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进城了

 

 

我们家在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迁到北平，住在西四北报子胡同九号。这是一个略有西洋风格的两进四合院。前院南房是外祖父张元夫的书房，很大，中间是木地板的房，我父母住。后院的正房有走廊，是外祖父和外祖母起居室。两边的厢房是亲戚和佣人住的，后院东房还有一个餐厅。后院本身有一道木栏，木门和台阶，可以关上使正北房独成一体。院子里有很多大的金鱼缸，直径全在一米以上，当然还有海棠树。

我的二姨带我和弟弟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当时已是青年了）住在中间的房子。这里从前院叫北房，从后院又可以称为南房，好像正厅的南北两面全能出入。那时家里人口很多，不少是东北老乡和远方亲戚因战乱到北平投亲。

在四合院东有一个夹道，有两间平房，前面的是车房，外祖父的汽车就停在那里。后面的是厨房，因为当时全家大小十几口，需要个大厨房。这个夹道有一口手压水井，靠墙是一排桧树。当年北京地下水位很高，大人只要摇动压水柄，清澈的井水就呷出来了。夹道直通后院，那里有不少桃树，还养了一口猪。这是家里保存的东北老家习惯，剩饭剩菜用来喂猪。过年杀猪，猪的胰腺还要加土碱熬成肥皂使用。所以东北人又称肥皂为胰子。但这种胰子里面混杂了土碱中的沙砾，我很怕用来给我洗澡，因为沙砾磨的皮肤很痛。

大门的门洞有一个门房，我记得有一个张司机，一个门房叫李典和一个老家人叫赵二大爷在那里住。赵二大爷是河北香河人，按后来的成分是下中农。他解放后只好回家种地，每年都来看望我们，对乡下的事发牢骚，是我小时唯一听到对政府不满的言论。李典是张家口人，五十年代回乡后也常来我们家拜访，每次我开门，他就问候说：“二少爷好。”搞得我又害怕又得意，好像自己是故事中的人，因为那时只有电影和故事中有叫少爷的。他来诉述过家里如何贫困，根本没有粮食，冬天只能吃冻土豆。虽然我们家里已经败落，但每次也尽量找些旧衣服给他们，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要帮助贫苦人，尊重佣人。

我父亲是比利时鲁汶大学毕业的煤矿工程师，抗战时他放弃了开滦煤矿的工作，而内战又使他无法在北方找到工作，就在母亲陪同下去上海寻找机会。外祖父有时到上海去看他们。他们就住在现今的淮海路上，是租的房子。

四八年外祖父对是走是留举棋不定。他自己认为没有干什么得罪共产党的事，抗战时在重庆和叶剑英，董必武全很熟。后来在参政院和董必武，林伯渠往来也很多。加上他年轻时思想左倾，一直到抗日期间和苏联的关系全很好，觉得没有必要躲避共产党。

外祖父一个在中国大学教书的朋友经常来，他多数穿长衫。这个人还认识傅作义，非寻常之辈，外祖父估计他很可能是共产党地下党党员。外祖父就问他去留的意见，不料他说“你还是到上海呆一阵，看看局势再决定”。这使外祖父下了决心，到上海去了。

在北平即将被包围之即，外祖父突然回来了，大约是打点家务。他还去看望了老朋友马占山，问他到不到南京去。估计中共地工已经和马占山有了联系，马占山表示如果我外祖父能承担他后半辈子的生活，他就走。外祖父说：“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我的生活还没有着落呢，我无法担这个责任”所以马占山就没离开北平。

可外祖父因为等了几天就耽误了时间，他要动身时，共军已经包围了北平。他是由现在东单公园那里的临时军用机场跑出来的。这样我母亲托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无法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把我带出来。我当时两岁，有能力和一个老人同行。弟弟一岁，不可能出来的。因为等马占山，我留在了北平，我人生的两个转折点都是和战争有关，这是第一个。外祖父的飞机是先飞到青岛，再设法转机到上海。

马占山留了下来，据说他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可共军进城后对他并不好，甚至通知他每天要到军管处报到。他在一九五O年病逝，死前对儿女表示后悔没听张元夫的话南下。

为什么我外祖母没有一起离开呢？据我表姐回忆，我外祖母说：“抗战八年我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刚在北平安顿下来，那么多事没办，我一离开，这个家不久完了吗？”她觉得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往来国统区和沦陷区也不是很难的事，国内战争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大关系，老头子离开，躲躲风声也就够了，顶多分开一两年。但她万万没想到，这是生离死别。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我外祖父一九六九年在台湾去世，葬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还题了个碑文“尽劳芳粹”，大约是个公式化的题字，很难说是真迹。他其实离开大陆二十年，除了研究易经和论语，什么事也没作过，并没有操劳的事。

