遵循这个规律，新价值观向心力就应该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确立自己意识形态的主要考量原则。
持极权保守观的统治者很不明白这个规律，他们以为信息封锁加威胁可以改变价值向心力原理，因此，他们将越来越深的紧张和焦躁不安对准网络和信息渠道，企图通过网络防火墙封锁不同思想传播，甚至视网络这面镜子为敌人，把网络和文化交流当作唐杰坷德风车来攻击，这实在无知而可悲。网络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向心力对抗，决定优胜劣汰不在网络技术，而在一种意识形态自身的好坏、优劣、是非。在战略上，先进意识形态持有的向心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自己的优势和最后胜利，失人心者总是感到时时处处“理短心虚”。
一个国家拥有的文明价值观越先进其对本国和世界民众的吸引力就越强，这个国家在国际比较中所处的真正地位也越优势。中国的新文化和意识形态应该在学习世界先进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有所超越，尔后，中国才有可能为人类价值理念提供更多有意义的新贡献，产生巨大向心力。因而，既使在中国的新意识形态取得主导地位后，我们也还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意识形态向心力。
世界文明意识形态在继续进化中。启蒙运动前思想家以单纯经济或政治强势崛起理念为意识形态原则，二十世纪前思想家们锁定了人权民主意识形态，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意识形态将向何处发展？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头几年，我们看到不仅所有程度不同的专制型国家都对网络充满着恐惧，而且那些实现民主制的国家也开始对自己保持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困惑重重。世界不同意识形态在网络上得以高度密集的表达和碰撞，愚昧封闭专制观点受到来自各国网民强烈的自发围剿，对专制国家来说，此局面已经直接触及到专制权势集团生存和维持的核心基础。对民主制国家来说，自由民主造成的投机分离状况也使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头痛不已。现在中国思想界、精英层和权益受损害民众正处在百年反思中，是否中国思想者们能够找到一条新意识形态之路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