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5-17] 来源：纵览中国  作者：康正果 [字体：大 中 小]
   三

   有关商周之际巨变的辨析可就此打住，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的实证性争辩势必与李劼一并陷入考据的泥潭。如果说李劼那一阵起跳前的晃悠已聚足了气势，那么真正值得他脚踏实地，踩出一条路径的领域则属于他所说的“晚近历史”及其有关话语英雄的叙述。

   晚近历史是李劼多年来用力之所在，也是当今学界与民间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在以前的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提到过近年来大陆从党内到民间历史意识普遍觉醒的可喜现象，随着官方教科书及其相应的文艺宣传日益失去光彩而漏洞百出，从党校教授到民间独立撰稿人，从报刊网站到影视制作，很多有心人都在近现代中国史方面做着重新检讨的工作。这是党天下解体过程中一个伴随着的效应，也属于解体党天下有效的手段之一。世道在变，人心之所向在变，揭穿六十年“伟光正”的谎言，还原历史真相，已是今日众多的人文关怀者不谋而合的义举。50后的李劼虽生也晚，在这方面却别具“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对这一段遭毛共话语糟蹋的历史重作梳理，进而为晚清民国诸子树幡招魂，于是便成为他撰写旧作《中国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论晚近历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之三，青海人民，1998年）及新着《枭雄与士林》两书的动力和宗旨。

   流行的历史观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趋势向来一致看好，一统天下总是被讴歌为太平盛世，王朝的臣民不管过着多么猪狗不如的生活，只要皇帝的金殿上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就被认为是形势大好，值得在正史上大书特书。可以说，正是这种缺乏地方自主性的一统期待深入人心，致使挑战中央的地方势力始终难以壮大，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演变下来，竟没有为民主体制的形成积累下一点地方自治的坚实基础。在李劼的历史叙述中，这一片江山如此多娇的黑风景成了他胸中的千古恨事。因此，在强烈地批评中央集权专制之余，他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晚近历史”，他试图在清末民初的巨变中探讨出有可能向地方分权发展的趋势。在《枭雄与士林》一书的开头，李劼即对联省自治的可行性作出了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述。他的议论是雄辩的，综述是博洽的，他那种滔滔不绝的“隆中对”让我想起了一个名叫Déjà Vu的美国电影。在我的眼前，李劼博客的网页现在就是影片中那个高科技装置“时空之窗”，而他的地方自治论就是跳入那窗户，追踪到事态变化的关捩点上，去抢救历史的追悔行动。

      克罗齐深信，“历史学是以实在的个体性和具体性对实在进行的直观把握。” 李劼说他“不再以理念为转移，从而也不再以寻找规律为然，仅仅以历史的人物和故事作为描述的对象。”（《论晚近历史》，页4）可以说，正是官方的马列教条和党史教科书造成的反动使李劼回归到传统的直观把握。或《世说新语》式的人物品评，或王船山《读通鉴论》式的纵横议论，在评枭雄而说士林的人物臧否中，他以纷然杂列的赋体笔法铺陈了一幅百年来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的写意长卷。该书无论从规模还是容量上来说，都堪称设想大胆而运笔恢宏。这样的尝试虽属草创，所搭的架构虽有待充实和深化，但从国内到海外，学院中还未见有人敢像李劼这样冒险去乱流中垂钓，不管多么掣肘也要捕一条大鱼。

   阅读《枭雄与士林》这本书，你会感受到游击战或突击队一般动不动就袭击过来的议论冲杀，连珠炮式的人物类比明暗斑驳，光怪陆离，每当行文到偏激得让你受不了刺激的时候，突然就会冒出几句刀中肯綮的妙论，闪现一道拧开了历史症结的洞见。李劼并不是一个分寸感把握得老练的精雕细琢者，我称赞他的文字不用“才学”，而用“才力”，不用“学识”，而用“胆识”，就是要突出他那不嫌重复，不避繁冗，不揣鄙陋，总是在反复申说中汪洋恣肆侃下去的非学院操作，就是要强调他的创作力源自内心与头脑间充沛的贯通，而不是从文本到文本，靠引文的连缀来填充篇幅的饾饤补苴。就是凭着那一竿子捅到底的势头，他总要把话说过头，甚至说得特损，一直说到别人触摸不到的痒处或痛处。