说来凑巧，我一九八一年夏天第一次去台湾，那天刚刚给外祖父扫墓回来，就接到在美国的弟弟电话，说外祖母故去了。当时大陆和台湾不能直接联系，要通过美国来辗转音信。外祖母骨灰在万安公墓安葬。后来我们把台湾出版的外祖父讲论语和易经的几本书也葬在这个墓里，算是合葬了。

其实我们家在北京西郊的东北义园有一块墓地。我外祖父的母亲在抗战胜利后故去，就安葬在东北义园。这是东北人为客死异乡的老乡捐助修建的。听说张作霖和张学良全有捐款，其中还有一块墓地是专为安葬东北军人的。其中不乏因抗日牺牲的军人。东北义园还是一个桃园，遍植水蜜桃，六十年代只供出口，我们去买也不成。但文革时义园的坟统统捣毁。唯有我曾外祖母的坟是混凝土浇铸的，虽被敲打的满是瘢痕，但无法毁灭，至今尚存。只是现在一切向钱看，新成立的公墓管理还要打这个墓的算盘。他们说，为了重修，要我们同意启墓火化，然后可以“给”我们相当现在两个的墓穴。因为当年这个土葬的坟穴现在可以卖成六个到八个墓穴。我们当然无法同意，但也无力重修，只好留在那里，还是文革的纪念。不过这又有很多年了，现在如何，尚没有最新的消息。

回到六十年前，章士钊是李宗仁政府的和谈代表，到北平来谈判前还和我外祖父商量如何劝毛泽东不南下。大约那时很多国民政府的官员，遗老遗少全有这样的幻想。我上中学时看到外祖父从上海来的一封信，那时南北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可以通邮。外祖父在这封信中还认为会南北分治，家人会很快团聚。但毛泽东熟读历史，怎么会这样蠢？他当时就说了：“益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从军事上讲，从政治上讲，毛全是对的。

看郝柏村最近的回忆，他至今还以为当年有南北分治的机会。至今还不明白政治，难怪国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垮台，难怪郝伯村当了一年台湾行政院长下台。今天看来国民党败给共产党，贪污腐化不是主要的原因，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搞暴力政治，收买人心，弄统一战线，潜伏高层国民党全不是对手。

北平被包围后，城里国军多了起来，他们要征用住房，当时叫号房。一个韩团长就来到我们家，号了南房，即外祖父的书房住。他也是一个东北人，还对我的表哥说，我们现在退守城里，就好比先把胳臂弯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但没等打，一夜之间，他们就撤到城外整编去了。那是因为傅作义决定放下武器，保护古都免遭炮火涂炭。韩团长的军队奉命撤出北平整编。据我外祖母说她头天晚上还请住在前面书房的国军军官吃了一顿饭。我长大了听到此事，想：那大约是这些军官这辈子最后一顿丰盛的宴席了。不过表哥和表姐全认为不可能请这位韩团长吃饭，因为他们的调动太突然。

我对韩团长没有任何印象。但我记得围城时，在窗户下挖有防空洞，其实就是几个类似散兵坑的土坑。我还记得有时可以听到哒哒哒的机枪声。那时我不到三岁。很多人不相信我能记住。

不知为什么带领解放军部队接管北平城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的政委莫文骅选择了我们家的前院作为他的军部。我当时很小，当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是记得我们家一下变了：门口有两个战士持枪站岗，所有的大人出入全要盘问。原来的门房成了传达室。有不少文工团的人也住在我家，他们把附近白塔寺里的大鼓搬了过来，早上击鼓。我看了挺兴奋，也在旁边手舞足蹈。我记得还有拉小提琴的军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持枪的军人跑起来身上的武器枪弹互相撞击，吭砊作响。于是我在衣服兜里面装上石子和小铁片，制造同样的效果。

但是莫文骅的军队并不过问我们家的事，对我们很客气。莫文骅本人还来拜访了我外祖母。他住在外祖父的书房，看到书房有不少线装书，就问外祖母可不可以看。他看完之后一定放回原处。我从没听家里大人对军队有什么抱怨。只是觉得不方便。一次我舅舅从天津来，在门口被站岗的士兵堵住不让进，恰巧我在门房和士兵玩，舅舅叫我赶快进去找大人出来接他。

