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厚泽同志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对贵州政界的许多人来说，是意料中之事。
那是1982年隆冬季节，中国的政治气候却是春意盎然。那年9月，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向党的十二大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改革开放大业方兴，全国充满生机与希望。大批年轻有为、经受考验的知识型干部被推上各级领导岗位。贵州也启动省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在省委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中，我看到朱厚泽的名字。当时他是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地市要员参加省委文字工作班子，朱是唯独一个。那次我也被抽调到起草小组工作。第一次开小组会时，走进省委大楼三楼小会议室，人尚未到多少，只见厚泽已坐在临窗的一张沙发上。因为我们是老熟人，便走到他跟前笑问：您好守规矩，早早就来了。他笑答：咱长期呆在市里，得老老实实向省里秀才们学习啊!他说话总是那么诙谐调侃而表情又一本正经。我也半开玩笑地说：您是想提前接触一点省里干部吧。我的意思是：今天到会这些人员，不久都将是朱的手下。大约他听出我的潜台词，微笑不答。确实，这个小组集中了省委、省政府许多资深的参谋幕僚人员，也算省里高层秀才班子。第一次小组会讨论了什么，如今已茫无印象。记得大约有老同志何仁仲参加，他不时总说：“厚泽要多发表高见呀!”依我记忆，似乎厚泽很低调，没有说什么“高见”。这个起草小组是第一书记池必卿亲自抓，副书记苗春亭分管。第一次会议，池与苗都没参加。
此次会后，再没见到厚泽的身影了。大家都知道，他要高升了。果然，12月底(据查：12月28日)中央通知来了，任命朱厚泽为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名列第一书记池必卿之后。关于这个任命，当时还在小范围流传着一个戏剧性的内幕新闻。据说，省委上报中央让朱厚泽进省委常委班子，中央接省委报告后，打电话来，直接找池必卿问：朱厚泽做省委书记行不行?池答行!又问：把他的位子往前挪一挪，名列第二行不行?池必卿是十分开明的老革命，一听就知道中央准备让朱厚泽过渡接班，便立即表示赞同。池还说：还可以把他排在我的前面。事后，知情人告诉我，给池必卿打电话的是宋任穷，他是中央分管组织、干部班子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确实，朱厚泽那时呼声很高。年初省委民主推荐省级后备领导成员时，他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就以最高票入围。他进的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是党中央为考察选拔新生力量而专门开办的一个班，时在甘肃工作的胡锦涛也是那一期的学员。那期学习班共分4个支部。朱厚泽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党龄较长，成为班里支部书记之一，颇为党校领导和中央组织部“伯乐”们所注目。1982年7月20日，中青班结束前，胡耀邦总书记约中青班全体学员到中南海座谈。耀邦招呼学员们“勇敢些，朝前坐嘛!”朱厚泽大大方方地径直坐到耀邦身旁。他思想解放，谈吐敏锐，大约给总书记留下良好印象。这些当然都是不入正史的“稗官”轶闻。但也许因此能保留一点细节，比干巴巴的官史更显真切。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颗新星在贵州政坛已是呼之欲出了。
(二)
朱厚泽是建国57年（按：此时间是作者撰稿时间）来贵州省委书记中第二个黔籍人。
从1949年11月14日贵州解放到现在，历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或称第一书记共15人。除周林、朱厚泽外，均外省人。周林是老资格职业革命家，早期出去从事革命活动，南征北战，长期不在贵州。1950年8月从上海调回原籍，担任省里重要领导职务达14年，其中主持全省党政工作10年，是贵州主要领导人任期最长的一位。朱厚泽是贵州土生土长的新生力量。从1982年12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1985年3月任一把手书记，到1985年7月调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省委工作时间仅两年零八个月，是历届贵州省委书记任期最短者。
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生，出身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与王若飞等在贵阳同学于贵州开民主风气之先的达德学校，朱厚泽也曾在这个革命摇篮读过书、教过书。他的亲人中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进步民主人士。为要了解朱厚泽，有一篇文章很值一读。那是1996年4月朱厚泽为怀念他去世的亲姨母而写下的《忆二姨》，它把我们引回到那久远的年代，引进那朱厚泽成长的社会历史背景里去。下面是它的全文：
“我是一个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三位姨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我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亲的爱的。
二姨是母亲姐妹中的长者。母亲去世时她与我们并不住在一个城市。但每年总要从成都给我和姐姐寄食品和衣物来。特别是寄来的成都皮鞋，对我是多么宝贵啊。那时的贵阳是一个阴雨连绵，遍地泥泞，冬春寒冷的城市，有一双皮鞋保暖，上学时脚不会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它使我在孩子中感到自豪。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后不久，二姨回来了。她在破砖烂瓦、颓垣断壁的家乡，看望失去了母亲的姐姐和我。叮嘱我们好好学习。她在贵阳有过不长的停留，然后留下小表姐琪姐在贵阳和我们在一起上学，又匆匆跟随她少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的老师、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到云南蒙自草坝从事乡村教育去了。
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黄老先生在云南蒙自开辟的乡村教育只办了不到两年，又领着他的学生们回到贵阳。二姨回母校达德小学担任校长。
