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明流放
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军特地给我们拨来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两轮发电机。我和一些同志奉命去云山畜牧场场部把它拉来“五间房”。夜晚，我们的草坯房和房前房后都亮起了电灯，成了完达山南麓惟一的一颗“夜明珠”。农场的上上下下也都学着王震将军那样，对我们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二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我们都能够理解，“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但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我们这些两条腿的“老黄牛”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我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一天上午，水库工地全体丢下工具，钻到水库土坝南边小杨树林里寻找一头猪。这是队里伙房买的一头大肥猪。指导员刘文叫《光明日报》记者尤在去云山场部把它赶回来。个子瘦小的尤在辛辛苦苦地把它赶了半天快到家时，它下了公路一头钻进了小杨树林，尤在东找西找左唤右唤它也不出来，只好把大家都叫来找猪。大家排好队，在林子里翻来覆去地搞了一场“拉网战”也没发现猪影儿，只得败兴而回。有人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这么多知识，硬是对付不了一头猪！”说得大伙儿哈哈乐。
这时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大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我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
但是草坯垒成的“五间房”可不美。我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谁不小心猛一抬头，就会哗啦一声碰翻了“小水库”，浇得满草炕都是水，自己也成了落汤鸡，引起哄堂大乐。偶尔也有一两条青花蛇、火赤溜从屋梁上掉下来。一经发现，一声喊打，大伙儿一齐上，就要了它们的命。
使大家更为兴奋的是北大荒的春天。这片亘古荒无人迹的原野，没有遭受到大自然不肖子孙的蹂躏，没有空气污染。碧蓝的天，白洁的云，漫山遍野的牡丹花、芍药花、黄花菜、桔梗、丹参、刺五加、猪笼草以及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它们争妍竞艳，色彩缤纷。尤其是，几乎每个晴朗的早晨，东边地平线上的云际间，都会出现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树木，田野，房屋，道路，湖泊，马车……美不胜收。
5月初，雨后的一个大休日[注]，我们男男女女，踏着湿润的小路，到碧翠的森林边缘，一边欣赏布谷鸟和各种山鸟的鸣叫，一边采集各种花草，回到“五间房”培起大大小小的花圃。电影名演员李景波摆开架势，大腿往二腿上一跷，拉起了京胡，商业部的一位块头瘦小而中气很足的“刘老板”，大唱《追韩信》、《借东风》、《空城计》；杨角夫妇和青年画家于善甫、孙承武等人在光洁的桦木板上画画；中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则吹练闪光的黑管，复习从法国专家那儿学来的指功和运气功；我与我们新华社的陈亮、陈封雄以及丁聪、丁耀瓒、朱启平等人，则赛开了桥牌。
一位青年人，名叫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则用典雅流畅的文笔，给他在北京的妻子-来自莫斯科的娜塔莎撰写《完达山书简》；毕业于清华大学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罗相成，在研读厚厚的一本《马卡连柯教育法》；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和外交部国际货币专家孙方-李克农上将的乘龙快婿-围着大花圃谈心漫步；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部的编辑-被吴祖光称做“小天才”的田庄，则教军医李定国学唱古巴民歌《鸽子》；另外还有不少人在大声练习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李景波的胡琴拉累了，就向别人表演“笑”-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神情下的笑：大笑、轻笑、阴笑、狂笑、热笑、冷笑……一共37种笑。他边表演边说“笑能治病”，因为笑能使人的心肺和腹部得到锻炼，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调节心律；放声大笑，可使面部、胳膊、腿部肌肉放松，从而能够消除烦恼和压抑；笑又是天然镇静剂，可以减轻头痛和背痛。
