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对人民的回报——灾难
人民拥护革命，为革命作出了牺牲。新中国诞生了，人民欢呼，期望从此能过上好日子。可是，这个革命，这个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政权，给人民带来的回报是什么呢？
大屠杀（1950—1952）。中共建政之初，与欢庆锣鼓声同时响起的是此起彼伏的枪杀声。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镇反”指示，强调“严厉制裁”，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但未提出严惩标准。指示要求依照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而此时政务院却未有条例公布。1951年，毛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请问，此杀人比例的指示有何根据？可见，毛在建政之初，就以个人的主观臆想滥用这个政权！与此同时，如火如荼的“土改”在全国农村铺开。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土改法》，实行“和平土改”。可是，至12月，毛泽东突然推翻《土改法》，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全国各地立即对地主，也对富农乱捕、乱打、乱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陶铸指示）。无论镇反和土改斗地主，都是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抓就抓，想杀就杀。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镇反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人。所杀人数已达到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超出了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而实际遇害人数（包括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分子）至少在500万人以上。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处死，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种非人道的屠杀，不限于中共建政之初。如“文革”期间的打人、杀人之风也一时风靡全国，其中北京大兴县与广西武宣县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是两个典型。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报告，“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武斗中死亡人数不在此内）。另据专家对中国县志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达773万人。以上的历史印证了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73
大剥夺（1953—1956）。1953—1956年开展的史称“三大改造”只能认为是共产极权下“大剥夺”的第一轮高潮。这一次，毛泽东否定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的承诺、又撕毁了《共同纲领》为其鸣锣开道。他剥夺了资本家的资本，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还剥夺了个体工商业者自由经营。这次大剥夺“事情做的非常好”（邓小平语），为以后中国经济的停滞与衰退埋下了根子。这种大剥夺在1958年的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中，在“文革”的浩劫中又泛滥过两次，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影响，至今未有消除。
大迫害（1957）。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其实贯穿于整个共产帝国的专政史，1957年只是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迫害。“反右”的研究已成显学，可中共还在极力掩饰，既没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国人道歉，以求得谅解与和解，也没有给予“右派”及其家属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以修复历史创伤。当年“右派”到底“划”了多少？中共1979年宣布是55万（至今大陆流传的还是这个数字）。可是，据《争鸣》（香港）2006年第1期对“反右运动档案解密”所披露的数字是，3178470人，这个数字是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即使按55万之数计算，许良英认为，由于右派的家属、子女，乃至亲友无不受到株连，因此实际受害人数也超过100万。当年右派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什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否有罪？弄清这些问题，可以知道，中共当年犯了双重的罪错，另外，对推动今天的民主化也很有裨益。
大冒进（1958）。毛的“大冒进”是搬开两块石头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块是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具有理性思维和务实作风的计划经济派。他们主张按比例、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反对“冒进”。这同毛充满浪漫情怀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发展的非理性思路发生了冲突。后来，毛发明了一个词：“跃进”，说，我们是跃进，不是“冒进”。毛于是取得了话语的主动，厉声批周：“右倾保守”，“非马克思主义”，“离右派只有50米了”等等。周作了几次检查才恢复了总理职务。一块是知识分子，通过反右，他们不可能对中共说三道四了，知识分子失声了！“大跃进”结果是大倒退、大惨败，还留下了许多极其荒诞的旷世奇闻。
大饥荒（1959—1962）。这是“大冒进”的一个直接后果。可是以往中共蒙骗国人的宣传说辞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一说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被刘少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一说所否定。那几年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这是由气象资料证明了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带有估计性的，统计方法与数字也不一致。据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2005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59——1961年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人数计375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冒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比中共上台执政前的2129年中203次重大气候灾害的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764万人。特别需要说明，三年中饿死近4000万人，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能力。还需要说明，各县志记载的死亡人数肯定只会缩小，不会夸大，而且此数字截至到1961年，进入1962年后，死亡现象没有完全绝迹。因此大饥荒中实际死亡人口无疑会超过4000万。总有一天会建造一 个纪念碑，让子孙后代铭记这一民族之痛。