这时的达德学校已因躲避空袭而迁移至南郊乡下摆郎庙，教室设在庙里东西两厢，老师学生分别住在附近农村的农民家里。二姨既管教学、行政，又要照顾居住分散的学生的生活。从早到晚，忙得没完。但她还是惦记着我，把我接到身边。衣食住行，读书做人，全都管了起来。不久，又把快要分娩的五姨连同小表妹姜敏、表弟自强一起接来摆郎随她同住，一起照顾。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特别是学校教职工的生活，都很清苦。二姨以她微薄的薪金，养活这一大家人，是很不容易的。在两个姨母的照管下，我们几个表姐妹，除了上课，与农民的孩子们一样，拾柴、生火、提水、洗菜……什么都学着做，晚上再围着油灯做作业。我们家的邻居，是黄老先生的夫人和孙辈晓棻、晓苏、晓同，两家互相帮助，孩子们一起上学、劳动、玩耍、唱延安传来的抗日歌曲。星期日有时进城，我们就学着大人一样，穿上农民打的草鞋，步行十几公里，直到小脚也打出水泡……这是我的小学生活中最愉快、最难忘的时期。在两拉姨母身边，我重新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和爱。
听说是由于一个担任国民党高官的原达德学校学生的忠告，黄老先生不得不先期离开贵阳，去了重庆。不久，一个突然的打击从天而降，把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打断了。
二姨的爱人、王定一伯伯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全家都沉浸在焦虑中。二姨肩负着学校和家庭双重的重担，在这突然的打击面前仍然坚强地站立着，没有倒下。她四处打听到王伯伯的下落后，带着我去探望。但我们从未见到过王伯伯本人，只是由狱里的人把东西收下，就让我们走了。当我再次又随二姨带着王伯伯喜欢吃的东西送去时，狱里的人却只是摆手说：‘不要再送来了，他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只见两行泪珠从二姨的脸上直流下来，没有一声哭泣。我完全不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紧紧拉着二姨的手说，问他们把王伯伯转到那里去了，我们好去找呀!二姨一句也不回答，泪水直淌湿我的小手，回转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王伯伯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被国民党暗中杀害了。
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整个后方一片白色恐怖。在达德学校又发生了国民党和童子军教官指使三青团员偷走琪姐的日记，威胁要抓她的事……舅舅不得不把琪姐暂时躲藏到老外婆家原在的大坡乡下去。为了二姨和琪姐的安全，只得让二姨和琪姐再次离乡背开，偷偷转至重庆，到‘周公馆’那里寻求帮助去了。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二姨在一起生活。但她仍然挂念着姐姐、妹妹和我，写信、寄东西、寄钱，帮助妹妹的孩子上学……如同妈妈一般地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许多年里，我只能在因公出差时，顺道到上海、武汉、天津去看望二姨和表姐妹们。
直到四十五年后的1985年，我们才在北京与二姨、五姨和表姐妹们重聚。我始终怀念在二姨爱抚下的童年时光，虽然这时我也经历了几度人生的狂风暴雨，已经年近半百了。
二姨的晚年生活，不是很愉快的……她对民族的前途，深怀忧虑……对二姨的病逝，我很悲痛。
愿她的灵魂得以从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超渡，得到安息。”
这是一位“经历了几度人生的狂风暴雨”的革命者，用心血与深沉思绪写下的童年回忆和对亲人的深深怀念。他的二姨父王定一烈土是贵州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土、地下党员；二姨熊维真是民主同盟领导成员，他俩都是贵州人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原来朱厚泽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里成长的。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朱厚泽就读于风景如画的花溪河畔的清华中学，那是抗日期间疏散到大后方的一批清华大学高材生，在原清华学堂校长周贻春直接关注下创办的享誉西南的好学校，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以其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早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优秀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坚持到贵阳解放。贵州解放后，朱厚泽以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活跃于建国初期贵州各项革命斗争与建设战线的前列。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转到工业战线，先后出任贵州当时最大的公私合营企业贵烟公司总经理以及化工、经委等部门领导。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
从1949年到1964年，整整15个年头，朱厚泽在贵州政界以年轻精明能干久负盛名，但官阶提升并不快。这反映了一个历史现象：那个年代，大批从老区来的以工农为主体的老干部都还年轻，他们各据要津，论资排辈，很难轮上擢拔新区年轻知识化专业化干部。即令如朱厚泽那样的佼佼者，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却仍未进入市委常委班子。而且还有人“红眼”，说朱某某是市委书记伍某夏某的苗子。干了十五六年基层与部门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成绩卓著，人到中年，还只是一根苗子，看来，这个土壤气候对于禾苗的成长也太艰难了。这就是“文革”前的中国政治生态与人才环境。
1964年10月，在左的错误路线下，急风骤雨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席卷贵州高原，中共贵阳市委首当其冲，被诬为“反革命两面政权”、“资本主义复辟典型”、“小台湾”。市委领导班子除个别人外，全被批斗打倒。朱厚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的罪状主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作了几次商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报告。其实那恰恰是在贵州这个偏僻省份宣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先声。最近，听贵阳市一位老友讲一个笑话，据说，当时批判朱“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拿到一个“钢鞭”材料，是他在作报告时举了一个例于：说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无非说明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但这话也成为重要罪状!还有一个怪事，有人说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拿的“证据”，是他说过封建主义进入历史博物馆，资本主义也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批判者连这也不懂。难怪朱以平静的口吻反问：“你们连上了书的话，也敢批呀?!”
