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民运，民主女神与天安门皇城上的毛像对峙。
 
 

 
1989年6月4日早晨，北京六部口，解放军坦克追碾撤离广场的大学生后的情景。
 
 

2009年6月2日晚至10日下午，为防止我在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日，穿着自己设计的纪念六四文化衫，石家庄市桥东区国保大队派6人“陪同”，把我“请”到平山县温塘镇九华山庄宾馆“被旅游”（详情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一文）。

一边是华丽炫目的世博会，一边是幼儿园、校园接连发生凶案的淋淋鲜血，还有，六四难属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和齐志勇等六四伤残者的正义诉求继续被打压，“大熊猫”（国保）对我这个六四异议人士不时“传呼”（打电话）……其实，这悖谬的场面是一个共同背景的延伸，一个被撕裂国度的双重面孔。

21年前的六月，北京街头的坦克和枪弹夺去了无数生命，撕下了中共最后一层伪装，也击碎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的幻想：“中共死了！”这不亚于当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尽管中共是自造的假神、魔鬼撒旦的替身，而上帝依然“自有永有”。从此，中国从20世纪满清君主制、民国威权统治、中共毛邓时代个人独裁走向了寡头专制。中国社会倒退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随着意识形态的崩溃及合法性危机，中共只剩下以“民族”、“ 国家”之名维护一党私利的借口，对异己从上世纪的公开屠杀变成暗地镇压，不敢公开，生怕自己“见光死”。杀人越货，屠杀之后是抢掠。威逼、利诱民众在奴隶位子上坐稳，任权贵们稳定地掠夺，从当年“官倒”的暗地分赃，变成借“改制”之名公开抢劫。屠杀也与时俱进，从有形的屠杀向无形的屠杀继续，各种形式的屠杀蔓延开来——用权力强奸法律，屠杀正义；用权力掠夺财富，屠杀公平；用利益阉割学者，屠杀良知；用高压钳制媒体，屠杀真相；用财富收买商人，屠杀诚信；用金钱腐蚀医生，屠杀爱心；用谎言培养学生，屠杀真理……今天，面临转型的中国给世界、给历史留下了最怪诞、最堕落的绝版标本。

二十一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绝大多数国人，不约而同地对六四大屠杀“失忆”、“失声”了，仿佛根本就没发生过（难怪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中，连那个月都几乎在所有人的记忆里消失了），有的甚至从当初反对转而赞同“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然而每个人无法逃离真实的现实，看看苟且的犬儒之下换来了怎样的“稳定”——“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2010年5月12日《新京报》），“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0％以上。”（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五章“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2004年）“我也考察了世界最穷的非洲，那里与我想象的原始与野蛮判若两个社会——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一些国家虽然贫穷，但人民却也安居乐业。”（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中国劳动者何以活出尊严来》2010年3月2日）“众所周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的。……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之间。”（熊培云《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来养人……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吃财政饭的总共是七千万人左右,……七千万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他的十二亿五千万人只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点多的GDP的财富。你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陆已进入社会反抗高峰期》2009年3月）“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

在中国从事富豪排名已10年的胡润说：“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向富人集中。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10亿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10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100个，而今年仅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1000人。”据他观察，在北京，巨大财富的拥有者除正常创富外，还有大量的“三种人”：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他甚至认为，富人的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中国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2010年3月瞭望新闻周刊）。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败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09年度“清廉指数”(CPI)报告中，中国内地清廉指数全全球排名比去年下降7位，居第79位（香港清廉指数居第12位，中国台湾排在第37位）。在国际非政府机构“无国界记者”公布的2009年世界媒体自由度排名榜中，中国被排在第168名，是倒数第八名。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的“新闻自由2010”报告中，中国与朝鲜、缅甸同时被列为亚太地区三个新闻自由记录极差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媒体管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仍然是一个政府把媒体当作宣传手段、当作洗脑工具的一个国家。”（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中国60年媒体的演变以及新闻审查》2009年10月13日）

常言道：“苟且偷安”。苟且未必能偷安，“苟且偷安”其实是自欺欺人，主子们欲望的不断扩张注定了奴隶们的位子也永远不会坐稳。于是，伴随屠杀的延伸，反抗也在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北京律师协会发表演讲谈到：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万起，2007年、2008年、2009年都超过了9万起（2010年2月27日《羊城晚报》）。生活在中下层的纳税人在被剥夺的同时，还要为压制民众的官方“维稳”付出沉重代价：“据统计，我国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就连这份官方报告也承认：“正当利益不能顺畅表达，可能助长社会基础秩序的失范：腐败盛行；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有相当部分是以灰色甚至黑色的渠道进行，贫富悬殊的趋势难以遏制；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社会公平正义遭受侵蚀；人们对统计数据失去信任感；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在流失；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疏离，缺乏平等有效的沟通和互动……这些问题，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真正的长期的祸患。”（清华大学课题组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领导者》总第33期2010年4月）