另有一些人，更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小锅和手提式饭盒，背着装有酱油精和胡椒粉的小挂包，到草原上的穆棱河支流去钓鱼。那简直不是钓鱼而是拿鱼、抓鱼。那小河里从未见过人类的鱼，尤其是那种大头胡萝卜似的“老头鱼”，每见人影，就纷纷游上前来娱目欣赏这两条腿站着的玩艺儿。人们求之不得地伸手去抓它们，它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你抓。抓到手立即开膛剖肚，往开水锅里一扔，很快就是一锅白如牛奶的鲜美的活鱼汤。人们啖饱灌足之后，就势在河边上铺开油布，小憩晒太阳。
写过近600行长诗的诗人戚玲，晒着晒着太阳，突然诗兴大作，写出《溪边小憩》一首：芍药金针铺满岗，熏风送暖小溪旁；牧羊稚子远归去，短笛无腔下夕阳。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狍子。这些鹿和狍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电话到云山畜牧场，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不吼，只是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嘿唷！跑呀，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领头的唱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考古学！”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我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四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未雨而绸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我也被挑选在内，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到云山场部支援畜牧二队抢打开放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五花草”，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
这打草，与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顿河哥萨克壮汉们的打草方法完全一样。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像舞蹈一样健美。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丕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大云山“祖孙三代”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
于是我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有一次，明明蓝天白云，正好干活，突然雷声滚滚，乌云翻滚，刮起了龙卷风，头顶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淋湿了。我奉命从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地的土豆地，向云山场部送急信：要畜牧二队伙房为大家制做防感冒的酸辣汤。当我正路过一座密林边缘时，“咯吧”一声，一个顶头雷劈了下来，山坡上的一棵大树被劈断，我也被震倒。后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把我激醒。我发觉自己只是滚了一身泥，继续向前跑，好似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五
秋天来了，我们又到草原上去打细长的“小叶草”。打草方法同样，但一垅一垅地就地先晒干，然后用木杈垛成一个个两人多高的草垛，分布在草原上，随时都可以拉回喂马，故曰“马干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焦勇夫等十几人进入完达山，专伐坚硬的柞木，在劳改新生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下制作爬犁，准备隆冬季节向山下拉木头。不到一个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着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举国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历史新阶段。850农场“大干水利”的人马，号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水利第一师，下属各分场各组一个团；我们云山畜牧场号称第六团，下辖五个连：一、二、三连由一、二、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农工和内地来的“支边青年”[注]组成，被认为是“左派”精英连队；四连是劳改新生连队；五连就是来自各个生产队和打草队的“右派”所组成的“右字号”连队。