“四清”后期，他下放花溪区农水局，到黔陶公社劳动，一下就是八年。后来，我去过他劳动期间住的小土屋，孤零零的座落在田坝中间，土墙，挖一小窗孔，四壁泥巴墙面，室内黑压压昏暗少光。然而，朱厚泽身居陋室，照样攻读马列，自修英语，学电子技术书籍，后来自己还装了一部电视机。那自制的小小“新产品”，没有外壳，机身裸露，然而这个新玩意，当时我们大家都还未拥有，他却捷足先登，其乐观精神可见一斑。记得，“文革”期间，有一天我在贵阳街头遇见他，昂首阔步，笑声朗朗，身穿蓝色海军呢新大衣，是部队处理的那种。这楚楚衣冠，反映了他的精神面貌。问他近况如何，他黠笑说：“野牛呗!”我一怔，转想才知指的是，他区别于关进“牛棚”的党政干部，是可以乱跑的“野牛”。他真是任何枷锁都套不住的犟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在中国政坛组织构成大变动中，朱厚泽以其兼有多重优势，顺理成章，纳入党和人民的视线。他既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本籍老干部；又是从“四清”到“文革”蒙冤受屈被压在最低层、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与现代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十多年里，他身处逆境，发愤学习，深知中国深层社会状况，深察旧体制弊端，与百姓有深厚的血肉联系。因此，犹如一颗埋入泥土里的珍珠，一朝出土，在阳光照耀下便放出异彩。1979年，平反后他出任中共贵阳市委秘书长，不久提为市委副书记。此后的两三年，便从市委副书记跨过好几个台阶，成为省委第二把手、一把手，一跃再跃而入主中枢重要部门。这种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大胆起用新生力量的做法，也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可能出现。朱厚泽从个人经历看，出身边陲，没有任何有利政治背景，既非元老级的“谪系”部属，又非“皇亲国戚”、高干子女。几十年局促西南一隅，仕途多舛，照中国官场常规，他毫无跻身于中国高层政圈的先天与后天资源。全凭风云际会，全凭三中全会初期的清明政治，才为时代大潮卷入政治中心漩涡。他的被发现，是时代对一个名不见经传人才的发现。而他的浮沉，则是中国错综复杂政治斗争的折射。
(三)
作为本籍省委书记，朱厚泽对生他养他的贵州高原这块热土有炽热的爱与深深的了解；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他对贵州的开发与发展有着深邃的思考与独立见解。因此，进入省委后，许多见识与风格，颇为人们瞩目。
这里，可以讲讲我亲历的一些情况。1984年1月4日至8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我随行采访。4号那天，在花溪碧云窝宾馆与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讨论发展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在分析各省特点时，胡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东北有没有?华东没有，华北呢?当场一时未有人回答。朱厚泽见状，便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朱厚泽不像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就贵州论贵州。他总是从全局高度看贵州。还是那次座谈会，1月5日，耀邦同志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在耀邦讲话的时候，朱厚泽有一段精要插言。他说：
“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扩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见笔者当年列席会议采访记录)，随后他又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
当时与会者还有胡启立和杨汝岱、池必卿、安平生、廖伯康等西南各省市大员，还有昆明大军区司令员张桎秀、团中央副书记刘延东、耀邦秘书郑必坚等，堪称冠盖云集。而朱厚泽以极短的时间，即席插话，话音一落，就引起许多人共鸣。杨汝岱立表赞同，廖伯康也发表了同样观点。耀邦当即予以肯定。需知，这是在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二十年的事啊!朱厚泽真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路的人!
朱厚泽到省委工作时，贵州正面临一个新的形势。农村包干到户的激烈争论基本过去，池必卿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在全国也颇博美誉。贵州在农村改革方面初着先鞭。然而，贵州与沿海地域差异性也在新情况下凸现出来。这就是：沿海城乡具有从晚清起开放通商的百年传统，有发展商品经济的较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而贵州，尤其边远农村，则基本上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育的原始状态。一旦农民从僵硬的“一大二公”体制下解放出来，商品生产经营的劣势就明显暴露出来，城市体制的弊端也更加显现。朱厚泽长期从事工业与城市经济工作，对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结构痼疾有很深的体会。面临新形势，他开始思考着更深层次与更高层面的改革问题。当时，池必卿提出：包干到户后“要有新的得心应手之作”，贵州日报曾以此题发过社论。厚泽与池必卿、王朝文等省委领导之间交换认识的详情我不得而知，但我发现他那阵子不断往农村跑，对许多地州市县城乡进行调研。每次从农村回来，总是给我们提示，报纸宣传要转变观念。以我个人来说，干过十多年言论编辑工作，写过言论不下几百篇，多属催耕催种那老一套。包干到户后，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高涨。厚泽对我说：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莫非还要你总编写社论发号施令吗?!原来他心中已酝酿成熟了一个新思路，就是在继续稳定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同时，要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说真的，那时我多次听他爱用“发育”这个词儿表达他对问题性质的判断，很觉新鲜。他曾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说贵州边远山区商品经济是何等之不发育。农民家里鸡蛋多了，不懂得市场交易，却把它放在路边，自己躲在寨口看过路人拣走鸡蛋，留下点钱，才跑出来把钱取回家。这不是笑话，而是那时云贵高原穷乡僻壤的现实。
