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焦：“我是刘贤斌”活动高涨 米奇尼克与中国推友交流

自6月28日民主人士刘贤斌被拘押开始，海内外掀起“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活动。中国许多省份陆续成立“我是刘贤斌”关注团，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刘贤斌的关注，向中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但中共当局罔顾海内外一片抗议浪潮，竟然在7月6日对刘贤斌以煽动颠覆罪实施正式逮捕，更加引起各方的强烈愤慨。

民主人士刘贤斌两度入狱，入狱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出狱仅仅一年多点时间，当局以同样罪名再度抓捕，令人愤怒。更难以接受的是，遂宁市国保警察不但对刘贤斌妻子进行传唤，竟然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刘贤斌先生年仅13岁的女儿进行骚扰和威胁。

本周的另一个新闻焦点是米奇尼克访华，并与中国公民进行交流。米奇尼克是波兰当年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现任波兰《选举日报》主编。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力量“如同甘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 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则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活动深入开展

▲维权网7月4日报道：“我是刘贤斌”四川关注团声明

6月28日，遂宁警方秉承上峰意志，在毫无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悍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刑事拘留了著名维权民主人士、基督徒刘贤斌，并且不顾基本的道德准则对其妻子陈明先及13岁的女儿进行传讯和威胁，我们表示愤怒和强烈的抗议。

纵观刘贤斌先生20多年来的维权和为民主事业的努力以及两次受到迫害入狱达12年之久，可以看出刘贤斌是一个道德高尚、行动负责的中国公民。特别是他长期秉持的“公开、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更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与经验积累，值得致力中国民主事业者共同遵循。

“我是刘贤斌”四川关注团将全力关注刘贤斌先生受到迫害的情况，将以还刘贤斌先生自由，让刘贤斌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对待为目标。

在此，“我是刘贤斌”四川关注团也对国际人权组织和个人，以及全国其它地方“我是刘贤斌”关注团以及关注刘贤斌及其家人的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你们是正义的使者，是雪中送炭的好心人，刘贤斌及其家人最坚强的依靠！在法治依然不健全、在因言治罪依然存在的今天，你们是推动进步和文明最可依赖的力量！

刘贤斌是我们的兄弟，是四川人民的骄傲，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只有法律，我们只要公正！

“我是刘贤斌”四川关注团发言人  张明

▲维权网7月4日报道：“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签名第五批名单

 “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声明

我们惊悉四川维权民主人士刘贤斌先生在刚刚出狱一年多时间后，于2010年6月28日晚上7点又被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刘贤斌先生为了践行自己的公民权利，曾经两次被关进监狱。他已经在狱中度过长达12年的时光。令人愤慨的是，遂宁市国保警察不但对刘贤斌妻子进行传唤，竟然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刘贤斌先生年仅13岁的女儿进行骚扰和威胁。

在中国当局声称“依法治国与尊重人权”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对于四川警方如此公然无视法制，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对遂宁国保严重违反国际国内有关保护儿童权利规则，违反起码的人性与人类基本的文明准则，给刘贤斌女儿施压，使孩子心灵造成极大恐惧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最强烈的谴责！

为了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捍卫公民的尊严，我们“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特此强烈呼吁：

一、有爱心、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公民，请你们加入到“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中来，成为公民关注团成员；

二、四川警方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刘贤斌先生，真正落实《宪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尊重与保护人权的承诺，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三、当局必须立即停止打压公民维权，充分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切实保护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民间开展建设性的协商对话，听取民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谋求中国的真正和谐之路。

“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
欢迎签名：（姓名  地址  职业）

2010年6月29日
公民关注团邮箱：lxbgzt@gmail.com

（第5批28人，总计414人）

槟郎（江苏，自由写作者）
蔡小明（广东，自由职业）
曹劲柏（湖北，公民）
陈庚女（上海，异议人士）
杜冬劲（上海，IT人士）
冯船林（浙江，商人）
何人（湖北，诗人）
何士林（浙江杭州，职业推墙者）
侯文豹（安徽，流民）
姜力钧（辽宁铁岭，法律学者）
李志伟（广东，公民）
刘巍（北京，律师）
吕洪来（泰国，民主人士）
毛君波（浙江，公民）
欧阳旋（湖北黄冈，学生、公民、草泥马）
彭开（江西莲花，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群友、准公民）
邱亚利（湖南，公民）
苏祖祥（湖北，教师）
韦敬鹏（广西，公民）
魏忠平（江西，公民）
武振荣（韩国，民运人士）
谢春（四川南充，通讯工程师）
杨红（四川，工程师）
余斌（江苏，公民）
张哲成（江西，公民）
章勇（南京，公民）
郑创添（广东，技工）
朱菊如（江西，公民）

▲网刊《参与》7月5日报道：各地救援刘贤斌行动继续进行和准备

（参与网2010年7月5日讯）：自刘贤斌被四川遂宁警方刑事拘留以来，“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签名已超过四百人，目前签名活动仍在进行中，与此同时，各省陆续发起“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现已有安徽、湖南、四川、陕西各地关注团成立，其它地区的公民关注团也将陆续成立并公开发表公告，营救刘贤斌的活动正在加温，关注团成员希望警方能够考虑到刘贤斌等长期坐牢的情况，不要再次对他判刑。

西安的杨海先生是刘贤斌的好友，他于7月2日来到遂宁，杨海在探视过刘贤斌的家人后十分感慨：“刘贤斌家真可谓家徒四壁，真佩服明先，真是中国传统上最优秀的贤妻良母，出来后，我的泪水涌出。”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带给这个家庭的灾难是沉重的，在6月28日的抓捕当天，国保警察骚扰刘贤斌的女儿，致使小孩子心理受到极大压力，大哭不止。

“我是刘贤斌”安徽关注团发言人王庭金先生在接受《参与》记者采访时说：“我之所以特别关注刘贤斌，首先是因为他作为一个40岁的人，已经在监狱中度过12年，如果这次再对他判刑，那么，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他的家庭都太残酷了。我们都是坐过牢的人，知道牢狱对个人和家庭造成的伤害有多大。所以，姑且不谈政治，仅从人性、人道的角度来谈，我们希望四川警方理性、柔性处理此事，我想，这也是各地关注团很多朋友的想法吧。”

王庭金说：“1999年刘贤斌入狱的时候，他的孩子只有两岁，差不多十年的骨肉分离，令人痛心。多少年来，这么多朋友，总是在坐牢、坐牢，人权灾难甚至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刘贤斌的遭遇大致也是我们这些朋友的遭遇，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我们想通过公民关注团这种方式，提醒政府不要再制造人权灾难，而要依法治国，逐渐走向民主。”

据了解，最近几天，刘贤斌家的电话被切断，至今尚未恢复。近日有多位关注刘贤斌案情的朋友来到遂宁，另有更多关注者和维权人士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将会做出有针对性的反应。

另外，海外救援刘贤斌的工作在积极准备，多个人权、民运团体正准备发起抗议活动，并积极运作通过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声援、救助刘贤斌。

▲维权网7月5日报道：“我是刘贤斌”湖南公民关注团发言人声明

我们注意到，自刘贤斌先生被“刑事拘留”以后，四川当地警方采取了一系列与常识相悖的行动：

6月29日上午，刘贤斌先生的妻子受到遂宁市国保大队传唤，要求其配合公安局的工作；同日，刘贤斌先生13岁的女儿在学校受到警方的骚扰、恐吓与威胁。6月30日，刘贤斌的朋友、遂宁著名民主人士陈卫先生受到警方传讯，据悉，此次传讯的主要目的是警告陈卫不得参与对刘贤斌先生的营救活动。

与此同时，海内外声援和营救刘贤斌先生的行动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由于四川遂宁市警方对此次拘捕行动讳莫如深，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借刘贤斌先生所发表的言论采取的一次政治迫害行动。

言论表达权、政治参与权是每一位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宪权，传统的敌对斗争思维和暗箱操作的办案模式也早已不符合当代文明社会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法则。我们认为，四川遂宁市警方应当放弃“有罪推定”、“普遍恐吓”的专政思维，无条件释放刘贤斌先生，并从“刘贤斌事件”开始，真正反思警察的工作职能，改变自身野蛮、粗鲁、颐指气使、不负责任的社会形象。

“我是刘贤斌”湖南公民关注团发言人：张善光

发起人：张善光 李德铭 南方河 张子霖 何朝辉 卿昭 马萧

“关注团”第二批签名名单：余志坚 张凡 章勇 钱翔 宋先科 刘俊峰 何军樵 李东卓 周志容

 

[NextPage]

 

▲维权网7月5日报道：“我是刘贤斌”安徽关注团祝贺湘川两地关注团成立

 “我是刘贤斌”安徽关注团发言人王庭金，热烈欢迎《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湖南分团，“我是刘贤斌”四川关注团成立，并表示衷心祝贺。

在《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的号召下，国内外朋友立即掀起了声援营救著名民主人士刘贤斌的高潮。并先后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安徽关注团、《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湖南分团、“我是刘贤斌”四川关注团。相信“三团”或更多“关注团”的成立，必将加大营救力度。

