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百年前的世界。
走过气象万千的十九世纪，时光来到二十世纪。这个新世纪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会是怎样的前景呢？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欧洲，在来自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康有为的眼睛里，是这样的一幅景况：
“罗马今为意新建国之都城，仅四十余年。楼阁仅高三四层，皆新净。道路以小石为砖铺之，甚洁，无奈波里之倾侧。人民衣服亦稍洁，乞丐亦少……
自华忒（瓦特）之后，机器日新；汽船铁路之交通，电、光、化、重之日出；于是器物宫室之精奇，礼乐歌舞之妙，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而驾而上之。……欧洲各国立法出自议院公众之论；民讼皆有陪审辩护之人。人民皆预闻国政，有选举议员之特权；国王皆隶于宪法，无以国土人民为私有。医院、公园、聋盲哑校、博物馆、藏书馆都邑相望，公馆壮丽，狱舍精洁，道路广净，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
可是二十世纪刚开始的巴黎，在法国人罗曼‧罗兰看来，却并不那么亮丽美好：
“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巴黎是一个市容不整的旧城；……如今看到巴黎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行人的拥挤，车马的混乱，……总而言之，克利斯朵夫看见这个受着民主洗礼而始终没有脱掉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不由得诧异不置。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巴黎是一个混乱的社会，被专制蛮横的官僚政治统治着；剧场庸俗呆板，充满旧的、形式主义的东西，精神卖淫的风气似乎到处弥漫着。……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东方，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0年）的天津，在晚清小说家王浚卿的笔下，是如此描述的：
“及至天津，已是满目荒凉，遍地设立神坛，昼伏夜动，紫竹林一带悉成焦土。津京车站，一夜数起拳匪拆毁之信，红巾露刃之徒，充塞道路。……京师连日炮声隆隆不绝。焚杀叫喊，以日继夜。……我此时不能再在家中躲避，只得大着胆走出去一探，见那路上逃难的男男女女实在不少。忽有一队兵勇走来，向难民抢劫牲口，洗剥衣服，那喊哭枪炮之声，映关城内一带火光，万分凄惨……中原王气从今尽，一望神京一惘然！”
也可以通过欧洲人的眼光来看中国，譬如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留下来的私人日记，里头记载了二十世纪初始的北京：
“没有一处院落，也没有一道行廊赶得上这里的闭塞和沉哑；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庭院一直笼罩着中国皇帝那疑心重重、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脾性的阴影。那冷酷无情的楹联于此可谓恰如其分：凡入此地者，都须舍弃一切期望。
北京完了，威严扫地，毫无秘密可言。……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帝国里，有四五亿颗与我们转向相反的脑袋在思考着，盘算着，而我们从来都弄不明白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身处历史的江河之中，每一代人都被它浸润，每一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的时代观。康有为看到的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强大而又修明，“近日欧洲之盛美，今且当舍己从人，折节而师之矣！”。罗曼‧罗兰却看出了此时的欧洲“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因此呼吁“集中全部努力来造一个更公平更近人情的世界”。两个人观察社会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竟截然相反。可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无论是在本国人还是在外国人的眼里，均是一个“衰老而黑暗的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尾大不掉的王朝，一个临终的帝国形象。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虽说创作的是章回体小说，二十岁出头的苏州才子蘧园（欧阳巨源）却在书中抒发了对时局的忧愤：“我中国二千余年，四万万众，其不讲自由也，如山谷之闭塞，如河道之湮淤；所谓黄帝子孙的种种同胞，皆沉埋于黑暗世界之下。呜呼！人心愦愦，世道昏昏！”
年轻的小说家对老大帝国的行专制压自由深感痛切，他呼喊：“不自由毋宁死！此欧洲各国上中下三等社会人之口头禅也。我中国安有如此之一日哉？我中国前途，其有望乎？”在对国事忧心忡忡、对民族落伍于时代心有不甘之外，同时也有着对未来中国前途的殷殷期望。他的追问让人看见，在时代表面的静水流深底下，其实有着未曾干涸的激流暗涌。
二十世纪的波涛涌动在二十一世纪的江面上，追逐着万古不息的浪花。在绵亘的历史长河之中，所有的过去都是现在的源流。倘若康有为笔下的罗马是我的源流，我的历史感定然会完全变样。曾经到过一座森林公园，看到笔直粗壮的千年红杉树拔地而起、枝繁叶茂，那树干直入苍穹的气势，和枝叶散发出的勃勃生机均让我十分着迷。尤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根则有力地埋在泥土和地底里，深深地根植。可是为什么，我，还有我的同时代人，总是会有一种无根和荒芜的感觉，时常在心头弥漫？
二
一百多年前，现代民间报业在晚清中国破土而出，成为一批报人抨击时弊的舆论阵地。那时候的报纸现已消失在故纸堆和历史的烟尘里，但其中雷霆精锐的文字在一百年之后依然时时触动着我，譬如章士钊。
他说报人要追求公理，融入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一九0三年获聘《苏报》主笔后没几天，章氏就写道：“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
那么，奴隶是怎样炼成的呢？一九一四年他这么剖析：
“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
对专制体制逆时代潮流的洞见，对国人由中世纪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的呼吁，章士钊走在了同时代很多人的前面。
在二十世纪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二十世纪初章氏的政论文章还在令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回味不已。梁漱溟于一九八○年在家中对前来拜访的美国汉学家艾恺说，“我很早、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钊，他号叫章行严先生……，他有些个论政治制度的文章，……他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有兴趣。……他这些个文章我都爱读，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留个笔名。……看报纸、看文章看到这个，我就欣赏这个人，欣赏这个人的议论、文章。”