   毋庸否认，此书中有些偏激的言辞很可能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反感，但也正是靠那种肆意武断的言辞所产生的力度，李劼让他的读者在不满和拒斥之余往往会受到振聋发聩的撼动。书写上的“先知者”大都具有敏锐的社会感应，他们在扶乩一样的奋笔疾书中所发的狂言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臆断或妄想，不如说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被动地传导了集体无意识的涌动。李劼的很多放言纵论冥冥中似乎就传达了后毛共时代国人历史意识觉醒中信息混杂和思虑躁乱的状态，郁积在很多人心中的历史追悔情绪就这样通过他的笔端发出了众声喧哗的混唱。比如说如果没有孙中山为建党军而联俄融共，就不会有中共的壮大这一万劫不复的灾难等事后诸葛的假设，在一定的程度上就传达了近年来网上的诸多言论对这位“国父”大肆问责的声音。进入了这一语境的氛围，你再读到李劼加给孙中山头上的“流氓”帽子，斥其“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等说法，也就不感到特别突兀和多么逆耳了。就是在这种犀利的话语轰击下，受感染的读者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定向思维的旧轨，对晚近历史曾经可能的走势，又多了一条思路。

   在李劼的这本新作中，诸如此类的“如果”式追悔尚有很多，究其原因，无非是百年来的党派残杀和阶级斗争留下了过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致当代的历史叙述者多怀有逆反的心理，对武装革命常表现出极度厌恶的态度。包括李劼在内，当今历史叙述中很多激烈言论多已超出通常的学术讨论范畴，而泛化为某种社会怨愤的传声筒效应，所有此类博客文字的即时宣泄和随意挥洒，均可视为群体的历史不平感凭附在某个书写者身上的迷狂现象。就此而言，李劼的历史叙述尽管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但作为叙述者，他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动地代言了群体的历史怨愤。这样的恣肆嘲骂极具快意恩仇的阅读效果，李劼为此而牺牲的学术代价在外界尽可以受到讥议，但于他本人则不失为一场话语狂欢的宴飨。所以我在为《枭雄与士林》所写的书后评语中宣扬此书：是投入学术黑龙潭的醉醒石，是撒向民间读书人的开心果。李劼总算实现了他早在《论晚近历史》中所立下的目标：“将历史从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交还给个人；将历史从教科书的刻意编码中消解出来，还原为生命。”（该书，页4）现在，在他的书写症状中，他这个个人终得以充分展示，而他的生命也从中焕发了异彩。

   通观全书，我个人最欣赏的是李劼对所谓“群情”、“民愤”、“公议”等中国特色的“馊舆论”所发的诛心之论。早在谈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文章中，他就对当时朝野间的“清议”和一煽动即起哄的暴民作过响亮的鞭笞。无知才会无畏，暴民的暴力便来自他们的无知无畏。他们是帝制暴虐下养成的恶狗，是发出敌对行动的御用工具，没有唆使，便不知谁是可狂吠的对象，只是在他们把洋人视为朝廷的敌人时，他们对洋人的攻击才达到群情激愤的地步。李劼对暴民的剖析不难令人联想到大搞阶级斗争时期的革命群众，文革中的红卫兵，还有今日的愤青，乃至五毛党之流。更为可恶的是李劼称之为“清议家”的人物，他们“是一批朝廷恶少，坐在看台上给暴民加油，向洋人做鬼脸，在曾国藩脚下使绊子。……清者，无责任干系也，议者，信口开河乱说一气也。假如洋人爱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得拿出实力；然而中国朝廷中的这批清议家喊爱国，却只要随便论说便可以了。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只是爱国主义拉拉队；因为他们没有爱国之心，只是像逗鸟玩女人一样地玩玩爱国主义，逗逗天津的暴民。一旦大火烧到他们身边，他们保证溜得精光。”（《论晚近历史》，页149-150。）

