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件事情，我想首先做一个声明。汪道涵先生是中共高干，我丁子霖是“六四”难属，两人的政治分野不言而喻，两人的生存境遇也迥然不同。因此，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两个人坐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嫌疑；或者说，这正好印证了时下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丁子霖今天之某些作为（比如主张维权的非政治化，比如不赞成把“退垮中共”作为纪念“六四”的口号等等），原来事出有因——她本来就是一个中共体制内的人，没有走出党文化的阴影。我在这里要声明的是：我不想掩饰什么，更不想改写什么，包括自己的历史。我只想活在真实之中，按自己的意愿来活，不是按别人的好恶来活。我之所以一直到今天才公开十七年前那次与汪道涵先生的会面，只是考虑到此前他还在台上，有所不便。今天，汪道涵先生一生的行藏、事功，都已进入历史，也就应该可以任后人去评说了。

事情还得从1989年6月的那个黑色周末说起。在众所周知的那个周末夜晚，我失去了我深爱着的儿子。那突如其来的灾难，那钻心锤骨的丧子之痛把我彻底击垮了。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家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我的同事、同学、学生、亲友，纷纷前来探望、安慰。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但我的神志是清楚的。有一个念头始终困扰着我，在脑际不停地盘旋着，那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这个问题，所有来看望我的人都不能回答，即使有人回答了，也不能让我信服。我满脑子都是亡儿生前的身影，满脑子都是亡儿冰硬地躺卧在医院太平间床板上的情景。要我承认自己儿子是一个反革命的“暴徒”，死得活该！那除非把我也杀了！

这个念头苦苦煎熬着我，令我日夜不得安枕。在恍惚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似乎早已在我的意识中消失了的人。他，就是我十六年前与之相识并有过一段交往的汪道涵先生。我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员，从未与共产党的高官有过任何接触，与汪道涵先生相识，也是在他“文革”期间落难沦为“逸民”的时候，而且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在我深陷于痛苦之时会想起他来。也许是因为他曾经给我留下过平易近人、深明通达，还有那么一点知识分子书卷气的印象，可以把压在心底的话向他坦露吧；也许还因为他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对世事，对人生，对他所置身于其中的共产党有一个比别人更清醒的看法吧。总之，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吐露心曲的人了。

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到上海去找他，从他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究竟为什么，共产党非杀人不可？”

我随即给一位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老同学写了一封信，请求她帮助我尽快与汪取得联系。为了不让汪道涵先生为难，我请那位老同学如实地代我向汪申述如下三点：
一， 请问汪道涵先生是否还记得有一个叫丁子霖的人大教师；
二， 告诉他，丁子霖的儿子在“六四”惨案中被戒严部队枪杀了；
三， 丁子霖想专程来上海找他面谈，如不便，不必勉强。

几天后，我从同学的回信中得到了汪道涵先生对我请求的肯定性答复，只是要我抵沪后提前一两天通知他，他好作出安排。

尽管这个答复是我所期盼的，却还是令我感到意外。汪虽然早在“六四”之前就从上海市长任上退下来了，但他毕竟是共产党里边的高级干部。凭我在共产党里将近三十年的经验，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的所言所行，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尤其是在涉及到党、国命运的重大问题时，是绝对地要与党的中央保持一致的。那时北京尚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很多学潮的参加者一个个落网了，还有一些人包括学生领袖四处藏匿、逃亡，可谓惶惶不可终日。紧接着是一场全国性的“清查”运动，一时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如果按共产党的惯例，我自然属于“反革命暴徒”家属，人人避之犹恐不及。一个共产党人，而且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能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接待像我这样的人，确实超乎我的意想，这使我打消了连日来的疑虑和不安。

于是，在1989年9月11日我连儿百日祭后的一周，即9月18日，我和我丈夫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两天后的下午三点左右，在康平路上海市委的一个小会议室，我见到了阔别十六年的汪道涵先生。他如约健步走近小会议室，一眼看去，他模样依旧，只是略微胖了些，而且比我印象里的他要精神的多。他猛地见到我时，眼神似乎显得有点意外。或许，我那憔悴的面容，怅惘、失落的神态令他一时认不出我了。