“欣赏这个人的议论、文章”是在一九一零年代初。当时的梁漱溟是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在北京一家中学念书，读到三十岁出头的政论家章士钊在《论报律》一文中的大声呼喊：
“一个共和国根本不应该有报律的存在。报律本身就是对人言论出版自由的侵害。他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
这个中学生后来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再后来担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的社长。抗战期间，四十九岁那年的社长秉笔直书：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三十多年后的一次政协会议上，那是一九七五年。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梁氏举起颤巍巍的手要求发言：“凡事在头脑中要分个清楚明白，不宜模糊混淆，专政就不是宪政，宪政国家以宪法尊严至上，罪莫大于违宪，以法为治，是所谓法治。专政国家则相反，要在乎统治全国者之得人，亦即所谓人治。”
梁漱溟在少年时欣赏章士钊的文章，乃是因为后者的言说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鼓舞着一个热血少年去思考中国问题。可是中年和老年时的梁漱溟还在像当年的章士钊一样疾呼，难道不正说明了，尽管政局变动、时空转变，可是梁漱溟身处的不同时代的中国依旧是奴隶的、专制的中国？当年激起章士钊言说的社会氛围依然存在甚至恶化，当年章士钊所感受的痛苦依然萦绕在梁漱溟的心田，甚至于痛上加痛，苦而愈苦？
而我，刚好在梁漱溟于政协会议上发言呼吁法治的那一年出生。一百年前，十七岁的梁漱溟在北京读中学，在学校里学的是《盛世危言》、《原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今日之现象，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十六岁的我在江苏读书，课本里学的是《论人民民主专政（节选）》，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讲的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罗隆基在一九二九年的《新月》月刊上发表过“论人权”一文，里面说：
“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国民直接或间接的许可，不得行使国家的威权。
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官吏的雇用应采国民、直接或间接的选举法及采公开的竞争的考试方法。凡向全民负责的国家官吏，不经法定手续，任何个人及任何团体不得任意将其免职，更换，或惩罚。”
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在一九五六年，有个叫张中晓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曾经写道：
“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历史上曾存在过无数显赫的帝国，但它却藏着无数的罪恶，它的人民为了皇帝的文治武功而牺牲生命，受尽苦难，这是对过去的历史所必须注重的一个方面。”
于是很多年后，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两段话：
“全副武装的国家机器正高效地隆隆开动，把那些不同的声音当作恶意搅扰无情地碾过，将全国各地来到首都求助的同胞们阻隔在自由的阳光之外。以‘平安’的名义，叫他们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
然而，没有公义的制度，没有人性的权利，没有人的自由，什么样的铁腕政策都支撑不起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平安的社会。这样的文明最终会枯萎，如此营造的平安，其表象底下必定酝酿着社会动荡的危机。”
一百年后的我仍然像当年的章士钊那样发出辛酸的抗议，难道不正说明了，尽管政局变动、时空转变，可我身处的时代依旧是章士钊的、梁漱溟的中国，当年激起章士钊、梁漱溟言说的社会氛围依然存在甚至恶化，当年章士钊、梁漱溟所感受的痛苦依然萦绕在我的心田，甚至于痛上加痛，苦而愈苦？不断咀嚼前人的痛苦，一代代中国人就这样长久地耗费在希望和绝望中曲折前行，走过的道路却无处不是荆棘和路障。难道整个民族就这样永远地蹒跚在历史的轨迹之外，注定了走不出铁屋子的栅栏和阴影？
二00八年是北京奥运年，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北京学者刘军宁写了篇标题为《变局，还是变天？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论述：
“所谓的中国问题，是在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局，对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目前在两个层面的转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
深谙晚清宪政史的刘军宁当然知道，在“苏报案”后不久的一九0三年七月，《江苏》杂志发表时评《祝苏报馆之封禁》，指出“思想、言论、出版，此三大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还这样宣告：“此后，吾但祝满政府多封报馆；则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吾乃于《苏报》馆之事，飨宴以贺之，燃开花炮以祝之。”
一百年前满清王朝的报纸就早已指出思想言论等三大自由的神圣性，并且以乐观心态预言今后“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刘军宁动笔写作时的心情，我想，一定是郁闷的。
三
一百年前的晚清思想界出现了文化启蒙思潮，为其后一九一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个漂亮的历史铺垫。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波澜此后一直在中国的大地上荡漾，至今余音缭绕。
二00五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北京几位曾担任过高级别官员的退休老人的一纸共同宣言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这一年的五月四日，他们联名发表题为《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宣言，主题是“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