   为共产党所蛊惑的左倾文化人和热血青年，就是晚清的清议家在抗战时期的变种。在当时那种群情激愤的形势下，去街上高喊抗日的口号很容易，但若要不怕被指责为“汉奸”而发出缓抗日的劝阻，却成了难之又难的事情。在解析中共的爱国煽动如何获胜的一章中，李劼明晰地指出了中日两方军力对比的悬殊以及中国陷入的国际困境。同样是揭露中共利用抗日壮大自身的卑劣真相，在《谁是新中国》那本书中，由于作者爱国义愤之气太盛，又深受毛共话语的熏染，其长篇大论的批共文字便显出了十足的“共腔”，读其书未终篇已让人感到厌弃。与之相反，李劼则从汉唐已逝，华夏民族的阳刚之气大衰说起，抓住了中国人普遍的软骨头要靠嘴头和笔头来壮威的爱国口号病症。他痛批此类人“敦促他人御敌，比御敌本身还要理直气壮。于是，道德的语言暴力，最后在爱国狂潮中演变成了肉体的消灭。”（《枭雄与士林》，页43）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李劼的历史叙述再次展开 “时空之窗”的抢救行动：除了替议和派叫屈，他还严加指责蒋介石没有效仿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把日军引向中国最险恶的邻邦苏俄。同样披露斯大林如何促使中国牵制日本的以邻为壑之策，辛灏年把蒋介石歌颂到让人觉得肉麻的地步，而李劼则率直批评蒋介石如何被迫地媚爱国之俗，以致实行冷酷的焦土政策，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去堵截日军的长驱直入。蒋的被迫之举之所以令人甚感扼腕，是因为国军的奋勇抗日和前仆后继在电影上看起来虽悲壮惨烈，事实上却正好为趁抗日之机充军力扩地盘的八路军打了堵枪眼的前锋。李劼向我们冷峻地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煽动大众高唱血肉筑长城，一直唱到国民党不得不把自己的部队拉出去筑长城。毛泽东当年高喊诸如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之类的调调，其潜台词就在于，请蒋委员长率领军民去用血肉筑长城。秦始皇喜欢筑长城，毛泽东也喜欢筑长城，因为都是用他人的血肉为自己的江山筑长城，何乐而不为？所以《义勇军进行曲》理所当然地被选作国歌。” （《枭雄与士林》，页43）

      李劼剖析的“血肉长城策”是点到了中共厉害的一手，但置诸今日的历史叙述，这个“策”又不宜肯定得太死，不可把它渲染成神乎其神的谋略，事先定好的计策。我在有关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的一篇短文中说过：“中共的革命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求取幸存的历史，他们胜利得太侥幸，得意得也很可耻。”这一侥幸是侥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幸，投了国内外局势阴差阳错的机。历史并无合理性和必然性可讲，曾经有过的战争更非演义上编排得那么符合必胜的逻辑。战争充满了随机的情境，中共的众多战绩都是幸存的选择逼出来的血路。更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血肉长城”战术的施用不只消耗国军于八年抗战，紧接着也致使国军溃败于四年内战。但关于毛泽东及其中共的革命话语在打败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李劼的议论却似有夸大，甚至不无本末倒置之嫌。什么叫“成王败寇”论？那就是胜利者获胜后运用已掌控的话语权所散布的权力话语。它是为修补当年的寒伧和缺失而事后设置的说辞，是为装饰获胜的丰碑而编造的革命神话。历史叙述者若以为“成王”在当年逐鹿时就已经凭强势的革命话语大获了民心，毛泽东仅靠几篇论文就在党内确立了领导地位，那就未免把打天下的事情和党内斗争的随机性事变想象得过于简单，而不自知其为后置话语所蒙蔽了。如果我们再来一次“时空之窗”的返回当年，去图书馆翻检那时候的报刊书籍，从文字图片中获得的印象也许适得其反：偏处延安的中共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作为话语权的掌控者，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话语覆盖面要比边区的新华社广被多了。三民主义天天都在空讲，委员长的《中国之命运》到处都在散发，但那些话语不管宣传得多么强势，无论如何也起不了强壮国军的作用。他们最终还是败在了共军的人海战术之中，败在了骁勇多谋如林彪、粟裕之类将帅的鬣狗式围杀和秃雕式歼残之中。为赢得那场战争，共军付出的生命代价及其耗费的民众资源是非常血腥，极其惨烈的，真正身历其境而幸存下来的将士，大都因不堪回首而吞没了痛苦的记忆。中共不仁，以人命为草芥；中共英明，铸牺牲为丰碑。凡看过冯小刚电影《集结号》而有所领悟的人，我想都该知晓这个道理。邓小平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叫作“摸着石头过河”，解放军当年打老蒋，何尝不是爬过死人堆向前迫进？获胜后所散布的话语，不过给战死的枯骨贴金箔，为大地的疮痍盖锦缎罢了。种种后设话语，都是武装夺了权的善后处理，是暴力和残杀的合法化论述，一件件精致的“成王败寇”包装盒罢了。