刘贤斌不仅是四川人民的骄傲，也是湖南人民、安徽人民的骄傲，更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在营救刘贤斌的活动中，我们一定要团结、携手、互相支持，并请贵 湖南分团、四川关注团 的朋友对安徽分团多多指教且保持联系。

“我是刘贤斌”安徽关注团发言人　王庭金

2010年7月4日

▲维权网7月6日报道：贵州公民关注团强烈谴责遂宁警方刑事拘留刘贤斌

中共近期非法抓捕刘贤斌先生，再一次暴露了恶党施恶法的丑恶本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民主维权人士施行的政治迫害是乎又升级了……。四川遂宁警方公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刑事拘留了著名民主维权人士刘贤斌先生。这无疑是与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宗旨相违背的。并且这毫无人性的打压甚至波及到刘贤斌先生的妻女，对此，我们贵州“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对四川遂宁警方的这种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刘贤斌先生20多年来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两次受到迫害入狱达12年之久，长期的监狱磨难，刘贤斌先生的自由民主信念不但没有丝毫的动摇，反而更加的坚定和成熟。从他的所作所为及言行中，我们看出了他是一个为了中国民主化事业作出无私奉献而无怨无悔的人，一个为了人权事业勇于担当和百折不挠愈战愈勇的人！

对此，我们贵州“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希望四川遂宁警方不要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无耻的栽赃诬陷刘贤斌先生，希望我们的谴责和呼吁能够有效阻止遂宁警方对刘贤斌先生再一次施行的政治迫害！也请当局识大体、顾大局，体察民意，尽快释放刘贤斌先生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我是刘贤斌”贵州关注团全体成员

2010年7月5日

▲维权网7月6日报道：刘贤斌已被正式逮捕

四川著名维权民运人士刘贤斌自6月28日被遂宁市国保刑拘后，海内外掀起营救刘贤斌的浪潮。海外各民运、人权团体纷纷表示对当局的抗议和对刘贤斌的声援，国内人士发起了关注刘贤斌的公民关注团，很多省市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关注团，并发表要求释放刘贤斌的声明。

然而，就在大家全力声援刘贤斌，希望警方立足事实、遵从法律、顺应民意，还刘贤斌以自由时，遂宁国保今天（7月6日）上午9点10分打电话，还交给陈明先对刘贤斌进行逮捕的家属通知书，通知书上显示对刘贤斌逮捕的时间是7月5日17时43分。据刘贤斌先生的辩护律师马小鹏先生的消息，刘贤斌先生已于今日（7月5日）被四川遂宁当局正式逮捕。

面对各省纷纷建立“我是刘贤斌”关注团的巨大压力，四川当局此举被认为是已经铁下心来迫害刘贤斌，杀鸡给猴看。许多网友评论认为， 四川当局以如此罕见的速度批捕刘贤斌，显然是乱了方寸，置一般刑事拘留一个月零7天的正常期限于不顾，悍然正式逮捕刘贤斌。如此快速的正式逮捕，只在21年前八九民运之后北京上海当局打击所谓“纵火、杀人暴徒”时才有过。网友评论还认为，这样做是在火上浇油，促使已经开始喷火的民怨迅速燃烧。尤其现在股市、房市崩溃已成定局，整体中国经济即将步希腊后尘之际。

▲维权网7月6日报道：“我是刘贤斌”北京关注团成立公告

刘贤斌先生被四川遂宁地方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刑事拘留已经八天了！

这一事件大大地刺痛了海内外良心人士的神经。我们注意到不仅中国法律界迅速组织了法律援助团，不仅各界公民自发地组织起了“我是刘贤斌”的黄丝带行动，而且在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公民关注团”，甚至，一些海外社团和良知人士也对四川地方当局三度拘捕刘贤斌的行为表示了严正谴责。

面对海内外良心人士的关注和谴责，四川遂宁地方当局却执迷不悟、依然固我，他们继续将刘贤斌先生当做“阶级敌人”拘押在高墙之内——他们以为，只要将刘贤斌先生装在笼子里，遂宁就会“稳定”些，四川就会“稳定”些，执政党的“天下”就会“稳定”些。

其实，这种思维是完全错误的。纵观近三十年来，类似刘贤斌先生的这种人权案例俯拾皆是、举不胜举。不说远的，单就近几年而言，便先后出现了高智晟、胡佳、刘晓波等人因言入狱的事件，但是中国社会的“稳定”目标实现了吗？没有！不仅没有，而且执政党和政府所希求的“稳定”局面似乎正在向越来越不稳定的局面演变——只要看看风起云涌的各地公民维权事件就足够了。

问题的本质在于执政党及其各级地方政府该如何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间智慧和不同意见问题。古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十四亿国民的国家！执政党及其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放弃敌对思维，广开言路，尊重和保障每一位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

回到刘贤斌先生的案子上。

就刘贤斌先生而言，我们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公民，他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祖先留下的中华大地，对于中华大地的各族同胞有着一种深深的爱，他深知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病因。二十余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寻求民主、寻求自由、寻求法治、寻求宪政。并因此而数度铁窗寒暑、数度镣铐加身。但他从未屈服、从未怯懦——从这个看守所到那个看守所，从上一个监狱到下一个监狱，虽经一路风雨，却毅然决然地为着我们这个国家寻找着阳光灿烂的明天！

也因此，我们对于遂宁地方当局再度拘捕刘贤斌先生表示严重抗议！我们呼吁四川省政府乃至于中央政府能够迅速介入遂宁地方当局的违法行为，尽快释放刘贤斌，还刘贤斌先生以中国公民的全部自由！

与此同时，我们还认为刘贤斌先生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国家的悲剧，这种悲剧有可能落在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头上。为了刘贤斌先生的今天不会演变为我们的明天，我们也特别呼吁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中国公民——无论你在朝还是在野、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也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生活在北京，都希望你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关注刘贤斌先生的“黄丝带行动”中来。

最后，我们提醒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三十年改革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因制度顽症也积累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价值崩溃问题、正义缺失问题、人权侵犯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并有可能断送中国社会的美好前程。我们希望执政党能够当机立断、痛下决心，迅速启动政体改革，整合朝野一切力量，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使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真正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未来！

这是刘贤斌先生的愿望与追求！

这也是我们这些北京公民的共同愿望与追求！

就此而言，我们都是刘贤斌！

“我是刘贤斌”北京关注团：

王荔蕻（维权人士）
张  辉（作家，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维权人士）
刘  巍（法律人，维权律师）
朱  红（艺术家）
陈天石（学者，维权人士）
张世和（网民老虎庙，时评家，维权人士）
白东平（工人，维权人士）
古  川（人权捍卫者）
李昕艾（维权人士）
陈青林（维权人士）
李金芳（维权人士）
王德邦（维权人士）
谢强（作家）
赵常青（学者，维权人士）

“北京公民关注团”临时发言人：赵常青  （电话13581616696）

“北京公民关注团”签名信箱： blessbeijing@gmail.com（相关建议也可发至本邮箱）

（签名正在持续；签名按“姓名、职业或身份、联系方式”签署，愿与本地或外地签名者联系的，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座机、电邮及其他联系方式，以便进行相关问题的研讨活动）

▲维权网7月6日报道：陕西刘贤斌公民关注团强烈谴责遂宁警检联手逮捕刘贤斌

面对海内外正义舆论的同声谴责和汹涌澎湃的公民抗议行动，四川遂宁公安和检察两家强项以搏，以联合办案般的高速行动应对公民抗议力量（尚不知当地法院是否也厕身其间）：6月28日下午遂宁公安当局将刘贤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刑拘，7月5日下午5点47分遂宁检察当局复又以同一罪名逮捕了刘贤斌。如此看来，刘贤斌——这位优秀的中国公民、坚定地人权捍卫者将像他的其他同道如杨天水、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力宏、刘晓波、郭泉们一样，被公检法这一一贯秉承上命、专司镇压的法律机器无情地吞噬，这似乎是这些中国英雄的共同宿命。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海也，你气局狭小枉为海！但是，我们绝不悲观，绝不会因为这种种倒行逆施而放弃对美好明天的希望。我们正告四川遂宁当局：你们可以拘留、逮捕刘贤斌，但请不要以法律的名义；你们可以审判刘贤斌，但请不要以正义的名义；你们可以掐掉三两枝迎春花，却绝不能阻碍春天的到来！

陕西刘贤斌公民关注团（附后续签名）：

杨  海，广告人13571973901
张鉴康，律师13384916864   邮箱：zjk198964.jian@gmail.com
王中陵，教师
郑保和，教师
许剑雄，企业职员
马育忠，穆斯林民主人士
傅  升，西安导航研究所职工
魏  强，艺术人
高军生，记者
袁小卫，工程师
马晓明，前陕西电视台记者

 

[NextPage]

 

▲自由亚洲电台（RFA）7月6日报道：刘贤斌被正式批捕 公民关注团遭警告不准关注

中国四川民主人士刘贤斌被正式逮捕，调查依然围绕他的文章和上网活动。中国大陆各地纷纷成立“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也有人因此被传讯。海外的基督徒发起了接力禁食祷告希望刘贤斌获释。

