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拷问
1949年10月1日的庆国大典上，66 当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万众欢呼，礼炮轰鸣，“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人民沉浸在无比自豪的激情之中。这个时刻标志着中国从此告别了专制与贫穷，走向民主与富强。如同胡风的颂诗：“时间开始了！”然而，人们的这一感受和期盼与以后的现实迅速拉开了距离。革命所带给社会的远非人们的想象，真可说是悲出望外。一个个政治运动纵横叠加，一场场灾难横空出世，一次次迫害从天而降……往事不堪回首。1949—2009，一个甲子年了，中国虽有大变，执政者的治国理念也有所调整，然伤痛未曾癒合，专制政体依旧。人民要追问的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何谓“革命”？
革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是指整个社会的重建，它要经过多种形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产权革命），社会革命，科技革命等。狭义革命仅指政治革命。我们要讨论的限于政治革命。
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67 列宁也说过相似的话：“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68 这里，对革命提出的定义，仅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暴力，二是政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但是，这样的革命我们无法将它与各种政变相区别，也无法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相区别。或者说，按照这个革命的定义，“政变”和“造反”都可将之纳入“革命”的范畴了。
革命是人类进入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事。在中国古代，各国征战，大小帝国兴衰，奴隶、农民造反，王朝更迭，社会发生剧烈的动荡，但史学家们从未称它们为革命。中国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史家也不称它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发生，因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 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这是社会的重建。适应这一客观需要，社会各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其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是政治革命。从荷兰 、英国、美国、法国，近代政治革命相继发生，其任务是以立宪民主取代君主专制，即政治制度的更新换代。这样的革命，在中国也曾发生过，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可惜没有结出成功之果。所以，是否是革命，应当看其是否以确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价值观作为革命的目标；这个新制度和新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这样说来，暴力与政权的易主，不一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政变或复辟。暴力和政权的获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一个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即使没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国17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国1688年国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称“光荣革命”。中国1911年推翻满清皇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帝皇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由于此次革命未有成功，以后凡以确立民主立宪为目标的革命可认为是这次革命的继续。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就革命路径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争论。回顾这场争论颇有意义。梁启超认为：“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革命不等于夺权，而在于立宪。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立宪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首先要革命，要夺权，才能革专制而成立宪。梁任公则担心，“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革命后的共和，恐怕不是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因此，梁启超阐释他的政治革命观：“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若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发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整个二十世纪可以说是革命的世纪，却未给中国带来立宪的成功。梁启超对革命的见解，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余英时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提出了“积极的反革命”这个概念，很可体味。他说，反革命势力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积极的新兴的反革命势力；另一部分则是消极的落后的反革命势力。前者是极权主义，后者分散在所有落后国家中的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他说，积极的反革命势力一方面固然是反对民主的革命力量的，但另一方面又是腐旧的反革命统治阶层的死敌。所以如果就极权主义与腐旧的统治阶层而言前者确实是“革命的”，尽管这两者在整个历史大趋势中都只是反动逆流。正因为如此，“我们细察极权主义运动的成长，便可发觉它正是靠反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起家的。”积极的反革命势力“是最善于运用社会上的革命心理的。譬如东方的广大人民都痛恨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于是极权主义者便以反腐旧统治者的‘革命’号召群众。因此，不仅大多数不满现状的人民群众拥护它，许多缺乏真知灼见的民主自由分子也跟着它走。”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极权主义的反专制与民主主义的反专制本质上却是背道而驰的。”69 显然，余英时的这些论述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的。
余英时所提出的“积极的反革命”这个概念为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提供了一种方法。
所以，革命是要检验的。检验革命的标准就看其是否建立了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底蕴的民主立宪制度。虽然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增进人民的福祉，从这一意义上说，制度还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但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史证明，只有民主立宪制度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进步与人民的幸福。
