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本来想写作《慎勿埋骨中国》，但又觉得还是稍微温柔敦厚点好。

适才看到《南风窗》杂志社官方网站载齐宏伟先生着《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一文（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941），感喟万端，深为司徒雷登师生及其后人的错误决定扼腕。

把该文的有关段落拷贝于下：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幷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1962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4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1988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毕竟是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文中提到的傅泾波先生，是司徒雷登先生的弟子和助手，是在司徒先生晚年穷愁潦倒之际照拂他的人。他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当作为充满爱心的模范基督徒永留佳话于世间。然而窃以为，他作了个错误的决定。安葬于中国虽然是司徒先生的遗愿，然而那是死人的乱命，违之可也。司徒先生虽然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但并不了解他的单恋对象。但傅先生在海外总该听说过文革，再作此错误决定，日后司徒先生的遗骸若是蒙受侮辱，他当何以自安于九泉？更何况司徒先生遗嘱是要与其爱妻葬在一处，傅先生何不先去踏勘一下司徒夫人的遗穴何在？

据同一篇文章说：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类似遭遇又岂止司徒夫人才有？北大第一任校长（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先生及其夫人原来安葬于西直门外的一个公墓中，如今哪怕是考古专家也没本事找到他的遗骸。有谁敢保证再过几十年，类似的事不会发生于杭州的司徒雷登墓？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的雄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确乎如此，中国人的骨气与勇气，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与尸骨作英勇斗争上。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悠久的优秀传统，据《史记》：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这就是激励了无数后人的“鞭尸楚平王”的伍子胥的英雄壮举。这一优良传统代代发扬光大，到了“新”中国便登峰造极。1966年11月28-29日，十万革命群众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去致敬电：“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转引自丁抒：《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司徒先生名望再大，想来也大不过“万世师表”孔圣人吧？连圣人都无法保全骸骨，主张将司徒先生归葬于中国的人又哪儿来这个把握？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更有奋起挖祖坟与尸骨奋斗其乐无穷的神勇，可惜不怎么有良心，更缺乏脑髓。因此，咱们的专业本事，便是忘恩负义，认贼作父，认恩为仇。强抢去中国140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中国带来最大损害、陷中国于至今不拔的困境的民族世仇俄罗斯成了中国的恩祖恩公，从未伤害过中国利益、在列强交攻之际独力为中国主持公道的美国却成了民族大敌。大日本皇军成了伟大领袖的感激对象，而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并鼎力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成理事国的美国却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野心狼”。光是出过这种忘恩负义的丑事，中国便无面目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好歹还是政府之间的吵闹，然而咱们就是有本事把这仇恨泛化到与政府毫不相干的传教士头上去，把这些对中国一往情深，热爱中国并日夜盼望中国富强远远胜过中国人自己、为此在中国救死扶伤、赈灾救荒、兴办文化事业与慈善事业，为中国引入现代教育、培养出第一批现代知识份子的仁人志士，侮辱为“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倾举国之力疯狂辱骂还不够，还要把人家的遗骸挖掉。如今在西直门外的大街上来去如飞的车上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车轮碾过北大第一任校长、美国文化特务丁韪良先生的埋骨之处？吾不知做得出这种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烂事的民族，还配称为人否？“中国人”的那个“人”字，是不是搞错了？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还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无限自豪地走在那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大城市的水泥森林中，竟然悟不出他们的领袖乃是有史以来见所未见的洋奴，其对中国文化的鄙夷，恰与“帝国主义文化特务们”对中国文化的无限深情等重。要明白这一点，只需将“大裤衩”、“水煮蛋”、“鸟巢”与北京协和医院和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比比就够了：

 

北京协和医院

 

华西协和大学

更令我吃惊的是，那天我在网上谈起此事，唐好色网友还认为那是应该的，只能唱旺，不能唱衰，因为中国人多。但不知中国人口密度再高，超过日本、台湾否？

前两天在网上看见，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香港小姐去台湾作15日游，在台北认识了一位德国旅伴。她对那位旅伴说，台湾的城市真好，有这么多的天空。那位德国青年告诉她，其实全世界大部份城市都有很多的天空，并不都像香港那样暗无天日。让我看了啼笑皆非。想来将来90后、00后、10后大学毕业出国旅游，也要无限惊奇地发现原来外国的城市并不像中国那样，先进到连天空的容身之处都没有了。

当然，糟践自己的生存环境，也算是神圣人权吧，我辈局外人无从置喙。而且，看看近现代史，只怕局外人也会对这些怪现状心平气和，盖中国人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没有脑子，因而不识好歹，不辨良莠，以香为臭，以臭为香，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便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历史。什么阿猫阿狗，乌龟屁痨，都能到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去潇洒搅一回，“搅得周天寒彻”：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张学良、陈独秀、毛泽东……当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却一个比一个更加意气风发，更加轰轰烈烈，更加青史留名。如此愚昧的民族，谁还能指望他们分得清好歹善恶，谁还会跟这种全世界最大的浑人集群认真？

“上帝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想，这大概就是20XX年，当X卫兵挖开司徒先生的坟墓，抛洒了他的骨灰，向X京的伟大领袖发致敬电，无限豪勇地报告：“敬爱的X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之时，司徒先生在天之灵喃喃说出的话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