我忍不住劈头问了他一句：您还记不记得我啊？
“记得，记得，当然记得！”他爽朗地回答。
不知怎的，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于是，他安慰我，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一起在沙发里坐了下来。我把憋在心里好几个月的话都倒了出来。我对他说：

“我这次来上海是专程见您的，见了您我就走。”
“我想请您开导开导我，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非要开枪不可？我了解我儿子，也了解我的学生，他们都是怀着一片爱国热情走向天安门广场的，而且始终没有什么出格的行动，政府不让他们再在广场呆下去，难道不能用别的办法，非要动用军队不可？”

最后，我重重地说了一句：“要知道，这一枪伤了整整三代知识分子的心啊！”

他低着头，默默地倾听我的诉说。我告诉他，1973年，也就是我认识他的那一年，我的儿子还在吃奶。十六年过去，他已经长成了1米8的个头，成了一名很为我争气的中学生。没有想到，竟在他刚过十七岁的第二天，就被戒严部队的子弹穿透了心脏，活活打死了。……

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把我儿子生前的一切都对他说了，包括儿子在学潮期间所做的全部事情。我说了很长时间，他一次都没有打断。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似乎连时间都凝固了。他耐心地等着我说完，又过了很长时间，看我似乎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才开口，一字一句缓慢地说：

“丁老师，你是知道的，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也很残酷，给全国，也给全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次事件那样的惨烈。”他接着说：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宽慰你，我只想对你说，这不仅仅是你个人和你家庭的不幸，而且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不幸。这件事现在很难说清楚，上面的情况很复杂，也许过一些时候会清楚。我想，我们只能从历史的高度来看这一场悲剧。”

接着他说：
 “很多人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像我这样岁数的人，更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是有很多情况造成的。其实，当时上海的情势也很紧张，江阴、常熟一线和吴淞口都已部署了军队，出动了坦克，只要一声命令，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市区。”他说他当时曾与陈国栋等一些老同志（陈原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当时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多次协助上海市委领导向中央打报告，希望中央不要派兵进驻上海，上海的学潮由上海自己来解决。 他接着说：

“此前上海的的情况是，示威的学生白天在街道上设置路障，晚上政府就动员工人纠察队把路障搬开，第二天白天学生又把街道堵上，晚上工人再搬开，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为的是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扩大事态。”

他把话题转到了北京，他说：“北京的情况就不同了。俗话说：‘相打嘸好拳’（南方俚语），双方都把脸撕破了。”

汪还对我们谈起当时上海市长朱镕基在处理学潮上所做的一件事。他说：“北京开枪后，上海的学生、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集会，表示抗议。6月8日，朱出席了人民广场的群众集会，并讲了话。他公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这让老百姓出了一口冤气。再说北京已经开枪了，这对上海的学生、市民也是一个警告。几天后，上海的事态就慢慢的平息了下去了。”但是，他说：“你们大概不会知道，朱在讲话后，立即给中央如实打了报告，要求中央给以处分。后来中央表示，上海情况特殊，追认了朱的做法。我们老同志当时也都支持朱的做法，得知中央表了这个态，大家心里的石头也就落了地。”

