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香港纪念八九“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动给我全身心极大的震撼，震撼之大有一事为证：从那时至今我几乎弃笔不再写文章，内心有一种隐秘的动机要把那不可言说的震撼死死的保住和藏起来，生怕她失去，毕竟那经历是人生高潮中的高潮。这似乎是自私又好像不是，至今未得其解。
最难忘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去年香港的纪念活动以五月三十一日的大游行开始。全程近五个小时，八千多人参加，沿途加入者不计其数。支联会领袖们及香港各派民主力量的贤哲及领袖们都走在队伍里，二十年如此。我流亡美国十七年第一次踏足中国土地，目睹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一下就把我带回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震撼之大无法用语言描述。除了时差原因的夜不能寐，八九年的记忆铺天盖地而来，几百家媒体轮番轰炸，若不是陆军练出来的功夫，几天后就难以招架。十天后我回到美国，发现自己竟减了八磅。更令我震撼者，七十八岁高龄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全程走完。我和华叔手挽着手几小时一同经历那难忘的纪念八九“六四”二十周年大游行。华叔的精神和气概，以及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尢其对艰难中的中国民主事业的鼓舞，我认为他成为华人中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最为合适。
十七年前我幸运地到达香港，十七年后终於又见到了当年直接帮助我的朱耀明牧师和师母。重逢也给我人生幸福的震撼。去年被邀回香港，支联会的领袖们、朱耀明牧师和师母、张文光议员、何俊仁议员、李卓人议员和蔡耀昌副主席等专程到机场迎接，也是我人生中值得好好珍藏的记忆，难以忘怀。
最难忘的是“六四”晚上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大约十五万人参加，烛光波涛，气吞山河，同悲同泣，惊天动地。我有幸作为二十年第一位无条件进入香港的前学生领袖，作了八分钟的讲演，“与悲痛的人同悲痛，与欢乐的人同欢乐”。当我讲到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共一党专制退出历史的舞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时，十几万人掌声雷动。我的心已被融化，被香港的父老乡们的心愿和爱所融化。那心愿和爱是巨大的力量，远远大过物质的力量和专制力量，因为渴望自由民主的心愿植根人的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她能长存！
去年香港的纪念活动虽然创历史之最，但也是十九年来历年活动的累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以来，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和爱好人权民主自由的人士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纪念就是回忆，不断回忆，与遗忘作斗争。笔者亲自经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六三”晚上“六四”凌晨还抬过屍体。此后就是年复一年的回忆和纪念了。
回忆化为行动的力量
讲到回忆，我很想在此深化一下，也算是为旷日持久了二十年的纪念八九“六四”的活动作点形而上学的描述（不是共产党词彙中的那个形而上学）。
我的神学专业知识在此可派上用场。回忆是什么？当代天主教大神学家瑞士的龚思汉博士讲得最有深意。他说：“回忆本身可能是一种大的幸事，是一个跳板，有弹性，活动的一端会促成巨大的跳跃。回忆能够复苏过去的恐怖，作为一种警告，但是它也能够打破现实的壁垒和已经完成的事物，能够脱离现在，打开通向更光明未来的道路。”（引自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论基督徒》，杨德友译，第133─134页）
这段话虽然是为诠释基督教的特点而说的，却深化了我们对回忆的理解，那就是回忆可以打破现实的堡垒，打通通向更光明的未来。具体说来，我们纪念八九“六四”就是要通过回忆打破中共一党专制的堡垒，打通通向民主自由中国的光明未来。这就是我们纪念八九“六四”的深刻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全世界在过去二十年里大大小小的纪念八九“六四”的活动，都是在参与打开那通向中国民主自由和光明未来的道路，而以支联会领袖们每年举办的纪念活动最宏大最成功。难怪当我在十五万人的烛光晚会上说出“香港是全世界的骄傲，全中国的骄傲，因为香港有珍爱自由的人们！”时，也获掌声雷动并被媒体和网络广为引用。
回忆八九“六四”，纪念八九“六四”虽然有时是痛苦的，但回忆带有颠覆性的力量，能打破专制的堡垒，僵化的社会结构，唤醒沉睡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一党专制政府害怕人们记得八九“六四”，打压国内外一切纪念八九“六四”活动。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和一切有自由的地方都记得八九“六四”纪念八九“六四”。
当然，回忆并非就是静候等待，讲讲话写写文章，最有力量的回忆是行动！这一点香港过去十九年的纪念活动是做得最好的！
今天的中国最需要回忆的力量加行动的力量，在回忆中行动，在行动中回忆！这样才可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打开通向那民主自由和更光明未来的道路！
二○一○年五月一日
原载《动向》月刊2010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