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群体，在审视他们的同时，才发现我涉足其中其实已经很深了（这一结论来自安全部门的警察）。表面看来，中国的持异议者群体与其他威权政体下的政治异见份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一块不容任何异见藏身的贫瘠之地，将头脑之中潜藏的真实想法向世界大声地开诚布公，不受审查，不计后果，是“压迫”制度下的产物。他们经常性地游荡在家庭和监狱之间的边缘地带，唯一可以用来防御的武器只有他们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换句话说，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赤手空拳来抵抗整个国家的压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自我保护。
这些还不是全部，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在他们与整个社会之间制造出巨大的鸿沟，将他们与整个社会隔离开来，还有，在他们中间行中伤、诋毁、挑拨之能事，分化、瓦解这个群体内部的团结，损耗他们的精力。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浮在表层的现象，真正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他们到底拥有一种什么力量，致使这个“压迫”制度不敢下手将它们彻底的一一铲除？他们最终要将整个社会带向何方？他们赖以获胜的希望来自哪里？他们是否能够真正唤醒这个沉闷乏味的世界，令那些曾经对他们的行为不屑一顾的人们大吃一惊？这些疑问会经常性地盘踞在这些持异议者的脑海之中，说到底，他们并非先知，仅仅只是一些普通人，拥有这样那样的情感和困惑其实是不足为怪的。
（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深入到这个“压迫”制度的最底部，考察它的实质，看看它给整个社会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元素，或者说，这样一种制度赋予“政治”的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
今天的政治制度大大不同于以往的，它与其一直以来批判的、誓言消灭的政治死敌——资本结成了一桩奇特的政治联姻，在政治上考量，它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一个专门为资本事业服务的共产主义制度，当然，它与生俱来的“压迫”基因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改变。
“极权主义作为政治形态获得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财富的野蛮掠夺）支撑以后，国家机器汲取历史经验修复了锈蚀和坏损的部分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强固，它对人们的精神控制将有增无减，仍旧会成批地生产（或者说制造）出符合国家政治标准的社会产品（社会产品：指人——笔者注）。”陈行之这样写道。问题在于，这样的社会产品是否真正体现出个人尊严体面的生活的实现，有助于个人在思想操守方面的富有成效的提升，以及培育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生活氛围，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勿庸置疑，一个人的思想、社会意识、行为举止乃至他的生活方式，都离不开他身处的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氛围，这是他获取全部日常经验的精神磁场，人们很难摆脱周围的具体情境从而获得相对独立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真实体验和认知。
它试图将整个社会有意识地带向何方？
“穷人心地善良，却自惭形秽——他备感受到他人冷落，恍如在黑暗中摸索。人类从未留意过他，他踟蹰独行，默默游荡。在人群中、在教堂里、在市场上——他默默无闻，跟躲在阁楼或洞穴里没什么两样。他不会遭到反驳、惩戒或责备；他只是被视而不见——完全被人忽视，并且知道自己完全被人忽视，这是无法忍受的。”，这不是哪一位天才的文学家用来描述共产主义统治下普通人生活场景的华丽句子，而是约翰.亚当斯描绘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北美大陆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显然，这些句子同样适合于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类生活。值得补充的一点是，一个人如果不经意地受到来自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注，赋予一种被重视的切实感受，一般来说，不是他绝望的瞳孔、卑微的诉求受到政府官员们的良心发现，企图作出服务和补救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而是——他的名字从此将列席有关社会安全稳定的各种工作会议——被列入“黑名单”，成为这个“压迫”制度潜在的敌人。
就目前而言，这个制度要求人们完全保持安静，成为一群集体沉默的群众，是它呈现给整个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它所需要的东西。
显然，这个政治制度还是可以照常的维持下去的，它与资本联姻汲取的意外横财足以让它供养整个官僚和军警系统的庞大费用，它们蜇伏在整个社会的肌体之中，榨取营养，共同地支起这个“压迫”制度，延续其苟延残喘的存在，是一种僵化的、机械的、毫无生机可言的政治官僚秩序。当然，它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走向终结，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亘久存在的人造之物。”。问题在于，“谁来为中国的政治溃败买单？”何清涟的焦虑同时也是许多人内心的疑惑，今天，只要人们还没有被这个制度拥有的巨大权势吞噬了良知，还没有被这个“压迫”制度彻底地压扁、击溃了做人的起码尊严，那么，这样的问题或迟或早地会闪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说“革命”可以发生在一个日渐式微的、权力结构内部权威趋于衰竭的独裁社会，在核威胁和精确打击能力随时可以兑现为政治现实的今天，“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与成功概率几乎等于零。还有，这个政权正是通过击败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才得以上台的，它具有强大的军事传统和暴力革命的深刻烙印，在任何情况下，忽视这一历史背景等于将人们对它的认知推向事物本身的对立面。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建立的全面的社会监控机制和健全的告密制度也让“革命”的计划很难真正的付诸于行动。总之，“革命”对于双方而言，无异于一条通往自杀的道路——一方面，“革命”的行动者无疑会遭到严厉镇压的命运，而对于这个极权国家来说，则意味着政治上的彻底破产与失败。
（三）
于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政治和解”，作为开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把钥匙，被赋予了更多发挥的想象空间。