   与编辑过的毛主席著作言论相比，实际处事中的毛泽东被动和平庸的成分就要浓厚多了。是中共及其臣民平庸的配合，把一个平庸者纵容到如此荒诞的伟大。毛从来也没肩负过大统帅的指挥重任，他那个共党的中枢位置与其说雄踞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制高点上，不如说是仅领衔签署已起草好的电讯，以某种被搁置在局外的身份来协调局内诸重量级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别人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情况下，趁人家无暇去发空论之机，他自己抓起话筒，做了一些能起到润滑作用的论说工作。只是在建国后，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越来越专享各自领域的权势，致使那签署文件的手常插不上手，主持会议的嘴更插不上嘴，手和嘴渐露出多余和空洞的窘态，伟大领袖才开始愤然于自己被闲置的落寞。手于是偏要伸进别人的领域胡搅，嘴更要对自己不懂的事乱说，不再满足于仅以领袖形象出现在大会和媒体上的毛泽东便与周围的实干家日益摩擦，频生冲突。冲突到最后，便爆发了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的目标就是废掉所有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哪怕荒废所有的领域，只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只看他挥手，只听他张口，并全都一致向他挥手和张口，振臂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李劼的叙述写到后边，他甚至觉得用“流氓”称呼毛泽东及其一伙都高抬了他们，扫视七千人大会，他看到的竟是这等模样：“近看是一伙无知无畏的草莽，远看是一群史无前例的疯子。” 李劼的速写何其传神！然而，如此低劣的势力竟然在有利的时势下获了胜。这不只是晚近历史对中国人的揶揄，恐怕也是这个民族自己的业报。连毛泽东本人心里都清楚自己的侥幸，曾经半醒悟半自嘲地引一句古人名言警告江青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随着毛的著作霉菌一样铺天盖地，散发到全中国所有识字或不识字的人手中，毛的权力话语最后只化简成两个字，那就是“万岁”。

   就在他大获全胜的峰巅时刻，毛隐隐感到一种被拥戴得过了头的恐惧：他那个伟大领袖的形象越来越与他现实存在中的个人分身而去，高大到要将他这个人的存在压倒的地步。林彪的折戟沉沙更激起了他的末日恐惧，他觉得，必须在临死前清除可能使他死后受辱的标志，制止自己被偶像化的趋势。因此他发出自毁其像的命令，要趁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紧急刹车，以免自己被制作成钟馗为他人守门和打鬼。一个拆除毛像的行动在严密的遮蔽下暗中展开，全国各地都放倒了大小不等的毛主席塑像。可悲的是，毛最终竟没能逃脱被制作成偶像的下场，结果连自己的尸体都不能入土为安，被动物标本般陈列在纪念堂作为党国的辟邪符和镇国之寳。纳西斯（Narcissus）因自恋而自溺，留下了主体殉情于自我幻影的美丽神话。毛则陷入了与纳西斯相反的荒诞处境，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外在于他的形象向他搂抱过来，梦魇一样使他窒息，然而他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自己陷入麻木，最终失身于他的伟大领袖的形象。