在这次见面中，汪还讲了学潮初期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情。他说：当时也就是在这个小会议室里（汪特别提到，这个小会议室在“文革”时期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经常开会的地方），他受市委委托，同钦本立先生谈过好几次话，有一次从深夜一直谈到天亮。开始时市委要钦本立认个错、做一个书面检讨，然后让《世经导报》复刊，但钦坚持无错可认，后来市委又说做个口头检讨就可复刊。他说，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扩大事态。但是，正在相持中，从北京传来了爆发学潮的消息，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也许是为了减轻我心里的痛苦吧，这次会面他又向我重新提起他本人和他家人在过去岁月里遭受的种种不幸。他说的很多事情，我不敢说记忆犹新，却还依稀记得，因为他早先曾断断续续地对我讲过。那是在“文革”前后，先是他前妻患尿毒症病逝，接着是二女坠崖身亡，那时他正受审查，只能用一张草席裹尸匆匆料理了后事。其他子女，除长女在北京石化工作外，或被发配到外地，或留在本市当工人。至于汪本人，则顶着“历史反革命、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帽子，抄家、挨斗、住牛棚，最后被开除党藉，每月发生活费150元。我还记得，那时我曾多次去东城区汪芝麻胡同他的家里，他虽仍然留在一个有着几进房屋的四合院里，但整个院子一片败落景象，冷冷清清。先是公家把他的住宅电话撤了，说是怕他搞“反革命串联”；后来又把冬季的取暖锅炉也撤了，说审查对象不应再享受高干待遇，他也就只能靠自己生一个煤炉过冬。我还清晰地记得，每当我去他家，他总是一边同我说话，一边不停地搓着双手取暖，因为屋子里实在太冷。他曾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人民大学对受冲击干部“落实政策”的情况，他想知道，像他那样有“历史问题”的人组织上究竟会怎么处理。他当时只想能让他做一份技术工作，他说他是学技术出身，做一般的技术工作还可以，哪怕让他去外地，他也很满足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所在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把他放在一边不管他了，他就靠读书打发日子，偶尔也写一些旧体诗。他给我看过几首，写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留下，但饱含在字里行间的那一份凄苦悲凉之情我至今未能忘怀。

后来，“四人帮”倒台了，中国的局势大变，人们也似乎看到了希望，各人忙各人的事情去了。80年代初，他复出后被派往上海去当了市委书记和市长，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当时我的想法是，他既然已经走出了逆境，重返政坛，当了高官，那么随着地位的改变，也就同我这样一个只是一心想着把书教好、有时间就去校外挣钱养家的大学教师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了。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1989年9月21日与汪的那次见面，因为那次会面在我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面中，双方都说了很多话，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但是，看得出来，他也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无奈。因此，在我临别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又突然让我留步，用一种很温缓的语气对我说：

“丁老师，我看你的气色很不好，身体很虚弱，是不是在上海多住一段时间，我去安排你住医院，找一个好大夫给你检查、治疗一下。你就好好休养一下吧！”我想这也不是一种虚意的应付。

但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自己清楚，我的“病”是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位医生都无法医治的。我脑子里盘旋着的仍然是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非杀人不可？”这个问题，即使像汪道涵先生那样有着丰富阅历、又饱受过共产党整治的人都无法回答，何况他人。

在汪的眼里，也许那时的我已与十六年前判若两人了，而且也一定意识到，他不能解决我思想上的问题。他是想通过以他所能的方式，多少减轻我的一些痛苦。出门时，他一再叮咛有事去找他，并告诉我，他现在就住在身后的那一幢楼房里。

然而，我始终没有再找过他，只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给他邮寄过与难友们联署的一封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当然，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复。我想，他作为一个江时代的共产党高官，不可能同意我以后的想法和做法，而我，也并不期望他能同意我的想法和做法。给他寄那封信，只是想告诉他我没有被苦难所击倒，我重新站起来了，我正在做些什么。我也想告诉他，当年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解答的那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要开枪杀人？”今天我已有了自己的答案。我不知道他看到这封信没有，也许，这封信压根就没有到他的手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必须承认，我那时确实愚昧之极。共产党都已经把自己的儿子打死了，还要不停地问一个“为什么”？而且还偏偏要从一个共产党的高官那里去寻求答案。这不是太愚蠢了吗！然而，那个时候的丁子霖，就是那个样子。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掩饰什么，也不想改写什么，包括自己的历史。我所能希望的，就是我的后代不再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

我至今并不后悔那一次会面，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次会面本身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越来越失去了意义。但我仍然有所安慰，在已经逝去的那个腥风血雨的年月里，我毕竟曾从这位老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一种人性和良知的脉动，尽管这种人性和良知是被层层包裹着的甚至是被扭曲了的。我不想用单纯的党派观点来看待一切，也不想用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区划来判断是非。在我看来，人们看任何问题，都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观点，那就是人性和人道的观点。一个人，或者一个制度，其真伪、其善恶、其优劣，皆系于人性之有无，或者换句话说，看其是否具有一种人道的关怀。

2006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