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编辑，总编，无冕之王，青少年时代，我就对记者，对编辑充满了敬意。王云生，史量才，储安平，章伯钧等等当过总编的人物，这些新闻界的王中王，对我来说，更是高山仰止般的人物。
四九年前的总编，值得尊敬的人物是不少，可是，时过境迁，此事已自成追忆，四九年后的总编，尤其是在党媒体混得有声有色，过得有滋有味的总编，则令人实在不敢恭维。
不难理解的原因，在文中，管他是正总编，还是副总编，我一律采用口头“尊称”，一律将他们呼为总编。
一位总编，其个人道德品质倒是不错，但是，他的新闻稿件，不仅具有新华体的刻板，更是充斥着新华体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的党媒体味道。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欣赏品位不高，也是其特点。
刚刚调到这家报社的时候，这位总编对我们进行业务培训，其搬来一张在当年算是放得很大的，上面有当年的总书记和他人握手的照片作范本，眉飞色舞地对我们说他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感受”。以后，他又多次津津乐道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为了表现自己拍摄总书记的不容易和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执着，他每次都不忘了说，总书记的保镖如何人高马大，身手如何矫健了得。他记忆犹新地说，第一次因为“没经验”，举着相机靠总书记太近了，他被一个保镖像提棉花一样，将他提到了远离总书记的地方。
我听了的感受是，我要是受到这样的欺侮，我就收起家什，“老爷不干了！”其他总编们提到这件事情，总是笑话说，某总编执政的时候，举凡省级以上领导来到本地区，他谁也不放心，总是自己亲自出马，好像除了他，谁也完成不了这光荣而又重大的采写使命。
中共沾文化的官员们，据我所知，最起码，级别到了副县级，就享受公款出书的待遇了。一位总编收集书稿的时候，不管芝麻西瓜，几乎把自己发表过的，甚至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全都整理成了待出“书稿”。可是，出书经费不足以给他出全集，这位总编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忍痛割爱”，将原本数倍之多的全集“压缩”成了六、七百页的一本“选集”。书出来之后，本单位人员人手一册“斧正”。我随便翻了一下，让这位总编留下很多“遗珠之憾”的选集，其中赫然选入了《某某老干活动中心昨日开业》等等“作品”。我当时的感受是：将来我即使享受公款出书出书的待遇，这样的文章，打死我我也不收集在里面，实在太掉份了。
一位靠边总编想把自己得文字变成铅字，因为掌舵主编不待见他，变得十分艰难。但老骥伏枥的他偏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愿望十二分的执着。有一次，他私下找到一个和他私交不错的编辑，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塞给她“处理”。文章发出来，我一看，标题叫做《人间自有温情在》。我以为是他用新华体写的好人好事，谁知一看，我的眼镜差点掉地上打碎：感情总编先生写的，是自己住院期间，亲朋好友如何提了礼物，到病床前看往自己的“温情”啊！
一位从其他单位调来的总编，据说，他的来到报社，是为了解决他的级别问题。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写过新闻稿件，甚至没有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章。可是，人家是总编啊，记者的稿件，轮到他值班的时候，还得给他“斧正”，签字把关。可是，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他只好当甩手掌柜：我信任大家，大家再仔细些，我就不细看了，我只管签字就是。可是，偏偏那段时间，报社出了好几桩“政治错误”，比如我将李岚清弄成了“李岗清”，还有人将邓小平弄成了“邓不平”。
这位一看，生怕自己值班的时候发生“政治错误”，一轮到他值班，他就说：“举凡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指示的地方，你们告诉我，我得亲自把政治关。”
有一天，某编辑将自己认为看好了的清样给他过目，还真给他看出天大的政治大地震来了：三个代表，活生生白纸黑字给赫然弄成“三不代表”！天哪，我们党是三个都要代表非代表不可的，你却给整成三个都不代表，这不是要砸我饭碗，要我老命吗？从那以后，凡是诸如此类容易出现不得了政治错误的地方，这位都一丝不苟，圆睁双眼，用手指头指着，戳着，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遍又一遍地读。旁边有人，他还会叫人也帮着“再把一次关”。
在这个记者编辑以歌功颂德为己任的国度，采写所谓反面报道，风险性格外巨大。反面报道出来了，往往有人上门兴师问罪。这样的时候，记者最可靠、有效的第一个保护者，理当是总编。有一次，我采用笔名，采写了一篇有关公安的反面报道。报道出来的当天上午，当时那个值班总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到了他办公室一看，公安局刑侦队长坐在他办公室里。刑侦队长的来意，是说我采写的报道严重失实了，得把他们公安纪委调查的“真相”也登在报纸上，为他们正名云云。这篇报道，我只是署名为本报记者，没把自己名字落上去，我知道公安会否闻过则喜。我的不具名已经毫无意义，这位总编不仅在第一时间出卖了我，竟然还答应按照刑侦队长的要求，要在报纸上全文照登他拿来的“真相”。
刑侦队长走后，我说，公安纪委调查公安违法的事情，也就等于是老爹调查儿子犯法的事情，这样的调查结果是真相吗？再说，我对我的稿件有信心。还有……。这位总编先生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我说：“算了吧，我们和公安局是友好单位，我们有好多公事私事，，是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的。”
