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说说20世纪80年代的事。我没有特意寻访80年代，是“它”主动找上门的。人生过去的某个片段，某个疙瘩，某个隐秘，某个谵妄，都会因某个机缘敲门拜访。譬如说，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的电话，一个过去年代的标志性人物出现在视野里，或者寻常家居生活中打扫卫生时，一件旧物突然蹦了出来。
其实从80年代直到现在，我都是懵懂而平淡地过来的。每次风潮起了，也就是小喽啰而已；草地上有敏感话题的沙龙了，也只是热心的听众之一。甚至校园生活，也是一笔糊涂账，多年以后，和老同学见面了，目瞪口呆地听着老同学关于大学时期的本班、本系、本校的种种秘辛，总算把读大学寻金羊毛的历程，补缀得七七八八，也才知道，原来我丢失了那么多的“80年代”！老同学突然把话匣子停下来，狐疑地、怜悯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残废人。
我的残缺不全的80年代，早被零零碎碎的90年代和新世纪覆盖了。但零零碎碎的过滤完了之后，剩下的仍然是80年代的那些粗糙起筋的大块血肉。80年代的王朔说：青春啊青春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那么，已身陷“浑汤纪”的我们，向河流上游的“80年代”仰望时，又会看见什么呢？
最近有个新闻，已渐渐从媒体中淡出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因到海南岛“微服旅游”而遭遇种种丑怪状况，怒而投书海南官方。于是想起了80年代小说《新星》中的李向南（吕日周是李向南的主要原型）。新任古陵县委书记的李向南，也是“微服”在火车站附近查访民情，而被下基层挂职锻炼的省委书记的女儿顾小莉抓来当了挑夫。
《新星》1984年在《当代》杂志发表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上大一的时候，一位父亲在某文化单位供职的北京同学，从家里把载有《新星》的《当代》带到班上传看（后来又陆续带来《新星》的续篇《京都。夜与昼》、《京都。衰与荣》）。他举着杂志大有深意地看着我们，似乎预感到我们会被吸引，同时也会萌生出一些傻冒的问题，而他，当然也乐于和大家交换读后感。后来我们参加校园里的各种小圈子活动时，常常会看到这种因先读（且读透）了某本书而洋洋自得的神情，这种景象在现在的大学里大概较少看得见了。
柯云路的《新星》是80年代最著名的官场小说，我们被《新星》所吸引，是因为这本书蕴含了当时大学校园中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主流潜意识：对制度变革的渴求，对铁腕人物大手一挥廓清局面的急切期待，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英雄主义想象。
与今天的“考公务员”有所不同，80年代的“从政”意味着器宇轩昂、叱咤风云、拯救苍生，也意味着高端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意味着在掌声中开始和结束演讲，也意味着在林虹、顾小莉、黄平平（都是《新星》中的美丽女性）……乃至更多的女性崇拜者中痛苦无措地选择，当然，也包括经受英雄人物无一例外要经受的磨难、嘲讽、责骂，然后像夏瑜被阿义打了却还冷笑着说──阿义可怜，真的可怜。
而现在，到了大众（其中也包括阿义）和思想新锐来俯视和可怜80年代英雄人物的时代。当媒体“要把吕日周做成一个大策划”而竞相采访吕日周时，并没有什么恭敬的表情，媒体反倒成了英雄，要来帮助逆境中的吕日周，并且深刻地俯视着吕日周身上的那些“封建政治意识”。只有广州已仙逝的专栏作家微音先生曾以颤巍巍的“封建礼仪”对吕日周说：“你是一个难得的英雄，且受老夫一拜！”
过渡期的新权威
当柯云路在笔下挥洒着他的“理想国”或“通天塔”的建造细节时，他也意识到其中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以“开明铁腕”闷头闯地雷阵的李向南，是80年代大众期待的一个政治象征。而现在官场中人往往会更从容地谈着“制度建设”，做着“技术官僚”，忙着利益勾兑，玩着八面玲珑，李向南式的血性莽撞人物在一个大众犬儒社会里，已经引不起太多的共鸣；在官场潜规则中，则被视为太会做秀，不懂沉潜，因而也无望升迁。
但在80年代的中国政治工具箱中，“李向南”和思想界的“新权威主义”论述，是可以就近够得着的一种体制内工具。在“文革”期间成长的老三届一代，从政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意涵是拯救而不是服务。毕业于北京一○一中学（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柯云路，把他的体制内英雄梦想，凝聚到李向南这个人物身上，并对李向南这类人做了性格上的框定：十年动乱中认真读书思考使他们有了“俯瞰历史”的眼界，十年中在社会里的摸爬滚打培养了他们“冷峻的现实主义”。
