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睡得晚，醒得迟，朦胧中感觉手机收了好几个短信。这样一个经过风雨夜的周末，谁会记挂我呢？
睁开眼睛，阳光明媚。仿佛昨日的阴雨不曾有过。
几个朋友转发来短信：“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身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对亲朋好友多年的关心和帮助谨致以衷心感谢！特此泣告。妻熊振群率子女2010年5月9日。”
贵州的杨建国先生称道，“中国伟大的思想者、学者朱厚泽永垂不朽。”
学者张健说：又一棵大树倒了。
跟厚泽先生有一面之缘的闯歌从云南发来短信：“请转达对朱厚泽先生的怀念之情。”
……
哦，昨天我还在跟少安等人谈起厚泽，我们都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厚泽先生选择了这么一天，母亲节。这个童年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曾撰文怀念抚养他的二姨说：愿她的灵魂得以从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超渡，得到安息。现在他也离开了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得到安息了。
原来昨天的阴霾是为他而来，昨夜的京城大雨是为他而来。
人天眼灭，哲人其萎，从风从雨。
二
四天前，福建的梁丹先生给我短信说：世存兄，厚泽先生危在旦夕！若在京，烦去301代我们见最后一面，痛殇！我回说，我两个多月前去医院看望过他，他要我别再去看他，要我安心读书、思考问题。梁丹回复，那么尊重吧，听说他已不能言语，我会为他祈祷。
昨天下午我去见少安兄的时候，李宇锋先生打电话，说是厚泽先生已在弥留之际，他希望我能为厚泽先生写点文字，长短不论，并问我还有哪些人尤其是年轻朋友可以写字的。在此之前，少安已经拜托过我了。我没有犹豫地答应下来。
见到少安兄，提起厚泽先生。少安说，这个当然，心里要有数；只是不必刻意，不必矫情。他的消息比我的多，向来待人和善的他说，国人的无行难以言喻，就在这样的时候，厚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人跑到病房里，要厚泽写字；还有一个人，到病房里支起行头，给厚泽拍照……对少安说的人，我甚至猜到了是什么人。
少安说，人的不懂事是不分年龄的。我想少安的感慨和我的类人孩之断词异曲同工，只是我们都还温良了。国人多无是非，无礼义廉耻。这些平时无行的人，只会见机投机，故到老也不懂事，不明事理是非。
三
两个多月前，忘记了是大年初六初七，我换了几次公交车，进城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厚泽先生。在门口填写访客登记，进入医院大楼，感觉一切都是空荡荡地。离医院一路之隔的东单仍是过节的热闹，我穿行在热闹和寂静里。
进了病房，于浩成、施滨海两位戴着口罩往外走，他们跟我打了招呼就出门了。厚泽先生坐在椅子里，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士正跟他说着什么；他看到我，拍着身边的床板要我坐在床边。我坐上床沿，听女士询问厚泽先生的病情，很快认出原来是胡舒立。
厚泽先生解释了一下病情，我给厚泽先生讲起大理苍山西边的千年的核桃树，厚泽先生笑了，他跟胡舒立解释，说我这两年在大理生活，他曾劝我去看看那些几百年上千年的核桃树。我心里犹豫是否要讲讲我知道的村民靠核桃生存的故事，我更想说一粒种子承载了千年的丰富。但看着老友的病容，我更觉得沉默陪护是最好的方式。
施滨海发短信，说老人要多休息，劝我问候完就走。我坐了一会儿，也就告辞，并说再来看他。厚泽握着我的手说，你不要来了，赶紧做自己的事，读书，好好想问题。
四
我认识厚泽先生不是通过圈子的朋友，而是通过老乡、我的兄长蒋亚平先生介绍的。算起来，有十几年了。亚平跟厚泽早就认识，对厚泽非常尊重，经常请厚泽先生聚一聚。我是在一次聚会时遇到了厚泽，并听他唱过俄罗斯的老歌。
有一年，厚泽先生生日，亚平不在北京，他委托我去给厚泽买一个花篮。我为此第一次去厚泽先生家，在万寿路的高干大院，见到了厚泽先生。他的家算得上朴素，简单，没有多少家具、装饰，但干净，清爽。我们聊了什么，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他给我看过他的摄影，我看着他讲玉龙雪山一类的摄影照片，心不在焉。