在那几年，朱厚泽身体力行，鼓吹发展商品经济。他本来最讨厌报纸报道他的个人活动。有一回，却报道很醒目。那是他与贵阳市委书记李万禄一同去花溪看望一家养鸡专业户，三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标题上写：“立此存照”支持你们放开手脚干!(见1984年2月11日贵州日报一版头条)他反复在各种场合阐述农村改革要迈开第二步，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公路建设和场坝、乡镇、城市的市场建设与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教育与选拔等也要有相应转变。据悉，当时他向池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啊……”，必卿打断了他的话，高兴地说：“这就对了!还想用过去催耕催种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池的态度十分鲜明，要求厚泽就按这个思路谋划和部署工作。这事，反映到我们新闻报道上也有明显转变，报纸版面上新鲜语言多了，思想也活跃了。我们以厚泽提出的“用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区大门”作大标题，在报上大声疾呼。报纸发了一系列支持农村专业户的言论与消息报道。有些言论的标题很尖锐，比如《二贩手是二郎神》、《为‘弃农经商’正名》、《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等等，都是体现了厚泽的意见。
与此相联系，厚泽还提出必须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理念，按经济流向规律，放手让边远县与周围比较发达省市建立更紧密的横向联系。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赤水县进长江才五十五公里，而贵阳进长江要五百公里，你说谁是中心?不要有那么多封建宗法观念嘛!说你那个地方是属于我的，非要赤水人把所有竹子一下扛到贵阳来，何必呢?黔东南木材，就依清水江顺流而下到洞庭湖去不好么?不要什么都由省里管得死死的。当年贵州日报就是在他的思路启示下，开辟了《黔边行》专栏，发了一百期。《开场的话》大都采用了朱的精彩语言。1985年夏，胡启立同志来黔时，曾把《黔边行》复印本一套送给启立。听说，后来启立把它转送给新任贵州省委的书记。
厚泽的思路不断深化与系统化。1984年夏末，在省委全委扩大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一个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口头报告，题为《统一认识，自觉推进全面改革的发展》。没有事先弄出几十条、百把条文件，着重讲思路，讲观点，他没有写出书面发言稿，一讲就讲了几个钟头，全场两三百省内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讲完后，必卿即席发言，我发觉必卿很动情，他说厚泽讲得好，是很动了脑筋的，让我来讲，不一定讲得这么好。我觉得池的话不是官场客套，而是作为一位长者的由衷喜悦。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厚泽在报告中用了四句话：“放权简政，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每句话都敞开阐述，而观点集中到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不可避免、不可逾越，城乡改革又如何适应新形势。那次省委全会，没有事先拿出照搬照套的文件，没有把精力放在抠字眼、抠条文，而重在理清思路，在方向性问题上求得领导层大体达成共识，所以反映比较好。实际上为此后贯彻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决定，在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准备。依我感受，那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生动学习会。
1984年冬天，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决策启发下，朱厚泽联系贵州作了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思考。正好，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来黔调研，厚泽与他谈起试建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的设想。中办同志听后，当即问：你们向中央写报告没有?中办负责同志指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朱厚泽赶快写报告。随后，朱厚泽用一千多字，很概括地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建议信，送池必卿。必卿看后，非常赞同，认为要作为正式报告，亲自提请常委，以省委名义，报送中央。据说，有的领导人有批示，要求进一步具体化，突出若干重点项目。后因厚泽调京，此事未继续。现在我手边有份当年出自朱厚泽之手的这个文献，值得全文照录如下：
“中央：
一、小平同志和中央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及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决策，把从辽东半岛到北部湾的整个海岸地区全面搞活了。这一决策对加快我国四化事业的发展，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试点。已经实行进一步开放的十四个城市基本上足以加工业为主，现在似应在纵深方向上进行部署，选择与开放城市、港口距离不远、资源和能源又丰富的地区建立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或开放区。这样，不仅大大加速内陆资源开发，搞活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而且能使沿海与内地配套发展，沿海城市的加工业有了后盾，也为全国经济的起飞增加后劲。
二、贵州地处西南地区的东南前沿，与广州直线距离不足一千公里。以贵阳为中心，一百五十公里为半径范围内的黔中地区，集中了水电资源近五百万千瓦，煤炭二百多亿吨，磷矿石二十多亿吨，铝土矿二亿多吨，以及大量的大理石、石灰石、重晶石和硅、锰、锑、钼等矿藏资源。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三线建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这里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民用工业基础、具有相当水平和能力的航天、航空和电子工业基地；十几所大专院校和几十个科研设计院所。西南最大的铁路枢纽编组站正在贵阳建设。通往滇、川、湘、桂的四条铁路干线正在或即将电化改造。经过梯级开发，还可以形成红水河、乌江两条航道，通往广州和上海。这里还有三百万担烤烟、六百万担油菜籽，有几千万亩宜林山地和宜牧草坡，可以提供大量的肉奶蛋等食品。这里还有著名的瀑布群和岩溶洞穴奇观等独特风景旅游资源。
