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改良还是革命？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零八宪章》面世后，有人立刻对《宪章》的性质提出了如下的疑问：《宪章》是改良的“谏言”、还是抗争的宣言？“宪章运动”是改良运动、还是革命运动？在一些人看来，这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是如何评价《零八宪章》、如何定位宪章运动的根本前提。换言之：正确的立场决定一切、远比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更加重要，改良或革命才是鉴定《零八宪章》之正确性、正义性的试金石。据说，改良一钱不值，因为“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改良根本是与虎谋皮，“谏言”必定是对牛弹琴。非但如此，改良和“谏言”甚至还是一件非常“落后”、非常可疑、非常可悲、非常丢脸、简直令人羞耻的事情。这种非常可怪的革命心态，是我辈力求理解却难以理解的。在刘晓波发表《我没有敌人》的狱中自述之后，有人据此得出了确凿的结论，说《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个人不仅“软弱”、“驯服”，而且“媚共”、“勾结”，“改良主义本质已暴露无遗”。若干心肠冷酷、文风恶劣者，更趁机大搞人身攻击，肆作诛心之论。
本文无意于回应信口雌黄者们的无稽之谈。但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路线之争，却有一些不得不说的个人意见。
一、改良或革命，真的势不两立吗？
中共曾经发明了一套极端政治化的“路线斗争”史观——将中共党史描述为一连串的路线斗争史（据说至文革结束已有十次之多）、将中国政治史描述为不间断的儒法斗争史。我总疑心那些把改良与革命的路线之争看得那么严重的人，是中了共产党“路线斗争史观”的毒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
不难发现，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总会活跃着一批擅长“上纲上线”的人士：他们最拿手的事情，就是按路线分歧划阵营、按思想异同定敌我，然后展开口水四溅的路线斗争。于是乎，改良或革命，作为中国民主化的两条不同路径，也就成了“民运”、“异议”群体内部一种具有准则性的分类指标：若是同样主张革命路线的人，即使价值理念、革命目标大相径庭，多半也还能相互吸引、划为同类；若是一个主张革命而另一个主张改良，即使所秉持的价值、所追求的目标大致相同，也必定要加以排斥、尽情诋毁。这真是咄咄怪事。
改良或革命，其路线分歧（或“斗争”）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依我看，未必。胡平先生说，改革=改良+革命。这种解释对不对我不知道。但它指出了一个十分确凿的、铁一般的事实：改良与革命通常适宜于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或除法。改良和革命本来是可以相互叠加、互补共进的，除非人为造成二者的敌对，否则二者绝非敌人关系。
其实，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或政治革命，都有改良的成分在内，而且，革命或者曾得益于先前的改良，或者会有益于此后的改良。而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或政治改良，当其渐进效果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则要么可以代替一场本不必要的革命，要么将会引发并赞助一场避免不了的革命。二者的关系原本如此。
改良和革命的发力点、侧重点虽有不同：改良着力于制度的渐进转化，革命侧重于权力的新旧更替。但是，在政治建设的意义上，一场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革命或改良，其功能与效果不仅可以有交集，而且大半还是重叠的——不过一急一徐、一骤一缓、一暴一平而已。它们本来不是、也不应该是势不两立。
二、反对改良的若干理由
有些主张革命者之所以反对改良，通常的理由有以下几条：
第一，是“中共本性”论：中共统治集团“本性难移”、嗜权如命、“绝不可能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是绝不可能真心改良的。改良是死，革命不成也是死，还不如放手拼他个你死我活来得痛快，站着死总比跪着死要好一些；
第二，是“改良有益于专制”论：中共政权已经问题成堆、岌岌可危，不改良则末日可期，一改良，反而可能绝处逢生，专制的寿命又遥遥无期了；
第三，是“改良麻痹群众”论：“人民群众”本已群情激愤，民怨沸腾，但改良主义却麻痹人民的斗志，以完全不可能兑现的梦想去骗取人民放弃革命、继续保持忍耐与顺从；
第四，是“革命不一定暴力”论（这一条是专门针对“告别革命论”的）：革命固然有代价，却不一定“以暴易暴”，更不一定“专制轮回”。关键不是革命好与不好，而是如何进行好的革命（比如，象美国革命那样就算好）。很多人还举了“颜色革命”的例子，以证明好的革命既可以不太暴力，不致无端毁灭无辜者性命，又可以达成较高的民主成功率，足以造福中华苍生。
以下对这些理由略作评析。
三、“中共本性”与改良的关系
关于第一条理由，说中共专制集团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本性”，我觉得这话只能文学家们说说而已，拿来写政治论文，却当不得真。如果坏人都有永远不变的坏“本性”，《刑法》就没有必要设那么多条，抓住枪毙得了。坏制度、坏政府大概也是一样，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什么条件说什么话，比空谈“打倒”、“推翻”、“解体中共”务实得多。何况，中共专制机器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构造，“本性”一说过于拟人化。难道那部机器里就没有几个“本性”稍好或“本性”可变的零件在内？
再说，若真有所谓不变的“本性”，别说改良无效，革命又有何益？谁敢保证革命领袖集团就没有一点点坏的“本性”？一旦流血牺牲换来了反共革命的胜利，万一革命后的掌权集团也“本性难移”又该怎么办呢？
说中共“绝不可能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这倒是真话。岂止中共，邱吉尔、戴高乐、尼克松、克林顿谁又愿意拱手让权？戈尔巴乔夫、昂纳克大概更不愿意。袁世凯是很不情愿地取消了帝制，民进党很不情愿地交权给国民党，江泽民也是很不情愿地把胡锦涛扶上马送一程。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拱手不拱手，该让还得让，因为形势比人强，制度比“本性”强，不怕你不拱手。