“民主革命在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改革政治体制，肃清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建立民主、 法治、分权制衡、具有健全的监督机制的政治制度。……就要革除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极权因素，……”。
这份大义凛然的宣言的发布者年龄可不小了，均已年届耄耋之年。他们是八十八岁的李锐、七十七岁的杜光、八十七岁的李普、八十九岁的胡绩伟和八十二岁的张定。在宣言结尾老人们的陈词尤令人动容：
“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的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来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
刚好整整一百年之前，也有几位大清国重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于一九0五年七月联名电奏朝廷。他们的请求是“实行立宪政体”，并奏请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
两年后的一九0七年，张之洞来到北京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流传下来的《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以生动的文字，记录了这年八月慈禧与张之洞的晤谈：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办法了。今天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问好了好打定主意办事。……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了得？”
回：“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
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楚、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准备，必要实行。”
回：“立宪实行，越速越妙。预备二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语言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相信。现在日日言准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视中国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臣以为万万不可不速立宪者，此也。”
一年后的一九0八年八月，迫于内外压力的清廷终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尽管这份宪法性文件激起朝野不满，被梁启超斥为“吐饰耳目，敷衍门面”，但在其宣示“庶政公诸舆论”之后，对民众的思想确实造成不少冲击。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专制有所松动。
历史场景宛如一个喧腾的戏场。在二十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中，各派力量不断博弈融合，此消彼长，在时代的舞台上尽态极妍。有致力于立宪运动的立宪派，譬如梁启超、汤化龙；有掌握朝政实权的清廷维新派，譬如袁世凯、张之洞；有决意推翻帝制的革命派，譬如孙文、黄兴；革命派中亦分出温和宪政派的一支，譬如宋教仁。探索中国道路的动念让各方人士尽情演出，古老帝国的前途命运变幻莫测。
孰料三年后，辛亥年秋长江中游的武昌军营中不期打响的枪声，碾碎了清廷“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迷梦。预备立宪失败，清廷垮台而走入历史。
李锐等人与张之洞的作为虽说不可同日而语，但谁说他们为推动国家转型、乃至历史进步所付出的努力没有几分相似之处呢？
让人感叹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时常发出清醒、激越、革新的声音的，总是退出了权力舞台的老人，我们的世纪没有张之洞。在我内心，一直愿意倾听老人，乃因为他们阅世深彻，却又害怕听到他们的声音，怕在那老骥嘶风的声音面前，我的软弱无地自容，我的时代颜面尽失。八、九十岁早该是个颐养天年的岁数，可是为什么，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无法安心在家含饴弄孙，偏偏要对我们的时代感到“遗憾无穷”、“痛心”和“沉重的责任”？
一百多年前，当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军情传来后，陈宝箴彻夜未眠，痛哭自白“无以为国矣”。次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他再次为国家的危难失声痛哭、进而屡次上疏，直言“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以救国民”。
晚年自号“四觉老人”的陈宝箴倘若知道在他身后一百年，依然还有比他当年更加年长的一群老人为国事而痛心疾首，我想，他一定难以安息。
四
所以有识之士为促使中国转向现代社会上书进言的传统也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而对“中国的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追问，如果说一百年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你信吗？
一九0五年，一场关于中国前途路径选择的论战在旅日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间爆发，这是一场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论战。双方以各自的机关刊物《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你论我驳，闪烁着观点和思想的刀光剑影和浓浓的火药味，呛人的硝烟同时飘洋过海弥漫到了国内。当时编纂的《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一书留下了双方论战的历史纪录：
《新民丛报》：“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其不免带有‘狭隘的复仇主义’色彩，非挑拨国民之感情不可。国民奔于极端之感情，则本心固有灵明，往往为所蒙蔽。”
《民报》：“满洲去，则中国强。排满只是仇一姓，不仇一族。”、“种族革命并非尽杀满族数百万之众，而是“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扼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
《新民丛报》：“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民报》：“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
《新民丛报》：“种族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种族革命后之共和，恐怕乃非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此种政体终无术以持久——终必复于专制。”