三、如果采取大胆开发，放手引进的方针，在这里建立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或开放区，高速度、大规模地把能源、资源开发出来，除保证沿海地区的需要外，增产部分就地进行不同深度的加工，那么，就可以形成珠江三角洲和湛江、北海的内陆腹地，给这些引进加工型特区和开放城市以有力的支撑，并可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基地。
四、为此，建议授权在贵阳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或开放区的试点，给地方以类似沿海特区的引进权、出口权、减免关税和其它优惠待遇，实行与开放城市类似的政策，并对黔中地区的各级各部门的企业统一规划、调整改组。
五、如果这条路子走通了，不要中央投资，西南内陆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技术发展就可大大加快，同时为其它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腹地作纵深开发部署提供某些参考。
这个建议如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我们将立即组织论证，拟定规划和实施方案，正式上报中央。
朱厚泽关于建立黔中特区与加强黔边与川、湘、桂等省联系的思路，并非贸然产生。他对中国西部与东部关系，有着长时间的思考与看法。在他进省委班子之后，我在不同场合听到他的见解。他特别不赞成国内有些学者所谓梯度开发理论。他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按照梯度开发理论，如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似乎只有等待东部、中部都发展上去了，才有你的份。有人往往只看到东部对西部的支援，无视贵州等西部地区长期以来以自己的丰富资源，作出不等价交换的巨大利益牺牲，对东部实行着多么巨大的支援。朱厚泽对黔中开发的思考，没有因为离开贵州而终止。走出贵州之后，他接触更广，视野更宽，思考也更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仅我亲见的各种报刊资料上发表的朱厚泽讲话、论文就不下十多篇，内容早已超越贵州一省，而顺理成章地扩展到思考西南与整个中国西部开发。近翻开手边一些旧资料，就有他的《关于西部开发和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关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几个问题》、《中国西部：世界版图上的制高点》、《中国西南石山地区扶贫工作研讨会的讲话》等等。这里，不妨介绍他在“西部开发十二个问题”的论文中，从历史长跨度与欧亚大陆大范围，来观察西部开发。他说：
“中国西部经略，从来就是以汉族为主体、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十分关注的治国方略之一。也是历史上南亚、中亚、西亚的大国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及俄罗斯等各周边大国历代王朝始终不忘的重大对外的国策之一。
共同的关注，是与中国西部的战略地位相关联的。从地理位置看，中国西部是欧亚大陆的脊梁，是全世界最高的陆地。它拥有最大的山岭和最高的山峰。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西部称得上民族和文化的大观园。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宗教在这里流布传演，多种文化在这里传播交融。确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东渐西移中迎面相遇的地带，当今传统丈明和现代文明并存共处的地方。从经济的前途考察，西部是自然资源储量极其丰富的地带，无论就光热土地、动物植物、水利水能、石油矿藏，西部都拥有巨大的潜力。在全球不可再生资源日愈匮乏的今天，西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无疑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充满希望的阳光地带。从国际关系考察，西部又是多国会聚、国境相邻、恩怨交替、纷争持续之地。随着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潮流，多边合作，共同开发的前景已经展现，这里无疑将成为国际多边经贸合作的热点地区。
强烈的关注，又与近15年(按：此文发表在1996年)发展进程中，东西部间的发展差距日愈扩大有关。改革开放使东西部都加快了发展，全国都在受益。但是，东部与西部差距确确实实是扩大了。这就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上引出许多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日愈恶化和贫困状况的持续存在，而若干政策措施缓于见效，这就不能不引出许多忧虑，引出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的强烈呼声。”
(四)
朱厚泽作为省委书记与省委机关报的关系，在他跌宕人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而我躬逢其盛，在我一生新闻实践经历中却占了重要的有意义的一页。
朱厚泽堪称是一生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宣传家。他的新闻观点是他的政治、人文总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指导省报工作，固然也常有指示、批评、表扬等日常性的及时指导；但他更重视给报人以思想指导，重视启迪报人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宣传。他最反对报纸只会照抄照套，人云亦云，随风转向，忽左忽右，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比如，1985年有一段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某种“过速”和“失控”问题。中央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有些基建项目和企业要下马，强调“令行禁止”。省内外报上一片“刹车”声。朱和我谈话时说，报纸宣传不要一阵风，要有稳定性、连续性。比如“令行禁止”，要区别什么是中央的改革开放总号令，什么是一时一地的具体指令。他比划着手势着说：像水龙头一样，水大了要关点闸，但不要关死总闸。应该是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不要再“一刀切”“、一鞭子赶”，来个全体“急刹车”。西南大部分地区是中国的内陆浅腹地，它的开发能缓解全国尤其沿海能源、原材料等的紧张。能源、交通仍是中国经济的“瓶颈”，因此贵州与西南的能源、交通发展不是过快而是不够。贵州的问题就不是什么“过速”和“失控”，而是如何继续搞活经济，并尽可能加速资源开发和充分发挥现有经济技术基础的潜力。这是贵州的省情。他希望报纸宣传要把握这个指导思想。他较少给我布置具体报道题目，常常循循善诱，让你自己去思考，把报纸办活。
