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志伟，1979；方笑凰，1978；单称峰，1976；林辉，1972；王有才，1966；陈树庆，1965；陈西〔陈友才〕，1954；吕耿松，1956；王东海，1946）
第一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
谈到民主制度，非民主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有明确的了解，更多的感性认知是相对于专制制度的，即从专制制度的感性认知出发去想象民主制度。可以确定，这样的想象是含糊、单薄、不确定的。但反过来说，这样的方法又恰恰直抵问题的核心，即民主制度要深刻地避免专制制度所引起的一切制度性弊端和罪恶，如果专制制度对社会、民众带来的一切制度性灾难在民主制度里都不再出现，那么该民主制度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样仍然不够，很多新的问题或者非专制制度下的问题将会显现、暴露出来，处理好新的问题并逐步使民主制度走向完善和完美（或以完美为渐进目标）是我们今后要走的更长的路。
专制政权抨击或挑剔民主制度的短处，并把世界上各种民主制度的存在作为\”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牵强自我辩护，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了由专制政权暗中引导或默许的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社会的反思甚至指责。更何况，任何理论架构在没有实践证明之前，逻辑上是无法确证其正确的。这导致了大家在两大认识上——怎样迎接和建立民主制度、怎样的民主制度又才是好的，同时是我们所需要的——陷入了局面上的混沌状态。
我们始终坚持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原则。当然 ，简单问题要简单经济地处理，复杂问题也要尽可能地简单经济地处理，不能简单处理的也要学会复杂地处理。出于对普遍人权的保障、相对于专制制度的危害，民主制度无疑是我们要欢呼和积极争取的。曾有人（也包括专政当局内的有些人）以没有寻找到或确立适合本国的民主制度为由容忍了专制制度在义理上的存在，却不知，没有任何一项真理是需要像药物一样不停验证才呈现于世界的，而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恰恰把民主制度当作救民于苦难、当作拯救国家前途的良药，这样的认识错误在于没有坚定地认识到民主制度是民众应该得到的\”食品\”，而不是究竟有多大副作用的\”药物\”。
我们相信学有所专，相信研究政治体制的专家的知识和智慧，而且我们本人并非属于这类专家，所以我们只能跳出政治体制的具体内容与布局，而从原理的层面去阐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
第一，民主制度应保障人权，无论是言论、结社、出版还是财产；同时保障延伸性人权的正常发展，如教育、宗教、婚姻、学习、就业等。
第二，民主制度应保障竞争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使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群体都有健康发展的可能性，并在这无限的可能性里进行法治基石上的有序竞争。
第三，民主制度应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尊严。当一个人受到生命的威胁时，应得到社会的及时保护，并在尊重被保护者的尊严前提下进行。
第四、民主制度应对弱势群体有一定倾斜性的保护。这样的保护或许并不能直接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和处境，但失去了这个保护，必将导致人性的沦丧。
第五、民主制度应尊重知识成果和知识分子，并创造有利于知识成果产生过程的社会环境；通过选举；并创造鼓励、培养、选拔、任用优秀人才参与公共服务、管理国家的社会环境。
第六、民主制度应承认产权的归属性，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不受侵犯。
第七、民主制度应以创造自由竞争、高效透明、同时促进社会繁荣与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
第八、民主制度施行政党政治，创造有利于政党健康发展、公平公正竞争的社会环境。
第九、民主制度是以宪政为核心的一系列立体制度架构，其它子法与宪法之间存在着统一的关系，一切的司法行为必须以遵守宪法、不践踏宪法为最高准则，这就是所谓的宪政民主，同时宪法本身应具有实现普世正义性，相对稳定性（指 建立在普世正义性上的宪法，而不是指存有大量恶的阴谋条款的现行宪法），丰富性、可调整性。
第十、民主制度的宪政以实施宪法为核心，宪法强调分权制衡，权力的平衡和制约，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实施充分的不可更改的法律保护。
第十一、民主制度应具备程序设计的可论证性、补充性和延扩性。
第十二、民主制度应尊重多数原则，但也应安全保障并保护少数人的个人权利。民主制度激励保障自由，这一自由是建立在平权的基础上，而平权性应由善法确立，并通过法治实施。
第十三、民主制度保障人权，自由，正义。其目标是共和、发展、进步。民主制度本身仍然无法解决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矛盾或对立，只有实现或努力实现各群体之间的共同和谐、和解、和美才是民主制度的目的，解决利益分歧的最后方式是司法。共和也是一种交互状态和概念静态，在共和中各个群体得以发展是民主制度建立后的不歇工作，在发展中以进步来衡量发展的健康与否，而同时，确定进步的法则是自由与正义，当自由与正义无法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明显的指导作用的时候，那么法治，民主是缓冲的工具，并以保障生命的存在与安全为底线。这是一种循环的关系。
第二章、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我们平常说的\”民运\”，指的是为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自由公民社会而进行的运动，也即民主运动。而一个社会它的进步、演变不是单线的，而是一种合力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民主运动不仅仅包括直接从政治层面进行的运动，也包括从环境保护、文化启蒙、法律维权、弱势群体自发诉争等诸多行为，涉及了政治、文化、土地、司法等多重领域，也包括了执政当局中的健康势力和既得利益者所付出的积极行为。当然，为了行文方便，除特别指出，我们所用的民主运动或民运这两个词仍然沿用惯用的狭义概念，即直接从政治层面谋求建立民主制度。
我们强调演进方式，一方面是因为演变是永恒进行的，而进步是可以或可能通过我们的善意，坚持，不断地努力而生长的。
民主制度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的，几百年来的民主制度往往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通过努力得以实现。没有民主运动的推动，民主制度将在时间上延迟到来，也就是说苦难将延续更久。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民主运动不一定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主导力量，也不一定导致民主制度的真正建立（我们所用的词是\”不一定\”，相对于\”一定\”）。