 
 
图片：刘贤斌逮捕通知书（亲友提供/记者丁小）

上周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四川遂宁民运人士刘贤斌本周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妻子陈明先周二收到通知，她当天告诉本台：“今天上午我签了逮捕通知书。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因为99年我经历过一次，7月7号带走很快就逮捕很快判刑，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所有的事情。所以那天带走刘贤斌说是刑拘的时候，我就知道大致上是这样的结果，但当真的拿到这个逮捕通知书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还是有点沉重。我跟刘贤斌结婚十多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算得出来，我肯定希望刘贤斌无罪释放，更何况他没做什么，不过写写文章而已。”

同一天，陈明先再度被国保警察传讯，问题依然围绕刘贤斌的文章、稿费、以及电脑上的活动：“最主要是文章，但他们还问了刘贤斌的翻墙软件，还问电脑上那个skype，问我用不用。”

八九六四时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贤斌曾因参与学运被判刑两年半，出狱后因继续推动民主、法制、人权的工作，不断受公安骚扰，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事件后，刘贤斌作为四川筹委会发起人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三年，后获得三年零八个月的减刑，2008年才回到家中，目前仍处在剥权期。

他的再度被捕引起了海内外极大反响。公民们发起“我是刘贤斌”的黄丝带行动，在安徽、贵州、陕西等省的民主维权人士先后组成当地的 “公民关注团”，本周首都也组成了“我是刘贤斌”北京关注团，他们在声明中写道：……以为，只要将刘贤斌先生装在笼子里，遂宁就会“稳定”些，四川就会“稳定”些，执政党的“天下”就会“稳定”些。其实，这种思维是完全错误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价值崩溃问题、正义缺失问题、人权侵犯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使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真正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未来！这是刘贤斌先生的愿望与追求！这也是我们这些北京公民的共同愿望与追求！就此而言，我们都是刘贤斌！

与此同时四川公民关注团的发言人民运人士张明周一被国保传讯，事后他记录了过程，称被问到“我是刘贤斌”关注团发言人是怎么出台的？是否经过选举或什么人任命？以及警告最好不要与刘贤斌的事情搅得太深，否则没有好处等。张明的回应是关注团是自发自荐的，他本人关注刘贤斌出于人情道义，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并非警察们所想象的怀有什么政治目的。

而四川遂宁的民主人士陈卫认为，当局目前对于各界声援刘贤斌的活动如临大敌，但估计不会改变他们的决定，甚至会以连锁的打压来回应：“他们如临大敌，他们会想尽办法进行破坏。我有很不好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是要动手，对刘贤斌、然后打击一切企图声援的公民关注团和个人。”

与此同时，海内外一批基督徒日前发出了接力禁食祷告呼吁书，开始了为同样信奉基督的刘贤斌进行祷告。而各地也先后举行祷告会。7月3日下午，国际感恩宣教会的李雅各布牧师和华人李世雄在美国纽约主持了相关祷告会。周一，在美国的傅希秋牧师、熊焱牧师和郭宝胜、王宇鹏；在泰国的程维民等13位沙吞教会信徒；以及大陆的中福圣山团契分别举行祷告会。

▲维权网7月8日报道：“湖南关注团”对刘贤斌先生遭逮捕的声明

刘贤斌先生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公民之一。二十余年来，在公平、正义日渐沦灭的我们这个社会，刘贤斌先生不顾自身受到的迫害，始终如一和朋友们一起高举着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义无反顾，艰难爬涉。寻找和追求公平、正义如何在中国重构及如何万年长青的光明之路。然而，四川地方司法当局却于六月二十八日刑拘了刘贤斌，一个星期不到又匆匆地转为逮捕。我们认为，四川地方司法当局又一次迫不及待对刘贤斌先生下手，其目的非仅仅止限于刘贤斌个人，而是企图扼杀、窒息有刘贤斌先生参与其中的疾呼中国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民间呼声。

由于公平、正义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濒于灭绝，由此而伴生出的三大触目惊心的严重社会问题已深深威胁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生死，其一是，贪官污吏遍地皆是，他们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疯狂的掠夺、攫取、敲诈民脂民膏，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富有的暴发阶层；其二是老百姓受到伤害后，无处讲理，找不到主持公道的地方，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犹如陷进了文明之前弱肉强食的丛林地带；其三是，被这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凌辱得毫无尊严走投无路的弱者，为发泄仇恨，举起屠刀不分有辜无辜一通乱杀的凶案频频发生，无论百姓抑或官员的安全感都没有了。中国社会已经是众人皆知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一些良知未泯有责任感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他们摇旗呐喊，振臂疾呼，尽自己之全力，试图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刘贤斌先生即是这些高贵分子中的一员。他去北京参加“福建三网友关注团”座谈会，他和朋友们一起到当地公安部门为多次遭到非法绑架的陈云飞先生讨说法，他在网上撰写文章，鼓吹公民社会，以及其它种种，无不都是为着一个崇高的目标。那就是让公平、正义像太阳一般普照中国。

刘贤斌先生追求公平追求正义有什么罪？刘贤斌先生是黑夜中的萤火虫，是被桎梏的中国老百姓的一盏灯。如果四川地方司法当局正义之气尚未全灭，就应当立即无条件释放刘贤斌先生，还其以自由，使其继续与自己的老父、爱妻、尚未成年的孩子在一起，过着作为人都应当享有的正常生活，否则，我们则有理由相信，四川地方司法当局对“公平、正义”有着天然的恐惧与仇恨。

我们希望一切期盼“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中国人都抬起头，大家一起来关注刘贤斌。关注刘贤斌就是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刘贤斌就是关注自己。

我们再一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贤斌先生。

“我是刘贤斌”湖南关注团发言人：张善光

2010年7月7日

▲维权网7月8日报道：“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第六批签名名单

（特注：“我是刘贤斌”——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声明发出后，海内外朋友积极响应。但是，最近邮箱收到大量的垃圾信息，多达3200多份。这些垃圾邮件极大地干扰了名单的整理，同时，也反映出当局对公民关注刘贤斌先生的深深恐惧。这一干扰事件，并不能阻碍“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行动的推进。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将签名关注活动进行下去，从而表达我们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意志。）

“我是刘贤斌”——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

我们惊悉四川维权民主人士刘贤斌先生在刚刚出狱一年多时间后，于2010年6月28日晚上7点又被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刘贤斌先生为了践行自己的公民权利，曾经两次被关进监狱。他已经在狱中度过长达12年的时光。令人愤慨的是，遂宁市国保警察不但对刘贤斌妻子进行传唤，竟然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刘贤斌先生年仅13岁的女儿进行骚扰和威胁。

在中国当局声称“依法治国与尊重人权”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对于四川警方如此公然无视法制，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对遂宁国保严重违反国际国内有关保护儿童权利规则，违反起码的人性与人类基本的文明准则，给刘贤斌女儿施压，使孩子心灵造成极大恐惧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最强烈的谴责！

为了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捍卫公民的尊严，我们“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特此强烈呼吁：

一、有爱心、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公民，请你们加入到“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中来，成为公民关注团成员；

二、四川警方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刘贤斌先生，真正落实《宪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尊重与保护人权的承诺，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三、当局必须立即停止打压公民维权，充分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切实保护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民间开展建设性的协商对话，听取民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谋求中国的真正和谐之路。

“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

欢迎签名   2010年6月29日

公民关注团邮箱：lxbgzt@gmail.com

（第六批31人，累计445人）

傅国涌（浙江 历史学者）
曹晓龙（江苏，自由职业者）
党景阳（河南，大学生）
冯玉熙（四川成都，成都读书会书友）
傅申平（美国，中国民主党党员）
何坚（四川成都，右派）
胡子（四川，公民）
黄斌（河南，学生）
金俊（浙江，公民）
李路（江苏，自由职业者）
李咏胜（四川，作家、记者）
石佳（浙江，工人）
史瑞鹏（广东广州，学生）
苏健（湖北武汉，公民）
苏舟（湖北武汉，游戏原画师）
王冰（浙江，职员）
王剑（四川，公民）
吴永祺（广东广州，学生）
肖栋梁（河南，企业员工）
谢通林（四川成都，公民）
徐春元（河北，自由职业）
徐辉（北京，基督徒）
许光利（湖北，公民）
杨子立（北京，NGO工作者）
遇罗锦（德国，独立作家）
袁强（安徽，公民）
曾庆会（河南省淮滨县期思镇，学生）
张三一言（香港，草根独立时政评论者）
张闻（泰国，自由职业）
周天（四川成都，右派）
周芸（美国，工程师）

2010-7-8

后注：愿与本地或外地签名者进行联系的，请留下联系方式（手机、座机、电邮或其他）

▲维权网7月9日报道：“我是刘贤斌”广西关注团成立公告

6月28日，四川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刘贤斌先生，7月5日批捕。得知消息后，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