时间隔久了，往事多已淡忘。近日翻出旧笔记本，忽见1984年9月9日的几页笔记，细读一遍，好像发现“新大陆”，原来朱厚泽还说过这么系统的办报意见，我竟让它沉睡在旧纸堆中整整20年。现特全录如下：
“最近厚泽同志找我谈了两次，一次二小时，一次四小时，探讨报纸宣传和思想战线问题。没有纪录，漫谈式的，据我个人理解，大体涉及以下若干问题：
一、报纸要坚定不移地抓住主题，无论如何不要冲淡主题。在这方面，要善于把省委许多部署和要求，有节奏地、有机地安排好，掌握好宣传艺术、宣传火喉。注意读者心理和情绪。不要来什么就突出什么，畸轻畸重，忽起忽落。宣传的主脉络、主线，应当一直贯穿着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党的工作重点和主题。比如，宣传彻底否定“文革”，与宣传主题，不矛盾，但不能形成造舆论的感觉，宣传节奏要拉开些，不要搞连篇累牍。(笔者按：回忆当时谈话时，他还举本报发的省委清查办公室撰写的清查“三种人”的评论，连发了三篇，他认为应拉开些，不应造声势。)又如，有些好事，可以做，不宜公开宣传。8月24日，他在黔府(1984)67号文件上批了如下意见：‘是哪个通知电台和报纸广播、登报的?这类地区性的作法，何必要弄到天上、报上去唱呢?请德政(注：当时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学洙把好关。(按：是指贵州对离退休干部增加补贴的事)
二、报纸宣传如何适应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要求，大幅度地调屁股，搞好新闻改革和报纸改革。
研究贵州发展战略，要研究一个纵的方面，一个横的方面。从纵向看，贵州经济发展究竟处于什么阶段，什么情况。落后地区要实现四化，更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从横向看，即地区经济和全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处于什么地位，这就必须树立敞开大门对外开放的思想。一个是树立商品观念，一个是树立对外开放观念，这都是发展战略问题，关乎党的总路线总目杯问题，不是具体路线问题。
从这两点出发，就必须提出知识和人才问题。什么人能搞商品经济，能打出去对外开放，他就是人才，就是能人。不能用一个标准看人才，要敢于起用所谓‘不三不四’的人。
而组织这样的战咯转变，决不是短期的事，因此，还要树立长期改革思想。
以上几条，如何为党政干部接受，如何组织落实，变成千百万人的生动活泼的实践，又如何从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这些正确的战略思想，应当是我们报纸宣传认真研究和充分反映的重大课题。
有的同志说我们党报商味不足，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现阶段的党报，要办给谁看，专业户喜不喜欢看，商人看不看，订不订，报纸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那些活跃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新事业中的人们的需要。过去报纸充满火药味，人家看了都怕‘，阶级斗争为纲’的弦拉得很紧。现在是否应当充满着四化味、商味，即发展商品经济、新科技、新信息味。
《贵州青年》改名《青年时代》，这改名的本身就是一种气魄。改名后发行量突增。它的‘红绿黑白青蓝紫’文摘名称就是杂味。青年为什么喜欢《青年时代》，很值研究。
三、利用报纸的优势，把党报当作党委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大工具，开展各种事业。这也是外报提的‘以报为主、多种经营’问题。外报提出‘尽快致富’，这仅限于报社的富。其实，着眼点还要高些，即这么一张党报，应当是有很大优势的，许多部门比不上报社优势。报社要敢于拿出气魄，手伸向许多事业领域，利用我们的新闻机关的特点，举办许多事业，应当可以举办技术交流中心，经济信息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文化学术交流中心。不要事事跟着有关业务部门转，报社自己可以打开活动门路。都等业务部门，许多事就干不成。现在业务部门框框很多，如果报社能把这些事业发展起来，就可以突破一些领域和部门的沉闷局面。
这里，有两点重要指导思想：一是多种经营主要是利用报纸的特点和优势，与办好报纸、使报纸更好服务社会、面向社会密切结合，而不是离开这个目的不是把报纸办垮，而是把报纸办得更好。二，它是报纸宣传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办报与办有关多种事业是分工不同，可以根据人才多样性的特点，有的专心办报，有的可以抽出来办其它事业，有的可以适当兼搞。因此办事业与办报一样，都是党的工作任务，奖惩制度应当基本一致，不是停薪留职，不能光让办事业的个人富起来，应当不管办事业、办报，谁干得好，谁都先富起来；谁干不好，谁就受罚。
四、适应大幅度‘调屁股’，在报社人才培养上应当避免同一个标准看人才，要多样化。
五、报社要多向省委反映内部信息，要了解各部门各级领导的思想情况，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好的方面，存在的问题，都要敢于反映。”
上面是朱厚泽谈话要点，是我当时追记的，不完全是原话。当时正处在整党的整改阶段。根据耀邦同志视察贵州指示，整党要抓住服从服务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要进一步明确业务思想、业务方针和改革方向。所以，朱厚泽两次谈话后，我曾将上述内容向报社同志传达，并提出了贯彻上述指示精神的意见(从略)。在省委工作期间，朱厚泽对报纸工作还时有重要指导性意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始终强调新闻工作必须尊重人、相信人、依靠人。不可把党报凌驾于人之上，训人、压人、束缚人，甚至蜕变为对人的全面专政。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就有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们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应该谈马克思这篇经典文章。记得，他到省委工作之初，正好碰到来势汹涌的“清除精神污染”，他对这个不是运动的运动，抱着警惕态度，持十分清醒的头脑。他一方面向报纸打招呼，要冷静、实事求是进行正确宣传；另一方面，要求贵阳市委、市公安局及时纠正一些左的苗头，如有人在贵阳街头粗暴地剪青年人的“喇叭裤”裤脚等错误行为。头两天，贵州日报发了一条座谈会消息，文中提到有人说：贵州大学一位教授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教父》，是一部“打砸抢”的教科书。朱厚泽见到此新闻，立即打电话批评报社。当时我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泰国，回来后，见到我时，眼睛瞪着说，报纸有什么权利随便给中外文艺作品定性?对待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必须允许民主讨论，百家争鸣，谁也没资格当裁判官!