那么怎样才能使民主运动处于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力量中的主导呢？怎样才能确保民主运动的结果是建立民主制度呢。特别要指出的是，两者之间通常还应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们的认识是，促使民主运动成为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主导力量的\”内力\”也就是确保民主运动的结果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内力\”。
民主运动的精神必须和民主制度的精神相一致，这样才有沿承性。
民主制度形成后的社会充分尊重法律尤其是宪法，即法治原则，那么在民主运动中就要有这样的充分认识和维护。虽然专制制度下的许多法律甚至包括宪法有很多是\”恶法\”或很多部分是\”恶\”的条款，虽然义理上我们有权利不遵守\”恶法\”，但是我们必须要正视法律的存在，维护法的精神和地位，从宪法中找到对我们有利的条款，并逐渐扩大这些条款所对应的社会作用，使宪法中的这些有利条款像破土春笋般逐渐上升为宪法中的主要地位，使得其中的\”恶法\”得以泥土或尘埃般剥落。再之，在\”恶法\”没有废除之前，毕竟相对的\”善法\”尚未建立，尚未成为保障与规范公众公共秩序的约定，完全对抗式的否定宪法只会导致\”法\”的沦落，导致未来民主制度之法的重新沦落的逻辑灾难。所以民主运动的\”合法\”行为和对法律的正视和对善法的尊重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也是真正理性的民运组织、民运人士必须要求自己的，让法的精神长进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推翻\”的。
民主制度形成后的社会提倡并努力实现公开、公平、公正。试问，这三个词是否仅仅是三个词而已，是否一夜之间凭借法律或政规的文字形式就可以确立其实质的，正如法的精神是种在人的内心一样，公开公平公正也要是种在人的内心的，尤其是从事民运的人士，很多人现在和将来都在影响着身边的公众和公共事务，很多人将来可能成为参与民主制度立法以及行宪政的一分子，那么就尤其要长期培养并确立自己的\”三公\”精神。如果现在就抛弃或以策略为由隐蔽了\”三公\”，将来又如何一定能在民主社会或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做到\”三公\”呢，如何使民众现在就对民主运动产生信任呢。这一点从共产党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印证，阴谋是专制的土壤，非公正程序是专制和灾难的毒瘤。而很多人还在事实上热衷于\”民主集中制\”，或者在思想上坚持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履行\”三公\”是有利于民主运动的发展的，但是民主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要真正、长期地实现宪政民主制度、转型为自由公民社会吗？希望新到来的自由民主社会不再是昙花一现、阴暗重重吗？如果我们现在多承受一些困难和牺牲，将来能更彻底地少一些苦难不是更佳吗？民主运动要想真正为民族、民众带来福祇，\”三公\”实在是一重要原则，由公开公平公正才能更好地实现正义。
中国大陆的政权更迭不断，几千年下来，仍未实现民主，期间动荡不歇，多则几百年少则几十年一个大轮回，鲜血映红了长空、亡灵充斥着地狱，民主运动自19世纪末叶以降，表现形式的主基调一直是暴力。虽有人辨称暴力不一定带来暴力，但反过来说就是暴力很可能带来暴力呀。社会暴力的本质是什么，是仇恨，是非理性。任何事情在看来无法解决或实质上就无法解决的时候采取了暴力去解决，而结果事情可能是解决了，但仇恨恶性循环地延续下去，仇恨又种植到新的人群或下一代了，社会的和谐、和解、和美永无实现，民主的目的——共和、发展、进步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虽有人称\”无法一口吃成胖子\”，当务之急先建立了民主制度再说 ，这实在是一个心急的理由，甚至可能是容易被利用的理由，都那么多回了，都几千年下来，就是从19世纪末叶起，也有一百余年了，我们何不追求最终的社会和解呢，何不扎扎实实地奠定共和的基础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提出了\”共和\”，但由于前缀为\”人民\”，则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共和，而不是属于全社会的共和。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暴力的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可能有或目前无法看到有一呼万应的\”暴力革命\”成功之可能，如果为了\”暴力革命\”或\”暴力反抗\”之成功，必然要以地下的、专制的方式去建立起一个强大组织，由暴力而引发一连串的、更多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即使确定\”暴力革命\”的必然成功在即，这种\”同态复仇\”也是行不得的，理由在上述段落中已经说明，而最终目的，我们是要寻求中国千、万年历史以来的根本性社会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奠定我们的宪政民主制度，成就我们的自由公民社会。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自由民主社会是靠大脑，理性和法治来维持的，而不是以暴力和血腥来维持。民主运动的气质、胸襟和模式必须坚持非暴力才有出路、才能成为现在的主流和未来的主流。
民主政治是讲究妥协的，是强调协调各种群、团体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的。妥协是一种包容，对于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来说，也是一种忍辱负重的能力和素质；妥协是一种温和，是温和地处理各种关系，温和地坚持原则。很多人对妥协存在着误解，我们要说，妥协才是理性和境界，才是非暴力可能存在的基础。如果冲突双方不理性，协调者、处理者再不理性，那还有什么好的结局呢？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既是公众中的一员，或受专制制度之苦害的一员，但同时又是民众和上层建筑的调解者，在调解的过程中获得双方的不同程度的信赖，从而花最小的代价推动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试问，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种群在激烈争斗中突然愿意从心底里放弃自己的利益和面子呢？只有另外的一股妥协的力量才能正确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民主运动中的妥协精神同样有利于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时、处理自由公民社会的问题时尽可能地促进社会共和。
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在民主立法的过程中，在民主社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我们将面临很多的问题，其中公共服务的精神、公共服务的能力、治理与管理国家的能力非常重要，有了这些精神和能力，社会就会少很多（或避免）动荡与灾难，就会多很多民众的福祇和国家的力量、形象。所以，在民主运动中，如何学习和锻炼这些精神、能力实在是对宪政民主制度、自由公民社会的到来太重要了。国际上的历史证明，有些专制政权下台后，通过民主选举的民主政党携着可谓强大的民意执政后，应付、处理太多的问题而手足无措或弊病连连，盖由于过去仅忙于\”破\”而忽略了\”立\”，结果反致民意大跌甚至让下台的专制旧势力有机可乘，是不可不以为鉴。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或仅仅以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台阶。
第三章、民主运动的文化承担