这五个连，在云山场部东北方向十几里外的沼泽大草原上一字排开，按人数的多少和地势的高低分段包干，开凿同一条四到八米宽、一米五到两米深的大干渠。团连排都有军旗，全部实行军事化，红旗漫卷，军号嘹亮，气势颇为壮观。
在这亘古荒凉而今苏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连”的领导班子，由各自率领本生产队“右派”来的队干部组成。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者尹担任连长，畜牧二队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文担任指导员，“三间房”和“五间房”第三生产队一位姓朱的原少尉军官任副指导员。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似乎都在暗暗地摽着劲：看看谁负责改造的“右派”表现得最出色。
我们这个排的排长是电影演员郭龙泰，成员都是打草队中最棒的。刘文又从中挑出原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劳动干将组成一个班，成为全连第一排的第一班，满心想把这个班培养成思想改造中的优秀典型。
我就在这个班。刘文鼓励我们“大干一冬，苦战一春，为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奋斗”。
对于我个人，刘文似乎更一直寄予厚望。早在春天的“五一水库”工地，他看我劳动得很卖劲，与人抬土上大坝曾由一筐加到四筐，碗口粗的大扁担都被压弯了，他就曾叫我“悠着干”：“老戴，我们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你的为人我已经了解了不少。你是个好同志，吃亏就吃在嘴上，太耿直。应该牢记北京的教训啊！”人非草木！对他的心意我心领神会！
这时，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冻，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我们这个排，尤其我们这个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毫不畏缩。每天开工，我们都要先用大铁镐凿开两尺多厚的冻土层，然后用铁锹一口气甩出下面的软土，不然一会儿就又冻硬了，又得用镐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额，深更半夜也不收工。第二天天还没亮，军号一响，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窝，扛起铁镐铁锹，用急行军速度，赶到十几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干活，等送饭的马车来了才吃早饭。这样，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就这样，还要不断地“放卫星”-三天小卫星，五天大卫星。就是说，一个月30天，要放大小卫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连续苦战了56个小时。几乎人人都满身大汗，口喷白气，只穿着薄薄的棉毛衫裤。一说“歇口气”，只有五分钟，连忙披上棉袄，站在沟里拄着铁锹就睡着了。
曾在“三间房”当着众人的面，与王震将军对过话的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吴老”吴绍澎，此刻反穿着他那件黑羊皮翻领大衣，操着手，腋下夹着一把小手锯，肩上搭了个装着斧头和凿子的工具袋，胡须上还挂着一小串冰鼻涕，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沟边上慢慢地来回走，向沟下反复嘟囔着一句话：“哪位要修镐把锹把（呕欠）？……”后来为了节省上下工长途跋涉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干活，我们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冻透了的草原沼泽地，割几把草，把被窝铺在透明的冰层上，连夜苦战。照明用的木柴和废柴油供应不上，大家都自动把铺盖下面垫的草抽出来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铺在冰层上或冻土上。早晨军号一响，戴着棉帽或狗皮帽缩在被窝里睡觉的脑袋竟钻不出被窝，因为被窝头被呼气呼湿了，都冻成了冰壳儿，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层冰霜。大泥鱼似的靴子，更被冻得梆梆硬，怎么也伸不进脚。有时候窝窝头也冻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抡起劈柴的大斧，把它们劈碎了再往嘴里塞。开水供不上，大家就凿开沼泽地的冰层吃冰块，还把这叫做“冰激淋”、“冰棍儿”。真正是意气风发，满不在乎。