二十一年来，普通百姓的经济保障一步步减少，真正的自由却不增反减。一方面，公权私有化，私权官有化，政治成了权贵们自定游戏规则的后花园，公民参与的权利“被代表”，“被和谐” 的权利空间不断压缩；另一方面，被官权直接或间接操控的伪市场、伪文化，加上压制言论和信息封锁，不断制造幻象。通过城市表面的“化妆”、转移视线的“游戏”（京奥、世博、亚运等）、官媒渲染的所谓时尚，甚至利用天灾人祸的扭曲宣传，掩盖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麻痹人们真实的现实感，把权贵们瓜分民脂民膏的盛宴，装点成似乎可以全民发财、全民自由狂欢的派对，让人们迷失在不平等的逐利中，把社会不公归因于个人或命运，忘却其背后看得见的权力之手。权贵们以所谓“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诋毁和拒绝普世价值，为执政为党的理念寻找借口，掩盖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分化人们的共识，使社会碎片化，阻止民间社会的正常发育，保持权贵集团做大做强。历史和现实证明，这样的崛起只能是权贵们国家主义的崛起，重蹈当年德意日法西斯、南美独裁国家的覆辙，也许会“创新”出新的怪胎：“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小说《盛世：中国2013》香港作家陈冠中著，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基督山

从当年天安门广场蔓延到今天各领域、多形式的屠杀，当年的凶手将更多的人收买、捆绑为帮凶，对名为“神州”但缺神的中国来说，与其说“天下无道久矣”，不如说“天下无神久矣”。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言：“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我认为没有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上帝是人间乃至宇宙唯一至高的立法者和守护者，世人皆有罪性和罪行，只是上帝派到这世界的代管人，而不是世界的主宰，只能按上帝的公义治理这地。不“以神为尊” 就无法“以人为本”，不完美的人及组织却自封“伟光正”的“大救星”，以我为尊，僭越上帝，只能冒“以人为本”之名行“以党为本”、“以权贵为本”之实，造成人格和现实的双重分裂，无论权贵还是平民，多少人被利益捆绑。权贵买来的短暂感官刺激替代不了精神的贫困，富而不贵；穷人因物质匮乏失去受教育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二者都陷于没有属灵生活的非人状态。

百年来，国人追求幸福的历程与自己的目标渐行渐远。在古代君主制社会，从平民到帝王都承认人间之上的“天”，尽管不都是基督教的“上帝”，至少有所敬畏，有所顾忌。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民主、自由传进中国，这外来的文明一直难以生根，现代文明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即使科学也只是手段、方法而不是推而广之的精神。

勇于探索和质疑的科学精神源于对理性的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的信心，“世上除了基督化的欧陆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文化系统可引起现代的科学革命。”（[美]兰西•佩尔斯《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基督教不唯物也不唯心，而是唯实，同时承认物质和灵性两个世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92%的大科学家是神的信徒。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米立根（Millikan）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智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在《神与天文学家》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象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摘自里程《游子吟》[美]校园书房出版社）

正是有了终极的信仰，才能坚守良知，反对迷信和对人间偶像——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国家——的崇拜。当个人崇拜掀起的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夺去几千万人生命的时候，钱学森等科学家却在“爱国”地耗巨资制造原子弹。就在中国第一颗核弹爆炸的1964年，在苏联，已觉悟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联合24名知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写信给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恢复独裁者斯大林的名誉。从此他开始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把他定性为“第一号公开的敌人”，他曾被监视居住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激动地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在中国毛独裁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被誉为“中华圣女”的基督徒林昭，与其他自由先驱相比，她对这个体制认识最深，决裂也最彻底。所以早已被杀害的她至今还令官方恐惧，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册上没有她；她在苏州的墓地被用铁丝网围住，每年清明或她的祭日，官方还在那里监视大批祭奠的民众，甚至安装摄像头。在官方体制内，类似萨哈罗夫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天文物理学家、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先生（六四后他被迫流亡海外）。

