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我，曾经对这个民族的友善、团结、互信、仗义之品质很少发生怀疑，虽然在现实中常常碰到冷漠、无情与不义的人事，但我骨子里总还顽强地存活着对这个民族文化中一再宣讲的那些优良品质的记忆。然而，最近几年因故出国几次后，我所亲身经历的一些情景，所碰到的一些人事，让我原本坚固于心的对这个民族热情、善良与互信的认识发生了动摇，并且深深困惑于这个民族怎么如此缺乏起码的互信，以至于相互的提防，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
我们一个原本豁达、包容、友善的民族，怎么到了如此冷漠、疏离、猜忌、提防的程度？这种完全丧失互信的习气，已经如毒瘤在侵袭着这个民族的肌体，已经使这个民族日益丧失应有的凝聚，从根基上在腐蚀这个民族赖以存续的基因。
记得2008年6月的一天，我到纽约曼哈顿岛南端可遥望自由女神的渡口游览，碰到几名说着汉语的青年，他们打扮入时，形情悠闲，在那里边散步边聊天地等着下一轮前往对面观赏自由女神的渡船。我听着乡音，顿生亲切，判定他们要么是从国内前去旅游的，要么刚移民到美国不久而前来观光的。从他们流利的汉语与熟识的长相及一些习惯性举止上，我可以肯定他们必是中国大陆人，或新移民美国的华人。于是我就踱过去，想跟他们聊几句。当我跟他们礼貌性地问“您们好”时，他们居然先是一惊，热烈的聊天一下停顿了下来。他们似乎对这种问好感到忽然，并且旋即在他们脸上浮起一种疑惑与提防的表情。他们审视的眼光，让我产生一种很不舒服的被猜疑的感觉。我于是很不自在地说了句：“对不起！打扰了！”就赶紧转开去。当我走开几步，再回头看这几个人时，他们居然匆匆转入了人流中，没再悠闲地在那散步聊天了。
如果曼哈顿只是一次巧遇的尴尬，那么有一年我在瑞士日内瓦湖碰到的情况就不太能用偶然来解释了。那是个9月中旬，日内瓦湖清丽诱人，前往游玩的人也自然很多。我独自漫步在湖边，欣赏着湖光山色。忽然有一对年青男女，一路说着普通话走过我身边。那种乡音与熟识的面容，一下唤起我想前去聊几句的冲动。于是我紧赶几步，想前去搭讪。结果那对青年发现我靠近他们，先是一惊，继而警惕地打量起我。就在他们一惊之下，我友善地打招呼说“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听你们的口音也是大陆过来的。你们是来旅游？”。结果那对青年没有等我问完，就抛下几声不知何意的“嗯、嗯”，而匆匆避开我。考虑可能是他们小两口新婚旅游，我这不知趣的人为乡音故而打扰他们，我就自我解释着继续独自继续散步。而当我漫步到日内瓦湖中的高射喷水柱下观赏时，碰到的一件事对我神经真有了点刺激。
日内瓦湖中的水柱高度号称是世界之最，其高度与壮观确实让人流连，到日内瓦的游人一般都会到这水柱下拍照。由于那水喷射太高后容易随风转动，洒下来时常将一些游人衣服淋湿。尽管如此，很多游人仍然到水柱下来拍照留影，甚至有人刻意前去享受被水柱淋湿的快感。
我与许多游人一样，也为水柱在阳光映照下呈现的五彩而动心，于是不知不觉中也漫步到水柱下，恰巧在那碰到有一家三口如我一样长相的华人准备拍照，那中年男人拿着相机环顾周围好一会，错过了一次水柱在阳光下出现彩虹的佳景。我看他的情形是想找个人帮照像，但他却又没有跟我说，似乎想等别人来。我当然也不便主动上去请求帮他们照相。可是这时正好在水柱下又没有别的游人到来。于是那一家又等了一会，终于那中年男人看看水柱又要转过来了，并且孩子的衣服已经有点湿了，只好才不得已地跟我打招呼，说能否请我帮拍个照。我慨然应允，上去帮他们拍了几张。在送还那人相机时，我听着他的谢谢，顺便就想跟他们拉拉家常。可是当我问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地方人？”时，那男人只口头说着谢谢，却不回答我的问题，并且匆匆带着他的家人离开了。
我颇为困惑地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浮起了难以言表的滋味。而更让我有点不解的是，我看到他们一家在近似逃离我后，大概走出两百米外时，碰到了一队金发碧眼的白人，他们居然上去热情地跟这些外国人用手比划着交流起来，请那些外国人帮照像，又帮那些外国人照像，热情与健谈出乎我的想象。我当时就奇怪，那一家子怎么热衷于通过手势比画交流而不太愿意以母语跟我沟通交流呢？
这些原本是平常的生活小事，若在国内我就根本不当回事，会一笑了之。但是到国外虽然不说好不容易碰到个华人（当然华人到处都是，而要想找个不碰到华人的地方，那才不容易了），但毕竟已经打招呼了，怎么就如此冷谈，以至于到了明显回避的程度？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乡音不仅不能成为联系的纽带，反而变成一种提防的本能？这对于唱着《中国心》而成长起来的我，实在有些不太好理解。我曾带着这个困惑请教于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友人，他们似乎对此感受不深，但谈起来时又似乎有些类似的感触。我也曾问过一些出过国的人，他们听到我谈的情况时也多有同感，只是平日自己不在意这种情况而已。但他们的解释却是以中西文化有差异，在不同地方生活习性可能使人们对陌生人冒然打招呼产生提防。