要检验革命，还要排除那些不属于革命的东西。比如，暴力与政权的易主。虽然在革命的进程中往往出现暴力与政权易主的此类现象，但政变和历史上的奴隶、农民起义也伴随这类现象，因此，它不能作为革命的本质特征。再比如，以推翻腐朽政权为目的的行动，是否一定就是革命呢？或者说，将腐朽政权作为革命对象的社会运动（有的是暴乱）是否就能认为一定是革命呢？而且，由于这种社会运动容易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往往一时间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再比如，革命是否可凭革命者的宣言和承诺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近代所发生的革命，为了取得民众支持，都会提出一些迎合民众需要的口号，宣称自己是如何地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因此蜂拥似地拥护这个革命。
由此看来，检验革命是一件复杂的事。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第一，检验革命的标准是获得政权之后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宪还是变种的专制制度。第二，检验革命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第三，检验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时间，甚至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对其真假革命作出客观的判断。这是笔者提出的检验革命的三原则。
检验革命需要时间，因为革命之真假，革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福音还是灾难，是推进社会文明还是导致社会失伦，在革命过程中尽不可预知，一切要待革命成功之后才可以有答案；这个答案是通过新权贵的所作所为和种种历史事件才得以逐渐彰显。检验革命需要时间还因为，革命党人总是向人民宣传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权是如何的腐朽，革命所要实行的主义是如何地符合人民的利益，革命之后的社会是如何之美好等等。这样，人们不但同情与拥护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义，愿为实现这个主义去献身，（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成了革命党人的忠实信徒，把一切交给了党（包括生命与灵魂），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即使党早已放弃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时期的承诺，他们仍与党保持着“统一”，维护党的威信，成了党的工具。他们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见，人们要对真假革命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是需要一个长时段的过程的。
毛式革命——去民主主义与专制皇朝的复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这两方面的功过是非，最终要集中到革命之后以建立起什么样的制度这个结果加以评判。既然这一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而且还是“新”的，那么革命的结果合乎逻辑地应当建立民主立宪制度。遗憾的是，革命后的历史事实证实，这个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结出的却是去民主主义的专制主义果实。
虽然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谈话中也表示赞赏民主、唾弃专制。如1945年6月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时毛与黄在窑洞中的一席对话，表示中共执政后将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会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又如同年8月毛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期间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时所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70
需要注意的是，毛赞赏民主的言论只是在特殊场合的偶尔抛掷，可不是他的常用语，更不是他的核心词汇。毛在特殊场合表示对民主的喜好，乃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要取悦于民与取得国际舆论的好评，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所以民主啊、自由啊，决不是毛的真实思想，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可以找出很多例证。本文的第三部分对“无产阶级领导”的剖析中揭示了毛的非民主、去民主的思想，第五部分对“反对封建主义”的剖析中揭示了回避专制主义作为革命的批判对象。这就决定了毛在主观上不可能将中国引上民主共和的道路。
从毛的思想与人生历程来看，他一直未曾进入自由、民主的思想王国，一直未曾接受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观。年轻时他信过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之后他信了马列，找到了几件法宝：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他活动的舞台局限于中国，不像孙中山那样，到日本、西欧、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进行考察、研究，汲取先进文化与现代性营养，因而思想前卫，眼光开阔。毛在夺得政权前夕，即对西方民主反口。他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应当是说“在毛的心目中”——笔者）一齐破了产。”71 毛依傍苏联，走俄国人的路。当斯大林的暴行在苏共二十大被揭露之后，他很不高兴。他挺身而出，与苏共唱反调，捍卫斯大林。他竟以身试法，仿效斯大林提倡个人崇拜，说“不崇拜不得了”；从此，个人专制、极权主义之邪气日益猖獗，终使党国陷入绝境！当台湾当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放弃一党专政体制二十多年之后，现今大陆却仍坚守一党专政固若金汤，严厉封杀言论自由，大力打压异议人士。笔者写此段文字时，正发生了一件令世界惊愕的事件，即2009年圣诞之日中共当局竟判处《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博士十一年重刑。此事激起全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刘晓波在法庭上说：“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历史恍若被拉回到1957年！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出了去民主主义与反民主主义之果，反证了这场革命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革命，只能算是假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假使没有这场革命或这场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中国会上演那么多的闹剧、悲剧吗？专制主义会升级换代吗？人民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吗？
在对革命作出重新评判的同时重新评价国共两党的斗争便提到了历史的前沿。
1949年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那时我还在小学念书，学校里教唱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呵嗨嗨咿呀嗨嗨……”数十年来，中共一直向人民宣传国民党反动派专制腐败，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剥削中国人民，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它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人民获得解放，使中国走向光明。这种宣传，在幼小的心灵中注射了对国共两党一恨一爱的政治种苗；这种宣传，也是中共几十年来在大陆获取统治的思想基础。随着岁月的流淌，涂抹在国共两党上的政治油彩在风吹雨打日晒中逐渐剥蚀消逝，历史让我们逐渐看清了国共两党斗争的真相，逐渐识别了蒋、毛博弈的实质，那就是：它们是两个为争得国家权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其间不存在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反动的，一个代表人民，一个压迫人民。它们之间的争战也不是什么关系着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区别，而且有的区别还颇为重要。