军队也不动我们的财产。有一天高崇民打电话说要借我外祖父的汽车，他当时是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也是我外祖父的朋友。我祖母当然马上叫张司机把车洗好，嘱张司机好好开。那知到了高的办公处，高崇民对司机说：“你回去吧，我有司机。”这样外祖父的汽车就易了主。我们从此就和汽车无缘了。不知为什么这位高先生对当局进了不少谗言，导致我外祖父成了“特务”。但在文革中高崇民被关到秦城监狱，其罪名也是特务，一九七一年死在狱中。不过我相信无论是我外祖父还是高先生全不是国民党特务。但在某种意义上说高崇民倒是共产党特务。一九三八年八月，原张学良部下的高崇民随国统区参观团到了延安，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和中共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回到重庆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起到了一般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那时北平的谣言很多，其中一个说要对有钱人家“扫地出门”。家里惶惶不安，就决定把我送到一个寄宿学校，以为交足钱。即便抄了家，我也不会流落街头。我记得是由我的姨带我坐三轮去的。先在那里参观，到我兴致勃勃地时候，一回头，二姨没有了。我放声大哭。我还记得过了几天我舅舅来看我，我很生他们的气，决定不理他。但他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叫我到一个房间里去吃，我就去吃了，也不和他讲话，吃完就跑出来，完全不知道家人的苦心。

后来没有发生扫地出门，我被接回了家，送到香山慈幼院上半天幼稚园（后来才叫幼儿园）。那时的香山慈幼院不在香山，在中南海西的府右街上，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所。等到国务院来接管时，香山慈幼院要迁回香山，改为寄宿学校。家里就给我退学，转到昭慧幼稚园，在西单南石驸马大街，即文革后改名至今的新文化大街。香山慈幼院是民国初年总理熊希龄创办的。昭慧幼稚园好像也是熊希龄和他太太朱其慧女士办的。

记得一天早上我正在吃早点，来了几个战士，拿着铁锨问我姨有没有黄土。我姨指着窗前防空洞边说：“那里有摇煤球剩下的一堆”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中午从幼稚园回来，发现原来夹道的厨房变了，有人住到里面，外面还有一个战士持枪在我们夹道站岗。大人说：“那里改成禁闭室了”还给我讲禁闭室就是把不听话的军人管起来的地方。所以我很小就知道军人是会被关禁闭的。有时禁闭室人满为患，有时一个人也没有，我还跑过去爬窗户看，一边修了炕，上面一排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

我曾看过一个穿呢子衣服的“老人”关在里面，他还拿出一支香烟对站岗的战士说：“同志，抽一支”，但不记得那个战士接没接过来。我也听佣人说，一天推来一个人，连手铐也没解开就给关进去了。

我在记忆中倒没有什么为此恐惧的事。但我在六七岁老做噩梦，梦见一些人被捆起来扔到卡车上。我长大了用心理学来分析，猜测这些恶梦可能和看禁闭有关。另一个可能是一九五O年北京天天枪毙反革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刑前要用卡车载着示众，我可能多次看见受了刺激。但我没有直接的记忆，行刑游街是我后来看旧《人民日报》才知道的。

我的一个表姐想参军。我外祖母就问莫文骅可以不可以，莫文骅叫她到部队报到，然后就随他的部队南下了，当了随军护士，一直打到广州。她应当是在四九年十月之前走的，因为我的表姐当了一辈子护士，老了退休时，忽然成了离休干部，待遇反而高了。因为她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

我还有两个表舅，是我外祖父那脉的。他们也问莫文骅参军的事，莫建议他们报考干部大学，一个是华北大学，一个是革命大学。他们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个表舅还当了山西一个县的县长。这样看起来当时虽然国共厮杀残酷，但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和阶级界限。

因为外祖父的缘故，我们家的房子和财产全部没收。（他的案子到八十年代才算澄清。只是这对他毫无影响，他那时也去世了，我们却从小受牵连）为此我们要搬出来租房住，找来找去，选在西四南一个小院。虽说大部分家财被没收，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家具，古书，古画和生活用品。这搬家可怎么办呢？就是在我们家的驻军出动不少骡子大车，跑了不少趟，给我们搬的。我从香山慈幼院回家，就直接到了“新居”，路上看到熟悉的战士在赶大车，还和他们打招呼呢。

按时间推算，我们被“扫地出门”是一九五O年，莫文骅已经离开了，那是哪位将军住我们家呢？后来听说吴克华到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找过我外祖母。他一九四九年三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军长；一九四九年二月至五月兼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不过如果是他派的大车，他应当知道我外祖母和我们全家都离开了报子胡同。

这些往事六十年了。这所房子还在，还是部队家属的大院。四年前我特意回去看过。和以往不同的是，那里现在的房客以羡慕地口吻告诉我，过去那是有钱人的大宅子，还夸大其词地讲了些不知哪里来的故事，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回忆起来，我觉得至少当年一些中共高级将领还有点人情味，还知道中国的传统礼节。可能当时受“共同纲领”的影响，不少共产党人也以为那是共产党真的承诺，所以并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的观念。而后来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是毛泽东一手搞起来的，说话不算数，不但高崇民没逃过监狱之灾，就是首先率领解放军进城的莫文骅和吴克华也没躲过政治斗争。莫文骅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被明令撤消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院长职务。作为炮兵司令的吴克华在文革也被监禁。解放军进城了，北平变北京，到底解放了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