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都知道，当今“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之中国有两绝。一曰巨额投入“维稳”；一曰禁书。
其实，“禁书”，对武装在手的铁腕政客而言，本是便（bian入声）宜招法。有趣的是，这里动不动张扬“主义-思想-理论-观”一脉相承加发展创新，但查禁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品之余，连凝结著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自家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实录也按住不许国内印行，比如李鹏《六四日记》，比如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当然所谓“实录”，是作者的自我标榜。其中有意无意的造假，以及出于“党性”而这里隐点儿那里扬点儿，读者只有练自己的火眼金睛了。
《十二个春秋》里边，著者反对“两个凡是”和推动包产到户的辉煌，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书中最摄人之篇章，当属“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即毛泽东肉身挖空放倒之后，著者一帮好同志，如何令其精神长驻无产阶级（如今是红色权贵）武器库，而与改革者场面上、桌底下的搏斗。
朱厚泽说，在《十二个春秋》里，作者不下二十处点他的名。“第一处就是错的——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去查一查。”什么“简单的事”，怎么错的？
在该书533页，作者说到他于1984年春夏之交赴川贵鄂三省调查研究，“在贵州的时候，我初次接触了朱厚泽。他是贵州的省委书记。这个人在反右时候受到过打击，但没有消沉，而是读了很多书。”接下去的还有这样一句话：“当时对他的印像不错。后来提名朱当中宣部长，我投了他一票。”
后边这句我们放到下一篇再说，现在先讲反右时候：1957年，朱厚泽并没有遭阳谋暗算的荣幸，他那时候正在一家烟厂当总经理。而“受打击”并膺荣“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言人”外加“反革命第一书记接班人”桂冠，是在1964-65年的“四清”。
说到“四清”，坊间，包括学界，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桃园”“小站”，还有一个更为生猛的案例：把“烂掉了”的贵州省班子一锅端。带著2000人的工作队、以“推广王光美‘桃源经验’”杀过来的，是一直与极“左”格格不入、有著白区地下党背景的四川省长李大章——秉承的更是绝望中的刘少奇之旨意。如果读者在当代中国史识的基础上得以体味刘少奇彼时的挣扎，就不难想像李大章到贵州如何昧心地大玩“‘左’中自有更狠‘左’”，以及不过任职“经委副主任”的朱厚泽的经历了。
李大章带了20几个部长副部长、200多个司局长，前往贵州夺权。用朱厚泽自己的话说，“清理什么吃喝玩乐呀，什么困难时期躺到不干、多吃多占呀……对这些事，我当然满不在乎……”，没想到弄了一圈之后，工作组长找到他：“你不要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我告诉你，你最坏。”
他那年33岁。 如果非说有什么问题，不过精力过足、眼光过于犀利、表达能力过强而已——这一特质追随他终生，不断被忌恨者以“最坏”视之。1964年的那次“最坏”，指的是有人把他做过的两个报告揭发了：在已经没饭吃的1961年，全国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针对下面普遍疑惑（三面红旗不是伟大吗，怎么又是调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朱厚泽本来可以和所有共干一样板起面孔背社论，无奈他太钟爱同志间的真情交流，遂借手工业、商业调整，讲起“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讲“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准怎么搞全民所有、共产主义？”；还以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还保留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有积极作用”做题目，讲了商业、市场、恢复集市贸易，恢复流通等等社会经济ABC。
“最坏”的“修正主义党内代言人”下放生产队14年——直至11届三中全会。2009年，在给我讲故事的时候他告诉我：“邓立群说我没有消沉，读了很多书。讲得不对。第一，我相当消沉；第二，书读的也不算多。”
那年头当然没什么书可读。但他还是读了。泥棚里、油灯下，他读懂了毛泽东和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