然而我在国外碰到的西方人却并没有这种冷漠与提防的习性。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在美国东部一个小镇上散步，当时天刚亮，小镇显得特别地安静而清新，我独自在小镇的公路边蹓跶，一会公路的另一边跑来一对晨练的夫妇，他们在离我大约10多米的路对面时，那个男人忽然对我轻举了一下手，说一声“good morning”。我当时就楞在了那里，以为他跟别人打招呼。当我看看周围，没有发现别人而确定那就是跟我问好时，那对夫妇已经跑去很远了。我当时有点懊恼，觉得自己有些失礼，感觉美国人不像自己曾经被教育的那样冷漠，并且恰恰相反，他们是很热情的人。于是我就想着等会再碰到人时不能再这样。果然一会儿公路对面又来了一对晨练夫妇，而他们也在离我较近时很自然地发出“good morning”的问好。我于是赶紧应和着也说了句“good morning”。当天早上在那个小镇我碰到几批晨练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向我象熟识的朋友一样问好。后来我发现，在西方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只要是人少的地方碰到西方人时，他们通常都会非常自然地打个招呼，问个好。如果说华人受西方文化或生活习惯影响，而对同样华人的我冒然打招呼有防范，可是从我切身的感受西方文化生活中却并没有这种冷漠与提防。显然这种文化生活习惯影响说是不成立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这个民族产生这种隔膜，这种互相提防、猜忌，以至于连打个招呼都回避呢？我带着对这问题的困惑，曾反复求教于方家，虽然他们有很多解释，但都使我难以感到满意。然而有一次在跟一个移民国外的友人交谈时，他说到爱国情结有一段话深深触动我的心思。我记得他说：在国外爱国情结比国内爱国愤青情绪要浓烈得多，许多国外的华人团体中，谈论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是要受到围攻的，是常常会被孤立的。在国外，虽说言论自由了，但批评中国政府遭到情感上的孤立肯定比国内还要厉害。所以真正所谓爱国那是在国外，国内那些愤青事实并不太知道什么是爱国。
为什么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爱国就可以不允许批评政府呢？而这种不允许却不是权力行为而是一种爱国情感行为。这究竟是什么使这种情感上升为一种感情暴力呢？这个事从外在来看似乎与前面我所碰到的那种冷漠、缺乏互信无关，但当我深入了解这种爱国而孤立敢于批评政府者的现象之后的实质时，我发现事实上这种爱国的情感与前面我经受的尴尬居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根由上是可以追溯到一起。
当我与那个移民国外的朋友深入了解那些强烈爱国到不允许别人批评政府的华人时，发现他们主要是一些权贵家属，或与权贵有着言说不清关系的各种人。当然权贵亲属及其关系人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移民国外的主体，这已经是个举世公认的事实了。虽然这些权贵家属们或关系人在海外华人总体人数中应该还没有占到绝对多数，但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关系资源，使他们在海外据有主导性的发言权与配置资源的主导权。所以他们可以凭借其优势选择性地左右华人在海外的整体形象与心声，也就是说他们利用海外的特殊性而占住了华人代表的位置，在无声中使整个华人心声被代表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所谓的华人社团自然就成为他们操控的对象，而那些试图在社团中表达点批评的人也自然成为无形中被孤立排斥的异类。在这里爱国成为颂扬政府，而相反地批评政府就被等同于不爱国。
我曾经困惑地问过几个在国外生活很久的华人：“那些近似狂热的爱国者是完全发自情感，还是有别的目的？”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到那些爱国的情感是不容怀疑的，但问题是产生这种近似狂热的爱国情感的背后因素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种朴素的感情？从主导这种狂热爱国情感的主体我们大概可以清楚看到，那就是他们心中狂热所爱的这个国家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供应地，而任何批评指向所带来的可能对现实的改变，都随时会威胁到他们已有生活的秩序，而那种可能的风险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及不允许出现的。所以对一切批评的扼杀成为他们爱国的本能。
这种爱国到孤立、排斥批评的行为表现于他们不仅在资源上垄断、阻扰那些批评政府者，而且他们的社交也有严格的圈子意识，对任何不熟识的人有着天然的提防与抵触。这种提防与抵触表现于日常行止上就是对于陌生人的猜忌与不信任。
产生猜忌与不信任显然是为了自我保护，是因为自我的不安全感使人产生对外在的提防，而自我不安全感通常源自对生命财产可能威胁的预估。从中外历史考察，那些不义而获的财富拥有者是最害怕失去财富的。因为任何财富与权势只有在合法合理的阳光下，社会的法制与道义才会给它提供起最好的保护，也因此拥有财富与权势才会有安全感。而一切不合法、不合理的财富与权势都是得不到法律与道义的保护的，因而是没有安全可言，而拥有这种不合法、不合理财富与权势者，也就不会有平安。那些拥有非法与不义财富与权势的人，他们害怕失去财富与权势的恐惧占住了他们的全心。所以他们不信赖任何陌生人，甚至他们也不信赖那些熟识的人。在这种恐惧导致的不信赖下，他们提防一切可能接触到的人事，并且越可能亲近有关系的人与事，他们就越法恐惧与提防。当了解了这种心态，自然就可以理解我碰到的尴尬了，同时也理解海外爱国到不允许批评政府的狂热情况了。
一个社会，如果处在不义之中，那些不义而获的财富或者权势拥有者，他们除了整日提防可能失去的财富与权势外，别的什么都难以进入他们的视野与心思。而一个社会如果为不义、不法所主宰，那么产生的不仅仅是外在社会的分化、不公与矛盾，而且会使这个民族心理上产生恐惧、提防与互不信任。而恐惧、提防与互不信赖是会如瘟疫一样漫延、毒化整个人类的。所以，一个不义与非法充斥的社会，是不会建立起信赖、盼望与和谐的。而要想扭转一个民族那种恐惧、猜忌与不信任，就必须从根本上建立社会公平、正义与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