民主运动是为了保障人权的被尊重、建立合理的宪政民主制度，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社会的进步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提升上，政治制度是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指标和因素，它能促进人性光辉、生活质量、国家实力、民族和谐往更好的层面发展，但不是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有赖于文化的内在力量。所以民主运用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承担，减少或降低社会动荡、社会不和谐的可能性和风险系数，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有它的文化传统和惯性，每一个人有着该国该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这种文化特性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就算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特性中的消极因素，但毕竟是长期累积下来，很难一下子消除，也不能指望通过政治的层面去迅速割除消极因素，出于对社会稳定、平稳过渡着想，也应从尊重文化特性出发，逐渐地非强势地去塑造新的文化特性。五四运动和1949年中共建国后的\”文化洗礼\”都犯了这大忌，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也同样犯了这大忌，使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并引起裂变，这是造成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层潜因。
除了宣扬、传播、互相激励以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思想和话语体系外，也不应忽视中国传统的文化传承和当代人文心理，如果把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人文传统彻底否定或全盘推翻，那么我们也可怀疑其对民主制度的反尔，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承认过去才能承认将来。而且这种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尊重有益于更多、更优秀的人可以支持民主运动甚至加盟民主运动。
我们应深刻体会到专制制度带给人的心灵伤害，并基于该认识和很多谓之胆小或恐惧的民众交流，慢慢化解他们的恐惧和担忧，像一个心理医生般帮助这一部分人走向自强、重拾勇气；同时基于该认识，和很多愤怒的民众交流，慢慢转化他们的愤怒为理性、宽容和爱，在理性、宽容和爱的基础上去诉求或保护自己的人格和利益。
我们应认识到枯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专制制度对社会的深层戕害，如何让民众重拾创造力和想象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在民主运动队伍内部也要鼓励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一个连自己都缺少创造力想象力的人或组织又怎么可能去帮助别人更好地实现呢，怎么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想象力的国家呢。
我们应认识到专制制度对民众的兴趣爱好的扼杀，很多人失去了在专业平台上的话语权，甚至在兴趣爱好上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因为很多的兴趣爱好都是要触及到专制政治的层面的。如果民主运动与民众的兴趣爱好、专业素养截然无关，那么民众对民主运动的关心甚至参与将仅仅停留在理念认同层面。
我们应认识到诗歌与音乐的重要性，重视美好的事物与民众幸福、国家强大的内在联系，而且由于诗歌是指向真善美、逼问灵魂与存在的，音乐是超越语言和国界、超越秩序和空间的，一个内心热爱诗歌或音乐的人，必然是反对或至少反感专制制度的存在的。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局限性，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放纵自己的狂妄，一个狂妄的人或组织是不可能建立健康的力量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不停地反思自己的言行与过去、现在，尊重他人或它者的言论、建议和批评。这个认识是从事民主运动的哲学起点与文化起点，人权、自由、正义；民主，法治，宪政；公开、公平、公正；理性、合法、非暴力；这些基本命题都是与这样的哲学起点和文化起点紧密相关的。
民主运动在文化上不是要撕裂传承，而关键是要发展。既为社会平稳过渡、良性前行打下基础，也为民主运动不脱离民众而建立文化纽带。
民主运动在文化中的承担最终是什么呢？那就是肯定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成果，探讨或理性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传播和交流国际政治、文化中的优秀价值，坚定而温和地输送有关人权、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引导民众向健康、乐观、透明、和善的文化人格发展，催生有利于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社会环境，营造有着丰富、健康文化生活和容纳不同声音、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自由民主社会。
第四章、如何看待执政当局与历史
从民主政治的程序原则说，中共共产党的执政毫无疑问是缺少实质程序的，从其执政历史来说，也毫无疑问是专制的，其间在谋求一党专政的主线条下改革进步和愚民虐民是交杂着进行的，暴力血腥和意识控制成为维持政权利益的左右手，很多人、很多团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空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对于执政当局的去留，一种意见是由于其执政的不当程序和专制现实，所以必须推翻它或让其下台；一种意见是通过社会合力，促使其尽快开放党禁然后进行选举竞争；还有一种意见是承认其继续执政几十年，改善国内政治生态、扩大人权、民主受益面。
对于导致执政当局的去留方式，一种意见是通过暴力，一种意见是非暴力，还有一种意见是暴力与非暴力相结合，或以非暴力为主，但不放弃暴力。
对于执政当局下野后的处理，一种意见是宣布其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一种意见是允许其继续存在，但必须接受政党法和新宪法的约束，还有一种意见是除宣布其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外，并大规模清算。
我们认为我们应换个角度，并站高望远地看问题。
怎样看待执政当局和历史的核心是，我们基于怎样的目的和方法论。
首先，我们要看怎样有利于奠定我们永久的民主制度。很显然 ，我们强调的是永久性地确立民主制度，而不是反反复复的，也不希望是脆弱的。作为一个有自己思想背景的政党，如果不触犯民众根本利益和伦理道德底线，民主制度中的政党政治规则是不能强行令其消失的；而且妥善处理好其后遗问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然，这里并没有说要取消对其执政错误与罪恶的梳理、公示，并不否定对重大错误与罪恶的最大责任人的追诉。