他们似乎注定是雄心与奸诈、公心与私欲高烈度充盈于体内的一群人。他们受人推崇，他们也令人害怕。他们自视是亲民爱民的好人，但他们也把自己的地位摆在高人民一等。他们自诩开明，但他们其实很害怕竞争，害怕人民比他们聪明，害怕人民不用再仰赖他们的“拯救”。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确实需要有英雄气质的人物，但他们不一定非得是好官，是有权威的“第一把手”，他们也可以是草根领袖、民意代表。
那么，“李向南”的历史价值何在？柯云路在《夜与昼》中对社会变革初期的“铁腕突破”和最终的自由民主状态做了“辩证的”论述。李向南在北京知识界遭到“独裁”、“奸诈”的讥评时自我辩护说：“如果我只是一个铁腕的李向南，而没有那些深层思想中的社会理想和追求，我会由衷地憎恶自己”，“我知道自己的任务，做一个过渡性人物，我也很自豪”。这就是说，李向南他认为，哪怕铁腕是一种不民主的“恶”，它也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时期的“恶”。
在《夜与昼》中，柯云路为新权威政治追溯到一个源流，那就是乱世枭雄曹操。曹操凭他个人的能力和权威，“用法峻急，有犯必戮”，而“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活脱脱一个古代“李向南”，而曹操终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则是后世李向南们所憧憬的人生高峰。 在《新星》的开头，李向南决心要掀开古陵县新的一页，并且一千年后，这一页还留在古陵的历史当中。以我不太广的阅历来看，这种建功留名意识，在80年代其实也是不多见的，即使有这种意识的人也渐渐无奈地接受了犬儒主义，《新星》是他们曾经的梦境。
从绩效角度来说，我以为李向南、吕日周这类铁腕人物在制度变革的复杂实验中，是有价值的，他们“治理郡县”的方法，就像参数不同的“撞击实验”。此外他们的为官操守，也远在平均分数之上。我们要注意的只是这种铁腕好官模式中的人治麻醉剂。
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境，使得变革之路只能是各种有效技术的集成。其实在80年代初，李向南的铁腕好官式的体制内变革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惟一选项。在《夜与昼》中，80年代初的知识精英已经分化出从激进到温和的各种派别（如“思想启蒙派”，如“政府智囊派”）。从目前来看，柯云路笔下的那些知识精英派别依然存在，惟独现在声名大震的“国企独立董事”这一派，当时还闻所未闻。
在《夜与昼》中，80年代初，京城里年轻的知识精英们在俯瞰京城的景山上严肃地讨论“中国大趋势与我们怎么办”，座中谁的讲话“有思想”，美丽女性的明亮目光就转向谁。这个经典场景在王朔小说中大概要成为调侃的目标了，但现在，其实这种讨论仍在网络上持续，只不过已经成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大论坛，不再为精英所垄断——当年讨论大趋势的精英们，是否预见到这也是个大趋势？
20多年来，政坛上也有一些变化，一些唏嘘。80年代的政坛新星们现在都已50岁、60岁了。2000年，55岁的吕日周来到他的最后的“理想国”实验地——山西省长治市，继续演绎着《新星》式、李向南式的“治理郡县”方法，包括骑自行车下乡调研，包括发动群众起来监督干部，包括激烈地批评下属和撤换干部，但已经显出一点最后一战的悲壮了。当年空降到贫困县当书记的李向南，铁腕治县，一言九鼎，还是躲不过人走政息的命运。后来，长治市的媒体总编们被吕书记逼着去批评“四套班子领导”时，长治的言路是何等的开放，可现在再去看“长治新闻网”，乡场上又渐渐太平无事了。
因为他们都只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向南、吕日周的政治观念仍是以如何谋夺权力和“高效率”运用权力为核心的，但对于制度和官场，他们又具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猛烈冲撞的勇气。在“浑汤纪”里，这种气质仍是稀缺而可贵的。中国社会的文明进化来自多方面的推动：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民间社会的建构、经济领域的个人解放，以及吕日周这类“良心官员”。
当然，吕日周还有种种思想观念上的不足，媒体批评吕日周的毛病的用意，是为引出另一类英雄（平民英雄，或体制外英雄）铺路。应当说后一类英雄也是稀缺而可贵的，但不要忘了社会变革需要广泛的统一战线与社会合力。李向南以铁腕好官为轴心来实现治国理想固然不牢靠也不符合时代潮流，但要离开体制内力量、仅靠民间力量来推动社会变革恐怕也是不现实的。此外清流为官，对百姓而言也不是坏事，龙应台就是一例，当然以她的个性，也是做不久的。
官场上的老三届
80年代中期我们进入大学时，“老三届”大学生刚刚从校园中退场，只留下一些传说供我们想象。特别地，我们得知他们“在政治上很厉害，很有手腕”。而借助柯云路的《新星》和《京都》系列，更借助此后的人生经验，我们渐渐地对“老三届”学长们有了一些具体认知。
作为和李向南一样的北京赴外省插队知青，柯云路在《夜与昼》中评价他们那一代“很不纯。他们头脑都很复杂，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有大量沉积。有些人很贪婪，有些人很残酷”。