我们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尧舜、都是华盛顿，更不可能见到坏“本性”的党、坏“本性”的人就一革了之。以此而论，恐怕还是以制度压倒“本性”的建设性主张要比暴风骤雨的革命来得更可靠些。
四、驳改良麻痹群众、有益专制论
上述第二、第三条理由，是说改良延长了专制统治的寿命、麻痹了革命人民的斗志。这两种观点其实荒谬之极，体现出某些以革命自命者的自私自利与不负责任。
促使专制统治有所改良，尽可能变得对人民大众更开明、更仁慈一些，是否会麻痹人民，从而延长专制统治的寿命？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项实证研究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逐渐改良的时候。他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详细考察发现，正是那些受益于改良最多的地区成了对旧制度有最多不满的地区，而那些甚少改良或没有改良的地区，反而成了维护旧制度的堡垒。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对全球数十个政治体的比较研究，也得出了与托克维尔大致相似的结论。
中共政权的主动改良，其初衷当然不会是为了有朝一日放弃专制，而是为了更长久、更“和谐”、更“稳定”地霸占权力、独享权力。然而，在公民力量驱使下的任何改良，却不一定有此意义，即使有此意义，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从毛到邓，从邓到江胡，政治上的改良每前进一小步，专政的淫威也要相应收敛一分。虽然功效有限，但绝不能说这都是无意义之举。我们也不难发现，当今政体比毛泽东时代要温和开明许多，经济成就更不可同日而语，而人民群众却丝毫也没有被麻痹掉，对专制政治的不满反而与日俱增。比毛时代，人民的“觉悟”是高多了。这是对改良麻痹人民、有益于专制的有力反证。
退而言之，即使改良有益于延长专制统治，只要是改良而不是改劣，就不成其为我们反对改良的正当理由。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让坏制度、坏政府改良，还不如让它变得更坏些、经济更糟些、老百姓更穷困更倒霉些才好，这样，坏政府才能早一天恶贯满盈，也才能早一天完蛋垮台。这种观点仿如文革时的一种理论，说封建社会里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清官越多，越有利于维持封建统治，越不利于唤醒人民的革命激情。这真是缺乏良知的一派胡言。
某些自私自利的革命者排斥改良主义还有一条不大说得出口的理由。他们认为改良派（包括“无敌派”、非暴力派）争夺了革命派的反抗资源、减少了革命派所获得的人力和财政支持（比如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革命党与康梁的君宪派闹矛盾，这是主因之一）。这样的理由既不光彩，也是误解。因为反抗资源并不是一个常数，你多一个人我就少一个人，你多一块钱我就少一块钱。支持反抗的资源是一个范围极大的变数，当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相互支撑的时候，资源将呈爆发式增长，而当革命者一味激进，支持的资源反而可能枯竭。以清末为例，孙中山的革命派本来声势极小，除了少数华侨和会党势力之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对国内局势更几乎毫无影响。正是戊戌变法之后一部分改良派（尤其是有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巨匠）脱出体制内、加入了反抗运动，才使得改良与革命两派均声势大涨。此后，晚清最后几年立宪改良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也正是革命党在日本留学生中大得人心之时。改良派瓜分了革命资源一说，纯粹是自私者们的主观臆断。
五、有“非暴力革命”，就应该排斥改良吗？
关于第四条理由，说革命不一定“以暴易暴”、不一定“专制轮回”，这大概是正确的。但前提是：革命者（尤其革命领袖）都睿智明达、品格高尚、爱国奉献、功成不居，既要有充分的能力约束革命群众不滥用暴力，又能在革命胜利之后立即拱手放权、由民意取舍抉择。要不然，革命领袖携神圣武威，“人民群众”也是拿他没办法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世上的革命大多数是血腥的、残酷的，而且通常是方向失控、结局不妙的。既然是革命，暴力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使革命者的本意是“不一定有暴力”，但被革命的那一方大概很难同意“不首先采用暴力”。于是乎，革命最终还得靠暴力解决。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在提到“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这些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时候，我认为，严肃的学者和著作者是必须加上引号的。拿这些加引号的“革命”来证明革命的可行性与优越性，属于概念不清、逻辑混乱。毕竟这只是借用了革命的概念（说明当代政治词汇之贫乏），是一个比喻，而非本意上的真正的革命。（注：革命一词的中文原意是商汤放桀、武王伐纣那样的天命转移；revolution的原意是不可人为控制的天体运行；学术上、日常语言中之所谓革命，是指以非常规的暴力非程序性地更迭国家政权。）（附：我经常暗自猜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当今中国真的爆发一场革命，“民运”或“异议”群体、或其他健康的建设性力量真的有足够的能力领导和控制这场革命吗？若无《零八宪章》这样的社会共识再造与制度改良号召，民主革命有可能成功吗？难道从专制体系中裂解出来的政治流氓和军汉武夫们不是比“民运”们更容易“窃取革命成果”吗？）
就算下一场中国革命真的可以很不暴力、很不专制，甚至可以很温馨、很美好，我所不明白的是，这与“改良路线不正确”、“改良注定行不通”又有什么关系？
在我看来，正是革命的压力、对可能爆发的革命的恐惧，成为统治者有可能接受和平改良、向公民抗争运动做出让步的理由之一。也正是制度性改良的长期累积，才有可能使革命中的暴力对抗不那么“殊死”、少一点“牺牲”，却同样可以完成革命的功绩。所以，在避免“以暴易暴”的意义上，革命者非但不该排斥改良，倒是应该热烈拥抱真心的政治改良者才对。
201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