其次，我们经常讲执政当局的恐惧心理和民众心理存在的恐惧，恰恰要做到的是，我们应逐步消除民众的恐惧的同时也要想办法消除执政当局对民主运动的恐惧，以做到在政治层面的良性互动，这样才能花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最大的收获，民运组织或民运人士对执政当局的态度不明或持续惩罚性告知，将加深其内心的不安和恐惧。其实对手之间并不是说只有仇恨，而应该互相有安全感，这样的对手之争才是高层次的竞争。
再者，鉴于历史上政权更迭总伴随着清算和血腥，我们不希望继续上演或以这样的上演来奠定我们的民主制度，虽然六四前中共宣布绝不\”秋后算帐\”而事后疯狂镇压全面清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小人\”模式，我们要建立的是从此没有清算复仇的全新的中国历史。
对于执政当局，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利益整体性也要看到它内部的利益分离和健康势力，如何有效的促使其健康势力与民主运动寻找结合点正是民运的重要视野之一。
我们并非忽视那些曾经和正在遭受压迫的人与团体的血泪、痛楚，而是从政治的境界、国家的前途出发，希望尽可能地达致和解，把惩罚的对象从政党组织转移到极少数在最后一刻仍不放弃忏悔并无实际改变行动的重大责任人上。我们希望将来的中国、将来的中华民族和公民永远地彻底地成为轻松的而不是背负了历史沉重的循环包袱。
我们对于专制当局释放的\”持续善意\”，将有助于从深层上改造这样的庞大团体，有人寄希望于对其的惩罚性告知甚至恐吓，能起到分化其内部、扼阻普通的成员远离或退出，而实际上当我们认识到人性的普遍弱点后，我们将无奈于更多的人谋求利益而加入它或继续在其内部存在自己的身份；我们的\”持续善意\”、\”力量善意\”将有助于其内部有良心的成员在目睹对我们的迫害时的不义而更加地从道义上逐渐站到我们一边。
所以，最为可取的是，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通过广大民众的不断参与，以非暴力扩大力量的方式促使内部更多的人认识到宪政民主制度、政党政治的好处并帮助达致开放党禁的实际行为。历史是由人写的，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历史，如何看待执政当局也就涉及到我们将创造怎样的历史局面。过去的历史不断地被当权者遮掩、修改，那是在建立新历史的过程中有太多见不得人或恐怕见不得人的事，当权者的心理始终停留在阴暗的层面，继承了中华文化中的劣根性一面。难道我们还要在创造新历史的过程中再去遮掩和修改我们自己的创造过程吗？难道我们不是要创造一个五千年来的第一个高远旷达的历史长空吗？必须要放下很多东西，才能得到更多东西，在我们的心中，自然希望专制制度今天就改变，明天就消逝，也同样有时候存在着对专制政权的情绪愤怒，可是我们总是将自己的情绪纳入到理性、明朗的胸怀中，不让情绪引导人的理智，思考着怎样才能\”一劳永逸\”、\”长治久安\”，怎样才彻底地有利于民众的福祇，彻底地改变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促使全球或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明天。所以更多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心中的刀放下，把专制制度抵在我们胸膛深处的刀化掉，让下一代的未来再也没有怨恨、敌视和冷漠。
第五章、民主运动成功的几大主要环境因素
任何人对于民主运动的或急或缓的心态我们都能理解，况且生命是如此有限，谁不希望自己在最快的时间内至少在有生之年拥抱民主制度的到来、而不仅仅是看到民主的曙光呢。
但为什么当我们愈盼望它到来的时候它却迟迟没有来，愈觉得就在明天的时候明天却依然是专制的阴暴天气。确实民主运动的成功是决定于很多因素的，不是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它就一定在我们期望的时候到来。它决定于一种合力，这种合力来自于破坏的力量也来自于建设的力量，来自于国内也来自于国际，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也来自当局可能的自上而下 ，来自政治抗争也来自经济问题和文化演变，任何一种大的力量不具备，都可能会让我们\”有限失望\”，只有当各种力量（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都形成一定的\”势\”，集合到一个\”点\”上，民主运动才能盼来它最期望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明白这个道理的民众都不愿付出直接的牺牲，而宁愿等待这个\”势、点\”的到来，即使我们以慷慨激昂的心去和他们打交道、说服，他们始终不愿意真正的行动，这当然是一种侧面的说明，说明这个\”势、点\”的重要性。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如果是能比较良性地最后成功，是必然要仰仗于以下几个方面的：
1、国内的言论自由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反过来说，就是民众对于言论自由的要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控制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可以看到，在口头表达的言论自由层面上，国内已经相对进步了很多，而媒体、网站、出版、活动等载体所体现的言论自由仍在严峻态势中，要取得民主运动的成功，冲破言禁实在是第一步的要事，在互联网时代，言禁中第一步又是网禁。当然网禁、报禁、党禁等并不是要一步步按顺序走的，中国的问题往往一环套一环，互相纠缠互相作用。
2、国内的经济秩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或经济环境中的几大支柱产业面临崩溃的可能。这不是代表我们希望它崩溃，恰恰相反，我们不希望它崩溃，崩溃将给民众带来利益缺失，甚至可能引发政治秩序的突然崩溃而引起社会动荡。当然，我们还不能否定，崩溃是无法阻止的（也即崩溃的必然到来），毕竟国内任何重大的经济问题最后都要追溯到政治体制的问题。那么，既不希望它崩溃，又认为崩溃或临近崩溃是重要成功因素，这作何解释呢？解释是我们要抛弃这种二元论，恰恰去尽力挽救这种崩溃，参与进去，从而赢得自己的影响力和民众的信赖甚至执政当局内部可能的某种微妙的善意和思触。
3、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民主运动中来，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包括政治与经济、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的\”既得利益者\”。只有当民主运动发展成为民间运动的时候，\”民运\”才成为圆美的运动，即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的双重结合。希望在民间，希望在青年，更何况当前的民主运动本来就是具有民间性和草根性的，至于\”精英\”则是另外一个向度的概念。
4、在野党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的程度。这当然不是指表面的规模，而是指其在社会中起到的道义感召力和实际影响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要想结束一党专制，非以政党政治来解决不可，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对等解决\”。同时，也只有在野党强大到一定的实际实力的时候，执政当局才有和你妥协的可能，这时妥协的对象重心自然发生了转移。
5、国际政治的视野和利益转到中国或至少是东亚地区。在现代政治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往往就是全球的政治，尤其对于一个与全球有着广泛政治、经济联系的国家内的民主运动，没有国际社会的实质性支持将事倍功半。
