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巨资，并且动用宣传教育机器全力维持的意识形态大厦已经无可避免地陷入瓦解状态。用“瓦解”而不用“崩塌”形容，是因为“崩塌”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而“瓦解”则表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碎如破瓦，它正面临各方面不约而同的解构。
网络时代颠覆了传媒与受众的关系
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正面临网络文化的解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直至本世纪初，承担批判国家意识形态重任的主体是学者加上少数教育专业人士，大众只是纯粹的受众，那么这种情况从本世纪初以来完全改变。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学者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解构意识形态的主体成了学者与传媒眼中的受众，其主体是70后与80后这两代人。可以说，是他们创造了当今中国的网络文化，其领军人物则是韩寒，他的言行对中国网络文化形成影响甚大，超过了所有学者――这并不是否定从改革之初直到现在所有学者的贡献，因为韩寒的思想奠基于这些学者共同努力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
与50－70年代这几代人完全不同，我们是在闭关锁国时代意识形态强灌输之下的洗脑教育的受害者，需要反洗脑，需要向强烈的意识形态控制作正面的阵地战。在这些阵地战中的代表人物的有1957年的学生右派林希翎、谭天荣、林昭等人，有“文革”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还有80年代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新启蒙运动。到了韩寒成长的时代，已经有了前代学人与思想者的积累，再遇上了网络时代，于是以他为代表的70－80年代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解构方式，影响了上亿青年。韩寒承担的社会角色，与已经走进历史的任何启蒙及抗争型人物都不相同，其特点是以冷嘲的方式讲述中国的社会常识。正是这种不相同，引发了许多人及许多外媒的兴趣，人们正在试图理解并解释“韩寒现象”。50年代人当中，只有艾未未非常成功地利用了网络这一新的表达平台，成为风头最健的意见（包括行动）领袖。以他们为代表的网络文化，正在一点一点地解构这个号称“和谐盛世”的荒诞时代。可以说，在共识网评出的2009年中国十大公共知识分子当中，只有这两位真正参与了中国网络文化的创造，引领一种网络文化的新潮流，其他8人（包括本人在内）都只是网络时代的被动跟进者与受益者。
来自民间的局部解构
国家意识形态还面临另一种解构，即来自传媒与教育受众的反思与批评。这种解构的方法有二：
一是用同类传媒对同一事件先后矛盾的阐述揭示其虚假性。比如最近“石三生”写的《西南大旱50年不遇是个大谎言》，用的就是中国顶尖喉舌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从2005年以来历年发布的有关云南旱情的报道，指出原来早在2005年，云南就“遭遇近50年来最大干旱”，此后该地每遭受一次，照例都成为“50年以来最大旱灾”。
二是青少年反思中国教育体制对人的思维“格式化”功能。最近一篇名为“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的网络民调走红网络。此帖发起人是生于1982年的林嫣，现供职于广州某新派媒体，某天翻检当年的作文簿，从中总结出当年屡试不爽的二十多条固定句式，如“今天在马路边捡到1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叔叔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雷锋叔叔的身影……我毅然举起心爱的小猪存钱罐，砸了，把所有硬币都捐给灾区小朋友”，等等。林嫣将帖子传至网络后，迅即引来近两万网友围观和跟帖，从而引发一场有关语文教育教会孩子撒谎的讨论，韩寒那句“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再度被翻出来热传。
30年前的作文改革参与者、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许祖云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语文作文始终是国家意志的贯彻与体现。但这句话与前面所述事实放在一起，得出来的逻辑推论只能是：承载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就是让人撒谎。
我这样说，中国的官府，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及其治下喉舌《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之类肯定又要蹦跳三尺高了。但不幸的是，这是事实。与毛时代相比，天朝控制言论的兴致依旧，教育仍然是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只是时代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发表文章的门槛低了，“文革”时期当局强迫全国人民共读几本指定的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只要有意愿，就能够成为网络作者，不再是前网络时代的“受众”。在这种书写者日多的年代，普罗大众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有如地面流淌的水，无所不至。
来自媒体与政府部门的一种不自觉的解构
尽管中宣部规模远比毛时代庞大，经费也越来越多，手也照样伸到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但中国还是经常出现一些宣传部门始料未及的事情。事情的制造者与参与者主观上并不想解构意识形态宣传，但客观效果却是参与解构，所以我将之称为“不自觉的解构”。
以近两年先后爆出的中国失业者数字为例。中国政府公布的失业数据统计口径虽然从“失业率”变成“登记失业率”，但不管失业人数如何上升，登记失业率永远只在百分之三点几到百分之四点几之间徘徊。但对这一数据，不断有官员与媒体在不自觉地解构。第一个“不自觉的解构者”是前劳动保障部部长田成平，2008年中期田成平宣布，中国失业人口高达2亿5千万；第二个不自觉的解构者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22日，温家宝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时，曾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有2亿。因为温的身份，这一数字彻底颠覆了政府的“登记失业率”，人们很难再相信官方公布的数据。
同属国务院的两个政府部门之间也在互相解构：国家统计局2月份公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9年70个大中城市去年房屋销售价格上涨了1.5%。4月初，国土资源部却公布，中国2009年城市平均房价升幅达到25.1%，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升幅。国家统计局那根说谎的舌头再次消解了政府刻意维持的“神圣性”。
反智主义的另类解构
这种解构无处不在。近年来网友围观的对象从展示性感的“芙蓉姐姐”到展示雷人语录的“凤姐”，都是反智主义文化态度的表现。今年众网友甚至刻意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乞丐炒成了“风华绝代”、酷毙一时的“犀利哥”，不仅炒到服装厂出面请其做品牌代言人，还炒到了世界各国，东至日本、西至英伦的一些媒体半懂不懂地报道中国的“犀利哥”。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众网友无聊状态下的一种自娱自乐，还不如说是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政府只管树立你的高大全“英雄”，我们的“偶象”我们自己树。
这种反智主义的文化态度，完全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的行为长期脱离民意导致的结果。广西来宾烟草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曝光之后，有网友总结说中共执政60年，其思想建树可以用三本日记概括：雷锋日记，木子美日记与韩峰局长的情色日记。这一概括就是民众对当政者的辛辣嘲讽与反抗。
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在于奴役人的心灵。斯大林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国家都曾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成功地塑造了所谓“共产主义新人”，但那种塑造既要通过教育系统全面地灌输来型塑，还要通过一元化的传播来固化。到了网络时代，教育系统虽然仍是国家意志的物化，但传播手段的一元化已经不再可能，在现实的残酷教育下，中共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最后大都成为这套意识形态说教的厌恶者。对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各种批评声音现在正从网络的各个缝隙里钻出来，使中国当局维持党化教育越来越困难。当事情走到反面，连中国当局都从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中看不到任何希望时，改变这种格局的机会就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