六
第一条干渠的土方任务，我们连抢先完成了，并迅速转移到西边几里地的第二条干渠。刘文指导员认为我们干劲很足而生活大艰苦，特别给我们半天时间搭小窝棚，让我们不要再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上盖蓝天下铺地”了。我用几根茶杯粗细的桦树杆，搭了一个从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顶小窝棚，棚顶和棚后及两斜侧捆扎了薄薄的一层“小叶草”，前面的进出口挡了块冻得铁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铺了一层草。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确实好多了。
但四面仍然飘霜进雪，呼呼地透寒风。外面零下40度，里面也高不了三两度。早早晚晚，都得戴着棉手套吃饭，小铁勺儿也常常冻在嘴唇上拿不下来。
有一次，正当小铁勺儿冻在下嘴唇上的时候，出工的号声响了，我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块皮，流了不少血。
夜间睡觉，仍然要戴着棉军帽把头缩在被窝里。为了第二天早起不让靴子再冻得伸不进脚，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护宝贝疙瘩似地把它们塞在大衣与棉被的夹层里。
这种种艰苦，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且不说枪林弹雨下的生死考验都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就说这冰天雪地的熬炼也早领教过了。1948年元旦前，在苏北盐城南面 30里地的伍佑一举围歼蒋介石的王匡部队，我就曾和战士们一样在小河沟的冰水中泡了半夜，冻伤过一只脚。1952年1月底，在朝鲜前线采访罗盛教烈士的事迹，在冰天雪地中爬山越岭，跋涉了100多里，被汗水蒸湿了的棉军衣，也曾冻出了一层硬壳。同时我深知此时此刻的北大荒，环境就是这样，不是谁故意对我们过不去。如果人人都怕艰苦，都去住高楼大厦，那么新的高楼大厦会从地皮下自己冒出来不成？
到此为止，大家认为自从来到北大荒之后的流放生涯还是一种“文明的流放”，人格还是受到了尊重。但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寒冷，土层冻得越来越厚，常常要三四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才能把冻土层凿开一条裂缝，所以大家的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尽管大家没有怨声叹气，精神仍很饱满，但毕竟像俗话常说的那样- -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额，确实越来越艰难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刘文指导员，突然不见了！
14 文明骤化为野蛮（Ⅰ）
一
刘文指导员的“失踪”，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搅起了极为不安的波澜。据说，他被指控为姑息同情“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回云山场部批外反省去了。连队的工作完全由四队来的尹队长和三队来的朱副指导员负责。
从此，尽管十分艰苦但尚算比较文明的流放生涯，立即宣告结束。
尹队长40多岁了，家里有个刚二十出头的“支边青年”的年轻妻子。不管大家如何苦战，他也常常离开工地连部的那顶大棉帐篷，回到小云山四队家里去。经常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三队来的那个朱副指导员了。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位朱副指导员多费点笔墨。
在1958年春天“向地球开战”的转业风潮前，朱是一名少尉。他的水平之高低，一时难以看得出，但其为人之粗暴和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明朗的。他那满是雀斑的圆黑脸庞上，又有一些浅麻子，加上为人如此，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他的大名，而背后一律称之为“朱麻子”。心地善良又懂得政策的刘文在时，朱麻子和尹队长还常常骂我们是“土匪”、“俘虏”、“一群老绵羊”[注].刘文这一走，他们就更抖活得出格了。开口：“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闭口：“你们要识相，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刘文常说的“努力工作，刻苦锻炼，加快祖国建设”一类的催人奋发上进的语言，似乎从未在尹队长和朱麻子的齿缝间迸出过。对王震将军带头喊的“同志们”这三个字，尹队长和朱麻子就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们动不动就训斥我们给他们“丢脸”，使他们“抬不起头”。惟一的根据是，他们到云山场部去开会，只能坐在最后面，不敢向别的连队挑战应战，因为我们的战绩“老是在最后”。