大浩劫（1966—1976）。“文革”作为毛掀起的一场“大浩劫”已成定论，但自九十年代以来，愈来愈成为不让回忆、不让反省的禁区。巴金关于修建“文革纪念馆”的倡议遭到官方的冷遇。“文革”四十周年（2006年）在悄无声息中度过。然而，揭开这长长一幕的黑色史，相信不会来得太久。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所上演的种种闹剧、惨剧终于帷幕下落。他的后继者邓小平，经济上非毛化，政治上仍是毛的后继者，他弹奏的是承毛与非毛的二重奏，因此有了以下续篇。
“六四”大血案（1989）。邓小平在89年“六四”对以北京为中心的民主运动的大镇压，这是他第三次复出的大败笔，也是他在整个八十年代不懈地反对自由化的必然逻辑。邓是一个两重性的历史人物，基本的一面是使中国继续在“一党专政”的轨道上运转。他的历史角色是“毛二世”。邓以血洗北京城的壮举挽救着一党制的衰落。
贫富大分化（1992—2008）。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年全球报告》显示，中国大陆0.4%的富有家庭（约150万户）的资产额占有70%的社会财富。这是改革30年所造就的一个“奇迹”。原因是市场经济是权势阶层、党政大员的婢女。市场变异了，改革变异了。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陷阱”。《南方周末》2008年4月16日发表周天勇的文章指出，显示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目前的中国已攀高到0.6以上，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邓小平自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化，改革就算失败了。”74
革命对儿女的回报——吃掉
“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是法国大革命先锋之一在大革命四年之后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时留下的一句警世箴言，此人就是维尔涅（P.v.vergniaud）。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实在在枚不胜举，太多太多了。这里选择了四位典型作为代表，看看他们在“无产阶级江山”下的命运。这四位就是沙文汉及其夫人陈修良，顾准，黄万里，林希翎。
沙文汉（1905—1964）、陈修良（1907—1998）夫妇。夫妇革命家。为中共夺取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建政后不久受到迫害，1957年双双获右派之罪，被中共打入地狱。
沙文汉，原名沙文沅，浙江鄞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宁波市委监察委员。1929年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937年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兼任省委军委书记，参与领导苏南、苏北等地抗日游击战。1940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48年秋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1949年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12月任浙江省省长兼统战部部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极右），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55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指控为“内奸”被捕后，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极不负责地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75 说明在反右前沙文汉就不被信任并受到监视。
沙在1956年浙江省第二次党代大会上关于党内民主和党政分开的发言，更成为右派的重要依据。沙文汉说：政府的“工作是不少的，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非请示党委的有关部门不行。稍大一些事情，还得由省委书记处决定，工作很少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政府机关应办的工作，多半是党委的部门与分工的常委办的。这样不但使党委应做什么，政府应做什么的责任界限分不清楚；更加严重的是，使党委行政事务过多，在日常行政事务的压力下，不能不放松政治思想领导，使行政机关不能不有等待、依赖心理，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而人民委员会也就等于空架子，没有事情可以讨论、敢做决定。”沙认为：“党委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责，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因此建议：“政府机关应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行统一领导组织，这是否是闹独立分散，妨碍党委工作，可以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沙强调，这个问题是“当前对政权机关的观念和实际工作上最根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76
沙文汉提出的意见是中共建政初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的建言对提高中共的执政水平极富价值。可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共当局非但加以拒绝，反作为反党言论，被指责是“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与省委唱对台戏”，“阴谋篡党夺权”等，并组织大规模的粗暴批判，规模最大几次批判会是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与省人代大会、省政协委员会上进行的。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次党内反右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两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77 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又说，沙文汉等人“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是干净”。78
沙被打成右派后，1957年12月被开除出党和撤销一切职务，降薪六级（至行政十二级）。抄家后又被逐出省委负责人住所。其妻陈修良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去农村劳动，从此家破。沙于1964年郁郁死于家中，没有祭奠，更无鲜花。革命早已把他吃掉了。
对沙文汉的严惩暴露了中共从执政的开始就具有专制的特性，亦暴露了这个党夺得了政权之后却不知道如何操作这个政权，而对维护这个政权的专制性具有极高的敏感性。沙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党政分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三十年之后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正式提了出来（在三十年之前是一个遭大罪的问题）。当然，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中共的政权是皇权专制与党国体制的杂拌，在这种体制下怎么可能有独立的政府呢？这是后话。
由于浙江省委的阻挠，沙文汉的平反十分艰难。申诉早在1977年2月起步。1980年和1981年，陈修良两次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1982年又得到谭震林的支持，浙江省委才提出了“复查报告”。报告明确：一、否决了1957年的沙、杨、彭、孙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决议；二、肯定沙文汉在党代大会上关于发扬民主、党政分工的意见基本正确；三、沙文汉一生没有被捕，政治历史清楚。此时沙文汉逝世已十八年了。