又有一次，朋友托我去游说厚泽先生编他的文集。我再去厚泽先生家，那时我跟他已经算是熟朋友了。他的家没有变什么，一切简单，适得其所。一个大的木头架子上一层层摆放着新收到的报刊、资料。我知道他仍关心社会，但希望他能同意编集子，尤其是希望他做一个口述自传的东西。他也认为很重要，并举例说项南走了，没留下什么资料，是一个损失。但说到他的自传或口述自传，他就绕开话题，只说自己太忙，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他是忙碌的，他的交游极广。年轻朋友开一个小会请他，他也会到场，更不用说他经常全国各地跑，调研、参观。我就见过当红的人物把厚泽的名字挂在嘴边，也见过有人写文章把自己跟厚泽先生绑定在一起。
有一次我在万寿路等人，遇到一个老人走过，嘴里不时噏动，状若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老人又走过来，有若神经。我一时为老人的孤独伤感，问朋友注意到没有。朋友说，你以为他是谁，曾经红极一时，大名鼎鼎的前中宣部长，左王啊，你看他现在下台后的下场，一糟老头子而已。你看同样为中宣部长，厚泽现在的生活多么充实……
五
但厚泽的悲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单是指他做中宣部长，成为改革中国最先落马的改革派政治家；还有他晚年的忙碌充实，有许多事并非他所愿，并非最为切要，但他不得不去做了，为此耗掉了他的大部分精力。
朋友们谈起朱厚泽，曾说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年龄不上不下。一般而言，人们不在位时比在位时要开明一些，这些开明派多被称为党内的民主派、自由派。事实上，他们退位后的生活是在余热和过日子间摇摆。过日子无多少理想可言，也无什么作为可言，而多跟身体检查的各种指标相关，跟血脂血压、心跳速率、脑部供血、骨质疏松、肝胆阴影……相关。余热则是见马克思之前的作为，是他们曾经风云一生的惯性。因此，他们是孤独的，又是坚持原则的，他们失去了跟社会更多接触的条件，但他们愿意听闻信息，喜欢定期热闹、哪怕是相互取暖。这就给了一些年轻好事之徒或有心人以机会，他们给这些老人提供聚会的机会、信息，请他们表态。因此，开一句善意的玩笑，这些老人即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也会因名因信称义，这名或信就是他们眼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开明、民生，党内民主，等等。他们在群众中赢得了名声，被称为德高望重。好事者以结识他们为荣，以把他们的片言只语捅到媒体上网络上为正事。
厚泽先生的年龄较他们小，被这些资历高辈份高的老人理所当然地看作同类；厚泽先生有着传统的做人美德，故任劳任怨做一些跑腿的事，而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在心底。在公开场合，他只能发表一些比喻，比如他多次暗示问大家，为什么从门进来的主义，却从窗子里扔出去了。
我在《非常道》里收录了厚泽先生两则故事：
1985年，中共中央调朱厚泽任中宣部长。参加北戴河工作会议时，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清华出身的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胡耀邦点将要朱厚泽发言，朱说，他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朱的发言，反映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
1987年1月28日，邓力群带着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六
作为一个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厚泽先生的晚年是忧郁的、孤独的，尽管他的生活热闹、日程安排得紧张、充实。但他的思考少有外人所知。
李慎之生前对我感慨寂寞，只不过李是外向的，能够天文地理海聊神侃的，厚泽先生却内向，寡言。李慎之说所谓的党内右派不思考，厚泽先生比慎之先生走得更远，他在心智、精神、灵魂、头脑上超出党内右派们远甚。我想这一定有出身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的原因，李慎之有贵族气，书生气，厚泽先生却来自贵州，一直跟平民大众的心相通。
