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赵紫阳与杨尚昆

笔者于八九民运廿一周年之际写作本文，以表对逝去的朱厚泽先生的怀念！

我一直认为赵紫阳与杨尚昆在八九事件中存在默契。但在1994年，也就是我的《八九民运史》[1]杀青之际，尚无此种看法。当时，我仅仅是认为，这二人的行为有“反常”之处。这种“反常”，在赵是“抛邓”的行为，在杨是他对于最高军权之迫不及待。所以，当时，我将二人与陈希同、陈子明同列为对八九事件负有责任的“四大玩火者”。

但此后不久，我渐渐地有了感觉。这首先来自于赵紫阳自己的辩护词。它说明，在那段时间里，赵与杨来往密切，赵所采取的重大行动，杨都是预知、或施以干预的。这使我形成一个印象，赵杨虽然在事后处于事件的“两极”——一边是镇压的反对者，一边是镇压的执行者，但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很好的。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好”？鉴于没有更多的资讯，我不便猜测。

正式形成赵杨之间在八九民运中有“默契”的看法，始于1998年春由郑仲兵先生召集，由于光远先生主持的一次以“五四精神”为话题的首都思想理论界人士座谈会。[2] 那次会议，后来被事先有准备的何家栋协同李慎之先生扭转为批判“新左派”的开台锣鼓，是发起和主持人始料不及的。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的间隙（午餐时），我第一次与朱厚泽先生交谈，并有意外的收获。厚泽是《八九民运史》最早的读者之一，他告诉我，赵无意于军权。

我相信厚泽先生的话。赵不仅无意于军权，而且无意于党权。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觉得自己能把邓交给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完成，就很不错了。而且，根据属相学的说法，属羊的人有依赖别人的财势的习惯，所以在政界、军界服务，难有大的作为。正因为如此，赵的“抛邓”，被视为不可理解的“浪漫”之举。厚泽先生给我的忠告，意在暗示我，可以质疑赵的行为的合理性，但不必怀疑他对权力有什么“野心”。

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邓之后，总书记如果不兼任中央军委主席，那么，他必会将这个权力委于政治上的可靠同盟者。赵在军内毫无根基，所以，他只能交给离这个位置最近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杨尚昆。在赵上任总书记时，邓事先与杨尚昆、万里打过招呼，也获得他们支持赵的保证，这也可以看做邓对身后事的安排，即“赵 ——总书记；杨——军委主席；万——总理”的政治拼盘。

我曾屡次撰文强调，杨的思想并不保守。但杨对最高军权的欲望，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既是被邓认可的（很可能也是邓获得最高军权时的一种合作产物），也是他自己毫不掩饰的追求。即使没有读过吴稼祥大作对他入骨三分的刻画，凡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经常看电视新闻的人，都不会忘记，胡耀邦历次出行（包括阅兵）时，站在敞篷汽车一侧的矮小的党的总书记的脸，经常被站在身旁的身材魁梧的军委杨副主席挥舞的胳膊遮蔽一半的画面！

邓、赵有心将军权付杨，杨又早已跃跃欲试，所以，如果不发生八九事件，在邓之后，杨很有可能顺利接掌军委主席的职位——就像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中描绘的那样。中国最高权力很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格局：赵——如他自己所说——回到行政权力中心（不过，这很可能是一个类似于现代美国总统权力的行政首脑，所以我曾有“赵任中国——包括海峡对岸——的第一届总统”的预期[3]）；将党权还给胡耀邦的旧部（要么是胡启立，要么是——按胡耀邦当初的设想——朱厚泽[4]）；杨尚昆主掌军队。

但问题是形势发生了骤转，上述本来可以平稳过渡的进程被打断。保守派抓住八九学生抗议的机会，对当权的改革派发难。改革派看起来一时没有收拾局面的能力。如果最高权力重新洗牌，杨的位置（远景）还能保住吗？

杨的位置（远景）能否保住，显然取决于两件事：其一，是邓对他是否还信任？其二，邓还能活多久？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种种资料显示，他盯邓很紧！不仅盯得很紧，而且几乎垄断了任何人见邓的渠道。也正因为如此，陈希同们4月25日见邓，还是通过万里（万与邓七十年代中期结为“牌友”关系）引见的。[5]

本来，杨对邓的进见渠道的垄断，对于已经结为“盟友—未搭档”关系的赵，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倒是一个保险。因为这样一来，被他视为大敌的李鹏们就不便进谗言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保险”麻痹了一向谨慎的赵，以为自己只要掌控住外面的形势，要说服邓，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事后证明，邓并没有那么好说服。而在杨的一方面，可能是对于赵解决学生问题的能力也发生了怀疑；可能是已经侦知邓有将军队权力交给赵的意向。学生不退，邓就不会被说服，而在邓赵分歧公开化（这一步是赵自己走出来的）后，杨就必须考虑，究竟是站在赵一边，还是站在邓一边？根据他的政治经验，站在赵一边，很有可能和赵一同失势，而站在邓一边，虽然“盟友—未搭档”关系会解除，但最高军权的位置还是可期的。对于中国官场来说，这几乎就是一道小学算术题。所以，杨做出这样的倒向选择，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并且是迅速的。