朱厚泽十分重视报纸言论和理论宣传，希望报纸在思想理论方面有所作为。他不赞成地方报纸传统的单纯强调地方特色，言论只讲“贵州话”，不讲“普通话”，不关心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更不赞成党报言论过分业务化，陷于部门业务工作之中。他多次提醒我，报纸总编辑思想要开阔，全国性的、全球性的问题，都应当关心。
不过，朱厚泽上述思想，对我们的言论工作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日后本报言论选题、立论、写作中，曾有所体现。比如，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言论组同志分析当时情况，撰写了一篇《权威从何而来》的评论员文章。着重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权威首先来自你讲的是真理，更来自党员、干部的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状态不理想、权威不够，原因之一，就是有些领导同志“说一套，干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言行相悖”“，这种搞法，权威从何而来！”文章进而指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不同于政权机关，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靠发布政令、采用强制手段。“”如果靠强制、压服，或是靠欺瞒哄骗，那就不仅是滥用了权威，而且迟早会丧失权威。”这篇言论，实际上是针对某些人以为维护权威，就要回到“左”的时期“突出政治”的老路而发的，涉及的决非地方性的问题。所以，《人民日报》曾全文转载了。后来，在宣传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定》时，本报又发了一系列言论，大都有共同针对性，其中《一切积极的思想与精神都应该保护发扬》也为全国性报刊所转载，并选入《中国新闻年鉴》。报纸抓住重要问题作文章，是从梁启超《民报》、张季鸾《大公报》、我党建国前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等报纸言论的优良传统。言论要大气，不能小里小气，陷于业务性或委委琐琐。我认为，朱厚泽对报纸言论工作的观点，是符合现代新闻言论带规律性方向的。
朱厚泽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但最不先赞成自己成天在报纸、电视、广播上“出头露面”。这一点，与池必卿、胡锦涛的风格相同。回忆起来，池、胡两位主黔期间，个人活动讲话，见诸报端的，几乎屈指可数，我曾查《贵州日报四十年》大事记，据不完全统计厚泽从担任省委第二把手到一把手，个人活动见报的不到10次。1984年12月，他在省电视台35周年纪念会上，传达了池必卿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见报与广播时，都弄成了朱厚泽的指示。他当天早晨即以“龙飞凤舞”似的潦草铅笔字，写丁一封信给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杨德政与我，那不留情面而带讽刺性的文风，也许是一篇报史上的不可多得的佚文。不妨原文抄录，以飨新闻界朋友：
信封“：急送／杨德政、刘学洙同志亲阅／朱厚泽”全文“：德政、学洙同志并两家编委、党委：听了今晨广播，看了头版要闻，不能不向你们提出抗议。
我清清楚楚说了，把池必卿同志在报社三十五周年会上提出的三点转达给广播电台的同志，怎么你们变成了朱厚泽对广播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呢?电台还在今晨播了评论，提倡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这种类似‘换头术’的作法，属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性呢?!我对新闻报刊广播工作不懂，是外行，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负责同志和你们的编辑、记者，这种做法，符合广播、报刊、新闻工作的那条戒律呢?还有没有别的报道中用了这类手法呢?……如此等等。希望能向广播、报纸的编辑、记者同志们都说一说这件事，请大家议一下，对不对。然后把结果和今后准备怎么办通知我一下。
敬礼
厚泽
12．29”
这封随手写下的书信，真是太精彩、太传神了。这完全是朱厚泽的风格。当年党内上下级关系，似乎还比较宽松，他的这封信，我和杨德政都不觉有什么压力，他也不再过问。信里所谓“换头术”，是新闻史上一则丑事，发生在“文革”初期，新华总社发新闻图片时，把邓小平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陶铸的头像，时称“换头术”。这封信是指把池的指示变成朱的指示。因此才招来朱那封严词问责的信件。这也难怪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喜欢在报上电视屏幕上“亮相”，何况把第一把手的指示，栽到他这个副手的头上，岂不掠人之美么?
