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右高潮已经过去，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大字报中，出现了一张针对我父亲的大字报：“张宗炳，你说过，我的朋友储安平。”
“我的朋友是储安平”这么一句话，真的没有办法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联系上。但这样的一句话，的确就可以制造出来一个右派。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谭天佑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他的哥哥是谭天荣。
生物系跟着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有几张：张宗炳为什么会有大右派的朋友？张宗炳为什么会叫大右派储安平为自己的好朋友?
家里还真的紧张了一些日子。因为不久以前的《人民日报》上，在对“章罗联盟”的批判中，多次点到了我的爷爷张东荪，文章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我的父亲，确切的说，是提到我父亲的家：外交部街一号。
因为当时我爷爷住在城外，每次进城会见朋友，都在我父亲家。那时的外交部街，经常被小汽车，黄包车挤的水泄不通。49年后，留在大陆希望和中共建立联系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也是经常在我父亲家和民盟的人见面，一起幻想离间毛泽东和斯大林，扶植第二个铁托。
父亲躲过了反右这一劫，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在贴出指控我父亲的大字报以前，北大右派的指标早超额几倍的完成了。二是我父亲一贯的小心谨慎。
49年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加上我的祖父出事，本来就老实的父亲，更加谨言慎行了。但5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小阳春，父亲也有些得意忘形。之所以后来没有闯祸，这要感谢我的祖父。和储安平见面后的兴奋，被我祖父的一盆冷水浇醒了。
父亲和储安平的见面，是一次很偶然的事。父亲和母亲在等公共汽车，从车上下来的，正好就是储安平。
父亲和储安平的友情，可以追溯到光华中学。虽然他们不是同班，也不是同级。但都是学校的活跃人士，所以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另一个朋友，是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的沈昌焕。
镇反、肃反，镇的、肃的朋友之间都不来往了。父亲和储安平不止是不再见面，连书信的往来也停止了。所以连储安平最近刚刚结婚，我的父母都不知道。
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特别是在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马路上两个人谈的很热乎。父母邀请储安平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来我家。
和小时候外交部街时的门前车水马龙相反，北大中关村153号真是门可罗雀了。当然，每年春秋，到我们家看花的人非常热闹，但最多也就是在院子里打个招呼。所谓的客厅，早就应该重新正名了。
储安平夫妻下午准时到了我家，他们来我家以前，去了北大。我们兄弟几个按照规矩见过客人，就被轰回自己的房间。
当我们正在离开时，储安平还没有坐稳，就听到他问我父亲：老太爷怎么样？现在还写什么？（因为间隔五十年，记忆不准确。我尽量恢复原貌。后一句话是否一定有，我现在不敢肯定。下面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也会说明。）
家里来客人已经是很少的事，而开门见山的就问候我的祖父，对我更是新鲜事。祖父被软禁，很少有朋友来往，也很少有人提及了。当时祖父的状况，用我改过的孟浩然的诗是：不才弃“明主”，“多病”疏故人。所以储安平的这句很平常的话，让我印象深刻。
父亲和储安平之间的谈话，我们兄弟都没有听到。后来，是从父亲和母亲、和祖父母的谈话中了解了一些。
当时，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北大的岛亭新华书店看书，然后去北大朗润园178号我的祖父家。这次我是专门报喜的。我把储安平来我们家和问候祖父的事告诉了祖父、祖母。
储安平要来我家的事，祖父已经知道。对储安平的问候，祖父还是有所触动，但我不记得他对此说了什么。他倒是谈了和储安平的交往，和《观察》的一些事。那时我只有十四岁，对这些事没有怎么注意听，当时就没有当作一回事，今天就更是一点也回忆不出来了。
下面一些事我还记得，父亲在我之后，也到了爷爷家。父亲是兴冲冲而来，谈话主要在父亲和祖母之间，祖父说的很少。
储安平当年是意气风发，虽然他不可能有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想法，但想作为一个认真的反对党和反对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想法肯定是有的。父亲感慨，自己身在北大，还不如储安平了解北大的鸣放情况。储安平对北大每天大字报的数目，都很清楚，对一些有分量、有见解的大字报，也很清楚，谈起来如数家珍。当父亲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我记得祖父的回答是：你已经谈到了天下，下面还能再谈吗？（同样是记忆不能恢复原貌，可能还有：人家会和你谈天下？）
我当时感到吃惊，是因为爷爷刚刚不久前在和奶奶聊天时。谈到党天下，对储安平是十分赞叹。几年后，我才明白祖父为什么会同时对党天下，有两种似乎相反的评价。
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我不能肯定是否是当时我的祖父说的。可能是当时回答我的父亲，也可能是后来和我单独说的。我记得祖父对“双百”方针，是引用了两句黄巢的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当时我并不知道，诗是黄巢写的，当时第一句也没有记清楚，但对“我花开后百花杀”是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个是谈到整风，谈到不能相信毛泽东的话。当时祖父是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后来祖父和我谈起毛泽东的不可信的话，我写在这里，作为参考和补充。
祖父说：看毛泽东绝对不能看他写的。他是从来说话不算数的。看他的文章里还会觉得是那么一回事。
祖父又谈到，他亲眼所见的毛泽东：1945年8月28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四川重庆，他刚刚出了飞机，一露面，就是“声嘶力竭”的一声蒋委员长万岁。祖父当时没有用声嘶力竭这个词，但作了一个声嘶力竭的姿态去模仿毛泽东。
从飞机下到机场，三步就是一声蒋委员长万岁。我当时的想法是，你既然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表演，为什么后来还会上他的当，真的相信他说的不会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会搞什么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不过我没有好意思对我的祖父说出来。