但是，到此为止，杨并不是别无选择的。因为仅仅是“观点倒向”，与“承担执行”毕竟还有一段距离。我相信，在那时，中共党政军内高层的大部分干部，即使是选择了对邓的“观点倒向”，也是未必愿意亲手去“执行”，而更不愿意“承担”的。在这个时候敢于“承担执行”的只会是两种人：一种是我在《用“责任”监督政治家》一文中，所说的岳飞式的人物（他不得不承担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任务后，却尽最大力量保护和保留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及社会中的活力。 这种人，堪称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大智大勇之辈）。另一种人是甘于为虎作伥之人。

杨尚昆不是一个甘于为虎作伥之人。事后证明，他为开枪一直心情沉重。不论是6月19日接见军以上干部会上的表演，还是其家人委托蒋彦永所作的表白，在在都证明，他心里十分清楚，开枪是多么大的罪孽！

那么，到底是什么想法，促使他在那个时间，走到了那个台前呢？

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他担心天不假邓以高寿，历史的夜长梦多。如果不趁邓在世，借用一个实战机会掌控军权（邓借用的是越战），考验军队对他的忠诚度，拣选并排除异己，那么，邓去世后，仅以现有的军内反杨势力看[6]，杨的前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这里，我不得不提到我在2004年访美期间意外获得的一则消息。当时正值八九事件十五周年，中国大陆电视中（一说是中宣部制作的光盘中）竟公开播出了杨白冰签署戒严令的画面。由于我人在海外，没有看到这个图像，但我却接到了苏晓康打来的一通非同寻常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告诉我：1990年，他在西雅图开会，遭遇《文艺报》一名记者，自称是戒严部队领导的子弟。此人把反映戒严部队的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交他在台出版，还向他透露，杨尚昆答应支持邓的戒严决定，是有三个条件的。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   让他的弟弟杨白冰主持；

第二，   戒严部队从各军调人；

第三， 外围布置导弹部队。

具体是不是这样，晓康让我自己去查。

此后，我发表了《邓小平用兵探秘——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7]；2006年，又发表了《六四事件两大“悬案”追踪手记——访宗凤鸣、于浩成先生》[8]，想投石问路，收集反应。时至今日，除炒作者之外，尚无人出面“澄清”。但我相信晓康转述的事情大体真实。因为第一，举荐杨白冰，与军内传言杨尚昆“举贤不避亲”的故事相符。第二，从各军调人，与毛泽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目的一样，就是要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既便于互相牵制，也能防止各军在下面搞“小动作”（这一招是跟宋太祖赵匡胤学来的，原因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的出身，担心别人也跟他学）。第三，调导弹部队布置在最外围，也是自忖权威不够，对各军必然采取的防范措施。一句话，这些都符合杨家兄弟的处境，以及在那样的处境下必然产生的不安全心理。

如果以上描述，是杨尚昆当时的真实情况，那么，赵紫阳和杨的“默契”，又是怎么回事呢？2006年，我向十分了解赵紫阳晚年情况的宗凤鸣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有心人姚监复为此观点充当了“义务”宣传员。但他的反馈告诉我，在他征求过看法的人中间，所有的人都对“默契说”摇头，只有两个人点头，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的秘书姚立文，一个是赵紫阳的秘书鲍彤。

那么，摇头的人是怎么想的呢？我曾经私下征求过厚泽先生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想得那么深”。关键的是，曾有人将“默契”问题误解为“赵杨曾联手密谋兵变，结果杨尚昆当了袁世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也就是姚监复征求看法的圈子里），人们对紫阳的人格深信不疑，所以不相信他会和有争议的杨搞什么交易。他和杨也都不存在叛邓的可能性。但这些人都无法解释赵对戈尔巴乔夫的那段讲话，因而，也无人出面反驳。

以后发生的两件事情，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是2007年姚监复先生为我提供了一次采访鲍彤先生的机会。在那次与鲍彤先生的见面中，我得以亲自向他求证这个问题。以下是事后追记：

陈：赵为什么不要军权？

鲍彤思考。

姚：赵刚上任，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见，结果杨尚昆办公室来了个电话：“尚昆同志可不可以去啊？”他就知道，已经插进来了。

鲍：应该说，赵没有这个野心。他忙不过来。他一心想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陈：那么，赵和杨是不是有默契？