这就奇怪了！我们连第一个完成了一干渠的包干任务，转移到二干渠快一个星期了，三个“左派”精英连还在一干渠迟迟未转移，我们怎会成为“最后”？！
原来那些连队都是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红薯”的“卫星成绩”，而我们却是“铁榔头砸石头-实打实的”。
二
一天都深更半夜了，我们刚刚拖着十分沉重的一双腿，回到了各自的小窝棚，正脱大衣、棉衣人被窝，朱麻子就让三队来的第二排排长田振兴，丁丁当当地敲响了连部棉帐篷门前的一小截钢轨：“紧急集合！紧急集合！”大家纷纷从各个小窝棚里钻了出来，边扭衣扣边向那灰色的棉帐篷跑去。原来是朱麻子要训话。他向帐篷边上一指，说：“你们看，今天从团部扛回了两面大黑旗！这就是你们的\’光彩\’！你们如果再不好好给我们争面子，我们也绝不再跟你们讲客气！（不知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过”客气“。）还要降低你们的口粮-少干活就少吃饭嘛！”第二天，果然，太阳快落山了，两大箱午饭还搁在沟边上，宁可让一粒粒苞米馇子冻成了冰豆豆，也不让大家吃。究其原因，说我们还没有完成上午的定额。很多人当即发起牢骚来，越干越没劲儿。可是皮大衣上一尘不染的朱麻子，却让值星排长田振兴喝令大家摘去头上的帽子，光着头干活，还要边干边唱歌，说是“让他们提提神”。这个田排长居然照办：“快摘掉帽子，摘帽子，快，快！”田振兴何许人？原是汪精卫汉奸部队里的一个士兵。鬼子投降后，他被我们的部队俘虏了过来。解放战争中，他由战士而班长、排长、连长，建国后又升为一个师的作战科长。不知何年何月，他转业到了工业部，也当了个科长。又不知是何原因，他也被扣了顶“右”帽，被发配到了北大荒。一到北大荒，他就施展出了他那到处行之有效的“特长”-投机钻营、捧上压下，很快就当上了排长，成了朱麻子的“大红人”。排长轮流值星时，他的一只胳膊上套着“值星”二字的红袖章，神气活现地在全连面前说：“我虽然也是\’老右\’，但现在和你们不一样！我是监工员，就是要代表领导来监督你们！”为此，曾有人当众斥责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刘文在的时候还有人建议刘文撤换他；但有朱麻子的庇护，哪能撤？ 此刻，田振兴在沟边上来回跑，边跑边吆喝：“快摘帽子，快摘帽子……哎呀，快摘啊……”见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不动弹，他那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急得直颤颤，牛暴子眼鼓得更大了：“快搞啊，快唱呀……”对人的尊严如此蔑视和践踏，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谁能摘、谁能唱？只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有气无力地哼得零零落落：“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这当儿，朱麻子在一旁气得麻脸刷黄，气急败坏地说：“好吧，你们不唱，你们不唱！你们的眼里哪有党的领导？！可你们要明白，你们再不老老实实赎罪，我们有办法治！！”说完，他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赎罪”？我们有什么罪？这种强迫大家饿着肚子去为自己“争面子”的人，也能叫做“党的领导”？这种人所以也高喊“革命”，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耀武扬威享清福吗？！就是真地为了“革命”，这样蛮干也是不许可的。第一，弓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连弓背也会被折断的；第二，接连不断地“放卫星”，事前准备，养精蓄锐，事后疲惫不堪，实同休息，即便“卫星”上了天，全过程的总成绩还不如每天按部就班的平均工效高，这何苦来？何况，这当中由于草率从事、窝工返工，既浪费了材料和时间，也让大伙白费了力，这对谁有利？！
当晚收了工，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先钻进了连部那棉帐篷，向朱麻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改变强迫劳动和强制“放卫星”的做法，既利于国，也利于人。
朱麻子无动于衷地向我瞪着眼，冷冷地说：“听到啦！你快回去吃你的晚饭吧——”奈何？真可谓“将帅无德无才，苦死三军战马”！
三
我们的命运在这种人的掌握下，必然会不幸接着不幸！