我们也曾看到官僚腐败的因素，看到工人与农民的权益抗争，看到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大量社会问题，我们曾因此而看到希望，但实际上任何一项单一的社会问题都无法导致一党专制的直接结束，最重要的是以上的五大环境是否成熟，五大环境中的重要因素能否真正发生，发展，壮大起来，然后形成了合力中的核心力。
我们要朝着促使这五大环境得以成立的方向去努力，寻找突破点和发展轨迹，才是成功的道路。
第六章、当前民主运动的问题和瓶颈
远则从1949年中共建国始，中远从79民主墙起，近则从89民运起，更近从98组党起，甚至从最近几年风起云涌的半民运型维权运动起，民主运动一直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关系着民主运动的发展进程和实质演进，也影响着未来宪政民主制度的真实内涵和自由公民社会的精神风貌。
由于在中国大陆从事民主运动有着非常大的风险，基本上时间越往前靠风险、压力越大。再加上民众对专制制度对政治体制的认识也呈渐进式明透，因此，参与民主运动的人数非常之少。一个只有极少人参与的运动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也不利于更多的民众了解它的内容和精神，不利于民主模式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即时推行，进而不利于民主制度 的立法和自由民主社会的发展。
那么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优秀的人参与进来，便成了一大难题。毫无疑问，降低民众的恐惧心理，减少他们的风险或者他们的心理评估中的风险肯定是前提。而我们很多时候恰恰不去创造这种降低风险的环境和机会，反倒以各种表达方式加强了他们的恐惧。
数十年来，民运主流的表达语言一直停留在直接的正面的政治对抗中，是否可以开辟新的局面、丰富新的渠道呢。政治对抗引来了政治镇压，非暴力抗争也引来了暴力镇压，这本身就是一个单向逻辑，当然我们指的仅仅是逻辑，而不是道义和正义立场。
在具体的集体表达方式中，主要不外乎签名和呼吁，当然海外还有游行示威、讨论展示、会晤政要这三项。尤其是国内的民运人士，由于现实的压力，就是签名和呼吁，也不得不在一年中有选择地做少量的事项，当然这几年签名呼吁的自由度已大大增强。而平时，似乎则显得有点\”无所事事\”，就是朋友聚会也是效率尤低，很多时间化在了对某一微小成功事件的\”沾沾自喜\”、对过去抗争或狱中生活的反复回忆、对民主理念的重复性探讨上。是啊，在新的思路新的局面没有开创之前，确实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风险与压力的前提下，公开身份的民运人士和潜在的民运人士更惮于组织的加入与发展。甚至不少人公开否定和嘲笑组织的用意和作用。时至今日，已经不是需要讨论要不要组织的时候了，一万粒沙挡不住一根针的道理已显而易见，而是要考虑如何把组织积极地建设好、发展好的问题。
民运队伍中的山头主义仍然十分严重，本位主义与领袖欲望甚至利益导向进一步加深建立一个强大组织的艰难。一些领袖是由中共和媒体造成的。其实领袖不是自封的，是自然形成的，我们也不反对任何人积极争取成为领袖的努力。实际上你为民运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你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你有怎样的卓越眼光和坚定信念、清晰思路，才是决定你是否可以做一个真正的领袖。在民主政治中，今天你不是领袖，明天你照样可能；你不是名义上的领袖，你也可以是实质上的领袖，祸兮福兮，均在心态中，也在转换中。
民主运动的资金非常缺乏, 缺乏资金的运动一般情况下肯定比资金充足的运动来的更加艰难，虽然资金在理念和格局中并不重要，但在操作中确实尤为重要。而资金的缺乏也是相对的，如果把民运队伍手上或资源上的资金汇集在一起，那也是可观的数目，所以仅仅从这方面来说，有效的整合当然会发生能量聚变。
除了风险与压力外，民众参与性之低是否还有另外的重要原因？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政治抗争或政治诉求的内容上，而不与民众的兴趣爱好、专业素养相结合，那么又怎么可能有更多、更优秀的人士来更持久地参与呢。所以运动内容的单调也是民主运动的问题和瓶颈之一。
怎样与执政当局进行互动，在促使甚至迫使执政当局进行妥协的同时，降低执政当局对民主运动的恐惧心理也是尤为重要的。那么怎样的民主运动才是更有效的的互动呢？怎样才能更有效减轻他们的恐惧呢？执政当局通过对民运人士和组织的镇压、控制、限制，使我们和民众之间形成无形的围墙，来把我们从民众中剥离出去或封闭起来，同时我们如果仅仅停留于政治对抗和政治诉求的层面，就进一步孤立了我们自己，客观上满足了当局的愿望。由于中国大陆大多民运人士由于中共压制而处于边缘化状态，民众不愿参与或很难参与。当然，海外也有许多边缘化的人群。
近些年来，国内的民主运动从狭义走向了明显的广义。随着公民维权、家庭教会、法轮功、文化运动等四大方面的领域纷纷突起后，民运内部即欣喜又失落，欣喜就不必说了，失落主要是因为民运的作用和国际国内的关注度似乎被稀释了，而各股力量似乎又没有找到很好的融合点和交叉区。
把这些问题一一摆开，是为了进入\”解决问题\”的环节。
第七章、民主运动亟需的战略调整
民主运动当前亟需战略调整，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民主运动的发展、推进社会的进步，奠定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公民社会的更佳基石。
我们认为调整分为三个方面：定位、战略（工作重心），策略（工作方法）。
先谈自我定位。
首先要从\”列宁革命\”的模式中彻底跳开，我们不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一个政权而努力的 。我们的词语是\”政府\”而不是\”政权\”，是希望在这片具有数千年历史和数百万平方公里和十多亿人口的土地上出现一个高效、廉洁、为民的现代民主政府，这样的政府接受民众的公共权力的委托后服务民众并创造和建设一种民主、祥和、幸福的生活，一个伟大、繁荣、富强、富有创造力和凝聚力、拥有并鼓励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国家。我们的身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我们是真正的现代宪政民主的建设者。
其次，我们不要总是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去控诉去抗争，受害者的身份也往往容易导致我们原谅自己去破坏什么，实际上，将近六十年控诉下来，我相信世人也基本上认清专制政权的本质和专制制度的巨大危害了，我们的道义形象也树立得比较丰满坚实了。我们不是反对这种姿态的控诉，我们指的是我们的主要姿态不应该是这样，或至少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必须提升。
第三，我们应建设一个健康、愉悦的民运队伍，让参与民运的人士不仅仅体会到价值的实现，也不仅是兴趣爱好、专业素养得以施展的空间，更是感受到快乐、幸福、友情。我们不能把民运队伍建设成大小政客集中的舞台，充斥着计谋和失落。
第四，我们应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的力量，以在社会的可能动荡中肩负其自己的责任，发挥自己的作用。执政当局经常以可能到来的动乱来恐吓、诱因民众无奈地允许甚至支持其继续执政，那么我们要让民众相信，有我们在，社会并不会因为制度改变、执政当局的下野而动荡不安，更无内战之可能。此外，更重要的事，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地避免临界点的到来，实现政党轮替，社会动态和平地转型。
第五，我们要成为民众利益休戚相关者，更多地去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他们一起努力，而不是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将来我们应可能是公共服务的优秀者和积极分子，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是。
