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一个含混的概念
“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现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他说：“官僚资本主义”“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42
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这中国的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独占资本，这些资本，据陈初步估算，至少在200亿美元左右。陈还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他们对于中中交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在资本上的独占，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43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有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44 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三座大山”之一的由来。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国民党政权；随着革命的胜利，他们在大陆所拥有的财产也势必随之没收，因此将他们作为另一个新的革命对象，似乎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只是为我们没收官僚资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但是，这个“依据”是有缺陷的。
最明显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拥有的巨大资本是否都是他们家族的私人资本？还是其中一部分是国家资本，一部分是他们的私人资本？也就是说，是否应当将四大家族资本区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个部分？
毛泽东和陈伯达都回避了这个问题，相反，在他们的阐述中有意无意的都将之归结为私人所有的资本。毛泽东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陈伯达说，四大家族的资本是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独占资本”。笔者认为，“官僚资本”应当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资本，而四大家族作为政权机构的核心人物，他们所经营、所控制的资本不能认为全部是他们的私人资本。遗憾的是，从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一直因循旧说，将聚集于官僚们手下的资本都误认为是他们的私人资本。
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
早在1942年，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一书的附论四“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国官僚资本的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资本；第二种，是官僚使用的国家资本；第三种，是官僚可以控制、制约的民间私人资本。三种资本所有权性质不同。但是，后两种资本，由于官僚权力的渗入，能使官僚所有的资本“迅速扩大起来”，如果没有后两个资本形态，“第一个资本形态，也许根本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形成为官僚资本”。因此，“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形成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王亚南对当时中国官僚资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见并未为毛泽东和陈伯达所吸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社会上流传的无不是秉持毛陈之说，王亚南的精辟分析一直被埋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对官僚资本的研究才突破旧说。最主要的是将“国家资本”从“官僚资本”中剥离出来，这样，有三种形态的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一般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所有者主体不同，但官僚资本是官僚们借嫁权力将国家资本融化为官僚私人所有而获得畸形发展的资本。因此，认识官僚资本的消极作用恐怕首先应当认识产生官僚资本这一体制上的原因。这一思路，对于认识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至关重要，对于认识今天中国社会的权贵资本也很有现实意义。官僚资本可以没收，但是产生官僚资本的权力体制如果依然存在，那么，这种资本形态仍有生长的土壤。所以，有的论者提出了官僚资本对于民国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45
“四大家族”的资本有几多？
在将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作了区分之后，人们关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为止，虽尚不能提出准确的数字，但已作了尽可能客观的评估。陈伯达的200亿美元说和毛泽东的100万万至200万万美元说显然缺乏科学的和事实的依据。
学者们认为四大家族中应将宋、孔与蒋、陈加以区别。宋、孔两大家族是当时中国最显赫的豪门资本，依仗官方关系，利用时局大发其洋财，这在抗战期间乃至战后都是国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逐步公开了四大家族的“绝密档案”。经核实，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总资产为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另外，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均无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另一个豪门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资产呢？李茂盛对孔祥熙的自有资产进行了考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作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孔氏家族实际所拥有的资产约为50—100万美元。46 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数据，确切的数字尚待档案公开后核定。
至于将蒋介石、陈果夫与陈立夫列为“四大家族”是一种硬凑。资料显示，蒋介石本人名下没有什么企业。宋美龄与美国陈纳德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是一家宋美龄入股的中美合资企业。2003年宋美龄去世遗产只有12万美元，在台湾、纽约均无房产。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一处住房是结婚陪嫁。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为蒋介石操持国民党党务，一生清廉。陈果夫1949年去台湾后不久患肺结核，因无钱治疗，导致病情难以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对病魔已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去世，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妻子过着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返台定居，读书自娱，不问政治。晚年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至2001年去世，享年101岁。这都说明，二陈从政时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出政后过着平民化生活。将他们列入“四大家族”是出于政治宣传需要的拼凑。历史学家唐德刚亦说，陈立夫作为“四大家族”“不够资格”。47
国家垄断资本：市场经济的天敌
除了官僚的和民间的私有资本和私有资产外，就是国家资本和国家资产了（资本和资产的区别在于，资本是经营过程中增值的资产，即能带来利润的资产）。民国政府所拥有的资本，如同毛泽东和陈伯达所说的，具有垄断性、买办性、腐朽性，以及对社会民众的掠夺性的特点，因此成为革命的对象。其实，现代国家都占有一定的资本，问题在于所占有资本的多少以及资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说，国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一资本所产生的效益（包括利润）在社会各种需要之间的分配问题。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国政府的国有资本，却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了垄断程度更高的国有资本，并将所产生的利润等效益优先满足少数权贵的需要，对此应作何评价？能否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国有资本具有垄断性、腐朽性和掠夺性的特点，而共产党政府的国有资本不再具有这些特性？相反，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资本主义三百年的发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发现，任何国家垄断，不论是何种名义何种性质的国家垄断，都会有损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国有资本不可无，但决不能垄断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和社会的经济生活。经过公有化实践的中国人不能不承认这一真理，以此可以预见到至今仍是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的归宿。
垄断性是国有资本各种弊病的总根源，其弊病也远不止毛和陈所说的那一些。国家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势必挤压民间资本，使民间资本失去自由发展的空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到国家资本和外来资本的双重挤压，生存维艰。这种经济结构又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趋向萎缩。1949年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国家资本）之后不久，索性也消灭了一切民间的私人资本，形成了国家资本即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其垄断性和官僚性达到了极端，也就是说，消灭了一种垄断性和官僚性经济，却出现了彻底的垄断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经济，虽然其性质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但结出的果子却是酸酸的。
这种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其内部机理带有天然的病灶，那就是低效益、高消耗，产出少，投入却多多。其深层的原因是资本的所有者、收益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我们可以不说这是国家资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说，这是一切国有资本与生俱来的弊端。没收了官僚资本（国家资本），推翻了这座大山，使资本为劳动人民的国家所有，这一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较天真。无情的现实才使人们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至今仍有一些人肤浅地认为，只要通过改革可以克服这一弊病。改革可能会收到一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这一弊病。
因此，出路只能是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个庞大的身躯不断瘦身从而减轻这个弊病对社会的不利影响。既然当年把民国政府的国家资本当作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那么，按照上面的分析，从逻辑上讲今天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为巨大了。如果说，当年的官僚资本仅只“四大家族”（其中蒋、陈两家还是不够格的）而已，那么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权贵资本已遍地开花，孽生于大江南北，其资本数额之巨大是当年宋、孔资本的千倍、万倍，乃至几万倍。此说有何根据呢？根据之一是，2007年5月，波斯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资产，不含灰色收入）。根据之二是，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的数据，截止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的资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的有3220人。在超过一亿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富豪人数的91%，拥有20450余亿元。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48 如果说，改革之前是权力的集中，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在权力集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财富的集中。现行体制就是沉重地背负着这“两个集中”在十分艰难地高代价地运行着。“两个集中”的现实说明，中共已成了权贵性质的政党。指望它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越来越困难了！如果说，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那么，如今共产党的权贵资本压在中国人头上的该是一座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