现年41岁的刘贤斌，一直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先锋，是我们的楷模。因为追求民主宪政，他曾于1991年和1999年先后两度入狱，获刑达十五年半。如今，刚出狱一年多的他，再次失去自由。

尽管经历了十余年的牢狱之苦，但刘贤斌的民主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出狱后，还处在剥权期的他无所畏惧，毅然联署《零八宪章》，并参与了多起维权行动。长期以来，刘贤斌秉承“公开、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他包容、坚韧、刚毅、仁爱、谦逊的人格特质深得各界人士的认同。

刘贤斌被捕，舆论哗然，声援浪潮四起。海内外多个人权、民运团体发起抗议活动，四川、贵州、湖南、北京、安徽、陕西等多个省市陆续成立了关注团。

我们认同刘贤斌“公开、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刘贤斌民主宪政的愿景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与刘贤斌一样，愿意践行公民权利，愿意为中国民主化尽一份微薄之力。我们深知，关注刘贤斌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

此刻，我们都是刘贤斌！

今天，我们决定成立【“我是刘贤斌”广西关注团】。我们愿意与各省市关注团一道，同心协力，为刘贤斌能早日重获自由而竭尽全力。

希望更多的广西籍朋友，及在广西工作生活的朋友加入关注团。报名联络信箱：2010liuxianbin@gmail.com  (按“姓名、所在城市、职业、联系方式”签署，请用实名或知名笔名报名)

“我是刘贤斌”广西关注团成员：

黎小龙（广西南宁 维权人士）
端启宪（陆恒宪 广西南宁 维权人士）
荆  楚（本名王德佳 广西桂林 自由作家）
李志友（广西桂林 民主人士）
郭旭举（广西梧州 维权人士）
莫巨烽（广西梧州 维权人士）

“我是刘贤斌”广西关注团联络人：端启宪（电话：13132607456）

“我是刘贤斌”广西关注团

2010年7月8日

 

[NextPage]

 

▲维权网7月9日报道：“北京关注团”对逮捕刘贤斌事件的声明

7月5日，四川遂宁检方伙同警方对刘贤斌实施逮捕，这不只是对刘贤斌一个人的威胁，而且是对所有维护合法权利的公民的威胁。北京关注团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事实证明，企图用打压公民维权的做法来达到维稳的目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越打压维权，维稳越困难；抓捕一个刘贤斌，千万个刘贤斌站起来了！

目前，“我是刘贤斌”的愤怒吼声已经响遍全球，在此情况下奉劝四川地方当局抛弃陈腐的“维稳”观念，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尽快释放刘贤斌，为创造和谐社会做一点真正有益的事情。

“我是刘贤斌”北京关注团：（略）

▲维权网7月9日报道：遂宁刘贤斌朋友余跃波被传讯

（维权网信息员肖闻、刑天报道）7月8号，四川省遂宁市《零八宪章》签署人、刘贤斌的朋友余跃波遭到遂宁国保传讯，被明确警告不要参与营救刘贤斌的活动。

余跃波是80后青年，现在遂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部门工作，是遂宁参与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员。7月8日晚上10点钟左右，他上晚班回到家中时，邻居告知他下午有警察前来找他。当晚10点40分时，余跃波所在单位领导忽然给他打电话，要他前去单位。当余跃波赶到单位时，发现遂宁市国保支队的副支队长郑大双带着几名成员在单位等着他。随之国保对余跃波进行了传讯。

从传讯内容来看，国保主要追查了几方面的事：其一、今年6月4日遂宁一批民主异议人士举行烛光守夜纪念“六四”活动是谁组织的？当日是谁通知他前去的？发在网上当晚参加纪念的照片上的人都是谁？余跃波除了将照片上几个警方也特别熟识的朋友辨认了一下，他表示对别的人因为时间太久不熟识而无法辩认。

其二、警方追问余跃波与刘贤斌的关系，是否知道刘贤斌的近况？余跃波表示自己与刘贤斌是好朋友，知道他最近被捕的事，认为刘贤斌是无罪的，是正义的，他所行是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应该被治罪。

最后警方警告余跃波不要参与营救刘贤斌的活动。传讯一个多小时后结束。7月9日，原本是余跃波的休息时间，早上单位领导又忽然给他打电话，要他前去单位，直到发稿时详情尚不清楚。本网将关注事态发展。

▲维权网7月8日报道：“我是刘贤斌”北京关注团最新签名

7月5日，四川遂宁检方伙同警方对刘贤斌实施逮捕，这不只是对刘贤斌一个人的威胁，而且是对所有维护合法权利的公民的威胁。北京关注团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事实证明，企图用打压公民维权的做法来达到维稳的目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越打压维权，维稳越困难；抓捕一个刘贤斌，千万个刘贤斌站起来了！

目前，“我是刘贤斌”的愤怒吼声已经响遍全球，在此情况下奉劝四川地方当局抛弃陈腐的“维稳”观念，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尽快释放刘贤斌，为创造和谐社会做一点真正有益的事情。

“我是刘贤斌”北京关注团：

穆毅勇  (自由撰稿人 新国民代表)
戈建中  (自由职业者)
王国齐  (抗暴者 、维权人士)
王学勤  (残疾维权人士)
赵金锁 (六四伤残者)
苗维荣 (旅日华侨)
赵明华 (盲人)
李金平 (抗暴者)
周元生 (退休警察)
卞习权 (退休警察)
李中  (退休警察)
王树亮 (退休警察)

（发起人名单）

王荔蕻（维权人士）
倪玉兰（维权律师）
董继勤（维权人士）
张  辉（作家，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维权人士）
滕  彪（法律人，维权律师）
李金芳（维权人士）
王德邦（宪政学者，维权人士）
刘京生（宪政学者）
刘  巍（法律人，维权律师）
刘沙沙（油田职工，维权人士）
朱  红（艺术家）
林  海（学者）
贾春霞（网名“女贞子”，维权人士）
齐志勇（六四伤残者）
陈天石（学者，维权人士）
王  译（维权人士）
张世和（网名“老虎庙”，时评家，维权人士）
白东平（工人，维权人士）
古  川（人权捍卫者）
李昕艾（维权人士）
陈青林（维权人士）
谢  强（作家）
刘安军（维权人士）
黄  宾（NGO工作者）
陈晓昶  （自由职业）
徐大凯 （职员）
梁景禄（维权人士）
郭少坤（中国良心人士）
张良生（草根独立时政评论者）
万延海（公共卫生专家，维权人士）
刘  星（维权人士）
董晓平（维权人士）
杨秋雨（维权人士）
郑玲宝(维权人士)
单亚娟(维权人士)
郭旭举(维权人士)
周  重(维权人士)
郑大靖(维权人士)
张  强（编辑）
周  毅（自由职业）
刘  星（维权人士）
江天勇（法律人，维权律师）
赵常青（学者，维权人士）

请继续签名！

签名信箱： blessbeijing@gmail.com（相关建议也可发至本邮箱）

▲维权网7月10日报道：陈明先、陈卫给刘贤斌送去衣物和圣经

（维权网信息员柳萌报道）昨天（7月9日）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和陈卫一道给关押在遂宁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刘贤斌送去了衣物和圣经。

遂宁国保支队7月8日给陈明先打来电话，转达了刘贤斌需要一些衣物的意思。本来当天陈明先就要到看守所送去，但李宇及一些成都朋友来到遂宁，来看望陈明先这位民运人士伟大的妻子，陈明先只好将时间延迟到昨天。李宇等人和陈明先、陈卫还有刚接收了国保传讯的余跃波在刘贤斌喜欢的家常餐厅吃了饭，前来关注和看望的朋友安慰了陈明先，并送上他们的捐款，表示对刘贤斌的支持和对他家庭的安慰，一些朋友还到刘贤斌家里看望了刘贤斌的女儿圆圆。看到圆圆摆脱了心理阴影，和大家礼貌的打招呼，大家感到很安慰。

昨天上午9点半，陈明先和陈卫就坐车前往在永兴镇的看守所，本来计划一起前去的余跃波因为单位领导给他打电话，要对其“语重心长”的“挽救”而遗憾的告诉陈明先他不能去了，而且头天晚上，在国保的示意下，余跃波父母也对儿子进行了劝导。

来到看守所，沉重的大铁门附近收物品的窗口年轻的女警察问了他们送的什么。陈明先回答衣服、毛巾被、圣经和一封没有封口的信。女警察说。书不能送，信到邮局去寄。陈卫解释，这是国保支队同意送的书，因为国保的领导说了，刘贤斌是读书人，就让他看书，如果要写，也给他纸笔，不过要写什么就比较让人遐想了。这个女警察大概已经知道刘贤斌是谁，就叫他们将书和信件放进去。陈卫也拿出200元钱存在刘贤斌的户头。警察问送物人的名字，他们说，就写陈卫的名字吧。相信刘贤斌在号子里看到他熟悉的衣物和好朋友的名字，应该知道他亲爱的妻子以及好朋友到看守所来看望他，这会给他一些安慰和信心。虽然刘贤斌是一个钢铁硬汉，但是在消息闭塞的牢笼里，谁知道这会给他多少鼓励和支持呢？