人们可以从厚泽先生的一生中总结出他的诸多特点。比如他的亲民，当他被北京召进高升，他的贵州省委书记之职由胡锦涛先生担任，他带着胡下乡。朱厚泽说:“锦涛同志来了，我也不办什么移交了，咱们一道下去看看，比坐在上头办公室里介绍情况强。”比如他的治国心思，他在中宣部长之任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理念。比如他的治道，退休后，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常人政治”思想，给当局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是一个能上能下的政治家，他懂得时，也懂得位。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做成他的营养，他在贵州工作时的见地即不同凡响，贵州的生活和工作给了他梯级、平台、台阶的意识，他一生就是不断地梯级上升。但他一生从未等待过，用他在贵州主政时多次阐述的观点：按照梯度开发理论，如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似乎只有等待东部、中部都发展上去了，才有你的份。人不必幻想或等待明天更好的生活，因为人可以让自己当下的生活好起来。因此他能以自由看待发展，能质疑一般人眼中的统一、文明，能思考进步和天人关系，能理解阳光政治和中国模式……
他的时运不济，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但他从不抱怨，只是专心于自己的思考。有些书生气重的策士曾给他建言，说他做过地方诸侯，资源广众，该如何如何，他苦笑。何家栋先生生前感慨厚泽至清，说求他安排个人，他都摇头。
我当时也以为是他廉洁，后来发现这是厚泽一类有着圣贤心理的中国人的必然命运，他一旦不在其位，他的资源相当于零；我后来发现，厚泽先生是深知此中三味的，他明白自己能够施展的空间有多大。一个不在其位的贪官污吏都是人人可欺的癞皮狗，一个不在其时的企业家会抱着金银财宝饿死，一个不在其时位的地方大员则跟我们这些文人差不多，只不过厚泽先生不想做文人。我一度称其为独行侠，后来发现他跟我一样只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七
厚泽先生的自由境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般人以为他是改革派，良心派，党内自由派，党内难得的好人……这都是当代汉语的窘境的表现。实际上，在我理解，厚泽早就在内心里跟他的党告别了。君子群而不党，厚泽先生合群，但他绝不会党。他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公开退党而已。我看过他的散文，那样的人间情怀不是一个“松树的风格”、“敬畏人民”一类的共产党人写得出来的。他早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只不过他以自己的心力向中国人攀升，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也确实越过普通的中国人民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被误解，被打压，被监视，被封杀……
厚泽先生是一个爱思考的人。这样说，我总是忽视了他的行动能力，实际上，只要给他平台、机会，他的能力是超强的。我看过他在贵州任上给北京写的千字报告，那样的文字是我们这些书生写不出来的。
我国民一生大概只有五年左右的时间光华灿烂，其他时间，不过是庸人和看客，等而下之，不过是糜费民脂民膏的寄生虫，不过是祥林嫂一样的活物，不过是类人孩而已。“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很多人没有善用这宝贵的三年五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正在其时。项南在福建任上，只有三年左右的实践机会；厚泽在中宣部长任上，更只有一年的施展机会，但他们都善用了这一年、三年，因此他们为人记忆，他们不一定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但他们给世道人心以安慰。
一个民族跟一个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厚泽先生深知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无物之阵是如何遮蔽了我们个体的心灵，他也深知时代给予一代又一代人幻象的骚扰。每个人不从根本上着手，就没有希望。
厚泽语重心长：“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
八
我曾经应朋友之约为厚泽先生的一次演讲写编者按语——
本期编发了朱厚泽先生的一次演讲摘要。朱厚泽先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有悲剧色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执掌中共中央宣传部期间的“三宽”政策几乎跟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策略相当，他的命运显然不如戈氏幸运；在他和他的同志手中，已经无能清算埋葬专制中国的当代形式……