《民报》：“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
结果呢？革命派大获全胜。两年后，《新民丛报》停刊。
这场论战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走向，二十世纪成了革命话语权主导中华大地的世纪。从此后，革命党革大清帝国命，孙文二次革命革袁世凯命，国民党革北洋军阀命，共产党革国民党命，毛泽东革中外文化命，革命革命，烽鼓不息。但革命种子的一次次播撒，并未能结出立宪的果实，宪政，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上空远在天边的一道彩虹，可望而不可即，中国人怎么抓也抓不住。
民国建立了，革命党人夙愿已成，对这个亚洲邻国钦羡的新生政体和国家的方向是不是还有所担忧呢？有的。民国元年，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革命阵营里出现了另类的声音，发声的是宋教仁：
“民国虽立，但民主、自由尚未实现。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吾为民国国民，凡欧美民国国民之自由之康乐，吾弗歆羡焉矣，吾既与齐肩矣。’尝熟审而不邻于夸诞否? ”
一九三0年，胡适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论文章之一，题目叫做《我们走哪条路》。这是北伐成功后的第三年，在中国施行宪政的障碍已被武力扫除，并已完成国家统一，但是他对中国前方的道路仍在作发人深思的追问：
“我们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眛、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演进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而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呢？
一九七三年，身处艰难处境中的顾准通过伏案写作，表达对国家现状前途的思考和忧虑。这是人民共和国建政后的第二十三年，中国正深陷造神运动的狂风恶浪之中，这一副大脑不可思议地坚守在他的思想孤舟上运作：
“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 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采掘西方的民主资源，实行思想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要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的程度。可是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吗？”
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需要作如前人般的追问吗？当经济成长的耀眼数字、沿海城市的鲜亮外观、举国体制带来的累累成果譬如航空、体育等等，让世界为之惊异，让国人感到快慰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争取的吗？有的。在经济指数金光闪闪的同时，社会有着或被遮掩或已昭然的流脓创伤和痛苦呻吟，个人面对强势的国家或者说体制显得分外羸弱而又无助。价值的失落、体制的不公、社会的脱序依然困扰着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二00八年四月，北京学者贺卫方出席“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座谈会”时发言，题目仍旧是——我们的路在哪里？这是奥运开幕前夕铺天盖地的喜庆声中难得的清醒之音：
“我们的民族是不是永远要通过这样的灾害才能让我们知道我们走错了路？ 我们现在的路在哪儿？李慎之先生晚年真的非常认真地探索，说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这就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前途。我们从哪条路上走？到彼岸，现在寻求一种道路，道路的途径是什么？”
这不依旧是百年前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共同忧心探讨的话题吗？梁启超一代人影响了胡适一代人，胡适一代人又影响了顾准一代人，顾准一个人又影响了贺卫方一代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重复着前代人的探索和忧虑，进而发出几乎完全相同的追问。而在这一百年当中，这片土地见证了举世罕见的苦难，没有一代中国人能够安安稳稳地过几天舒心的日子。百年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中国人承受苦难的接力赛，同时是中国思想界发出“天问”的接力赛——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走国家力量不断膨胀的经济现代化道路，还是转向重视民间和公民社会、向着真正开放和文明的社会机制转型？换句话说，是继续高举国家牌位、民族集体意识，还是转向重视个人、公民意识和多元开放的价值目标？二零零九年，北京学者张博树在一次访谈中对此作了回答：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历史要求这一代人给出一个清晰说法。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担当。……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而不幸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变中的位置等，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理性的思维，尤其当它处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要放进过去了的百年看，这是中国在寻找现代化道路，完成自身转型，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前现代的专制社会，转向一个现代民主社会。”
张博树的话难免不令人想起一百年前的一段史实：一九0九年十月，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随后各省联名致电军机处咨议局，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实行宪政”。电文里如此请求：
“值此历史处在大转折关头，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俯顺民情，则天下幸甚！”
百年风雨走过，历史仿佛和中国开了一场玩笑。二十一世纪都已快走完第一个十年了，中国如今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起点，重新来到了“自身转型的、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百年前的梦想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一场幻梦。我承认自己有点心酸。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