▲网刊《议报》7月11日报道：“我是刘贤斌”山东关注团成立公告

鉴于四川当局不顾海内外舆论的呼声，无视国际人权公约及中国《宪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滥用公权力，于6月28日刑拘四川遂宁异议人士刘贤斌，并在7天之后将其逮捕；甚至还派警察到学校恐吓、威胁刘贤斌先生年仅13岁的孩子，为此，我们成立“我是刘贤斌”山东关注团，对四川当局提出最强烈的谴责，并密切关注刘贤斌一案的进展。

“我是刘贤斌”山东关注团欢迎山东各阶层人士参加，关注团将不断发出我们的正义之声，直到刘贤斌先生恢复自由。我们认为，刘贤斌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宪法及法律范围之内，并无触犯法律，无论书写文章还是参加维权活动，都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四川当局对刘贤斌的逮捕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近年来，四川地方当局加剧人权迫害，制造了谭作人、黄晓敏、黄琦、左晓环等冤案，“我是刘贤斌”山东关注团敦促中国政府对四川当局这种明显恶化人权的做法予以制止。四川当局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破坏了四川的形象，对中国各项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无疑是不利的，这种做法也影响中国形象，对国家的发展和信誉同样是不利的。

刘贤斌曾经是一个为民主呐喊的八九学生，在六四之后，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为此多次坐牢，时间长达13年，他和他的家庭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他的再次系狱，将使这个家庭又一次夫妻分离、父女分离，父子分离，我们不禁要问：刘贤斌做了什么，让四川当局非要置他于这样的灾难之中不可？请四川当局有关官员保持一点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尽快释放刘贤斌。

四川当局的错误做法，与当今世界的民主、人权潮流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国家的耻辱，是中国人权的耻辱。在中国，很多人已经走上争取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宪政的道路，四川出了个刘贤斌，这是四川的骄傲，是中国的骄傲。

刘贤斌的理念，就是我们的理念。我们都是刘贤斌！

“我是刘贤斌”山东关注团：

发言人：邵凌才先生 联系电话：13256785381

孙文广（退休教授）
倪文华（人权律师）
邵凌才（中医师）
孙万宝（维权人士）
李红卫（维权人士）
张铭山（自由撰稿人）
车宏年（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电子工程师）
刘 云（ 工 人）
袁 静（维权人士）

“山东公民关注团”签名信箱： sdgzt2010@gmail.com（签名正在持续；签名按“姓名、职业、联系方式”签署，相关建议也可发至本邮箱）

 

[NextPage]

 

●米奇尼克访华并与中国公民交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9日报道：亚当-米奇尼克访问北京

明天 (2010年7月 10日)下午，波兰共产时代的著名异议知识分子、《通往公民社会》一书作者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将在北京与当地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小众”交流。就此，北京知识分子崔卫平撰写了长文《谁是亚当•米奇尼克？》，并为这次交流撰写了16个问题的访谈提纲。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力量“如同甘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 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则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那么，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亚当•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

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的事实？”

结果是他被老师赶出了课堂。当时，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

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一些年长的朋友策划了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被关了两个月。

1965年至1968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

1968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

一个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波兰作为苏联的胁从国也参与了出兵，一个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

密凯维兹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沙皇反对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接下来是十八个月的牢狱。

1969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

这期间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1976年9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

稍前，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

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于乌尔苏斯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

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随即KOR诞生。“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

在回忆录中，米奇尼克写到1978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一边是作为“七七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KOR的代表。

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1980年团结工会颠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

1980年，亚当的伙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KOR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

1980年8月，他和其他几个工人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

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

后来，团结工会的领袖，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KOR帮助了他们。

1989年圆桌会议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 一份报纸《选举新闻》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

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自由亚洲电台（RFA）7月9日报道：米奇尼克北京座谈 从波兰转型看中国

波兰共产时代的异议人士《通往公民社会》一书作者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周四在北京与一众中国知识分子座谈，分享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联合、非暴力与和解。

 
图片：波兰前异议人士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维基百科）

《通往公民社会》作者、曾因推动波兰民主化坐牢六年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参加官方交流到访中国。周四他抽空在北京与秦晖、崔卫平、徐友渔、戴晴等知名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座谈，分享了一些经验和理念。全程在twitter上直播。

米奇尼克说：“在循序渐进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实际上专制采取的策略是把社会分裂原子化，我们的策略应该是联合，面对政权的独立力量”。

“必须创造条件让转型后旧的共产党人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否则将来就会有这样一股势力反民主。”

“只要民间社会采取暴力，就会激起政府暴力，最后的结果是内战。和解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权和民主派都薄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徐友渔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们最关注的一点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转型期，虽然有大量社会不公、大量弊病、问题，但我们希望尽量转型平稳、不出现暴力。虽然我们从小就从革命意识形态中长大，但经过多年思考和社会大动荡，把暴力革命已经完全排除了。米奇力克他们整个社会转型走在中国前面，而且他是特别强调非暴力、甚至尽一切可能找到与当权者的共同点，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启发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他天生有种亲近感，一点障碍和隔阂都没有，虽然语言很困难。”

当被问到当年波兰与中国现状的比较时。米奇尼克谦虚的表示并不太了解中国情况，而波兰当年经济上危机不断，并且失去了红军做依靠，执政党和反对党互相都没有压倒性，不得不妥协回到圆桌会议上，中国的问题则不同。

徐友渔认为这一点很有启发：“当他谈到和解的时候，我最大的启发是中国现实条件和当时波兰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不能绝对压倒一方的时候，才能提和解，但是如果现在统治者自认为可以使用暴力绝对压制对方的话、根本没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时候，谈和解是不行的。你知道中国近年也有很多人提和解，并成立了一些相关的东西，理念上我当然是赞成的。谈和解要掌权者对你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有一定能力让他们认真倾听你的声音，如果没有的话，现在谈和解纯粹是一厢情愿的。”

米奇尼克提到转型肯定要付出代价：“关键的是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同时进行的民主，经济能走多远？俄罗斯和波兰政客说，中国经济成功是因为限制自由，所以中国演进也影响我们。有人说中国有自身价值观不需要民主，你们这些外国人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制度。我认为，人就是人。中国企业主看来很舒服，没有罢工也没有团体诉求，但中国还有知识分子，还有要求。”

参加了座谈的经济学者郭玉闪当晚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次沟通也有很多感触，如企业改制这一块，秦晖老师也问了几个问题。转型我们总是要承担代价的，光从中国目前的转型来讲还不说以后的转型，我们实际上现在付出的代价也远超过波兰当时付出的代价。而且波兰他们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换来一个更好的未来。交流下来感觉波兰比中国更幸运，中国问题比他们更深、更复杂。”

会上米奇尼克还分享了对俄罗斯政权的看法，并借乌克兰之对于俄罗斯比喻西藏问题，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和达赖喇嘛协商。如果对话没有空间，西藏年轻人很可能除了暴力之外没有出路。当被问到对21年前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时，他说那是独裁的自我防卫，天安门的事实被承认将是中国民主的出发点。

为时两个多小时的座谈结束后，米奇尼克和一众中国学者共进晚餐。

郭玉闪说这次交流非常愉快而感动：“真是气氛真是太好了，因为大家都是同道做一些类似的事，他八十年代在做，我们现在在做，所以肯定会有很多感慨，因为毕竟波兰已经成功了，我们还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米奇尼克还将于周六下午与中文推友见面。

▲7月10日崔卫平发表：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访问亚当•米奇尼克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6——），上个世纪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曾经被多次关押，后参与1989年圆桌谈判，现任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的主编。能够找到他的中文译本为《通往公民社会》。

作为“反对派”，也许称他为“共同派”才更恰当。一个由特权和歧视所支配的社会，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其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分裂和隔离。亚当•米奇尼克所提出的设计是

——最大限度地寻找社会的共同地带，寻找社会的共同语言；在剧烈的社会冲突面前，能够命名社会的共同利益，以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共同方案。所有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让不同立场、利益、思想、信仰的人们，能够生活在共同的波兰。“只有一个波兰”，他喜欢说。

所有这些问题也是转型时期的我们所要思考的。诸如此类的考虑处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是抓住时机，让我们的民族走出困境，接受祝福，还是放弃一切建设性的考虑，继续深陷在各种泥潭当中，接受诅咒。

2010年7月8日上午，笔者在北京访问了这位传奇般的当代思想家。

反对派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规划

崔：1963年在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总书记哥穆尔卡点了您的名（多么遥远的岁月），当时您才16岁。您很早就参加了波兰反对派运动，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您参加这个运动的起点和动力是什么？

米：如果说动机，首先的动机是对于专制的否定。这便是否定共产主义专制。在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内，人被看成是国家的所有物。对于我个人以及我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中欧及东欧的专制体制当中，可以分为两种流派。第一大流派是基于苏联的武装部队之下的模式，第二个流派是基于所谓“社会主义的模式”。“社会主义流派”秉承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理念，但实际上其做法并没有真正忠实于社会主义价值所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斗争，而获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获得）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工人阶级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权。这一切，都直指向政治民主。