陈修良 原名陈秀霞，浙江宁波人。1927年任向警予秘书并加入中共，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与沙文汉结为伉俪。1937年任江苏省委妇委书记。1942年创办《新华日报》并任总编。1945年任南京工作部部长，1946年4月潜入南京，组建南京市委，出任市委书记，开展秘密工作。1947年组织了著名的“5.20”“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他领导的情报工作为毛泽东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对渡江战役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解放攻势，她先后亲自策动国民党空军B-24重刑轰炸机起义、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97师即首都警卫部队起义、江宁要塞起义、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起义等。此外，1949年4月22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下令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等设施。陈修良立即组织“纠察队”、“巡逻队”、“自卫队”，维护治安，保卫城市公共设施。南京解放时除下关火车站部分被烧外，其余完好，市公用设施正常运转。当年领兵攻占南京的三野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里应外合，是有别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种模式。
中共军队——解放军进入南京后抢占国民党官邸，争夺贵重家具，扰乱居民。陈修良见此情景，愤然地说：难道人民迎来的是这样的解放者！邓小平闻后大不悦。毛知道后指示：接管城市的领导班子：“以南下干部为主”。并提出对地下党的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949年9月就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党，邓小平作了《忠诚与老实》的整党动员报告，说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陈修良表示不同意，受到批评，说是“无组织无纪律”。邓还说，革命胜利一靠党中央毛主席，二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批评南京地下党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解放后南京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对她落实了“降级使用”，后又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
这只是序幕，更大的不幸还在后头。1957年10月，陈修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受到批判。陈因坚持中共八大路线，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矛盾，因而被指责为“阶级斗争熄灭论”。陈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将资产阶级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言论。陈认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被指责为是主张“联合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党的领导”。陈说“教条主义是一条绳子”，被歪曲为“经典著作是一条绳子”，是恶毒攻击马列主义等等。这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结果，为革命披肝沥胆、出生入死的女革命家陈修良被判定为“极右分子”。1958年2月25日浙江省委宣布开除陈的党籍，撤销一切工作，降薪六级。又抄家两次，之后被发配去嘉兴劳改。叱咤风云的女革命家陈修良就这样“就地消化”了。1977年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获得“改正”。1998年11月怀着无限的爱和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顾准（1915—1974）革命家，思想先驱。两次被打成右派。在妻亡子散、病贫交加恶境下仍思考中国前途。被后人称为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
赎罪人生
顾准 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27年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二年），后进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1933年（19岁）任之江、沪江大学兼职教授，完成多部会计著作。1934年初研究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1935年2月加入中共。1936至1942年先后在上海、江苏任党内领导职务。1943至1945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1949年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刊出顾准“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问题出在征税方法上。某些领导认为，征税应实行纳税户“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而顾准认为应当“依法交税”。顾准坚持了正确意见，因此遭到惩罚。
1953年 调至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时年37岁。
1956年调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其间，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重大学术创新。
1957年随中科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中方主权而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落下个“反苏”罪名。加上1952年的“反党行为”，老帐新帐一起算，人未返京，“右派”已定。下放河南，劳动改造。1962年摘掉帽子，重返经济所。刚刚安定下来，决心致力研究，至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这次祸起康生，主整对象是张闻天、孙治方，但最终殃及顾准，这个飞来横祸造成惨绝人寰的家庭悲剧。1965年妻子汪璧提出与他离婚，子女与他划清界限。1968年妻子在无奈中弃绝尘世。1972年京郊劳改八年后回京。年近九十的母亲知顾一直受苦，想见一面，被其妹妹拒绝（母住妹妹家，妹婿身居要职）。1974年11月病危时提出希望能见见子女，亦被拒绝。此时的顾准，无家可归，孑然一身，得不到一点亲情，且身患癌症，咯血不止，正如他自嘲那样，成了“丧家之犬”。
1972年回京后，顾准计划用十年时间，系统地研究（先是）西方的，（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等，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综合比较，为的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这个恢宏的计划因作者过早去世而未能实现，但是部分地是实现了的。1972年至1974年两年中，除了生病被迫休息、除了写作外，全部时间都在读书上，其速度有时可达到两三天一本书，书名可以列成长长的一大串。1974年春，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为了把希腊史研究继续下去，他拖着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的写作，终于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这部令西欧史专家赞叹不已的巨著。顾准的另一部不朽书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顾准与胞弟陈敏之1973至1974年的学术通讯。这种超越时代的学术探索，很可能被永远淹没，或遭之大祸。顾准在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和癌症将要夺去他生命的时刻义无反顾地进行忘我的探索，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以及对民族、对人民多么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所幸的是，这多篇学术通讯被其胞弟陈敏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为寻求发表历经曲折，在顾准去世二十年之后终于出版发行，使后人知道：中国有顾准，他出现于一个极端的年代。
