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意识形态非安全
国家安全对社会安全的覆盖，造成了政府权力的过于庞大，其滥用行为不仅自然地引发腐败，而且还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吊诡的是：国家拥有反应迅捷、力量占于绝对优势的合法暴力特别是军队，能够对付社会动荡，至少理论预期是这样；问题的另一端是，腐败几乎在任何环节上让公众产生联想（比如，坑坑洼洼的公路会使农民联想到修路中的腐败），从而质疑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由此，被国家安全格式化了的意识形态安全仍处于危险之中。
中共的高级理论人士对腐败给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十分注重，甚至比一般百姓更敏感，因为百姓的表达只不过是触景生情。对腐败的忧惧是一种危机意识，也有文本可能参照，如中国的学习榜样前苏联①，“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充满希望的口号正变成不幸的谶言。
由于对社会愤懑情绪的恐惧，也由于对“越反越腐”趋势的无奈，“人民起义”的古典描述再次出现在其内部语境②。
一、没有独立模式的失败感
对腐败的惊惧模糊了问题的实质。中国社会的高度不公平（即骚乱可能性的动力源）并不仅仅且也主要是个体之间的财富差距，根本上是国家的安全要求太高，集中了太多的资源，造成既无中间社会，本质上也就没有监督政府的力量，又无独立人格公民的可悲状态。于是，国家权力一方面要与意识形态替代品进行古典式斗争，如镇压宗教与钳制维权；另一方面，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腐败，如一再推迟官员财产公布制度而不至于政治运行中止。
中国政治运行的根本问题，也即古典传承下来的负资产就是政府过大、社会过小，尤其表现在经济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是不公平的根本。换言之，中国历史几乎没有出现过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安全”概念，尽管先贤不断描述唐尧虞式的传说图式。
除了对苏联模式失败的嘲笑加恐惧之外，美国陷入危机以及二十年前日本的跌落，对中国政治精英集团也有非常大的打击。他们私下议论：“我们学习苏联，苏联失败了；我们学习日本，日本失败了；我们学习美国，美国失败了。”③
表面看起来，三个参照模式的失败有可能印证中国独特的道路，尤其是中国在第三个三十年起步阶段的国际政策的强硬化，是一种成功的路径。但是，对外强硬的真实背景是国内危机日渐积累而无法化解④。按体制内政治行话讲，叫“转移矛盾”。在技术层面上，有类于民主政治里面的宣战策略。
二、非战争霸权：国家定位的危机
当中国逐渐成为第三种全球一体化的一部分之时，社会安全才有了些模糊的面目。前两种全球化，一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破门而入，是被动的；一为苏俄革命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引导，是主动的⑤。第三种，即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是被动与主动混合的阶段。简单地说，中国的社会安全与全球化的成败已经密切地粘连在一起。考察这个粘连的程度最好的视角是中国的汇率问题，同时它又是“金融危机与安全冲突”主题里不能省略的部分。
在中国，汇率广义为金融安全，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的压力有其霸权性的重大因素，并且这是美国试图从战争霸权走向非战争霸权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这个试验相当复杂。一是在此之前，人类所有的霸权形式都是以强大军力为后盾暨战争较力的结果；二是正在进行着的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与利益冲突，是否可以拓展出一个广义的“无国界”⑥，尚没判断依据。中国为了崛起，必然对抗美国霸权，或者说要优先于美国获取非战争霸权。
由于这个非武装性质的国际冲突的持续存在，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就成了全球经济焦点。
从理论上讲，中国要想获得非战争霸权，必然经历国家性质再判断阶段。目前，国际社会就中国的国家性质判断，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换言之，不仅北京的政治精英与学术话语权垄断者有国家身份的极大焦虑，而且国际社会同样如此。在三个标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反帝领袖还是帝国主义⑦里面，第三项最为敏感。而其中的新帝国主义倾向又恰恰折射出非战争霸权的特征，即对原材料高产区的隐形殖民化政策。在这个政策实施过程中，汇率的作用显然是操纵性的——没必要以货币升值的方式压低进口资源价格，相反，通过低估币值从欧美分享到更大份额的印钞税收，可以进口更多的资源。
三、汇率操纵：国内利益结构
“操纵货币”这一词汇是冒失的，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世界性流派，主张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被正处于严重危机中的各国所接受，因此，整个世界也就处于了没有不受操纵的汇率那样一种状态。中国的汇率操纵背后有明显的国内利益变化路径，简单划分如下：
（一）1981年底宣布对美元汇率直接标价（即直接用一单位外币直接表示本币）为1：1.7468，这一汇率是明显的本币高估，对权贵集团最为有利。昂贵的国外消费品提升了权贵集团的生活品位，而技术进口的优先利用也由该社会分层所主导。
（二）1993年确定为1：1.57，其间“黑市”（即自由交易）价与官方汇率高度背离（为1：12）。逐步的贬值给民众带来了一些好处，最直接的是外贸就业容量扩大给不少低技能、无资本劳力带来了挣取收入的机会。与此同时，权力资本化从隐形走向公开，而且速度大为提升。
（三）2005年改为逐步升值，中国与西方需求大国均将汇率问题政治化——中国的汇率不只由中国政府操纵，而且还受到西方需求大国的操纵。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汇率从“破八”，一路到在6.83区域。其间，升值“黑市”出现，1：5.2左右的汇率存在于如入境旅游者外币换人民币的小规模市场。此外，一些有出口权的中小企业也实行与外商自订汇率的方法结算⑧。