鲍：有。赵当总书记的时候，邓找过万里。万里原来是赵的上级，他当地委书记的时候，赵还是他下面的区委书记。邓对万讲，要他全力支持赵，他答应了。杨也是赵的上级，邓也找过他，要他全力支持赵，他也答应了。赵当时觉得，有这两个人的支持就行了，其他人怎么样都不重要。

姚：六四期间，赵只见过万一次，但见过杨四次。鲍有一次在场，其他几次不在场。

鲍：赵从朝鲜回来以后，杨找过赵，说，要邓小平收回成命办不到，但逐步淡化是有可能的。他和赵的看法是一致的。

 

陈：您对杨白冰这个人印象怎么样？

鲍：不错。他请我到总政去作过一次报告。

陈：有人说，在戒严问题上，邓和杨有交易……

鲍（惊讶地）：哦？

陈：杨对邓的要求之一，是让杨白冰接掌军队。

姚：所谓“举贤不避亲”嘛！

陈：这事在军委三总部引起很大反弹，所以，三总部反戒严的声浪很高，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是杨的家兵家将！”军队是很讲究资历的，还有那么多山头。

鲍：这个不知道。

从这一段对话，我们得以确定：第一，赵对杨的看法不错，信任他，这是事实；第二，杨对赵接手军队很敏感，这也是事实；第三，赵对杨的敏锐反应，以及在自己周围布置了耳目，心知肚明。

在这次访谈中，我还搞清楚了在5月17日作出戒严决定后，赵写辞呈和递交受阻的真实情况。以往的叙述（包括赵的自辩词和张良的《六四档案》），均说赵写了辞呈后，杨劝他不能那么做，所以赵没有递上去。这给人一个印象，彷佛赵做什么事情，都是与杨有商量的，杨是当着赵的面看了辞呈，然后劝他放弃这种打算的。但这次采访鲍彤先生告诉我，赵的辞呈是交给秘书，请秘书递上去的。结果却收到杨尚昆的电话，劝他收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赵和杨的关系并不像赵的自辩词和《六四档案》的文字给人的印象那么紧密，但杨对赵的监控，却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料。显然，赵在那时递交辞呈，必然给杨白冰主持的戒严制造难题。38军军长徐勤先，很可能就是风闻了这些事情，才会抗命的。

那么，既然赵杨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他的自辩词为什么会给人留下他们“关系紧密”的印象呢？在此，他和杨，在八九事件中的“四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可能是解读的关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赵紫阳的口述回忆中，似乎有意略去了这一笔！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赵此后的一些行为中，侦知他的心理轨迹。

第一件事，赵听取了杨尚昆的劝告，没有递交辞呈。事后，他解释说，他不愿意看到军队分裂，国家陷于内战。这是中肯之词。但还有，就是他还寄希望于杨。

第二件事，5月22日，赵在休息了三天以后，仍然按正常情况去上班，但他发现，已经没有人给他送文件了。

第三件事，赵在自辩词中频繁地提到和杨的关系（正是此举给我留下赵杨“默契” 的印象，结合上面这件事，我怀疑杨曾在赵写辞呈后劝赵安心休息，由他来帮助赵度过政治难关）。

第四件事，邓南巡后，赵频频送出谈话，谓邓在八九事件前，一再表示要将军权交给他。

第五件事，2009年出版的赵紫阳口述《改革历程》中，极少提到自己和杨的关系，仅有的两处，一是透露1989年5月17日，是杨率先提出“戒严”问题（而不是邓），赵认为这不应该。二是认为杨在邓“南巡”期间，把自己摆在了“保驾护航”的位置，这很危险。

——从这个过程，我们大体可以推测，赵对杨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开始，他频频提到杨，可能有意刺激杨尚昆渐老的记忆力，让他不要忘记对自己的承诺。之后，他发现杨几乎无所作为，对之失望，并决定揭露真相，那就是邓对军权许诺的“转意”。最后，在《改革历程》中，我认为，赵已经看清杨的真面目，是迫不及待的抢班夺权，所以，言辞是冷峻，而带嘲讽的……

顺便说一句，我曾询问宗凤鸣先生，赵紫阳对我的《八九民运史》有何看法。宗先生不知所云。对此杜导正先生所著《赵紫阳还说了什么？》给出了答案，赵和他周围的人，一直把我与上海市社科院一位同名男士混为一谈，所以有：“社科院那个从上海调来的年轻人……”[9]云云。


2010年5月31日  于北京


[1]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6年第一版。

[2] 此会的原意是出版 “先驱者丛书”，其编辑计划尚存我处。

[3] 陈小雅《赵紫阳留下的遗言》，载香港《开放》杂志。

[4] 见《朱厚泽带走了中共最后的希望》，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5月号。

[5] 据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人员陈辉口述。

[6] 见陈小雅《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柳丝研究文集》，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3年5月第二版。

[7] 载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1989年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年11月版。

[8] 载《北京之春》2006年6月号。

[9] 见杜导正《赵紫阳还说了什么？》，电子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