祖父后来回书房了，父亲和祖母谈了很久。说的是什么，记不清楚了。反正祖母的话，翻过来，倒过去，就是什么话也不要说。
同样的话，祖母和我的二叔也谈过。二叔更让人担心，因为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也用不着和我的二叔谈什么党天下或双百鸣放，也不可能教会他在公共场合如何说话。对我的二叔，只是告诉他什么也别说就足够了。
什么也不说，不论是欢迎还是动员，不论是邀请还是拜访，反正是空城也罢，实城也好，老夫是不进去了（“空城计”里的司马懿语）。不管你是阳谋还是阴谋，什么有分量的话也不说，什么有内容的意见也不提。这就能够逃过反右这一劫。
李滨声的漫画“好干部”画的是一群没有嘴的人，为了这张漫画，他成了右派。但他漫画中的没有嘴的人，的确能够逃过反右。
的确能够逃过反右，但绝对逃不过文革。储安平的党天下，共产党饶不过，张宗炳的独善其身，共产党同样是饶不过。
反右导致了大跃进，大跃进导致了反右倾，反右倾导致了文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反右？
49年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导致了反右。说的更早一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导致了中国这一系列的人间悲剧。
还可以追溯的更早吗？当然，二十世纪是世界民主潮流中，反民主的逆流猖獗的世纪，可怜的中国人，先天不良的缺乏民主和科学传统，又正好赶上马列主义的病毒的泛滥。伪民主和伪科学比没有民主、科学更可怕。
今天，有一种简单的划分方法，就是49年后，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先知先觉，是民主自由的贯彻者，而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中共的帮凶，帮闲，要不就是头脑简单的书呆子，上了共产党的当。
先说49年的国民党，即使在本质上强于共产党，但当时所作所为绝对不如共产党，否则也不会这么快的把江山丢了。台湾的民主化是后来的事。
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这里当然有出于无奈的一面，但对象我的祖父、象储安平等人，出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国民党撤出大陆前，蒋介石几次请我的祖父带全家去美国。这些人留在大陆，不是不得不为之，而是经过思考后的决定。
49年，中共是许诺成立联合政府，许诺不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搞新民主主义。当时的美国，也没有放弃和中共建立联系，准备放弃国民党政权，希望出现一个相对中立的中国。美国也同样对中国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寄予希望。如果不是金日成的朝鲜战争，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说民盟等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帮凶，就是承认民盟等还是有一定的实力。49年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应该拱手将一切交给中共，还是应该努力去尝试一下？民盟当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这些民盟的头头脑脑都一跑了之，那么，这些民盟的基本群众怎么办？从二十年代到49年，中国已经辛辛苦苦积累的民主的元气，难道就听之自生自灭？民盟中，至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希望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相对中共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组织力量，民盟活动的空间和走自己的路的希望的确是近似于零，但即使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谁又有权轻言放弃？谁又忍心轻言放弃？
在国民党时期，储安平办《观察》时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这句话，同样可以解释我的祖父和储安平等人在49年前后的态度。
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党天下”的发言中说：“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储安平的党天下，翻开了中共的旧帐：（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引自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毛泽东撕毁了自己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至少四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改动总计达二百多处。）
1949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我的祖父张东荪和储安平一样，都是当年毛泽东发表公告的见证人。不过只有七年多，白纸黑字上的纲领文件中的“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在储安平的党天下的照妖镜下原形毕露：毛泽东用一党独裁的党天下，替代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49年时用几个民主人士应付门面的事，当时都懒的做了。
就是抛开中共的命根子：军队不提。49年后，中共在中国也无疑是占绝对压倒优势的第一大党。民主党派当然会看到这个事实。民主党派并没有想争夺领导权，或至少是明白没有取而代之的现实可能，民主党派只是希望，“为了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做一个负责任的监督者。
57年的党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我的祖父和储安平如果有什么区别，就是张东荪已经认识到，和共产党谈论天下，只能是与虎谋皮。而储安平，仍然是“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储安平成为了右派，他虽败犹荣。
我仍然记得储安平六十年前的话：“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今天，我等待着，另一些不识时务的人，再一次说出，这自不量力的话。
张鹤慈。 28，04，07 墨尔本
附录：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储安平作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摘要如下：
储安平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竞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