崔：作为知识分子，您在这个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

米：实际上，我的角色与所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一样的，起到了一个纽带的作用， 即如何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价值观念结合起来。

我的角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也曾经做过工人。在我刚刚走出监狱的时候，以及六八年前后，都从事过工人的职业。六八年我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知识界对于被捕工人的营救运动。工人反抗运动是在1976年，那时候许多任务人被捕，我参与了如何捍卫他们的权益，怎么组织律师的工作，以及筹资为被捕工人家庭取得基本生活来源。

崔：您说过1976年曾经目睹对于乌尔苏斯工人的审判。当听到了妻子们的哭泣，您意识到丢下这些人不管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一个道德上的起点。但是，在同一年您所发表的《新演进》这篇文章中，您分析了当时苏联最高层、波兰当局和反对派这三者之间，有着某些利益上的“共存”——接受波兰现有秩序，反对派也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下才能进行，新兴的公民社会是与现有秩序相平行、求共存而不是立刻抛弃它，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思路。您如何能够将分属不同起点的“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

米：是的，您说的有道理。严格来讲，道德与政治之间是不相平行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而在于有一定的规划，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呢？既然是在苏联帝国的背景之下，革命已经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一切的革命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才会在《新演进》中讲，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此我所寻求的，不是革命的道路，而是改革的道路。

崔：寻找前方的一个规划，一个充满希望也是现实主义的规划，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规划，您所说的这些，十分有意义。

米：我想我还是谦虚一些，中国是这样一个大国，很难讲能够对中国有所启示。但是从基本上讲，专制体制都是类似的，具备一定的可比性。尽管这些国家之间是不具备可比性的，每一个国家都具备自己的地方特性。比如中国和北朝鲜，他们的背景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每个国家实现民主，应该有它自身的方法。比如您自印了这本书（指《通往公民社会》），这种模式在北朝鲜是不被允许的。

从原则上讲，革命作为一种方法，是应该遭到摈弃的。专制其实也是可以变的。我们认为革命不是一个好方法，它最后到达革命者的专制。而民主是承认差异和分歧，它接受差异和分歧，而革命恰恰是不遵守承认差异的原则。因此，我们所要反对的是专制本身。波兰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平稳地过渡到自由化的道路。我可以说这种道路是无暴力的道路。

政府在容忍和逮捕之间动摇

崔：当年的哈维尔，喜欢带点自嘲地将“七七宪章”的成员描述为“一小撮”，但是有着丰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人们的“良心”、“自发性的生活”以及“责任感”，这是一位哲学家的表达；您愿意用什么样的一些关键词汇，来描述波兰反对派的面貌、所拥有的社会基础和行为准则？

米：哈维尔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一起参与了那些久负盛名的在边境山区的会议。从历史上看，波兰和捷克所走的道路，是基本类似的。要说差异，有三点：

第一是国家传统的差异。捷克向来是一个有组织的（地区），倾向于有组织的活动，但是波兰的传统向来基于一种反抗、阴谋、混乱。

第二个是国家意识上的差异。波兰向来拥有一种大国意识，民族认同（社会上的民族认同意识）是我们地区是最为常见的，并且是一种贵族文化占主导的地方；捷克不同，驾驭捷克的是资产阶级文化。

第三是宗教上的差异。以哈维尔为代表的大多数捷克反对派，都是带着一种世俗的观念，是世俗化了的；但是波兰不同。波兰大多数反对派人士，都明显带有天主教的烙印，在捷克宗教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影响。

崔：从反对派来说，比如捷克的反对派强调良心，他们更多地是从“个人的自主性”出发，而波兰的反对派强调“社会的自主性”。这是否有一些不一样？

米：波兰（反对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上的丰富多样。比如说，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七七宪章”所代表的精英模式，这应该是丰富多样的。

在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她们平行存在的一个特点是—— “平行化的机构”，即通过出版社，通过研讨会，来组织对于社会和宗教的思考。一些独立的经济学家，在专制统治结束之前，就已经在思考各式各样的改革。

崔：但是在那种覆盖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之下，能够有一些民间的机构存在吗？

米：确实是这样。“平行化的机构”是分不同阶段的，是一步一步实现的。在第一个阶段，是一种非正式的团体，第二个阶段是可见的，但依然非法的，不被权力所承认。但是权力一直是在权衡，它是在平衡，在容忍和逮捕之间平衡。政府在容忍和逮捕之间的动摇，集中体现76年到80年代。原则上讲，这还是一种来自权力的政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权力所采取的是有选择的镇压；而不是斯大林采取的全面镇压。这个时代，我和我的朋友们多次被逮捕，关两天、两周、三个月不等，但毕竟不是一种非常严酷的镇压了。当时对于政府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际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

崔：有选择的镇压，的确代表了不同阶段。不同在于到了某个时候，你们被关的时间很短，

而我们这里有人被判的时间很长，比如刘晓波。

米：我也认为被判十一年的确是太重了，太严酷了。当时我得到消息就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消息。对于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镇压，无论在哪个国家，对政府而言都应该是一个错误。

我本人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于中国情况不是很了解。到中国看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指窗外），我就不仅在想，民主的自由化，或者自由化的民主，是否对于人民而言是一种必然性？它应该是一种必然。

现在我看到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是人们还有自由；另一方面仍然渴望未来。我认为任何专制都是短视的。这种专制体现在社会、经济、人文方面，都是短视的。如果说，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善用现代文明所有价值的话，专制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而假如我们有幸见证了、已经见证了那些被镇压的行为，它恰恰证明了这样的行为是有价值的，是人们所需要的。

共同地带和共同语言

崔：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政府掌握了所有资源，它看上去很强大；而您与您的朋友们决定从“下面”开始，从“自身”开始，这需要很大的力量，你们的决心和自信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同时也伴随着，如果把力量放在自己身上，那么如何看待共产政权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米：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风险总是存在的。我的分析是对于处境的分析。我认为历史性的折衷或者让步肯定是可能存在的。如果说，这种历史性的让步，它能够既符合共产党政权的利益，也符合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就有可能发生。

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府内部分歧较大，它自相分裂，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例子可见于原来的苏联、匈牙利以及波兰。还有一种可能是，国家权力过于虚弱，它不能够整个取消反对派及其实力；而反对派的权力也过于虚弱，它不可能颠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折衷的共同地带。

崔：请描绘这个共同地带。

米：关于这个共同地带，它的机遇是三个要素的结果。第一个要素是，当时波兰正在经历着经济与社会危机；第二个是前苏联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变故；第三个是大多数波兰人已经坚信专制的方法不再有效。如果说这种大众的看法、大众的舆论已经侵入到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人，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的话，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这个共同地带。

崔：然而最有可能的是，人们的确分享一些共同看法，但是都私下说，而在公开场所，开会的场合或者在报纸上，都不表达出来。社会中存在强势的主导语言，而同时人们自己的私下语言和公共语言也是分离和分裂的。显然，“共同地带”是需要人来建立的，如何将这个 “共同地带”挑明，寻找语言而将其建立起来？

米：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出现了一个矿难，这时候不管是政府的权力也好，民间也好，反对派也好，他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妇女儿童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时候，那种“正统”的语言，马列的语言，将不再有效，它们不能启示什么，因此大家可能就会共同地试图寻找新语言重新界定。这就是对于冲突的一种平衡。

具体问题出现时，不同的观点很可能会寻求共同的地段，不同的观点也会在共同的地段当中被接受。如果某一观点不被接受，我们就应该去表明自己的立场，撰写一些宣言，哪怕是非正式的宣言，以期寻得力量上的变化。新一代掌权者也不再相信马列了，他们对于现存处境的分析，往往是务实性的，这种务实分析，实际上已经是冲突和压力的结果。

我们可以做一下的几种努力：

第一种努力是：非正式形式的组织。在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导向性的非正式组织。比如说组织对于未来的对话，讨论未来二十年中国可能存在的形式，各式各样的讨论和研讨。这种努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激起对话，激起讨论。

第二种努力是：自我防卫。反对派的自我防卫行为，就是面对镇压的自我防卫行为。当某一个反对派人士遭受拘捕时，他应该能够意识到，他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周围有团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法国，或是在波兰，在英国，都有人支持和捍卫他们的权益，有一个团结的理念。

第三种努力是：对于罪行的揭示，对于腐败的揭示。

崔：您在89年之前，作为反对派，强调 “共同的地带”；89年转型之后，您终于走到社会的“正面”来了，还是强调社会的“共同语言”，这其中有什么不一样，或者在侧重点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米：89之前，我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语言；89之后我是公开发行的报纸的语言。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你要能够识别当前的状态。专制时代我作为反对者，是政府的反对者，我不认为那个政府是我的政府。但是作为反对党或者说在野党不同，这时候政府是我的政府。

当时的政府是歧视的政府，歧视所有的非党员。可是今天，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片断。过去不是这样。过去社会分裂为两级：共产党人和剩下来的人们。共产党人自己也是有冲突的，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派别，对于未来有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当年的圆桌会议，我们为什么能够寻求折衷的原因。折衷——是在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与反对派当中支持改革反对暴力的人们之间，取得了折衷。当专制制度垮台之后，我们实际上和共产党人已经能够携手合作，我们共建的是波兰民主。