在中国，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一再被迫害，被指为犬儒型文化太监的御用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却自以为荣，现代时尚包裹下的是从三国、水浒以来弥漫社会的暴力与厚黑（难怪鲁迅劝年轻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个体的“聪明”投机导致社会整体的愚昧落后和巨大的交易成本，形不成共同的博弈规则，国人实在是被小“聪明”所误。直到今天，自由的空间尚不如民国时代。前不久，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敢于揭露历史真相并表达个人观点，本属平常，但在谎言充斥的今天，居然惹起争议，遭官方打压。接着，5月12日，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要求“爱国守法，依法执教”，规定高校教师在课堂散布严重错误言论将被解聘。所指错误言论包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国家法律法规等错误言论，对学生确立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造成不良影响的。”（人民网2010年5月12日）在这里，错误正确与否，不是以普世价值为标准，而是以“党权”的所谓政治正确划线，这不仅违背常识也属违宪。一群无知无耻的官僚把持教育，将教育用作培养现代奴隶、奴才，这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倒退甚远。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福建这个规定与民国时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育家、基督徒陶行知的“追求真理做真人”的教育理念相差何止天壤！“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陈序经当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大约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不仅个人有这样的勇气，整个学校也具备这样的气质。”（谢泳《危机时代中的西南联大》）此事如果在今天的福建后果会如何呢？抗战爆发前，北大清华已是世界知名的大学，如今，在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最佳大学排行榜上，北大清华为何均未进入前10名？答案不言自明。所以陈丹青的文章曾以这样的题目直言不讳——《大学教育烂到这步田地！》，称中国教育现状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新京报5月18日报道：“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组织实施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今年共100名左右高校领导将到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培训。”这个时候不讲“中国特色”了，本土民国时期好的教育传统还未继承，谁能保证这样的国外培训不变味儿呢？

所以，没有信仰的导引，科技就会成为党字号偶像奴役国民的利器之一，形成现代科技支撑落后制度和愚乐文化的荒谬局面。这些皆因国人的急功近利，不但制度文明的引进和建设被权贵集团有意忽视和拒绝，而且对更深层的信仰缺失，不但没有给予自由发育的空间，反而不断打压，尤其是上世纪后半叶。于是，表面上打倒了帝制，也通过无神论、唯物论颠覆了上天，将人及理性摆到了至高的位置。与“复杂性理论”相比，“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华裔经济学家、基督徒杨小凯《我认识基督的三个过程》），看不到彼岸世界的信仰对此岸世俗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在充满专制文化的社会，社会没有自然发育成熟的空间，个人理性的启蒙和权利意识的难以觉醒，因此，对强人及其理性盲目和无条件的肯定，在救亡图强的民族主义和集体无意识的催化下，变成了对强人和强力集团的偶像崇拜，被其用来整合社会，形成巨大的能量，这能量以及一致对敌的需要，形成了严格的体系，容不得半点自由，所谓革命成了新专制对旧专制的战争，直到新的领袖以共和的名义登上比皇帝更高的宝座。既然人民把领袖当作了“上帝”，他就如上帝般任意行使权力。可惜这人造的假神只是肉身凡胎，充满罪性，如狂妄的毛泽东所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毫无内外约束的权力使罪孽以乌托邦的旗号殃及人间，登峰造极。

中国持续今日的百年灾难，实在是每代人、每个人的承担，即使没有毛泽东这个独裁者，这背弃上帝的国度也会推举出张泽东、王泽东。当年挪亚的后代背弃上帝，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在巴比伦建造巴别塔，拜“国家”这一偶像，遭到上帝的惩罚。同样，从自称毛主席的战士、党的儿女、革命事业接班人，到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再到崇尚权钱的拜物教，许多人已毫无良知、道德底线，国人一再拜偶像而不与天父相认，屡遭劫难，至今还不悔改，执迷不悟，实在愧对上帝对这个民族的眷顾和怜悯。

源自东方的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罗马的法、英国政治并称西方现代文明的四大支柱，现代民主宪政正是以基督教关于人的“原罪说”为基础的，不承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不会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80年代，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如果你认为人权是对国家的一种根本性的限制。你就必须把人权放在一个永恒的世界图景当中去审视。”（王怡《与神亲嘴》2007年）人生不仅仅靠理性和情感，还需要信仰，这信仰不是理性、利益的算计，是对终极真理坚定谦卑地信靠。无论公共领域的权力还是私人领域的权利，其终极的合法性来源唯有上帝的公义，而不是来自人皆有罪的世间，否则就陷于相对主义的“丛林法则”，谁能保证今天的奴隶明天不会变成更残暴的独裁者呢？正因为西方人通过基督教信仰与上帝立约，才能按上帝的旨意坚守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契约，使科学、道德和法制拥有了坚固的基础，而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动摇。即使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战，逐步僭越的人类理性及国家主义的傲慢，导致对上帝不时的背叛，信仰上帝的力量终究还是拯救了世界。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金大中等，都见证了超越性的信仰对世俗暴力的胜利，见证了对立双方拥有起码的人道底线，才能最终走向非暴力博弈的成功。代表人类先进制度和文明的国度是最具基督教信仰的美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开宗明义——“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公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美国总统就职时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在美钞和联邦政府办公大楼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样：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曾在一份判案例中上写道：“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民族，我们的法律预设有上帝的存在。”……这充分证明了上帝的恩典，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我知道，上帝喜欢你们。” （毛泽东与布什大使的谈话  摘自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

