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西方访问的时候，或者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经常为中国的“不民主”辩护。他的两大论点是：第一，中国的国情很特殊，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第二，中国的民众素质很低，所以不能着急，要慢慢来。看来，在他心目中，“中国特色”还是高于“普世价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的独裁地位还是高于民众的基本人权的。毫无疑问，温家宝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地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跟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等同僚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利益集团。温家宝与政治局同侪的差异，仅仅是他作秀的本领高出一筹，所以大家便推举他出来扮演“不和谐社会”的“吉祥物”。
温家宝拒绝给出一张人大直选的时间表
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问温家宝说：“有人说问这个政治问题得特别小心，因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戴帽子’、‘穿小鞋’。谈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您认为能不能在十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选？”
温家宝回答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他还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观点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温家宝又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顾左右而言他”，打太极拳，是中国官场必须具备的特殊本领。被许多人认为敢说真话的温家宝也不例外。人家问的问题清清楚楚，十年内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可能实现直接选举，你的回答应当简单明了，一个字就可以了，“是”，或者“否”。温家宝却刻意回避该问题的实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大话、空话和套话，最终还是没有回答人家的问题。温家宝最害怕的就是给出一张民主选举的时间表。因为他的心态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他根本不敢对现有体制实施伤筋动骨的手术。
在另外一次接受西方媒体访问的时候，温家宝拿出美国的例子来搪塞之：“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一八六三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一百年。中国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这里等于间接回答了巴伯的那个问题：十年太短，我们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人大选举，至于党政系统的选举，等个五百年也不算长吧。
温家宝本人的职位就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因为选举他的那些人大代表亦非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温家宝说过：“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那么，为什么当年在文盲占大多数的解放区农村，中共都敢搞“豆子选举”；如今在中国民众的教育水准已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中共反倒以民众素质低和国情特殊来抵制和延宕选举呢？为什么积极监督和批评政府的刘晓波和谭作人却被你们关进了监狱，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吴南生给了温家宝一记响亮的耳光
温家宝的“国情特殊论”和“民主素质低论”，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种族主义”，是将中国人看得低人一等。如果民主是一个繁花似锦的公园的话，那么温家宝自己就挂出一个牌子来宣布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对此，即便是在中共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
任仲夷去世之后，广东党内元老中思想最开放的当推吴南生。吴南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缺乏民主传统是事实，但这并不成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就像小孩不识字才要去学习一样，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最快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惟一途径，我们不可能等到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大学生以后才去实行民主。中国人目前的文化素质总比二三百年前的欧美国家强吧！但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由拒绝民主呢？”另一方面，中共以民众素质低作为拒绝民主的借口，那么香港民众的整体素质在全球算是一流的吧，中共为何还要剥夺香港居民直选特首的权利呢？
吴南生十四岁读中学时参加革命，十五岁入党，十六岁出任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宣工作。文革结束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筹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任书记、市长。在一九七九年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义无反顾地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一言既出，“杀头工程”之说不胫而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鼓励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吴南生回忆说，思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在毛主义禁锢之下的中共干部，一时之间要接受“自由化”的生活方式还真不容易。“我就曾闹过笑话。我一到深圳，就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头发，发现了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啊。后来，我儿子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啊。我一想是啊，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头发怎么算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呢？”
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尝试，在中央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支持，在地方则归功于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人的实践。二十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奇迹独领风骚，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受到上海、浙江的挑战。但是，广东始终未能成为“政治特区”。政协系统的《同舟共进》杂志仅仅因为说了一点真话便被改组。这不能不说是吴南生的一大遗憾。近期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感慨说：“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我确实悟出一个道理，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体会，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一条真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具有普世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实践探索出来的文明，是人类共同财富。”
少年时代，吴南生被国民党军官讥讽为“共产党的孝子贤孙”；如今年逾八旬，他方悟出民主自由之可贵。他说：“中国迟早要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这些老家伙算是看透了。”他所理解的民主卑之无甚高论：“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其共性大致包括自由选举、权力制衡、竞争政治、言论自由、保护人权、人民军队等内容。”这些内容大都是《零八宪章》论述的重点。温家宝不愿意接受《零八宪章》的建议，那么为什么连吴南生这样的老前辈的忠言都听不进去呢？
温家宝是一个当代“巨混”
卑之无甚高论，中国的国情并不特殊，中国人的人性也不特殊。中国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一样，都是本能地热爱自由、民主和法治，如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说，“人不能够让自己服从于另一个人的任意的权力”，这乃是“上帝的伟大设计”。本来，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胡锦涛、温家宝偏偏喜欢说违背常识的话，喜欢做违背常识的事，以“国情特殊”和“人种特殊”来否定中国人需要民主的事实，甚至用“一搞民主就乱”来恐吓国人。对此，吴南生指出，民主并没有那么可怕，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开放舆论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遗憾的是，吴南生是在退休之后才悟出这些道理的，而且是在退休之后才敢说出几句真话来。即便如此，如果说中共党内还有开明派和改革派的话，吴南生大致可以算是一个了。如果我们将吴南生的观点与温家宝的答记者问一对比，就能清晰地发现，温家宝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期待的开明派或改革派，温家宝最多就是一个“维持派”。其实，人们对温家宝的期望并不高，他只要像吴南生所说的那样，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改革，就可以在历史上赢得与胡耀邦和赵紫阳近似的崇高地位。但是，温家宝做过什么呢？他上台之后，好话倒是说了不少，却从未“脚踏实地”地做过什么有益于民主改革的事情。他固然不像某些僵化派那样常常对民众喊打喊杀，对民主自由“污名化”，相反，他经常为某一民众的遭际而动情甚至垂泪，但他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坐视中国这艘大船慢慢地沉没，而不愿以牺牲自己及其家族的利益为代价，做出力挽狂澜的抉择。
难道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才导致温家宝无所作为吗？不，不是环境决定一切，个人的信仰与信仰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对于此类官僚，台湾作家柏杨在《白话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种定义——“巨混”。东晋时代的宰相王导便是一名“巨混”，柏杨评论说：“王导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官场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坚持使用亡国的方式治国。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对内脏的溃烂，视若无睹，因为他就是使内脏溃烂的主凶。他反对改革，并且用儒家恐惧改革的心理，对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长此以往，整个官僚体制和民间舆论也都麻木不仁了，“当人们习惯于和稀泥的政治运转方式时，就找不到国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对王导一直保持敬意”。
为什么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温家宝的“可爱”呢？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如果将“王导”换成“温家宝”，是何等地贴切啊。明明是一个“巨混”，却是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循环的历史啊。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资治通鉴”的领导者，少之又少；而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尸位的本性的老百姓，亦同样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