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一）

中国古代有许多成语故事，蕴含着政治哲学的某些意境，在政治权力体系完全封闭的年代，成语故事为知识份子追求政治理想打开了一扇思考的方便之门。

从前，有一位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叫做叶公。他有一个非常古怪的癖好——喜欢龙。为了突出这一兴致，他将衣服绣上龙的形象，家中的梁柱刻上龙的图案，所到之处，到处讲述龙的故事。

自然，叶公的事迹传到了天上的龙耳中，它倍感高兴，于是亲临人间，特地造访了叶公的家。令它大感意外的是，这位视“龙”为精神图腾的知识份子一见到它，却吓得魂不附体，拔腿走人。

在古代，龙是神秘的政治权力、权威的象征，于是，“叶公好龙”的故事演化成知识份子于政治权力之间复杂的心理情状。今天，这种情状换成了自由、平等、提升个体尊严以及尊重人权，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新的政治追求。

（二）

在全面去政治化的年代，政治思考与行动不仅局限于民间的政治反对力量的政治派对之中，而且，这种危险的话题也逐渐扩散到这个日趋僵化的权力结构内部，说到底，被极权机器压扁的知识份子们主动寻找这种伸伸腰杆的机会，是基本的存在论的需要。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自发的、出自体制内的声音是这个完全保守的统治集团传递出来的希望的福音，其声音虽然非常微弱，却是生长在茫茫荒漠之中的一小片绿洲，被视作这个政权可以自我改良的希望之所在。同时，这种声音的存在，亦或多或少地为民间的政治反对派的成长拓宽了自由的空间，令他们不再感到是孤军奋战。

今天，这种力量大概构建在这样一些人的政治观点和策略之上：于建嵘、胡星斗、李昌平，等等，在潘岳、刘亚洲的文章里面也可以找出这种痕迹，这个名单还可以往下列，他们共同地被称之为体制内改革派新生代的代表人物。

对于这种政治力量存在的意义，刘晓波曾经总结道：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但民间和官府之间的分殊日益明显，民间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体制外异见层出不穷、难以压制，而且体制内的任何层次、任何单位之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异见也不断出新。”

许多年以来，我们从整合政治资源和力量的角度出发，并没有对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运动与这些来自体制的声音作区分，忽略了两者之间在政治思想与行动方面存在的本质上的差异，如果说这种差异的存在不是基于安全上的考虑，而是出自政治理念的话。

首先，这种差异体现在中国现行体制的认识以及实行政治改革的动力方面。于建嵘在这方面曾经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家长式的权威政体”。这种政治模式对改革的态度基于两种相互依存的心理因素：家长理应对他的家庭承担起责任，与此同时，所有的家庭成员必须服从于家长的指令。于是，政治改革的动力自然而然地取决于权力的现行拥有者——家长——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的意思，这是体制内改革派一项重要的政治主张。

在改革的动力方面，体制内改革派寄希望于党的主动让权，使这个家长看上去变得更加人道，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与社会达成互动和妥协，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开明的、专制的社会主义，胡星斗、李昌平、潘岳作过类似的政治评论。或者，更进一步地，希望通过党的主动改革，使这种家长式的管治模式自动消失，让家庭转变为生活中的教会——在这里，不存在家长与家庭成员之分，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类成员都是平等的。

不论体制内改革派基于何种政治愿景和立场，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而这恰恰是极权统治的根本特征。一直以来，体制内改革派都刻意回避这个基本的政治常识，显然，作这种政治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差异，存在于家长与监狱管理者之间：在一个家庭内部，无论家长的性情如何暴劣，它的存在始终有其道义上的合法性；对于监狱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它的存在只是一纸冷冰冰地、非人格化的、强制性的邀约，无须什么合法性。

（三）

毫无疑问，这种基于政治现状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党内主张改革的一翼对待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运动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当代体制内改革派与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对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力量的不信任，对它们的存在持排斥、反感、甚至是敌视的态度。

在如何对待民间的反对力量方面，于建嵘写道：“不可行，也做不到。培养体制外的对抗力量，可能会撕裂社会。”事实上，这种观点一直流行在党内改革派的思想脉络当中。在他们眼中，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普遍意义的受压制和他们的抵抗仅仅是家庭成员不满于家长的管制，而非囚徒与监狱看守之间无法调和的根本性冲突。无疑地，这种来自社会的抵抗对现行政治秩序构成威胁，对体制内改革派而言，无论这些抵抗的理由有多么充分，都不能挑战现行体制在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对我们来说，首要的问题并不在这里，在于我们的人权是否得到保障，比如：合法的个人财产是否受到非法的剥夺、行动或者信仰的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言论的自由表达，等等，总之，根源在于受到极度压制的人性，而非政治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显然，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运动，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争取公民权利运动这一背景之上，是这个背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我们而言，将自身未来的命运交付给极权统治者们，无异于将我们的理性、良心、责任感毫无保留地放到监管我们的监狱看守们的手中，并指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某一天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他们自动消失，社会获得自由，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1989年的事件表面上看来是这个制度内部保守一翼与改革派较量的产物，其实质是极权统治与整个社会之间深层次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放大到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那场有限的改革是党内开明的改革派主动推进的结果，不如说是来自社会的持续压力迫使整个体制进行的一次自我调整，这种社会压力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

对体制内改革派而言，一方面，希望通过党的改革达到一种较为开放的政治；另外地，对整个社会走向多元的趋势，从心理上持保留、警惕、乃至敌视的态度。从这个角度上分析，当代体制内改革派的思想高度甚至并没有能够超越他们的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