从历史到今天，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从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到今天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统治者，都是无神论者，对宗教不是迫害就是压制、利用，他们不但不受法律的制约，还自封红太阳、大救星（1950年4月，毛泽东在审定“五一”节的口号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把自己当作统辖物质和灵魂两个世界的上帝，把权力中心等同于真理中心，强迫民众膜拜。实际上他们对神却无法摆脱。1938年，斯大林通过前一年大清洗的屠杀巩固权力之后，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没收、关闭、拆除教堂和捕杀神父。可是1942年纳粹德国大举进攻时，苏联节节失守，斯大林命令把象征着无限神力的喀山圣母像从关闭的莫斯科教堂中抬出来，而后他和众将领与官方钦定的主教谢尔盖宗一起祈祷上帝。凤凰卫视电视片《克宫秘史》记录了40年代末的某一天，在严格警戒的情况下，斯大林随身只带一名贴身警卫，步入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个久负历史的小教堂，在圣像前屈膝跪下，低头不住地默默祈祷。而坊间关于毛泽东及其后领导人迷信的传说也不少。

当一般民众缺乏信仰自由的成长环境时，在对有神论和无神论都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宗教的天性就易被其它代用品所填补，或是圣人、领袖、明星、大款等偶像，或是权力、金钱等，或者是自我，或是貌似的逍遥……这样，得到的只是虚幻，漂泊的心灵没有皈依。看看我们身边，多少人一旦权在手，便成土皇帝。世人皆有罪，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撒旦。试想，当年“五月花号”上如果是无信仰的中国人，他们踏上北美自由大陆时，也不会缔结共和的契约，只会推举一位新的独裁者，或者陷入内讧（问问那些移民海外的中国人，所受的坑害往往来自同胞，最多的对立也是同胞）。我们不时软弱和跌倒，自己不能抓起自己，只有借助信靠上帝才能得救。

几十年的高压和愚民政策，使国民的心智一直处于“类人孩”水平。不是盲从地跟着潮流跑，就是什么都不信地退入小我。改革开放以来显示出开始成长的青春期叛逆特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所以狂热骤起又易迅速消沉，接着又被另一股狂热裹挟，追逐时尚也被时尚所牵制，缺乏韧性和反思，难得特立独行，普遍成为“大众人”型人格的犬儒。“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胡平《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美国博大出版社2007年）面对大面积的社会溃败危机，官方极力推销御制的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意识形态。真正的价值观不是人为可以炮制的，是社会自发产生的，是人们自由、自愿达成的共识和默契。中国政府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提高社会凝聚力，只有超越性、包容性的宗教信仰，“上帝可以说是社会整合性的代名词”（【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可喜的是，现在许多国人从乱象中体会到宗教信仰缺失的重要性（例如韩国从独裁转型走向宪政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国基督教会的推动，韩国人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近些年大陆基督教发展迅猛，从平民到精英，越来越多地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内平等的弟兄姊妹。有报道称大陆基督徒已达1.5亿。“根据美国《全国天主教报告》提供的数字，中国每天有一万人成为基督徒。这个报告认为，到本世纪中，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可能达到两亿，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国家”（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伯特•海夫纳在亚洲民主研讨会的报告《宗教化以及亚洲宗教多样性重塑》2010年4月）。原美国《时代周刊》住北京采访主任戴维•艾克曼则认为，今后30年，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将可能是基督徒（戴维•艾克曼《耶稣在北京》2003年10月）当福音传遍神州，天安门前的毛泽东画像和他的干尸及其他人类偶像从人们眼前和心中消失，上帝的圣爱将会把神州变成真正的人国，人的地位和理性得到更高意义的确立，放在合理的位置，既不拔高也不降低，每个人拥有做人的自觉和尊严，“个体感到自己被某种具有普遍意义和更高意义的东西所制约，对于个体来说，这种东西既是始源，也是归属；个体对它既忠心耿耿，又希望得到它的提携和拯救”（同上），有了信仰，才能把上帝的公义赋予法制和道德，真正被坚守，而不会沦为一己之私的玩偶，人间的屠杀才能终止，刽子手的忏悔才能带来宽恕，死难者得到昭雪，实现社会和解，无论是权力的刀还是被侮辱被迫害的杨佳、邓玉娇们的刀，都会被非暴力的民主博弈所替代，让我们的后代活出真正的尊严，让和平与爱降临这片国土。我坚信那一天的到来，如同坚信上帝的全能与公义。

“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圣经》）
阿门！

2010年5月23日八九“六四”惨案二十一周年前夕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