一天，由于冻土层太厚，五六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它也纹丝不裂。眼看当天的土方定额无法完成，朱麻子决定爆破。事前又不向大家讲清楚爆破必须注意事项，国际书店一位姓王的同志奉命去给炸药包安雷管，当他刚刚安好雷管大喊一声“安上了”，还没等他跑开隐蔽好，远处管按电闸的侨委的一个同志就心急火燎地按下了电闸，只听“轰”的一声，王同志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人们连忙奔过去抢救，只找到他的一条腿。大家惊痛得目瞪口呆！ 这一不幸事件，使得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这是朱麻子等领导一味地强迫大家多干快干、草管人命的结果。他们事前既没有说明爆破守则，也没有准备旗语信号，才导致了王同志惨遭粉身之祸。这责任应由朱麻子等领导承担。但是事后大家所看到的，侨委的那位同志成了替罪羊-被逮捕判了刑，王同志的那条腿被悄悄掩埋了事，连个追悼会也没开！ 正当其时，山上的“右派”伐木队也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
四
这个伐木队，也是在王震将军的统一号令下，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组成的。
据说当时首都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迎接建国十周年。王震的口号是：“进军完达山，拿下20万方优等木材，保证首都十大建筑的需要，支援大连造船厂的建设，向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厚礼片很快，各大农场就组织起3000多名复员转业官兵，兵分数路，挺进完达山林区。
我们所在的云山畜牧场，也遵奉850总场的指示，从打草队和“五间房”、“三间房”抽调了一百多名“右派”组成了一支伐木队，深入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进行伐木大战。其组成人员有电影演员张莹、李景波，新华社的编辑方约、陈亮、陈封雄，老《大公报》的名记者朱启平，总后勤部的军医李定国，八一制片厂的摄影师戚玲，等等。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没见过原始森林啥模样，更甭说对又高又粗的大树拉大锯劈大斧了。为了避免伤亡，伐木队领导也曾召开过大会，请当地伐木老师傅传经送宝，讲授伐木要领与注意事项，也讲了些被树砸死砸伤的教训。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人人都听得很入神，特别对如何判断被伐树木的倒向及伐木的姿势要领等等，听得格外认真，许多人还做了笔记。
可是老师傅们一讲完，伐木队队长陆某就极其威严地双手往下一按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我要告诉你们，我陆某可不是好惹的！如不相信，我们就竖个对立面较量较量……”这样的训话，等于给大家当头一棒，把大家刚才听老师傅传授经验教训时的兴高采烈训得烟消云散，只能冷冷地面面相觑。坐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只见陆队长浅浅的麻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对大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
最后陆队长又给大家强调说：“伐木场也是战场，钢锯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记着没有？！”台下人都睁着失望的眼睛瞪着他，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回答说：“记得啦-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吃罢早饭匆匆上工去了。大家人人腰上系着皮带或小草绳，别着小斧或小镰刀；挂着饭盒水杯和毛巾，肩上扛着钢锯或大斧头，走起来了当乱响，和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般。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组，看清树的长势和倒向，用镰刀小斧清除了树边的杂草和灌木，就躬下腰蹶起屁股，一来一往地拉起大锯来。锯了下口再转过身来锯上口，不一会，林子里就响起了“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呼叫声，提醒周围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干锯成几米不等的树段，用皮尺量好大头和小头的直径，计算好木材的立方量，记上小本本，才算完成了锯倒一棵树的工作量。
这些树，有的是上等建筑材料红松，有些是专给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硬木水曲柳和核桃揪，有些是树皮可做软木塞、木材用于军舰轮船或枪托的黄菠萝，更多的则是一般用材白桦、赤桦和杨树。劳动强度大而成绩也是十分可观的。
但是和山下的排水连一样，成绩再可观，也得不到队长们说一声“好”有一次收工回来，李定国用中号脸盆打了大半盆稀汤粥，由于“液体太多固体太少”，他还没等跨出伙房，就已经把它们三下五除二地灌进了肚。这时背后有人大喝一声：“李定国！”李定国扭头一看，原来是伐木队的另一个队长“王大吼”。
“李定国，我真不明白，”这位说话声音特大因而被大家背地里叫做“王大吼”的队长说，“你的个头儿这么小，你的肚子真能容纳那一盆稀饭？你就不怕撑坏吗？”