但是，朱厚泽先生的言路思路走得远比他的共产党同志远得多。在共产党的等级专制和普遍专制体系内，在由其名位、利禄、形象、思想、权威、德高望重和羽毛等组成的差序格局里，朱厚泽先生显然背离了一个党人的本质，他回向并认同到文明史以来的精神进化的前沿，尤其是他的晚年更是“海阔天空凭自飞”：他的生存的全部落脚点在于人的良知正义。因此，他远比陈云、利加乔夫、久加诺夫这些自以为是（纯正）的共产党人要平实得多，甚至比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明达正直的共产党人要超越得多，他属于历史和人民大众。
了解中国当代史的学者承认，一个顾准足以挽回极权时代的中国思想的荣誉，一个李慎之足以安慰后极权时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后人将会承认，一个朱厚泽足以救赎以理想自任的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朱厚泽去职之后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是陈独秀先生晚年思考的当代延续；只不过，朱厚泽先生思考的背景比陈独秀先生当年的更要复杂更要困难。朱厚泽先生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在深度广度上早已超越了陈独秀先生晚年对民主问题的著名反思，这一点，了解朱先生近年言行的朋友，自有会心。
尽管今天的中共官员们大多嘲笑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幼稚和亡党亡国行径，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朱厚泽先生悲悯地理解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专制人格。朱厚泽先生，跟千千万万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一起，跟中国人民一起，在努力探索中国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路径、方法和目的。一个饱经罪苦的东方大国，将会在这种努力下成功地纳入文明世界，能够良性自处并学会跟世界其他民族共处。
——现在看来，我当时行文还是太激烈了一些。我们太容易走向是非主义，太容易为是非争辩，而忘记了人的有限性，忘记了有限生命中无限的仁爱。我们又太容易飞龙在天时得意忘形而不干正事，或者我们以为形格势禁，守位守时以投机要紧。这正是无数同胞身为中国人民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得意的原因，也是无数同胞身处强势而无作为的原因。从三公之贵和中国人民之贱中新生的厚泽先生一如他的名字，宅心仁厚，泽惠万方。
九
厚泽先生是我知道的中共党内高层最早用电脑的人之一，他比我用得还要早。我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那时就听说厚泽先生一天有好几小时泡在网上。他的知识、信息一点儿也不陈旧。我曾称道说，近代以来，只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的发展演进跟世界知识同步；而当代的落伍几乎无人关注。这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精神和知识的世界同步性，厚泽先生就是这少数人之一。他真的是像海绵一样吸取并站在人类思想的高端。
我批评贾府的焦大，当代社会的二丑，痛陈时代进入了一个次法西斯时代，……这些文字厚泽在网上都看到了，他见了我竖起大姆指，并几次不厌其烦地把电子邮件告诉我，要我把新作给他看。我明白他早已不是贾府的一员了。
我曾经幻想跟厚泽先生交流得深入一些。他被人称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曾问他是否听到此传闻，他说有此一说。但说得深层问题，其实是没有的，现实问题都在那里摆着，有什么深一些浅一些呢，他提常人政治、阳光政治其实就有此意思。大有深意其实平常。次法西斯时代，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只是在平常运转而已，如何调整方向，政治家企业家思想家们不需要有多么深刻伟大，不需要阴谋晦涩，只要尊重常识，尊重常人而已。
