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你作为法学家如何看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共讨论、参与的事件？你如何看公众、媒体、网络、政府等方面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的互动和对话？
贺卫方：我觉得这种讨论使很多事情得到更多关注，让高层能进一步介入。没有唐福珍事件，以及事件所引发的网络口诛笔伐，可能不太会启动《拆迁条例》。富士康不断地跳楼事件、“屠童”等等，网络提供了很好的讨论平台，这促成了社会的压力。但这些讨论中，缺少传统平面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传统媒体在任何社会都应是社会主流，它传达理性的声音。西方媒体中，那些专栏作家提供理性的思考，引导公众更深入思考，而不仅仅只是表达愤怒，甚至造成不应有的伤害。比如成都孙伟明醉驾案，他毕竟还只是酒后无照肇事，不是有意伤害他人，但最后结果是，公众愤怒压力导致他被判了死刑，后来变成无期徒刑。为什么会这样？这跟不合理的媒体设计有关。
现在有人说要网络实名制，我坚决反对所谓网络实名制，这使我们刚刚有的一点空间被打压。但我们必须去想象、追求更加合理的媒体良性互动、公众参与，来推进我们制度发展。
东方早报：但很多讨论，特别是网络上，往往带有愤怒的民粹倾向，甚至是情绪影响了法治，你怎么看？
贺卫方：一方面是我们主流媒体没有起到理性推动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还涉及司法独立问题。我们的法院四面通风，什么权力都可以进来。不久前赵作海冤案，就是个典型。为什么发生？现在追究法官和警察的责任，但真正的责任现在很清楚是政法委。我们的司法制度混乱的地方是，我们搞不清谁是决策者。
东方早报：虽然公共讨论的空间在放大，但相当多的讨论是无序的，是谩骂，包括知识分子内部的讨论。
贺卫方：我们的公共讨论中常常或者谩骂，或者没有交集。在一个社会，公共讨论应是多元化的，比如议会、媒体、一般公众的街头表达等等，公共讨论应在各个层面表现，最后形成一个吸纳民意、整合利益的体系。
东方早报：在知识界，现在公共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很多人对此事发表了意见，也有人把此事件看作是一个政治路线事件，你怎么看？
贺卫方：这个事情当然很有意思。我过去批判过武汉大学周叶中事件，最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那个事情当时被政治化了。我想汪晖这个事情，是非非常清楚，事实摆在那。有几段就是在做换字游戏，把梁启超的名字换成鲁迅，把列文森的那本书抄得乱七八糟。我希望汪晖能出来自我了断，诚恳地说：“我不符合一个教授的资格，我从此不做清华教授。”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否则就是斯文扫地。谈到所谓政治问题，前不久在美国开亚洲研究学会的时候，有几个美国学者犀利地批评汪晖著作中怪异的观点，比如他讨好西方左翼的不可成立的理论。这里就有学术问题，也有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