种种迹象表明，即便是残暴的极权主义者，也会在其冷酷的外表下不经意之间闪烁出人性的光辉，据说，邓小平痛恨赵紫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后者的鲁莽使其独裁者的本色被公诸于世，引发众怒，最终导致那场大屠杀的发生；经历过那场屠杀的刽子手们传闻也在忙于出版日记，试图与那场反人类的战争漂清关系，努力地推卸责任；而我也从一些西方记者与人权团体的交流中不断获得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他们眼中，今天的共产党官员们显得更为开放、包容和富有人情味，似乎组织纪律、排斥差异、一致性这些极权主义的特征都已成为过去，一切都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实现这个“压迫”制度的自动消失，然而，这是真实的吗？
努力也同样来自民间的有识之士。有关“政治和解”的语言最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和讨论之中，大概始于2004年5月，由65位海内外知识分子及政治异见人士共同发表的《实现政治和解，推进宪政民主——我们关于“6.4”15周年的呼吁》。
2007年，海外学者丘岳首与国内学者王光泽共同筹组和解智库，倡导用和解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社会由极权向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在学术界、知识精英层面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崔卫平，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女性之一，一位坚定的自由战士，为了给这个课题创造出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获得这个“压迫”制度的认同，甚至将七零年代邓小平的复出及“平反”冤假错案解读为“政治和解”，赋与这个党以仁慈的、开明的、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积极意义，可谓用心良苦。而前者在复出之后不久便重判了政治异议人士魏京生，则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被有意无意的忽略掉了。
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一切只是盘踞在理想主义者头脑中的美好想象而已。事实上，如果说政治和解通常只有在实力相当的政治集团之间才有可能进行，那么，在我们这里，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实是，这个“压迫”制度不可能容忍到一股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在它的眼皮底下存在，极权主义政治的主要目标之一正是要铲除一切异端的自我表达。（当然，当前的政治现实是它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
更为确切的表述，在共产党的权力修辞学里，天生就缺乏和解与妥协的基因。在它的眼里，“和解”意味着对党的绝对权威的自我否定，是退让、畏缩和懦弱的同义词，是对党内同志的背叛和弃械投降的表现，它颠覆了这个“压迫”制度最基本的世界观——党的领导作用，意味着政治上的自杀和毁灭。一般而言，它欣赏适合于独裁政治的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纪律和强烈的个人权力欲，排斥人性之中自发产生的模棱两可、平等协作精神、差异性、个人特质这样的东西。政治和解，通常只会发生在那些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地方。
无疑，也存在一种和解，但它们仅仅适合这个党的内部成员，在同一级别、资历相当的权力把持者中间奏效，是那些不能公开的、隐匿于光明背后的、龌龊的政治操纵、人事任免、部门利益的内幕交易，那里，是法律、理性、道德良知无法抵达的灰暗地带，是其权力运动本身的游戏规则的一部分，但绝不可能是其他。
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精神上的幻觉，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真诚、谦卑和包容的心态，就能够道德感化某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将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内部成员与整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背景切割开来看待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休戚与共的统一整体，在这个“压迫”制度下，只有权力本身才是真实的，个人只有与权力融为一体时才能凸现其存在的价值。在当权者眼里，他们的行为只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部分，根本无须反省自己，也不会去反省自己，而个人一旦卸下赋与他巨大权威的意识形态外衣，离开服务于其中的权力位置，作为个人存在的意义马上变得了无轻重，然而，这个“压迫”制度依旧会按照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实现运动，它的暴力基因和斗争哲学的本质不会得到根本的自我改观。“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的经典格言换一种说法运用在今天的极权主义政治仍然有效，即“只要暴力和恐怖作为统治手段仍然对整个社会发挥作用，极权主义决不会自动退出权力的历史舞台。”这是“政治和解”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因此，作为和解智库的发起人，王光泽先生最终写下了“和解破裂，革命将起！”使这个“压迫”制度无法完成自我救赎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这个制度本身所导致。
（四）
面对这样的困局，我与其他朋友们一样，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钥匙，也不知道它在何方？是什么？如何开启？但是，基于常识和对事物的基本判断，我们可以知道哪些钥匙无法开启解决问题之门，显然，政治和解，并不适合我们这里的政治局面，至少目前是如此。面对这样的困局，作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一名持异议者，如何应付来自这个极权国家的压力，我想引用一位智者说过的话：“面对一个恶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狠狠地甩他一巴掌，除此以外，你的一切努力都将被他视作软弱可欺的表现。”
面对这样的困局，我们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专制者端着的枪瞄准人民的手，举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更累。人民就是坐在那里都是他们的压力，使得他们无比恐惧颤抖愈发没有信心。”张健这样写道。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事情正在向积极乐观的方向转变，看看哈维尔笔下那些具有农奴心态、对统治者有着盲目的和宿命论崇拜的俄国人如何在一夜之间转而支持民主，就可以预知在我们这里，今天还完全保持安静的、符合国家政治标准的“社会产品”身上所蕴藏的巨大政治能量，他们有可能在明天爆发，也可能是后天，但终有一天会得到彻底释放；还有，看看台湾那些昨天还被人嘲笑和愚弄的反权威的政治异议人士如何在一夜之间转变为现实的政治家，就知道我们未来的前景在哪里，而我们目前最需要去做的，就是如何多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和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