第一，国民党是执政党，其政府是合法政府（包括共产党也只有批评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没有说它是非法政府），其军队是政府武装力量。而中共是非执政党，后来在“解放区”出现的政权严格地讲不具有合法性，其军队是非政府武装力量。一个现代国家，即使是民主立宪国家，可以有反对党存在，但不允许有两个政权和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十年（1927—1937）“剿共”和抗战胜利后要求中共的军队国家化，理由正当。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大力扩展势力范围和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拒绝军队国家化，拥兵自重，其目的世人皆知——在于要以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涉及到1947—1949年国共交战的根源以及双方何者正当、何者非正当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可以作个比较。在共产党统治下，有反对党存在吗？有不受共产党管辖的政权存在吗？有非政府武装力量存在吗？在共产党业已陷入统治合法性危机的1990年代，社会中自发地出现了新的政党；尽管这些党尚处于策划阶段，尽管这些处于策划阶段的党政治态度温和，它们一般并不主张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但一旦被中共发现，立即取缔，发起人立即拘押，并判处十年以上的重刑。相比之下，共产党实在没有资格批评国民党当年对共产党的打压政策。与中共相比，国民党对反对党，对异党政权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那真的要宽容的多。
第二，国共两党在信仰的主义与治国方略亦大相径庭。国民党秉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则信仰共产主义。其治国方略，在政治管理方面国民党逐步实现民权主义，即从有限民主（训政）到完全民主（宪政）。蒋介石主政时期，国家内忧外患，矛盾叠加，困难重重，即使如此蒋介石也没有采取像中共后来所做的那样，实行严酷的极权统治，而且在内忧外患情况下力所能及地推动国家生活的民主化。试问共产党执政后的六十年中，给了人民多少民主？储安平在中共未取胜时就预言，国民党是民主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是民主有无的问题。储的话不幸言中。在经济改造方面，蒋介石根据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反对中共的共产政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虽表示中共的最低纲领与三民主义是一致的，本党在现阶段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他却把三民主义篡改为“联俄、联共、互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说明毛要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是口是心非。这一点在毛夺得了国家政权之后更得到了证实。1949年之后，毛即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剥夺农民的土地与资本家的资本，既抛弃三民主义，又抛弃他自己确立的新民主主义，还反过来批判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主张，毛从此将中国引上了空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歧路。试想，如果实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主张，中国会遭那么大的灾吗？
区别或许不仅仅是上述两点。1980年代初，大陆理论界有人提出毛的革命是“新式的农民起义”的观点，虽然问题没有展开讨论，但没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对于国民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其民主主义的性质与划时代意义巍然屹立，历史早有定论。问题是，蒋介石统治大陆二十二年怎么评说？你可以说它是“一党专政”，可以说它是“专制独裁”，甚至可以说它是“蒋家王朝”。但蒋没有指使人民呼喊“蒋委员长万岁！”，蒋也没有把自己称为“秦始皇”。蒋举军北伐，扫除军阀，没有人说他是“新式农民起义”，蒋介石统治时期没有人说他是“皇朝复辟”。重要的还在于，蒋介石的第二代传人蒋经国在1980年代中期放弃“一党专政”，将台湾引上民主宪政的轨道。面对台湾的这一历史性变革，中共如鲠在喉，无可言说。再看毛式的革命与毛式政权，我们可以从多方面例举出它的农民特性。不过，最好还是让毛泽东自己说，第一，毛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72 怪不得毛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颇具心仪，因为是同类。第二，毛说：“历代都行秦政制”，自认他的政权是承继秦政制的衣钵。秦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可以认为，毛式政权就是毛皇朝，就是皇权专制统治的再现与复辟。第三，毛自称皇帝。1950年在中共起草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毛擅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自封帝王。1958年毛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973年毛又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 ”。同年，毛给郭沫若的诗中有“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一句。毛泽东功成名就，不过是做了历次农民起义所做的事：改朝换代，皇朝更迭；不过是在二十世纪做了二十七年不穿黄袍的皇帝，如此而已。这里还需注意：毛式革命和毛式皇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专制皇朝其存在的历史背景已回然相异。国际背景：西方国家已告别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民主制度纷纷建立，西方社会的先进文化 渗入中国，影响中国。国内背景：经过辛亥革命，帝制告终，共和出台，尽管袁世凯 篡权后称帝复辟 ，但遭到举国声讨而顷刻覆灭，可见民主主义已深入人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去民主主义的毛式革命与毛氏皇朝，不啻是开历史倒车！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一直批评蒋介石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统治。现在，我们要问，难道中共在夺取大陆政权后不是也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统治吗？所以，中共的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不过是将“毛三一”取代“蒋三一”而已。问题更在于，“毛三一”比“蒋三一”的独裁统治更为无道与野蛮，其历史后果更为惨烈。如果我们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毛式空想、专制社会主义）进行一番实事求是的比较，一定能有力证明上述的结论。就蒋介石与毛泽东而言，笔者认为，无数的客观事实可以证明，蒋介石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而毛泽东只能是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应属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萨达姆之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相信不久就会有这方面的专论问世。
上述所论，如果有理有据，那么，毛的革命何以有功？功在哪里？难道革了国民党政权的命，建立了比国民党更专制、更独裁的极权统治，是有功吗？直至今日，中国人要获得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人权保障，由极权体制转向民主宪政障碍重重，其根源难道不是因为毛栽下了极权体制的这棵大树。极权体制下深得荫庇的权贵阶层怎容人们对极权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