这一阶段（直到现在），占中国社会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贫困人口能从升值中获益——被从国际市场上压缩下来的过度外贸的商品如成衣、鞋袜、箱包，从极低价格买给国内低收入阶层。然而，为什么人民币升值能给国内穷人带来消费者剩余，政府又敢大幅度升值呢？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与西蒙斯•约翰逊的意见，一次升值25%？或者说，采取小步慢走的方法，如一次升值2%，逐年达到均衡水平。
问题是：快速升值，会打垮中国60%以上的出口企业，大量的失业冲击社会稳定；慢速升值，必然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套利，使中国楼市与股市一路飞涨直到崩来。在此两难境况这下，中国只有宣布固守政策而不再做汇率调整，尽管美国那边出现了超乎寻常的130名议员（超党派）对奥巴马施压的情况。
结语：金融危机与社会自发调整
就经济系统讲，汇率不是个真问题，真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严重不公——政府集中了过度资源与社会公众无法普遍拥有资本与保障之差别，造成了持续的内需乏力。高储蓄也不是真问题，真问题是高储中的家庭部分在逐年递减。概括而言，中国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政策操作空间应当是（——请注意“应当”二字！）：
第一，主动缩小出口规模，给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10至15年的机会。在这10到15年的时间里，将高额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逐步转化为社会福利，尤其帮助占社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穷人得到获取资本的机会。
第二，扩大内需的同时，将政府体系的运行成本降低70%。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仍以公务员需求为内需的主体，那么，发生邵景均所说的“人民起义”是必然的情况。社会崩溃了，汇率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第三，实行坚定的农地资本化政策，把地权还给农民而不是继续借虚化的“集体所有”剥夺农民。农地资本化不仅使农民拥有了资本流动权力，而且还会推进城市化进程。
就目前的政治改革实质停滞的状况来看，以上三个要点没有任何一项实施的可能。因此，整个中国社会只能被动地等待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来作为社会调整的契机，尽管我们对“社会骚乱”一词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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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注1：2001年8月，中共宣传机构发起了苏共亡党十年的反思，代表性作品结集出版于2002年4月份，即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黄苇町主编的《苏共亡党十年祭》。书中所批判的现象于今日中国比比皆是，它是“越反越腐“的一个历史例证。
注2：被中共理论界暗指为自由派的邵景均（曾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现为中纪委研究室研究员）在《求是》半月刊2010年2月下期， 发表文章《腐败威胁和平时期的执政党》。文中说：“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转引自中国新闻网，2010年2月17日，题目：“《求是》刊文称腐败威胁和平时期的执政党”。
注3：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2010年3月26日文章，题目：“崛起的中国面临身份危机”。
注4：英国的分析家比尔•埃莫特在2月8日的《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政府转移注意力的战术，是在需要实现目标、进行不快的变革时，煽动起民族主义情绪。”
俄罗斯的分析家帕维尔•贝科夫在3月29日的《专家周刊》上撰文，称：“中国存在的经济缺陷与发展的不均衡迫使北京走强硬路线，否则，国内积累的矛盾会爆发。”
注5：苏俄革命的西方思想资源很少被中国政治学者所注意，所以说注1和2所涉及到的文献都是比较浅薄的。一定要进行文献考证，可参见卡尔•波普尔对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系统化批判，其《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有汉译本（郑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6：全球化应当带来广义的“无国界”，最近在美国有所论述。安德烈斯•马丁内斯与保劳格•康纳，还有梅干•麦卡德尔发表于《时代周刊》3月22日的文章，称：“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建立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在消除武装冲突的借口和发展经济方面，没有什么比这做出的贡献更大。在下一个十年，绘制一幅新的世界地图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它将变成一种道德、经济和战略需要。”转引自《参考消息》3月24日第9版〈特别报道〉“美刊预测未来十年的十大趋势”，原文题目：“下个十年的十大思想”。
注7：这三个标准由美国著名左派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沃勒斯坦现为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注8：更具体的分析，可参见拙文《人民币汇率的内外压力》，载于香港《动向》杂志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