前年秋，我到福建连城，遇到参加项南纪念会的厚泽先生，他见到我，非常开心。他还是关心国是，只不过他的视野更开阔了，他问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危机会否带来社会思潮的左倾，我以历史不走回头路走了也是闹剧的话来宽慰他。他问起我做什么，我说兴趣转到中国古典中去了，他点点头。我问他做地方大员时，统治的特务手段是否渗透到乡村，是否每个乡村都有了线人；他说不是，那时的干群关系还是不错的。说起大理，他要我有机会到苍山西边的村里去看看，那里有几百年的核桃树，有意思得很。我以为他是想知道那里的村民如何了，我后来去村里小住，一再看着那些核桃树，想起厚泽先生，突然想到这百年千年的老树给予厚泽的意象远非民生那么简单。穆旦的诗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不禁伤感我们中国人多终其一生只能做一颗颗种子而已，无能开结出这穿透时空的花实色相。
我们和耶苏一样，给我们你给他的欢乐，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
在非我之中扩大我自己，
让我们体验我们朝你的飞扬，在不断连续的事物里，
让我们违反自己，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
主呵，我们这样的欢乐失散到哪里去了
因为我们生活着却没有中心
我们有很多中心
我们的很多中心不断地冲突，
或者我们放弃
生活变为争取生活，我们一生永远在准备而没有生活，
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
主呵，我们衷心的痛惜失散到哪里去了
每日每夜，我们计算增加一点钱财，
每日每夜，我们度量这人或那人对我们的态度，
每日每夜，我们创造社会给我们划定的一些前途，
主呵，我们生来的自由失散到哪里去了
十
我回到大理的时候，跟厚泽先生通邮。他很快给我发来他的照片，我称道他的“玉照”照得好，把一个忧患的仁者志者形象照出来了。到大年三十，我写下四十生日自寿诗，呈厚泽先生，他回复说：我元月住院作口腔手术，已于前日回家，没大问题，愿你好好宁静下来，观察思考，未来需要办的事还多啦。保重保重。
到三月份，我住进巍宝山长春洞。在道观里无事，上网看到“老头会”的老人们挺胡，说是要站在一起，看到厚泽先生的名字，很是诧异，很快又看到文章说这是某人代厚泽先生强签的名字。想到厚泽先生寄赠我的照片，就口占了几章打油诗，名为“题赠朱厚泽先生”，给厚泽先生发过去。
一
革命家风多威权，圣徒心地遵至善
戈巴契夫中国命，百年称道在三宽
二
门窗路径已惘然，懒与宵小讨立宪
别有衷心谢时望，签名上奏是乡愿
三
东土变易虽枉然，一息尚在求善缘
论世忘却三公贵，风雷悲悯少年看
四
地仰天俯真信然，蝴蝶飓风也相关
民我同胞物我与，无声无臭厚则宽
很快收到厚泽先生的回复：“世存老弟:谢谢你的来信和题诗.传上京郊照片一张.略表心意吧.如有空,请将电话相告.祝好.朱老头200903150:05”“朱老头”传给我的照片居然是我的一张照片，几年前我们在郊区玩儿，他偷拍了我，我都不知道。事隔多年，他居然随手能找到我的照片寄给我。这是我这样的书生做不来的。他要我告诉电话的事我忘得干干净净，这次写怀念厚泽先生的文章，才想起此事。他太寂寞了，一定有话要跟我说，只是我远在天边，尚未能让自己适得其所。
但我相信厚泽先生能够理解，正如我能感受到他纯良的心地。我们努力了，这就够了。无论我们作为一颗种子是否开花结实，我们不曾受时世的污染，这就够了。
网上流传现场的朋友短信说：朱厚泽先生辞世的那一刻，雷声大作，风雨交加，医院的院坝里，一地白花！若不是亲眼见到，真难以置信。
我因种子意象想到厚泽先生，不禁想起唐人在他们天才的诗人李商隐辞世时写的挽诗：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
良马足因无主踠，旧交心为绝弦哀。
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
但网友的短信让我明认，厚泽先生作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希有的圣贤和大地种子不必抱憾，我们也不必抱憾。他做了他该做的，他不得他该要的。天地也因此为他送行，在母亲节这一天让他回到永久的故乡。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解脱者，罗汉，真正的无位真人，一个足以风行百代的中国人。
十一
王安石辞世时，他的不可戴天的政敌司马光主张“尚宜优加厚礼”，因此哲宗皇帝对王安石追赠太傅称号。他的另一敌人苏轼时任中书舍人，负责为皇帝起草诰命。苏东坡跟司马光一样超越了政见，站在更高的层次，为王安石盖棺定论。苏东坡写道：“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苏东坡向自己的敌人致敬，因为他们共和才有生命，才有美。
这位不世出的宋代才子为皇帝代笔，为他时代的圣贤和大地种子送行，因为他看出了种子的示范效应：“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如果我们公正地看厚泽先生，他也正是我们时代“作新斯人”的典范！
2010年5月9日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