第六．我们应该累积我们的经验，让民众相信我们有能力帮助治理国际、管理国家，有能力处理国际国内大事，有能力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主权问题。
第七，我们应付出我们的实际行动、让国际社会逐步相信并坚信，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安全的、理性的、能力强大的反对派力量，不仅仅是受迫害者、需要避难者，新的政府可能由我们来主导或我们来积极参与将对世界和平、现代民主、国际和谐、国际利益、人类进步产生更大的好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像英国一个影子内阁政府一样运作起来。
在定位明晰后，我们构想我们的工作重心。
过去我们的实际重心在于摧毁专制当局的道义基础，赢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道义支持。今后我们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民众的利益上来，其中主要内容是要转到地方建设中去。我们要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我们要极力避免由媒体操纵运动或者有人操纵媒体，我们要尽可能把持对我们主导的活动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只有这样，才有发展演进的可能，否则，就很有可能要失控，而退回到压制倒退和更深的死结。一定要有充分的各种准备，否则无法承担责任。另外，每个个人或者团队只能负责自己所做的言行，不能抽象地笼统地谈责任。
我们既然试图冲破当局对我们的封锁与剥离，那么干脆绕过\”上层政治\”这个层面，直接插入社会的核心。社会由三方面构成，地域、事务、人，通过地方建设可以直接进入腹地，接触每一个地域、每一项事务、每一个人，这样百万军队的围堵将顿时失效，这是一种切入型的全面融入整个社会生活的方式。
政治其实是一种生活，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将政治融入生活，才能打破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高高在上的威严，打破\”老百姓搞什么政治\”的荒诞谎言，建立起民众议政、参政的习惯。也只有议政、参政成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后，将来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并永久地保障。
那么什么才是与民众的生活和切身利益特别相关呢？那就是地方建设。
由于人的群居现状，地方建设将很多人的利益捆在了一起；由于人的日常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地方建设更与他们休戚相关；由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基本上聚合在一个城市或乡区，有着共同的地方利益，这样从地方建设出发，也就是从血缘出发，在各种人事关系中，中国的血缘关系还是相对紧密有效的，\’阶级斗争\’在摧毁着血缘伦理，我们应该重建它，充分发挥各种关系 中的这种基本单元的作用。
我们经常发现，当某一个地方发生重大苦难事件时，往往另一个地方的人们并没有太多的痛苦，那是因为远距离比近距离、听闻比目睹所带来的生理、心理影响要小的多，而如果在同一个地方，那受害者往往就是耳闻目睹者的亲戚朋友或同事师长。我们经常发现，当一个城市有重大的改革或市政建设时，往往另一个地方的人也仅仅是当作谈资或参考间鉴而已，而不会去做出正面的反应，那是因为两个地方利益无关或淡远。
我们还知道，当国家发布某项重大的外交政策或公布高层会议纪要时，民众往往停留于口头的议论，不久便失去了其在嘴巴上、头脑里的地位，那是因为民众觉得这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是政府高层的事情，与自己的利益无关。
我们不能忽视当前民众普遍不关心或不敢参与政治的现实，不能忽视人对利益的追求和人性的弱点这样的前提，否则，民主运动将是或将继续是空中楼阁的成分为多。
正是要转移到地方建设上来，即草根民主，让更多的民众来关心、关注甚至参与，降低他们的政治风险，提高他们的准入门槛，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各领域的优秀者或能人的智慧和影响力，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促使地方事务的成功，然后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获得扎根于每一个地方的民意基础。
正是要转移到地方建设上来，弱化政治对抗的角色，形成和执政当局的或明或暗的竞争式较量，降低他们对我们民运队伍的正面打压力度，通过长期的努力促使不同的执政当局逐步妥协、正视我们的存在，甚至有时候与其中的支持力量\”联手共事\”。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一个并未宣布的小政府、民间政府，从工业、农业、交通、贸易、环保、治安、教育、市政、房产、民政等多重、全方位领域展开工作，人数少、成本低，兀自热情地开展着工作，取得成效。
正是要转移到地方建设上来，使中共政权的薄弱部分——地方政权与我们形成更多的甚至紧密的接触，从而发生转变，我们关键要培养并构架可生长的新空间。
正是要转移到地方建设上来，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慢慢形成的能力，治理国家、管理国家的能力，公共服务、服务为民的能力，从而产生并坚定对我们的执政信心，提高国际社会和我们（尤其是国内）正面接触、了解的机会。
当然，我们仍然要从政治抗争的层面继续努力，在大政方针、国际事务、制度建设上继续、更进一步地提出我们的构想、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形成宏观与中观、微观的立体架构，形成竞争合作与抗争对阵的双向平台，形成软与硬的双效并行。
最后谈一下工作方法。
以往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减法，包括最近几年蓬勃兴起的维权运动。所谓减法，就是以推翻一个既定事实（包括长期事实与暂时事实），而加法，则是绕开是否要推翻既定事实的障碍和艰难，从一个新的平台、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去做收获性的行为。
减少法的难度比较大，毕竟推翻政府的事实决定和事实行为比较难，除了政府的政治利益，官商结合利益还有所谓的面子问题。而我们把重点放在新的层面和角度上，有利于为民众谋求更多实际利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要减法，而是要多做加法，并适当做减法。
关于加法与减法，先举几个案例：
案例1：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政府把某一块地强行或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取得卖给开发商，结果导致了官商（政府、开发商）与农民之间的冲突，甚至上升至暴力冲突，这时做减法（要求把土地还给农民）往往非常难以实现，甚至在政府的镇压之后，农民非但失去了土地还不得不被动无奈地接受了原先的条件。如果这时做加法，通过我们和农民及相关援助人士援助团体的努力，要求官商提高土地补偿，此时官商出于政治利益和根本经济利益的考虑，有可能与农民代表进行磋商，成功的概率将大大提高，民众虽然失去了土地但毕竟得到了相对多的利益补偿。而且开发商们将考虑经济规律，考虑今后以怎样的代价去获取土地，把官商结合的行为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范畴中去考虑。这是减法变加法的途径。