可是，按照公安材料全文照登，也太荒唐了。部室主任力争的结果，就是部分刊登了公安调查材料。
100多年前，来到云南、贵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写了许多书稿。2002年，这些书稿经翻译后，题名为《在未知的中国》出版。当时，我写了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介绍这本书，介绍柏格理等传教士的业绩。我不仅知道中共对宗教很敏感、反感，我还知道，我面对的是党报，该详该略该回避，我认为，我都做到了。谁知稿子摆到两个总编面前时，他们那过于凝重，甚至是紧张的表情，让我感到不妙。
果然，他们说，这关系到党的宗教政策，很敏感，弄不好，会出纰漏，所以，宁可过于小心谨慎，也绝对不能失之粗心大意。“小心谨慎”的结果，就是我那篇文章几乎只剩下了一句话：《在未知的中国》出版了。谁想后来，其中一个总编还写了篇有关石门坎的文章发在《中国民族》上。文章提到石门坎《溯源碑》里的古歌时，他说，他“努力闭上潮润的双眼”。我不知道，他这是感动的“细润”，还是愧悔的“细润”，抑或只是矫情的纸上“细润”？只有他自己知道。
有一年，本地区中考题目偏难而且大大超出事先划定的考试范围。结果，那年的中考成绩大幅下滑，各县市教育局，尤其是教师们对此很有看法。在采访了几个教师后，我的《中学教师对中考试卷的质疑》发出来了。
没想到，负责出题的地区教育局，尤其是各科试卷的出题教师对我的报道很是不满，有电话问罪的，有登门问罪的；有口头问罪的，有书面问罪的。当时，我被两个总编叫去“谈话”。我给他们说，出题教师说我的报道失实，可是，更多教师和县市教育局都说我的报道写得好，如果打官司，他们愿意提供所需证据支持我，你们可以听听他们的看法。
可是，两位总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而是说，报社记者编辑许多子女还要读书，还要求教育局。还说什么，党报不适合对考试试卷指手画脚。我说，《中国青年报》不也是党报，它还年年对高考试卷品头论足、横挑鼻子竖挑眼呢。总编们说：中国青年报是中国青年报，我们是我们。你不能强词夺理，只能无条件接受处理结果：扣还稿费，扣发当月奖金。至于教育局和出题老师那里，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协调。
“协调”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个总编去请教育局官僚和那几个愤愤不平，气喘如牛的教师吃饭喝酒，并在饭桌上宣布了我已经受到扣回稿费等严肃处理。
一个原来在某机关上班的总编，有一年的一天，他去参加职称英语考试。考试通过之后，这位和我一样的典型的英语盲总编在办公室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作弊考试的经过：“监考老师走到我桌子前，用手轻轻敲打我的桌子：老同志，时间不多了，抓紧些啊！一张有答案的纸条，就这样到我手里了。”
有一年报社招聘记者，当年的招聘，采用的方式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后来，其中一位对我说，他是送了某总编一万元钱，才被录用的。但当时这位总编说的是，他将被录用为正式记者，谁知他和别人一样，也是个临时记者。离开报社后，这位临时记者索回了这笔钱。
有一年，报社搞“中层干部”招考。当时的部室主任曾经两次对我说：“有领导想用你，你得报名竞选，并好好争取啊。”我知道“好好争取”是什么意思，但我不屑别人习以为常的跑送。所以，领导没有见到我的“争取”，我也没有戴上领导已经向我频频招摇过的乌纱帽。
有一天，一个曾经的记者同事给我讲了一件她亲眼目睹的，发生在某“歇凉”总编身上的闹剧。这位曾经的总编，他老先生有一天去开什么诗词楹联会议。会议一项内容，就是选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来。按说，这是个有名无实的“社会职务”，境界稍高，根本不屑一顾。可是，老总编不仅对这个乌纱帽很感兴趣，另一个也退休了的，本地区老干体诗词代表“作家”对这个职务也很来劲。狭路相逢互不退让，二位先是打口水仗，接着便老拳相向，把个本该雅静的诗词会场给闹得乌烟瘴气。套用一句流行话，这就是总编也是人，也免不了官瘾总是过不足的俗气吧。
某总编，我进入报社以来，没看到过他写过什么文章。他的特点是：爱接下亲朋好友又臭又长的党八股关系“理论文章”，然后交给值班编辑“处理”。有的“文章”是在太臭，按照党八股最低要求也不行。可他不管这些，编辑发完了，他还连连催促，直到发出为止，弄得编辑就怕他值班，就怕他塞稿子。
一个财神爷，写了篇介绍某画家的文章。其文最大特色是：“开篇”数千字了，他的文章主人翁名字还不见出现——他还在“教授”中国绘画史呢；文中只要提到某个古今知名画家，他就要把这个画家的生平，主要成就等等从头到尾不厌其烦介绍一通。就这样的文章，财神亲自交给两个总编的时候，特别进行了关照：“我的文章，一个字不许改动、删除。实在有疑问，一定得请示我，由我定夺。”
当时，有编辑就指出，别说如此前无古人、闻所未闻的霸道要求，就这样的文章，登出来，会遗笑大方的。可是总编们说：你们别管，求人家的地方多着呢，以大局为重吧。
可是，一个不知轻重，新来不久的编辑看清样的时候，把几个明显的错别字给改了。这下不得了，财神一个电话打到总编办公室，一通狗血淋头的训斥还不解气，还口口声声非叫责任编辑到他办公室说过一二三。总编听了，只是唯唯诺诺，洗耳恭听，看得记者编辑们摇头不止。
哀叹本地区连年获奖新闻太少，有一年，总编们决定：今年花点代价，将今年本省好新闻评委们邀请到本地区评选今年好新闻。陪吃、陪喝、陪玩几天后，本地区好新闻倒是比往年增加了好几倍。美中不足的是，最后的晚餐是按照官衔级别安排桌子和礼物的。这样一来，一个没有能够跻身地厅级桌子，没有领到地厅级纪念品的处级新闻检查官就不高兴了：“瞧不起人不是？报纸年审的时候，你们找瞧得上的人盖章去！”
总编们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带上地厅级礼物，另外加上一些土特产等等，赶赴给气回省城的处长家负荆请罪去了。