在专制时代，具有英雄或枭雄气质的人要脱颖而出，只能是更专制，或者是做一个极端自虐的殉道者，或者是既专制又极端自虐（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那里也能找到类似的版本）。而李向南在古陵县苦行僧式的衣着，黑炯炯的眼睛，有着铁青色络腮胡茬的黑脸，筋条凸起关节粗大的铁腕，颇像苏俄小说中知识分子出身的狂热行使权力的革命政委。
其实不用说李向南这样的体制内人物了。80年代的体制外思考者，也同样憧憬着未来站在天安门城楼，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向人民挥手。
当年我们读《新星》时，也在思忖李向南不是人民票选出来的，他的“开明”究竟能持续多久？他能“开明”到让老百姓也有权可以撤换他吗？“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民主”民主到自己头上，这对中国的改革志士们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在柯云路的小说中，年轻女性不仅是美丽的倾听者，也是尖锐的洞察者：
靳舒丽对李向南说：“我觉着，中国的大权都要落到你们这号人手里，就完了。”
“为什么？”李向南有些震惊。
“你们这些老三届政治意识太重，爱搞权术，缺乏民主思想。”
李向南为自己的威权政治思想辩护：“我经历过最不民主的政治生活，可以说是专制的历史阶段，最知道民主的宝贵。可现在，你要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社会，就必须革除那些封建专制的、愚昧的、官僚特权的腐败。要革除它们，除了拿出强有力的铁腕，没有别的办法。你没到过下面，很难想象那些愚昧保守的东西有多顽固……”
靳舒丽丝毫不为李向南的话所动，并且指出了社会变革的另一种路径：“少数人的铁腕并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重要的是经济领域内千百万人对旧关系的批判。”
李向南最后似乎同意了靳的观点：“那时经济基础与现在不一样了，政治上进一步民主应该是必然的。”
李向南执意要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不过像他这种“爱表现的”、常常冒冒失失打乱官场秩序的自行其是者究竟能在官场中坚持多久？
“本县政治”（或“本省政治”）这样的词汇，大概是柯云路的一大发明，其中的“政治”不是管理众人之事的意思，也不是众人参与众人之事的意思，而是专属于官员们的一种以相互防范和厮咬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在官场上，充斥着唯恐声高盖主的惶恐，同时还得提防心胸狭窄的同僚。李向南在古陵县是个铁腕人物，率领一群县委常委坐大巴周游列乡发号施令，现场办公，施恩于民，可到了省委书记跟前，到了京都，还是处处露出了小家子气和功利、委琐的一面。
李向南从《新星》走进《京都》系列之后，就走入了彻底的官场政治。他处心积虑地讨好政治老人，患得患失地在京都各个圈子中博取名声但又怕“太过”而让上级生厌，连是否与省委书记女儿确定恋爱关系，谁也没他考虑得那样一波三折。
官场是典型的等级制金字塔结构。李向南是升官还是撤职，基本上由省委书记顾恒说了算。李向南下面的干部的去留，则是李向南说了算。“好的”乡村干部、县干部、省干部能否升迁或保住位置，都要仰赖上一级的领导是否贤明而没有别的办法。《夜与昼》中有人问李向南：“如果你受到不公正的处理，你敢坦率发出你的愤怒吗？”李向南当然不是叶利钦，他的选择是一溜烟跑到京城，请求上层人物帮忙。
80年代中后期大学校园政治中的风云人物，也有把柯云路的小说当作官场宝典来读的。但怕是老三届们也要大有深意地对这些“嫩孩儿”微笑了：“玩政治，得见血的，你们见过血吗？没有，因为你们比我们小10岁。”后来我们这一代人，“政治上成熟”且成名的，果然极少，连当时校园政治中的风云人物，也纷纷到商海沉浮去了。不过其中有一位，商海浪迹多年后，忽然出山，成为都市草根民众运动的一位行动召集人，原先的“市长梦”、“部长梦”，已经不相干了。
而对于韩寒这样的“80后”来说，政治啊，官场啊，更是遥远的话题——社会空间越来越大，官场是他们的，社会是我们的。
其实在《夜与昼》、《衰与荣》中，官场、权力已经不是令人羡慕的东西了。李向南在京都这个最高官场中，心情恐怕总是自嘲的。官场已经成为一个装满酒精和山珍海味的胃袋，官场人物酒醉之后的鬼哭狼嚎和虚无感，让局中人从前的长年奋斗、多重性格中的机心与忍辱负重，刹那间都毫无价值。对于官场小说，可以有多种读法——可以作为警世读物，从中读出警世和幡然醒悟的感觉来；当然也可以作为职业读物，它们和机场书店里《你一定要警惕这样的下属》之类的书籍在功能上是一样的。
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公众很快地由对新式官场小说的追捧，转向了对现实官场的批判，“李向南”热迅速降温，公众与官员之间的矛盾迅速增长，在大学和知识界，体制外的一些想法和冲动也茁壮起来。柯云路在写作《新星》时，其中尚有理想主义者的夫子自道，试图把小说当作思想军校，克隆出一大批“李向南”。但是到了80年代末，他突然转向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
就在那时，我们也猛然惊觉：80年代戛然而止，甚至来不及向它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