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1909》，(澳)雪珥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33.00元。

近代中国，创巨痛深的内忧外患几达百年，天朝的迷思被船坚炮利而一朝破去了镀金的外表，忧国忧民之士勤求救国救民之道，其间长达数十年不断在探索当中。洋务运动、变法图强，最终没有了变法内核的洋务运动，正如李鸿章所言，也不过是修补破旧茅屋的裱糊匠手段，表面上灿然一新，实际依然是千疮百孔，聊可挡一时的细雨而已。本来等到风平浪静之时好好修补，但北洋水师甲午一战而没，茅屋的底蕴已然揭穿。

1909年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已经再次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远在1909年之前，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单单只是炮舰的犀利、洋枪的精准，更多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的体制能够提供这些技术背后的一种隐形的支撑，看上去这个支撑是一种与前台的技术并不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但所有的成就都不可能离开那种制度形成的环境。这个制度环境叫做“宪政”。

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提醒，清廷也似乎意识到宪政的重要性，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实施。结果一出发就遭到了革命党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换了几个不怕死的大臣才最终成行。两年左右的考察，其实所有的考察代笔都是出自梁启超一系的手笔。到1908年的下半年，清廷开始宣布要用九年的时间来实行宪政。

旅澳学者雪珥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剪取了一个历史的横截面之后，来从一个相当具体的角度观照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中国。

当时光绪与慈禧太后先后归天，慈禧生前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是三岁的溥仪，执政的是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也就是小皇帝溥仪的生父。执政的强人去世、具有合法统治权的先帝死得蹊跷，寡妇幼子加上一个志大才疏的亲王，能够把中国带到何处？

很简单，他们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大清国给带到沟里去了。这个结果不会令任何人意外，从官场道路上说，摄政王载沣就是个小雏鸡，面对盘根错节的官僚机构，就连慈禧太后都不能彻底驾驭，更何况这个靠儿子上位的摄政王？

不能说清廷是没有改革意愿的，但改革措施的连续出台，不但没有弥合社会的鸿沟，反而是加剧了国内相互对立的态势。六部九卿当中，裁撤冗员引发了旧官僚的不满，而六部的合并，更使得满族官吏从前期的满汉势均力敌，到了满人独大、真正掌管六部。不但如此，各个要害衙门、军权政权都掌握在亲贵的手中。

这是清廷在真正的政治改革之前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政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受过基本教育的清廷高层其实非常明白，宪政就是剥夺统治者权力的手段，甚至他们所打算效仿的日本立宪政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虚君政治。想要长保富贵尊荣，必须在改革之前做好所有的准备。

而这个准备也不尽然在政权上，同时在经济上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同时，那个所谓的“九年立宪”所立的宪法，只是把宪政的名字引入了中国，但具体条文则是把皇权的至高无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原本中国的皇权其实是某种具有弹性的权力，臣下与社会舆论与传统观念还能有一些约束之力，但在新的所谓中国式宪政之下，皇权打算真正开始裸奔。

在这种宪政与改革之下，上令不行与政权实际上的分崩离析是不能避免的。摄政王载沣在他的官邸中困惑着：老百姓到底要什么？其实也没要什么，只是一些清廷承诺但给不了的东西。当老百姓明白这些东西不是清廷能给的，最好还是自己去争取的时候，清廷就结束了。

雪珥先生在书中所截取的，正好是这段时间的彷徨与抉择。可惜的是，最终的抉择者终究是历史。只是每到这种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之时，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会选择错误，这背后的意味实在是耐人寻味得很。晚清名臣张之洞死时，摄政王载沣去看望，张之洞提醒他小心民变，载沣很骄傲地说“有兵在”。说不定这就是他们总是选择错误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