这样的一个折衷，不管是对于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人，都是一个机会。我们曾经三度携手，不管是在总统选举，还是在议会大选当中，获得了胜利，这就是一个例子。

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吧

崔：在波兰转型时期，雅鲁泽尔斯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做法？改变的理由是什么？

米：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好去问问雅鲁泽尔斯基本人。我与他现在倒是有一些私交了。雅鲁泽尔斯基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派，他是一个将军，是一个军人。他当年签署命令要取缔腐败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我已经签了命令了，可是腐败依然存在。他之所以选择有所变化，他的动机是很清楚的。

1. 在当时波兰，处于各种危机当中，没有改革肯定是行不通的；第二，当时的军

事政府、军事政策已经失败了，以失败而告终；第三，8年实施军事法之后，反对派没有消失，依然存在；第四，苏联的干预，在人们头脑中变成一个决定性的要件，即一定要结束这种情况。

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大家看不到苏联模式的未来。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听到了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正统派要求一如既往，不再有新的规划和出现新的观点；而同时，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却需要变化。他们认为，要想使得我们所进行的变革，能够取信于社会，也能够取信于国际社会，那就必须与反对派进行谈判。

当时雅鲁泽尔斯基所面临无非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和反对派谈判；另一种是继续长期地冲突。他当时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吧。”

崔：这个人还是比较明智的。当意识到了危机之后，也有人采取的做法只是将表面弄得光滑，只是希望不要出事情，不要矿难、不要失火，不要爆炸；至于社会中的人们有什么要求，当权者是否要去满足社会的要求，甚至不去考虑。

米：你讲的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一个强权的政府，愿意与反对派谈判，这其实是不正常的途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组织社会压力，即通过具体的问题，来组织社会压力。而这样做，所面临的障碍往往有几个。一个障碍是“恐惧”，第二个障碍是“被动”，还有“

去政治化”的影响。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形式，就是说在某一个具体的情况下，对一些特殊利益予以保护，比如矿难出现时，先是保护工人的利益，然后上升到地区的组织，这就是“社会的自我组织”，（需要考虑）如何组织社会压力的自我组织，保护各方的利益。在波兰出现

的谈判，原本是社会的自我组织或对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或者说强权政治，才有可能与公民社会谈判。

崔：您也说过，在运动中最激进的声音最容易被听见。当您强调 “自我限制”的时候，提倡“让步”、“妥协”，来说服周围的人？

米：这是一种理念，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梦想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可能性在哪里。假如说我们对于梦想与可能之间不加区分的话，这个政治根本就不是有效的。

崔：谢谢您谈这些，谢谢您的慷慨，非常谢谢。

（访谈稿，未经本人审阅）

（当日下午与一干人的会面中，本人问及1981年团结工会被镇压之后，如何弥合与政府之间的裂痕，米奇尼克答道：弥合有“心理意义上”的，有“政治意义上”的。补记之）

2010年7月10日

 

[NextPage]

 

▲7月10日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对话

崔卫平@cuiweiping: 今天（7月10日）下午四点，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现任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的亚当•米奇尼克先生，在推特上回答中国推友的问题，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米奇尼克的资料，请访问维基的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Adam_Michnik  #Michnik

 

崔卫平老师说，今天我们请到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灵魂人物，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米奇尼克先生，在这里跟中国推友做一个对话和见面。先生是否愿意跟中国推友先说几句？

宋石男提问：当代中国仍是一种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相当范围内的个人与组织活动是不合法的。支撑此种体制的资源有三：意识形态、武力与物质刺激。您如何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您认为在当代中国，打破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是否可能，又如何实现？#MIchnik

提问，在波兰转型中，天主教的作用可见而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缺少这一块，会不会意味着更艰难？该如何认识宗教信仰在转型中的作用？ #Michnik

米奇尼克先生：我首先不是中国的专家，我知道中国目前的问题很复杂，有些美国记者不同的是，在中国三天之后，不能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处境，应该极其相似与波兰独裁体制的的最后几年。那么在那个时候，波兰的执政党他们独裁的力量强而有力，波兰的民间社会，也是活生生的存在，也是未来的希望。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民主的演进。那么所有逆转或者违背这个过程的行为都是违背自然的，比如说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他后来告诉我，和波兰的谈判曾经进行了很久，我希望贵国的领导人，能够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筹备。这就是我的回答。#michnik

宋石男提问：1976年您和朋友们建立了团结工会，选择理性谈判而非汽油瓶来解决问题，同时提出“反对所有旨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要求的罢工”的战略。这个有争议的战略是出于何种考虑？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富士康连跳与本田罢工之后，独立工会渐成现实焦点，您对此有何建议？#michnik

米奇尼克先生：关于建议的问题，我很想保持谦虚的态度。那么我认为，一个首要的条件是，收到压迫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他们应该有强烈的意识，受到压迫的人，不是单独的个体，他不是孤独的，所以应该通过律师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应该有相应的资金，也要有舆论的力量。

我们还要开诚布公的说，那些外国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到，他们是在中国，他所在的地方是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想在这里挣钱的话，就必须尊重中国劳动者的权益。那么中国有自己传统有自己的尊严，这是这些外国公司所不了解的。刚才我的措辞多少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我是支持市场经济的，但是我反对野蛮的资本主义。#michnik

[16:33:26] 无狭魔：提问：您曾说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那么您认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及功能是怎样的？您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又有何建议？

米奇尼克先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不敢说什么建议。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功能，捍卫真理与捍卫自由。我们对于那些官方体制下的人，应该有一定的容忍，他们应该在体制下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对于未来的民主而言，激烈的批评和有限的批评，针对官方的，都是应该的。我们不可接受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谎言，他们打压思想。不管如何，我们应该避免：狂热，仇恨，暴力，不宽容。独裁是要终究的，而人性是不会终结的。#michnik

今天的这个会，我准备不是很足，我不能给出具体的名字来。向对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致敬，尤其是签署08宪章的而入狱的人。#michnik

网友提问：中国目前没有反对党，有人将网络不无戏谑地称为反对党。您如何看待在一个威权社会中网络的作用？网络仅仅是一种信息工具，还是已经变成一种社会整合器？

米奇尼克先生：我认为互联网是新科技给民主力量的礼物，应该使用网络。这个网络的角色就像我们当年的传单。在波兰反对派斗争的当年，我们发表地下言论的时候，这个是有力的武器。#michnik

我们有自由欧洲电台，FUR，今天的网络的作用跟它是一样的。就像瓦文萨曾经说过的那样，在网络的时代，专制是不合时宜的。#michnik

现场推友提问：今天中国的极权统治，远远超过您所处的波兰，对言论的打压也很厉害。在没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只能等它内部出问题？

米奇尼克先生：面对专制要采取革命的话，那必然是实施专制的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看不到希望，我认为专制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可能会演进为一种惊奇的社会现象，一两天之内会变，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规划#michnik

不管是非暴力的反对、罢工、游行，我们必须保持开诚布公的心态，随时要和当权者做谈判，假如各位能够看到危机的话，那么政府也会看到，危机会让他变。所有专制者都会认为，他们是不会终结的。比如说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都认为自己是不死的。我们还是要..#michnik

自由是人类本身需求的一个部分，在大的恐惧、灾难面前，反抗可能是无效的。从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的新生代是不可能接受政治上的“歧视”的。#michnik

我想举个例子，在法国的报界当中，我曾看到他们对胡耀邦的报道，当时充满了同情之辞。可以说这些文章在胡耀邦去世之后，是第一批对胡耀邦正面评价的文章，而胡是代表中共内部的宽容的力量，他的遗产和四人帮是截然不同的。#michnik

滕彪提问：首先向米奇尼克先生表示敬意。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介入反抗活动太多，会影响到其批判社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吗？在不自由的体制下，知识分子对政治转型是否应承担异于其他群体的更多的社会责任？#Michnik

米奇尼克回答：律师的职责是捍卫人权的。律师未必就有义务参加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必须捍卫人的权益。也就是说，当权者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人的权益，律师在法庭必须说出真话。#michnik

当然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要更大，比其他社会团体要多。大部分社会公民都是出于一种无言状态，只有知识分子可以用自由的、真理的语言说出一切。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作家就是作家，哲学家就是哲学家，在专制体制下，诗人就不单单是诗人，哲学家也不仅仅是哲学家。#michnik

唯色提问：身为藏人向米奇尼克先生问候扎西德勒。米奇尼克先生借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比喻西藏问题，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和达赖喇嘛协商。我也认为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即和解之道，伟大的非暴力思想。然而我也确实对将来很悲观，因为看不见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愿景。您认为怎么办？

米奇尼克回答：在专制体制下，有悲观的情绪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您所有的证据都使得您不得不悲观，假如说我是乐观的话，因为我深信，一切的变化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变化。并非只往坏的方向变。#michnik