朱厚泽有时看来很严厉，批评不留情面。而实际上非常平易近人，他十分厌恶那一套官架子，认为是低级趣味。他是高官，更像学者，喜欢务虚，谈实际工作，往往从理论高度，给你神聊，好像他总是那么不急不躁。听完后就知道，他虽似漫谈却很有中心，不仅让你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有人说，与他谈话，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不仅解渴，而且感到很愉悦轻松。有事找他，一个电话就去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秘书把关”之类。听说，1985年他与刚上任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第一次交谈工作，竟是到郊外幽静的森林公园边散步边聊天。这真是可人小说的生动素材!(龙志毅畅销长篇小说《政界》就有这个影子。)这是朱厚泽的一种风格，一种工作方法。
朱厚泽到中宣部工作后，对贵州日报仍很关心。有一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树魁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转告了朱的意见，认为贵州日报太陈旧，翻开版面，往往比发达地区的报纸迟钝、不新鲜。所以，1986年，我提出派记者常驻北京，搞些独家新闻，传递些新鲜信息。当时全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呼声甚高。
1986年9月间，中宣部在哈尔滨召开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会上传达了朱厚泽部长对新闻改革的三点意见。总的原则是：新闻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根本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的自我完善，不是根本性改革。同时也主张不要管得太多太死，适当放点权，大原则要管，不能自行其是。管的结果，也不要搞成千篇一律。他讲到“：总之，要把报纸、新闻工作搞活，使之富有弹性，不要搞得很死。把各条战线搞得全面紧张，那不是我们的治国之道。要让各方面、各阶层的人们各得其所，这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各省总编从哈尔滨回京后，朱还在中宣部与我们谈一次话，中心内容是要求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舆论环境要保持稳定，不要引起激荡。讲了很多好的意见。都是要求维护大局、推进改革的。
(五)
时光过得真快，今年已是朱厚泽走出贵州大山，定居京华的第21年。这二十来年间，中国的变化巨大，人的变化亦大。我们都已垂垂老矣。回忆高中后期，他所在的清华中学与我就读的中山中学两个高中毕业班，结成兄弟班，我们常去花溪联欢聚会。同学少年，书生意气，评说时事。朱厚泽口才极好，文笔漂亮。他们办的《狂飚》壁报，内容进步，精彩大气，张贴在进校门的迎面一堵大墙上。他的时文，常常吸引我们班上同学伫足观看。他时年十七八岁，剃着光头，团团的脸，皮肤油黑，脸带机智微笑，言谈幽默而带机锋，多才多艺，足球健将，游泳选手，亦有歌喉。当年他真是我们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当年清华中学不收女生，演曹禺《雷雨》话剧时，他扮演女主角四凤，可惜我未获一睹这位“四凤”风采。回首当年，宛如昨日，不胜神驰。
1995年，朱厚泽回贵州，沿乌蒙山区走了许多地方。陪同的毕节专员禄智明是威宁人，彝族，自称“乌蒙汉子”；地委书记刘也强，北方人，也以“乌蒙汉子”为荣。朱厚泽织金人，名符其实是“乌蒙汉子”。一路上，他对家乡山山水水满怀深情，和老乡们一道，互相以“乌蒙汉子”自豪自励。我与他们同行，置身其间，不禁怦然心动。“乌蒙汉子”是大山之子，应该有山一般的性格。多年前，朱厚泽有一封给上海黔籍著名诗人黎焕颐的信，题为《山之骨》他自称那是描写美丽雄奇的喀斯特溶岩自然造化发展史的“科学小品”。依我看，它饱含深深意蕴。不妨抄录于此，以飨读者。在这封信纸的头上，他写了一个自注：
“接南国友人书云‘：遥望京华，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钙，而贵州多山，山，钙之骨也，应为吾辈所珍……’固有此复，戏题为《山之骨》。”
焕颐兄：大作及惠书均悉，谢。闪现于字里行间的火热情怀，读之怎能不为所动!钙，世代所珍。至于其人，乃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之大潮将其卷入风暴旋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君不见，遮天蔽日的蒙蒙雨雾，吸附着千年郁积的瘴气与近代生活的污烟，早巳把那山之骨溶蚀得满目疮痍。山岩挺立的轮廊，在晚霞的余辉中蒙蒙胧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经难以辨认了。它正消失在黑夜之中……山之骨，它还会从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现它的身影吗?
是的，当那山之骨从溶蚀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潜流中，从浩瀚的林莽深处、野草丛里，渗过泥沙与岩缝，历经艰辛和曲折，沉激、蒸腾、散发、扬弃了那污烟和瘴气之后，它必将会重新凝结出来。那洁白透明的钟乳，磷磷闪耀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正是新生的山之骨吗!那新生的山之骨，它将比它的母亲———被溶蚀的朴实无华的野性山岩，千般壮丽，万般诱人……这是自然造化之所致，也符合人类历史之规律。对这一天，人们满怀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于未来，我们难以触及的未来。它不会出现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不知君意何如。
握手!
请代我问陈老夫妇春安。
(按：指遵义籍老将军陈沂将军夫妇)
朱厚泽
1991年1月24日
在结束此文时，偶见一份手记，是厚泽的老同学写的，讲到：“1987年在成都一个会议上遇见厚泽，那时他已离开中宣部，之后到中央农村研究室工作。会后，厚泽应约赴乐山出席另一会议并邀我同行。我们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师为修建乐山大佛不避艰险，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愿。海通法师是贵州人。厚泽说贵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这是他透露心迹，我们相视而笑？”
读这传神的几笔勾画，我才知“山之骨”之说，不是始于前信，1987年就有此语。朱厚泽出生于乌蒙山区，是乌蒙大山之子“，山之骨”，其为朱厚泽之自我期许与人生追求乎?！（续完）
2006年4月25日
（来函照登：编辑同志，贵刊2008年第3期第77页注1中的“主席”，指毛主席。请更正。朱厚泽）责任编辑李守明
《贵阳文史》2008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