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将推出《李鹏“六四”日记》。
6年前就听说李鹏写了本有关“六四”的回忆录打算出版，但被中共现任领导人阻止。这次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据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说是他从一个秘密渠道获得的；经过他和其他专家的研究，相信这确实是李鹏所写，当然还未经本人出面证实。
先前，一位朋友说他读过李鹏日记，其中最狠的一句话是，邓小平讲：“镇压就镇压，我负责。”几天前，我从网上得到了《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的电子文本，发现里面并没有这句话，不过有下面一段话。5月17日邓家开常委会时，邓小平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另外，《李鹏“六四”日记》还写道，6月3日晚的武力清场方案也是邓小平批准才实施的。这些记叙再次证实，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
《李鹏“六四”日记》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这里我只讲一件事，那就是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这件事，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和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都不曾提及。
6月1日，李鹏“在国务院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璆、吴文昌等同志”。会上，国务院工作人员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李鹏在书中有选择地引用了一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其中有人大副校长吴树青，北大教授赵光武，社科院学者何新、刘大年等。从这些发言者的名字我们可以推断，李鹏邀请与会的学者专家基本上都是他还比较信得过的人，其中绝对没有被认为是胡耀邦赵紫阳的智囊，也绝对没有那些积极支持学运、后来被打成“动乱精英”的知识份子，甚至把一般的比较自由化的人都排除在外。
十条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把参加学潮的广大学生和利用学潮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相区分，对广大学生以及不明真相参加过支持学潮的各界民众宽大处理，不予追究，对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要彻底揭露，严加制裁。
李鹏写道：“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从这段记叙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有李鹏亲自出马，有李铁映、罗干、何东昌等一批保守派高官坐镇，请来的还都是他们比较信得过的学者专家，到头来仍然无法让多数与会者赞同当局提出的所谓对学生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可见当局的立场和民心有多大的距离。
李鹏说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努力”遭到失败，那究竟是败在谁手里呢？十条政策还没来得及公布，所以你不能怪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抵制；座谈会根本没有自由化知识分子出席，所以你不能怪什么“动乱精英”的破坏；出席座谈会的官员都是李鹏一派，所以你也不能怪赵紫阳一派的阻挠。另外，这是一场关门会议，所以更怪不着“境外敌对势力”。按说当局要宣布十条政策，并不需要这些大学校长和学者专家批准。李鹏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试探水温，伪造民意，殊不知他那套方案就连在他挑选出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通不过。李鹏写下这件事，无非是想说明他们本来还是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动用武力实在是迫不得已。实际上那倒从反面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人心丧尽，他们的立场甚至在他们自己挑选和邀请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们后来动用武力完全是图穷匕首见，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用任何正当的方法、和平的方法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唯有镇压，唯有屠杀。
还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六四屠杀绝不是出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需要，因为就连多数与会者都不认为政府已经没有退让的余地，一退让就会使全国陷入文革式的动乱，否则他们就会全力支持李鹏的政策了。由此可见，六四屠杀是为了、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人心丧尽的专制政权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从《李鹏“六四”日记》里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