   除了批判“愤情爱国”，李劼对汪精卫曲线救国公正的的理解与还原也值得在此一提。针对那些被称为“卖国贼”的人在当时为救国所做的事情，他从中抽绎出所有的“爱国贼”都不具备的忍辱勇气，进而给汪精卫诸人为国难掏大粪，替民族擦屁股的一双双脏手洗刷出了一定的清白。与胡志伟浮躁的“汉奸憎恨”情结相比，李劼的历史叙述具有明显的悲悯情怀。他之洗脏手而不惧弄脏了自己的手，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个人从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急务，的确有很多曲里拐弯的难处和尘封在暗角的苦衷，在事过境迁的今日，还是有必要都拿出来亮到明处，予以顺乎情理的理解和澄清。原来，“号称爱国的往往把国家弄得一团糟连卖都卖不出去， 而被指责卖国的又却原来是最具爱国立场的。”所以李劼立论，有时偏要背离趋光向阳的通则，特意走向蒙上了历史积垢的灰色人物，从他们身上晦暗的色调中辨认出可供品鉴的精神光谱。

   在他组建的政治—人文谱系上，曾国藩可谓他所选拔的诸多“文化角色”（cultural personae）中一个打开场的首要人物。这位自1949年已降，一直被官方教科书定性为“汉奸、刽子手”的人物有幸在80年代后渐渐恢复名誉，自岳麓出版社推出《曾国藩全集》，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投放书市，再加上蒋介石和毛泽东被披露为他的两大粉丝，最新编印的曾国藩家书和奏议一时成为比较热门的读物。李劼特意关注曾国藩，倒不是去凑书市的热闹，而是在他平生的事功上看出了由传统向现代顺势转型的某种可能。

      persona是一个面具，一种人物类型，是被作为叙述者的代言人推上前台的粉墨亮相。李劼所憎恨的大一统天下一极是朝廷皇权，一极是被中共追封为“农民起义”的江湖暴力。曾国藩之所以被红朝教科书贬为刽子手，众所周知，是因为他率领湘军，鏖战江南，最终平定了洪杨之乱。从近年来披露的一系列太平天国暴行不难看出，洪秀全若真推翻满清坐了天下，必然是更加专制的恶性循环。在李劼的人物谱系中，这个把“西方最落后的形式和东方最落后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的魔头，被定性为蠢动的“身体”，被定位于溺人的“泥潭”，同时也被归类为毛泽东的原型，总而言之，被指斥为晚近历史上众枭雄最坏的根子。

   从曾国藩在近年来的形象刷新可以看出，传统的价值序列正在新的层面上复位，中共所建立的革命暴力道统已遭到世人普遍的唾弃。李劼之赞誉曾国藩及其地方自卫武装，是着眼于曾国藩那种非江湖非朝廷的第三势力，是看重他链接江湖和朝廷的作用，是由他的赫赫功业看出了晚近中国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和社会力量开始崛起的姿态。此外，曾国藩又是洋务运动的首创人，他的“采夷气”和“师夷智”而非“师夷技”的洋务上策，明显地表现出由传统创造性长入现代的转型方式，他可谓中国人在技术和知识上自觉接受现代化的开创人。他的没有被充分阐述的事功——也就是李劼所说的“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所显示的可能去向，为李劼的晚近历史叙述延伸出了一条理想的虚线，尽管有国共武装革命那已成事实的实线沉重地压在那里，压得这条虚线断裂残破，似有若无，像一条湮没在沙漠中的细流。

      李劼的勘探和复原使这条断流的虚线依稀浮出晚近历史的地表，也勾动了他重新发现民国人物的深情追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在政治和审美的序列上评说那些文化人的生命情调，比较它们的文化质量，也顺便抒发李自己的抑塞磊落的襟怀。正如他在《枭雄与士林》一书中所说：“文化首先不是通过文字承传，而是经由生命本身延续。因此，文化的繁荣与否，首先不在于著书立说的丰贫，而在于人物的精不精彩。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也在于能不能出现千姿百态的人文精英。”（页38）在此书的下篇“人文图景 精神光谱”中，随着背景由明转暗，人物的精彩在对比中苍黄反复，文化思想被现实政治拖入了难以分解的纠缠，文化人在新旧社会的遭遇遂出现了令人唏嘘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