那么我也有些年纪了，我还能记得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到现在，那么这个变化是正面的变化。为什么呢？今天各位还在，而当年策划文革的那些魁首们，早已被清算了。这就是我们的乐观所在，这些人并不是不朽的，他们肯定会终结。我曾经一度认为，苏维埃的体制，可能到我死都不会消亡。但是当时我依然深信，肯定会有变化。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我还是很乐观，各位是那么有勇气。你们有勇气承认你们是悲观的，为此我感到乐观。#michnik

五岳散人提问：经济发展会让现政权的统治基础加分，你如何看待？

米奇尼克回答：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首先我看到，08 宪章是了解新中国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因为它向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自我组织当中。我非常欣慰08宪章及相关的所有行为。我已经说过，中国的处境，对于全球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大挑战。15年前，新加坡总理曾经说，我们亚洲有自己的价值观。不需要欧美那一套民主人权，我们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问题。一个没有民主的、没有人权的体制下，经济是得以发展的，这样的体制，是否有未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自由的发展，是有它本身的局限的。我能理解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其论据何在。比如中国不稳定的话，对大家都不好。看看戈尔巴乔夫当年，把苏联民主化了，他把国家也毁了云云。在中国，我认为，当权者和民间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对话空间，因为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他都不愿毁了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让大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民主化的讨论。我认为，波兰的模式对各位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模式。圆桌会议就是一个既不毁灭国家又能消灭专制的方式。各位一定要组织一个公众舆论的机构，舆论是力量聚集所在。没有力量的真理是无法说服当权者的，我们首先要有力量，有对话的意愿，还要有耐心。我深信，中国必然会发生民主化的变化，要不通过协商，要不通过冲突。

现场推友：在受到打压时，您有什么样的信念，避免非暴力的冲突？怎么说服你的朋友通过非暴力？

米奇尼克回答：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风格的选择。我实际上刚才讲到知识分子责任的时候说，我们立足的不是道德上的冲动，而是要解决他们的谎言。接下来我们选择对所有的危机处境中的专制进行了分析。我们曾经经历过纳粹的暴力，我们通过传单等物品，不可能在与和当局的斗争中取胜。比如布达佩斯56年、布拉格58年的事情，都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深入研究了西班牙的转型，当时西班牙在血腥内战结束后不久进行的转型。专制在当今的社会是有悖于时代发展的。当时我们这么想，如果民主出现在西班牙、希腊、台湾，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而且我们看到了，一旦出现危机，我们可以在当权者的阵营中找到我们的合作者，这些分析都是非常准确的分析。我们在实现民主之后，也看到这一点，我们和共产党曾携手两度赢得选举。一位曾是共产党人的波兰总统说，我是因为人民的意志而当选，比起政治局的任命要幸福得多。我们宣告，我们不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共产党的反对派，但我们是波兰人。把波兰变成所有人的波兰，而不是共产党的波兰，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曾经我们是囚徒，他们是狱卒，但我们都是一个国家的人。

从现实上讲，各位正在面临历史的选择，选择谈判还是选择断头台？

王小山在向michnik提问:是否支持清算

王小山提问：在独裁统治下，统治者往往会犯下很多罪行，是清算，还是有限度的一个什么办法，如何惩罚这种罪行？我很理想化，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来到。

米奇尼克回答：这是一号问题！当然，对于触及刑法的罪行，肯定要惩罚。但是革命的逻辑就不同了。革命逻辑是，那些所有支持独裁的罪行都要惩罚。但是，您会看到，在中国，很可能在民主派的内部，会因为这个有冲突。当然那些在监狱当中曾经虐待过囚徒的人，是要遭受惩罚。但是，比如像银行里的共产党人，是不是也要把他们也杀了那？这个问题，您不妨也问问那些要实现民主的中国人。（王小山说，我想知道波兰当时的情况。）

当时很多人宣称，革命是不会中止的，共产党人现在还逍遥法外，他们现在是自由的人。可是当年说过，要消灭所有的共产党人。波兰是我们的波兰，当时我们的口号是，现在，他妈的！不！纵我一生，我在波兰老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是典型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专制国家才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那个年代！现在的年轻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很久前就出现了。

张大军提问：波兰转型之后的问题是宪法和经济上的安排，转型之前，最难应付的难关是什么？跨了这个坎儿就成功了，这个坎儿对您来说是什么？苏联还是内部的反对派？

米奇尼克回答：最大的困难在于，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当时我们会觉得极权会永远延续下去，我们认为体制会继续。西班牙也曾经如此，一直到佛朗哥死之前，独裁一直存在，就像古巴的今天。卡斯特罗都快要死了，大家还看到独裁依然存在，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很荒谬。

因为人的天性使然，当时面对那种独裁，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凡是共产主义的体制，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世界却在不停发展和变化。我们看到在希腊、西班牙、阿根廷、菲律宾的民主进程，我们深信，在这里，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

北大学生提问：年轻人在能力范围内，能做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

米奇尼克回答：对中国的现状，您肯定有所了解。我们曾经在大学里组织过一些讨论，在没有新闻管制的条件下，进行自由的讨论，同时有的时候我们也组织面对压迫的反对。我们同时还尽量建议学生社团实现民主选举。我们要同时组织好我们的知识生活和社会生活，我们必须学会面对官方的情况，要进行独立的讨论。而不是抵制所有的官方形式，而是不受官方的限制。

冉云飞@ranyunfei 提问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除了工会、知识分子、教会外，军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难道波兰军队不是党军么？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军队如何保持中立，但由于是党军所以令国人深感悲观，请问你怎么看？

米奇尼克回答：改革派的观点很有意思。雅鲁泽尔斯基当时决定，派来跟我们谈判的领导是当年的波兰“克格勃”。其实后来圆桌会议时，警察的态度是非常冷静。军队就是军队，军人就是军人，雅鲁泽尔斯基本人就是军队的将军，他们会听将军的。军人从本质上而言就不是民主派，但是在波兰，我们未曾有过军事政变的风险。81年的时候，已经是政变后的情况。应该向军队的将军和上校们宣传，你们对于民主的中国是有责任，在民主的中国里，你们也会有你们该有的位置。如果您是爱国的，我们是向您敞开门的。

现场提问：东欧转型，付出的成本是要少很多。东欧的转型要比事前想象和平的多。您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是由体制本身决定的，还是有文化的、宗教的因素？

米奇尼克回答：这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有多种因素，首先是两种弱势的现状造成的。当权者的权力是弱化的，他们无力改变波兰，也无力清算反对派，同时我们反对派的势力也很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政府。每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局都会说，我们是用人头和血换来的政权。

这种观念到什么时候终结？我20年前来过中国，10年前我也来过中国，现在我又来了，中国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今天能尽情的对话，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是双重的进程，经济的以及公众舆论意识的变化。现在我们需要等待，等待共产党人意识的变化，他们的变化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会冲突在未来是必然的。中国的变化其活力如此鲜明，以致于将来的矛盾会更加激化。我们要不断向共产党重复：同志们哪，你们有机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循序渐进地通过这个方式。

如果你们还是那么教条的话，你们会看到，天安门事件将会以全国的形式爆发。中国的恺撒们已经死了，毛泽东主义是可朽的，你们也是可朽的。

威廉退尔的问题，宗教在转型中的作用如何？

米奇尼克回答：波兰是天主教国家，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在独裁时代，天主教曾经是反对派的避风港。波兰人被选为教皇，是举国大庆的事情，当时推翻独裁的过程中，教会和宗教界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今天面对宗教机构，波兰人还是持批评态度，他们批判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机构。

今天，天主教会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通往民主的道路，宗教机构的权力被削弱了。我认为宗教会一直存在到人类的终结。消灭宗教是共产党人的梦想，但是不可能实现。

现场推友提问：中共也从苏东事变中汲取经验也在变化，此外，经济发展让外界纵容中共，请问这种国际环境下，您如何看？

米奇尼克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在目前民主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党派，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共产人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是维护权力的教条的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

中国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现象。中国人不会认为，未来会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共产党人他们的论调也已经是所有权的论调，现在中国是一个混杂的制度，杂交的制度，是半人半马的状态，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问题

那么，是这样的，在这个角度上，从权力上来讲，现在更接近美式的独裁，这是一种新型的种族歧视，歧视非共产党人。

关于西方纵容中国的问题，我完全同意，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政策是务实的，是不知羞耻的，是不道德的。（掌声）波兰人的经验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建设自己的民主，不能靠美国人或者欧洲人。

所谓我们指望的西方，能够做到的责任，也就是公众舆论的责任。就是公布信息，给我们的政府施加压力。当年，哈维尔也好，我也好，都曾经指望过西方。但后来我们知道，不能指望西方。

要知道，生意是生意。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显得比以往更加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的原因。

我还想宣告一点，我将永远是各位的朋友。这种友情和支持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在未来有必要的时候，如果希望我们介入，我们会介入的。（巨大的掌声）

米奇尼克Michnik和中国公民对话

Zola周曙光参加与米奇尼克对话现场照片 http://www.flickr.com/photos/zo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