“……”李定国不吭声，只翻着眼睛看着他，心想：“你们吃的是啥？你们吃的是烙饼、馒头、窝窝头，是\’固体\’，而我们喝的是\’液体\’，能比吗？个头儿小又怎样？个头儿小的肚子里灌满了液体，也能\’宰相肚内能撑船\’嘛！这大半盆稀汤算得了什么？”
劳动了一整天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地喝了多半盆稀汤粥也挨了一顿训，李定国窝着一肚子人回到了自己的大窝棚。
五不几天，队长“王大吼”又让着名电影演员李景波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李景波40多岁牙就几乎掉光了。吃玉米馇子时，往往还没吃下一半，碗里的就冻成冰豆豆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先放进嘴里慢慢地化开了再吃，这样常常影响按时出工。那天“改善生活”吃馒头，他就多拿了两个馒头掖在自己的被窝下。有“积极分子”告发，“王大吼”立即让大家在大窝棚外面严寒中排队站着，带着“积极分子”们在大窝棚里面搜查，把李景波掖的两个馒头搜了出来。
“李景波，站出来！”李景波站到了队前面。
“你为什么要偷偷地藏起两个馒头？”
“这不是\’偷\’，而是大家都看到的。”“就算是大家都看到的，为什么别人不藏，你要藏？”
“我的牙口不好，吃冰馇子常常影响出工，所以我在吃馒头时才要多拿两个馒头。”“你这是什么行为？算不算特殊化？”
“这也是为了工作，不算特殊化。”“你还狡辩！我让你在队前\’照照相\’，看你的面子还往哪处放！”“\’照相\’就\’照相\’吧！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无齿之徒\’，大家都会谅解的。”“好，你自称\’无耻之徒\’，可见得你是个不知羞耻的人。这两个馒头收回伙房，还要在你的档案上记上一笔！”说完，“王大吼”向大伙大吼一声：“解散，出工！”李景波也跟着班里的人出工了，除了告密的“积极分子”外，几乎无人不深深地同情这位名演员。
六
晚上，李景波跟着大伙儿回到了大窝棚。这窝棚是他们刚上山时自己匆匆盖起的。麦杆儿苫顶，100多人就寝，李景波。李定国、郭冠军、李运田等人正睡在屋漏更遭连夜雨的地方，常常几夜都睡不好，听着大伙儿的如雷鼾声和陈亮梦中的英文歌。现在漫山都是雪，外面零下38度，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
大伙儿受尽了折磨，仍然“黄连树下弹琵琶”，没有完全忘掉苦中作乐的谐趣。他们常常在火塘边上穷聊“老林伐木工夜话”，古今中外，洋话和汉语，无所不谈。有时聊到上下眼皮打架，才各自躺上榛子条结构的“席梦思”，尽力推开内心的悲苦。
有一次，大家还独出心裁地未经领导批准开了个小小的文艺晚会。电影演员张莹用俄语朗诵了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那首名诗，李定国唱了首客家山歌，孔祥祯背诵了“四喜”诗。
孔祥祯戴副近视镜，平时老闷着头干活，话不多，常挨队长批，说他没有打起精神来改造，“假正经”。其实他年纪较大，家庭思想包袱较重，所以才寡言少语。
这样的人竟背诵起“四喜”诗来，使大家感到特别有趣。他说有一位秀才做了这首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位举人阅后说，这还不是特别令人欣喜的，应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瞎子金榜题名时。”-这才是十足的大喜。这时有人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免去了\’右\’字号桂冠，才是我们的大喜！”接着，有人想挖苦一下排长之一的张寄，说了个平常在背后者说的一个“谜语” ——“\’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大伙儿故意沉默静思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说：“张寄。”张寄是来自商业部的一名“老右”，先当班长，后当排长，常常向队长、指导员们打大家的“小报告”，向“王大吼”密告李景波掖了两个馒头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主儿，大家恨透了他。平时一旦发现有人向队长、指导员告了什么人的密，有的人就说这一定是“西厢书柬”干的事，而不说“张寄”的大名，别人就心领神会。现在在这种场合下把它公开出来，弄得这位张排长难以自容。
接着，有人出了个字谜-“洞房内的新娘内衣-打一字”。有人立即举手：“\’规\’字。
“为什么？”
“因为只有做丈夫的，才能见到新娘子的内衣。”一阵欢腾的掌声：说得在理。
乐以忘忧的文艺晚会结束了。大家上炕时，有人不禁叹息说：“我们什么时候被摘去了\’右派\’帽子，那才真正值得大乐一番哦！”这一说不打紧，大伙儿立即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七
现实是冷酷的。
不是么？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王少明和镶着金牙的山西人史裕华，在深山密林中伐了一天的树收工回来时，天色已黑透了。他俩迷了路，大伙儿吃罢晚饭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俩回来，一个个都急了。许多人打起火把去出收工的路上寻找呼喊，才把他俩找了回来。事后，新来指导员李某，还把他俩猛克了一顿，说他俩故意制造事端，弄得全队人员心神不定，严重影响了“伐木大跃进”。