案例2：某城市将建设高架，对于高架的线路走向民众意见很大甚至反对建高架，而实际上我们判断政府不建高架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我们就直接做加法，通过专业性的论点（可向专家请教）、民意的采集集合，促使政府在建高架时采取对民众利益损害最小化的方案，同时我们可考虑通过各种渠道将我们的方案及我们的角色做最大 传播。
案例3：每年人大提案时，我们也就各个领域提出我们的建设性和督促性方案，并将我们的方案传播到（可通过传统文本或EMAIL电邮等）与会的人大代表、政府相关官员手上，扩大我们的影响面，重新建立执政当局内同情和支持的人对我们的解读。
那么，有人将抨击这种\”加法\”，觉得沦落为那八个\”花瓶党\”的角色，甚至\”为虎作伥\”。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和\”花瓶党\”的本质区别是我们坚定地明确地坚持我们的方向和行动，即否定一党专制，诉求宪政民主。也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刺激、引导\”花瓶党\”慢慢把自己的花瓶打碎，要求政治独立性，催生更广泛的团结阵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难道我们非要像大石头下的小草一样斗争，而不能平行地在一个管道空间中进行竞争吗？虽然他强我弱，但由于在一个管道中，结果只有妥协才有更好的生存，最后达致民主制度的出口。
同时，这样的调整，将有助于整合国内各方面的民主力量，文学运动、公民维权、家庭教会等等力量都存在着与民运结合的接口。
通过这样的定位、战略、策略的调整，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积极开创民主运动的新局面，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效。
将战略转移到民众切身利益上体现到地方建设上来，多做加法，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直接绕过民主运动（中共当时谓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单维空间和单一围墙，把专制政权压力下的民主运动与专制政权下台后的民主社会时期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直接连接成一体，而不是截然分成两个时期，将促使我们更加要成为一个理性、包容、着眼社会和解和根本进步的反对派力量，也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的知识、不断和民众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接触，使民运组织或民运队伍成为一个学习型的、与时空（时代、地域）一起进步的组织、队伍，或者说，一个学习型的、能不断学习的队伍必然是有希望的队伍。
第八章、战略调整下的政党作为与发展
我们坚持，必须要形成一个强大的理性的反对派力量，这个反对派力量的重中之重必定是竞争的能替代型的现代民主政党。
而在政党政治中，也必然要出现百花齐放、大小共生、良莠并存的空间。但有识之士都明白，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主要的现代民主政党或主要政团联盟（初期的现象，后期回归政党）。
那么在这样的战略调整中该主要的现代民主政党如何作为与发展呢？
大陆是事业的根本，海外是有效的补充，加上大陆的民运人士从数量上也远远超过海外，如果政党的全国性组织建立在海外，则海外的决策准确性和决策执行力将大受影响，所以政党的全国性组织全国性会议（制定政党政策和推举候选人）应该建立在大陆。但是，毕竟海外有着大量的民运精英或历史性人物，在执政当局不允许流亡或定居海外的民运人士归国前，大陆以不建立全国性会议为宜。如此，大陆以省为单位，横向联系、相对独立、彼此支持，共同遵守党章精神和现代政党民主运作的游戏规则，也是为今后的联邦制、为多元文化并存、为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创造基础、探索道路。
当然不建立全国性会议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建立一个海外服务协调机构，以发挥部分类似于全国性会议的良性作用，但在法理上并无存在，也规避了今后全国性会议正式建立时可能发生的很多问题。
如果有这样的服务协调机构，或者条件允许下建立起来的全国性会议，则主要在政党的制度完善、民主制度的框架建设甚至细节建设、外交关系、民族领土领域、宗教信仰领域、社会重要领域的大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下功夫。各省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建设上，其中省级会议负担参与地方建设的大方向把握，同时坚持温和的政治抗争和政治诉求，两者并重；地市级及以下会议则明显以参与地方建设、扩大组织的地方影响力为重。
全国性会议既党的全国性代表大会的产生，在条件基本允许下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省参加。在全国性会议诞生之前，任何省或海外服务协调机构不得以党的整体名义或全国性组织的名义对外对内工作。
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团队的建设，从团队规模、团队素质、团队结构三个方面着手，其中没有基本的规模就没有结构 可言，也没有素质的提升可言；而团队素质的高低势必影响到团队规模的发展、决定团队规模的影响力；而团队结构的合理性丰富性将要求团队规模的发展不能局限于单一性。重心转移到地方建设中去、多用加法的策略将有利于团队规模、团队素质、团队结构的建设。
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做灵活的最大团结面的工作。原则上可分为三个外延：党员、党的朋友、个人（党员）的朋友。党员中可分为主动公开党员、被动公开党员，但不论主动公开与被动公开，在面临司法或特别组织的询问或压力时都不能否定自己的党员身份。对于一些优秀的人士，以及主动决意淡出但愿意为党继续做贡献或原贡献较大者皆可考虑为名誉党员。对于一些愿意与党建立良好关系的组织团体，则定位为党的盟友。
在地市级及以下的组织成员，除必须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主动公开党员）或不否定自己的党员身份（被动公开党员），即除了保留党员的名义和内心精神外，不作更多的政治性要求，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和专业素养组成对应现有行政体系的松散型小组，以对地方建设的各个环节、方面进行关注、研究、提案，并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社会关系促成提案的实施，协助省级会议对个案的研究和解决帮助。
各级会议、党员有效而从容地发展新的组织机构和新的党员，发展党的朋友，个人的朋友参与到实际工作中来。
组织的关键在于力量，一个没有力量的组织是无法取得别人与你协商、对话、联合的机会的，也无法在社会的转型中肩负起重要的责任，无法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足够大的贡献。而力量取决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力量才是硬道理中的\”硬\”，即实力。
但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中，发展的关键是控制节奏，不宜太快，不宜太慢，不宜张扬，不宜过分软弱，在环境宽松的时候适当快些，在紧张和风口的时候适当慢些，总之要灵活对待，要善于精确和准确解读各种信息。在现代民主政党发展的过程中要遵循并培养社会的法治原则。现代政党主要作为聚合人气，制定政策，推举并提供选举侯选人的有效平台，大多数由专业人员和义工组成全国和地方工作班子，以备了解民情，帮助召开各地各级的代表会议，推举候选人参与各个选战。