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都知道，校长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教师、学生，总编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编辑、记者，往往是毫不含糊的，如蔡元培、史量才等等，莫不如此。但是，2005年9月9日我被抓的那天，就是总编刘某某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给特务们抓起来的。在特务们翻箱倒柜的过程中，刘不仅没有为我说一句话，反而对不肯把家门钥匙给特务的我说：“给他们吧，配合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
出狱后，妻子给我看的她2006年3月10日手机收到的一条短信：刘某某打电话要我给你讲，有个大领导要你们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否则怕会对李元龙不利。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要我把劝说结果给他汇报，我该怎么对他说呢？
亲人们得到的类似“关照”，不只是来自这位总编，还有其他人。这给我的感觉：这位总编，他和国安们，就像一个专案组的，是陷我于当代文字狱一个重要的人物。
2000年11月8日，中共第一次赏赐给喉舌记者一个“节日”解馋。当天，到一个风景区嬉戏打闹后，报上发表了题为《欢欢喜喜过个节》的报道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编辑老记们既感到了一种荣耀，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和关心（不通，原文如此）。另一篇消息则报道了地委、行署“几大班子”，宣传部领导对全区新闻从业者的“关心和问候”，本报总编对此表达的衷心的感谢。还因有了“自己的节日”而“由衷地感激江泽民总书记和丁关根同志要求关心和爱护记者。”
我悲哀地想，总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关心”，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压制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总编们，你们就这样当总编？这就是新中国的总编？
2001年的记者节，一篇相当于记者按的、某总编执笔，题为《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的文章出现在报上。文章第一段就称，“能在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应当感到庆幸。这个时代的记者，……是和平盛世的歌者”。
我的感觉则与他们完全相反：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时代当一个戴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戴上了紧箍咒、思想还要被阉割的太监记者；当一个实际上是被党棍、官僚包养了的卖笑记者；当一个只能龟缩船尾、却自称是站在船头的有名无实记者；当一个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扒粪”，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没有的记者，实在是莫大的不幸。就凭这，总编们，你们还敢“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
2001年911发生的第二天，报社仿佛发了一笔横财般，几乎是所有的人，包括两个当天值班的总编，都幸灾乐祸，喜形于色，叫好不停。经过某部室门前时，我看到了显然是前来与民同乐的一个总编正与喽啰们谈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有一个快活得差点就到高潮的喽啰把手往嘴上比了个喝酒的动作：干脆，下班后我请大家喝啤酒，我们好好地庆祝庆祝！众喽啰和那位总编齐声响应：好的，该好好庆祝一下——你美国再霸道，还是有人收拾得了你的！
当时我对某总编怀有幻想，我企图在他这里听到一句有关911的人话。我说：“亏他们说得出口，居然说美国世贸大楼被撞替他们出了口恶气，死者中有中国人，他们怎么能够如此。” 谁知，这位完全让我失望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你看看，那美国把我们中国压的，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路见不平嘛。”
仅仅因为文字狱，我坐牢两年又六天。在此期间以及出狱以来，只有一位退休的总编以个人名义到看守所看望过我一次。对于打电话将我骗到他办公室给特务抓捕的那位总编，我在狱中的时候，就想通了的。至今，我还是这样想：哪怕他只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请我理解、体谅他当年的难处，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我就完完全全地原谅他了。可是，时至今日，2010年4月16日，这位总编还是片言只语人话也没有。
看来，想等他今生一句人话，只是我的一相情愿加痴心妄想了。当我想到他也是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忘了他还是一家党报的总编。而且，他看重的，显然更是后面这个身份。
“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国有国格，报有报格”，“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有胆有识的总编辑，在四九年以后，早成行将绝迹的珍惜动物了。偶尔出现个把称职的总编，就会如储安平、程益中等等那样，被关进监狱。剩下的，尤其是能在党媒体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所谓总编们，只能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完整人格，没有脊梁骨的，有名无实的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