不久，令人悲哀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戚玲和另一位难友锯倒了一棵树，用大斧子修削枝枝杈杈时，一斧头砍空砍伤了脚面；青年画家孙承武和一位伙伴伐树，树倒时，树冠落在另一棵树上弹了回来，一根枝杈打得他满脸鲜血直流……这都叫“小伤”，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且照常出工不误。
尽管如此，这比起死亡来毕竟还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天早起，风很大，吹得原始林呼呼号叫。电影洗印厂的莽珉（蒙古族）去蹲茅坑，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也在蹲茅坑，莽珉知道，刘琛这位山西人是19 36年的老干部，尽管为人做事很稳重，但毕竟40多岁了，在我们这一群人中岁数是比较大的，遂对他说：“老刘，今儿个风特大，咱们伐树时得多留点神！”刘琛说：“可不是？是得留点神。”出工时，刘琛特地穿上了家里刚寄来的新棉衣和新的大头鞋。
当天下午，大家伐一片桦树林。刘琛与别人伐的是一棵歪脖子树。这树的直径约有60厘米，倾斜度比较大。他们先从从容容地锯了下口。在锯上口时，还没锯到上下锯交口时，一阵大风吹来，只听“咯吧”一声，锯口向上树身的一半猛地劈开，树底端不断升高，刘琛还牢牢地记着防队长的那句“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的命令紧紧地拖着锯，没注意脚下砍倒的榛条拌了他的脚，刹那间这棵树突然坠落下来，树干正打在他的头上，他立即被压倒在树下。难友们急忙锯断了树头，把他抢救出来，但已头碎脑溢，惨然死去。张莹、莽珉和冯英等人把他抬到山下一间茅草房，夜里让李景波看守着，以防落入狼口。第二天装进一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事。戚玲赋五言绝句一首，以作悼念：人在武器在，惜锯惨罹难；长征留铮骨，伐木献忠肝！
刘琛在“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东征中参加革命，故有“长征留挣骨”句。就是这样的老干部，由于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因公而死，也不让开个追悼会，这使得大家十分悲戚。
当天，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好，各做了一口棺材。等刘琛在山下被掩埋，才知道山上的棺材是多做的了。
“这不是好兆！”莽珉说。“多做了一口棺材，还不知道留给谁！”果然，不久，中国科学院的施崇仁又被树砸死了！他是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三十刚出头，不太高的身材，浅黄色脸膛，颧骨突出，善于逻辑思维，是个轻易不改变自己见解的人。那天他和一位伙伴伐一棵杨树，树皮有雪，特别滑。树倒时，底部猛烈向后一弹，撞击了他的胸口，他后仰倒地，口鼻不断地向外流血，显然他的内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难友们连忙草草做了一副担架，把他向山下抬去。难友们知道他有个才一岁的女儿，妻子要和他离婚，有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缓慢地有气无力地说，他就想念小女儿，眼角滚下了泪珠，还没有被抬到山下卫生所就咽了气。
施崇仁的死，使大家又多了一层哀伤。大家提出要开个追悼会，云山场部仍然不同意。但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才同意给他来个遗体告别。
难友们把他的遗体擦洗了一遍，穿好了衣服，安放在大窝棚的中间，遗体上方挂了张戚玲为之匆匆画成的遗像，默默地围着他绕行一圈。没有悼词，没有哀乐，只有窝棚外呼啸的寒风为他发出哀鸣。然后大家把他埋葬在老电锯厂南面新电锯厂木轨路一侧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墓前竖了块木牌，上书“施崇仁之墓”五个字。
此后，又死了两位难友。一位是断口劈开，底部猛往上一翘，击中了他的下巴，当即脑额破裂而死；一位被倒下的一棵大树的树杈打中了脑袋，也当即脑裂而亡。
对所有这些死者，同样都不准开追悼会，也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对因公死去的右派应立即宣布摘去其右派帽子”，都是草草掩埋了事。难怪戚玲在哀悼施崇仁的五言古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诌友难挽留，隐恨长悠悠。
夜雪化泪雨，友情热血流。
云笼高山暗，了然一荒丘。
敢评语谏竟获“罪”，疾恶作楚囚。
苍天何愤愤，此恨何时休？！
今日辞君去，悲痛隐心头。
问孰扫君墓，语谁奠君馐？
草原莽苍苍，毅魄何所投？
关山魂渺渺，野林声欺欺。
权且安窀穸，勿为襁褓忧。
生此当舍己，贵志有人酬。
长夜几时旦，何日快恩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