政党在已有的选举中应积极介入，设法将假的选举变成真的，并利用成长的力量推动选举向高层次发展。
在政党内部的整合中，必须坚持正义程序。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党章和道义的基本原则之上。这个主要的新的现代民主政党应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而不是亡命之徒、负面机会主义者、彻底政客的集中营。
这样，政党可以做到纵向有重点、横向有分工，做到主要力量与执政当局正面接触，促进彼此了解和理解、和解，既要抗争，也要妥协，为政党政治的未来空间铺设良好的平台。
如何处理好减少和避免坐牢又能尽可能地扩大影响，这已经是超越勇气的阶段，是善意，智慧，判断力，和形势的把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深入研究和实践，特别是政党团体。需要认真探索，严肃负责，即对参与的现代政党负责，同时也对自己负责，更要对成员同事他人负责。主要通过每个参与人，每个地方组织团队的非常努力扩大该现代民主政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该现代民主政党应能启动，加速，减速，停止，再启动，按现代民主规则运作，具有高度可控性。
对于所谓的特务之争、彼此怀疑，实在可以彻底放下了，尤其是在公共议题的操作上。我们新的民运力量应该是可以容纳一切人的，无论对手还是特务，特务只能在每一个事项上构成阻碍，而无法阻挡民主运动的整体进程和民主制度的到来，特务也首先是人，是人总是有变化的可能，只要一起做事情，只要认同民主运动和民主自由，就是战友、同事或朋友，没有敌人、特务，我们的心中不能再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实体和敌人障碍了。而且我们没有且很多时候无法采集到证据，无端怀疑则会对自己团队有致命打击。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自愿参选的成员或愿意借这一平台的独立候选人去参与可能的竞选，凡成功者，应将是该党的有影响力的各级重要成员。如果个人真有怀疑，请在有危险的现阶段就让他成为其选区的候选人成员吧。当然有明确证据的情况除外。
对于一些有争议性的命题，政党团体组织可考虑搁置处理，即使个人发表观点或表明态度也宜陈述道理为主，切不可情绪高昂 ，不要认为自己的观点就必然是对的，是代表国内民意的或者是代表海外群体民意的，或干脆是代表真理的。并且以自我观点乱怀疑别人是共特。
第九章、亚洲各国的民运关系及民运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在进行民主运动的亚洲国家中，中国无疑是最大的最主要的板块。中国的民运组织和个人要努力支持其它国家的民主运动，既是共同使命、道义立场使然，也是大国风采、温暖在怀。其它国家的民主运动队伍也要支持中国民运，所谓唇亡齿寒。大家抱成一个松散型的大整体，把力量累积到最大化。
当然从操作上来说，主要是针对各国民运在海外的组织、队伍。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民运的高度关注和特别支持。
但是各国毕竟会考虑自身的各方面利益，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只有自己力量强大了，人家才会对你有信心，才会伸出更多的手，站直更挺的腰板要帮助我们，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以前老是抱怨国际社会对我们支持太少，虽然有中国执政当局的重要负因，但关键在于自己做得还不够。
如果有政党在海外存在多头组织，那各个组织也可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多做实事、好事、建设性的事，这样才能赢得自身的价值和党内的认同，海外多头组织的地位归根结底是要靠自己做出来的，然后得到国内的多数认可方有可能有对国内的影响力。
台湾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并且主流希望大陆能够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民运组织尤其是政党组织与台湾的正面沟通非常重要，既有利该政党在国际视野中的地位，也有利于大陆民主事业的推动，同时有利于成为处理台海关系中的第三方同胞，使美国出于台海关系的处理也不得不重视民运组织的存在和态度。
民运组织与美国的关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民主政党尤然。
在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民运内部的整合确实非常重要，但整合是把双刃剑，如果整合不好，不如不整合，所以现有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在整合时一定要抱着非常负责、谨慎的心，要对整合后的队伍做品牌化发展，否则，在别人国土上的表演只会让地东更加看不起，进而损害民主运动的整体，加深国内民运人士的困境。
目标
捍卫人权自由， 维护社会公正，
实行市场经济， 保护私有产权，
立基法治共和， 推动政党政治，
实现宪政民主， 推广普世正义。
关键词：
筹备，注册，登记，发展，候选人，竞选， 推动提升直接选举层次，各级地方会议，参与活动平台， 全国会议（政党筹备制定政策，竞选推举提名候选人），义工，互动，妥协，抗争，和平，理性，非暴力，公开，合法，法治，修宪，消解恶法，党员，成员，专业班子， 专业人员，控制速度， 启动，加速，减速，停止，再启动，继续，程序，规则，市场经济，在野党，反对党，竞争替代型的现代民主政党，私有产权，宪政民主制度，自由公民社会。
附加说明：
安全性：参与政党的安全性是该政党能否发展的关键，如果公开党员要判十年以上，那一般民众就会躲避，不敢参与。所以在未能注册成功前，一般应以成员的身份与普通公民一样活动和生活。但与新人交谈时可谈及该主要政党和有关情况，不必作入党介绍人。等新人了解后由他自己决定。主动公开党员、被动公开党员一定要严格确保自己的安全性。否则会给政党组织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如果有党员自己作好了坐牢的准备，那也要看社会效果和个人代价的平衡，要与其他成员同事和相关团队协商。这一方面不是由自己能控制的，所以要跟长年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多打交道，多了解整个历史情况。
如何处理与国安，公安工作人员的关系：要参加政党活动，现阶段就必然要跟他们打交道，通常情况下，不宜于跟他们个人对抗，要善于表达自己的理想，和选择，但不能涉及具体人和事物，被提问时，要善于保持沉默。同时要了解他们的关键时的可能选择。也可以做说服工作。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多有不同。
我们希望军队国家化，警察相对于政党中立化，但现在显然还不是。不过也要尽可能抓住各种机会做这方面的工作。
至于检察院，法院，不要与当事人对抗，要善于表达自己的理想，要善于保持沉默，要做解说和说服工作，尽可能获得办案当事人的理解和同情。要做充分的法律辩论，有自己或家人请的律师时，可跟律师作充分的探讨，沟通。但是，也要充分明白这些作用非常有限。
如果万一最后到了监狱，要防止第一次的打压，坚持理念，明确态度，正眼相视，阐述情况，如果狱警可能打人，怒目而视，坚持不予理睬。过了这一关，就确立了底线，以后有机会争取较好的处遇。还可以与负责你的狱警作说明和说服工作。监狱生存是非常艰难的，经常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因为你确认自己是正确的，更不要说反对所谓的\”罪\”了，而狱警通常自以为是，有了所谓的\”判决书\”说事，内在的冲突不可避免。你仅有靠坚强的意志力和内心精神加以抗拒。由于信息非常不对称，没有自由，不幸时还可能遭至毒打，非常艰难。
要对自己的行为可能的结果有充分的预期。尽可能避免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