顾准生命之火熄灭后，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嫉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79
陈敏之说：“顾准的一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悲剧比较典型的一个缩影。”80
革命为什么吃掉我民族如此优秀的精英
顾准，可称为那个极端年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可这个国家、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能容纳顾准这样的民族精英？
顾准第一次受到党的处分是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原因是在征税问题上坚持“依法征税”的原则，与当时党的“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发生了冲突。顾准的征税方法是得到陈毅（时任上海市市长）和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口负责人）的支持的，本人又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应当说是这一领域中的权威人物了。可共产党治国并不需要这样的专业人士。前一天顾准还在上海电台作“三反”、“五反”的报告，第二天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上就刊出了顾准“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的报道，似乎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果断的、粗暴的、迫不及待的决定来自于谁，或哪一级组织？对此，至今无见交代，笔者亦无法查实。看来，除了御旨谁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魄力。顾准第一次受挫（估计也是投身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中最早遭受打击者之一）反映出人治和法治两种文化、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毛自认“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实质就是“打天下，坐天下”。老子打了天下，天下的一切就都是老子的了。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农民政权与皇权专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更独断、更野蛮！毛建国之初就是坚定的人治主义者，他蔑视法治，排斥规范，对顾准这样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的良策善言自然就弃如敝屣了。所以，顾准在建国之初就被拉下马并非偶然。
1957，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群体整肃之年，顾准该逃脱不了被惩罚的厄运。可他没有说半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因在中苏边境考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即被打入右派行列。须知，那时中共羽毛未丰，在经济、国防、科技上还仰仗苏联的“援助”。牺牲点国家利益事小，巩固政权事大；想来顾准不知道这个“大局”，当了个冤右派。至于1965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则更冤。原来在清华读书的外甥自行组织了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这在当时是触犯天条的非法行为（即使今天也是严禁的）。事情传到康生那里，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后经严格审查，证明组织上与顾准毫无干系，但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顾准就此再入右派之狱。思想影响就是罪。就是说顾准的存在就是罪！
顾准在持续莫名的迫害中走完他的人生，典型地说明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不允许有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存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产生了第一代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更早一些还包括孙中山、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这代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在中共不断整肃、不断批判、不断迫害下，不得不放弃自我，屈从于威权，坚持下来操守自由主义信念的屈指可数，如马寅初、陈寅恪之辈。1949年之后的三十余年，中共自己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封闭的环境中所接受的是一套党化教育，用僵化的马列教条“武装头脑”，与西方文化几乎绝缘，还视为粪土。这代知识分子是极权政治的工具，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是应声虫。自由知识分子几乎断代绝种。像顾准独立独行，坚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者乃屈指难数。怪不得后人看了顾准的遗著后如发现新大陆似地惊呼：我们有顾准！
至于新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出现大概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代知识分子身怀文革经历，改革开放启动后吸收西方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文化滋养，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形成了批判专制极权、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中坚。有人称他们为“公共知识分子”，有人称他们为“新意见阶层”。互联网促使这支队伍不可遏制的加速成长。“两头真”的老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接受党化教育的反叛者，也成为这一行列的成员。也就是说，中共切断自由主义血脉四十年之后，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才破土而出。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顾准被革命活活地吞噬了。他死了。然而他的生命延续着，这就是他的思想。
顾准的精神是燃烧自己，照破黑暗。他的学术思想的精髓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是我们至今尚未走完的思想历程。
“经验主义”，这是一个历史课题。1978年风行话语就是“实践标准”。当年“实践标准”之重锤敲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破除对毛泽东的神化，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路线”，否定“人民公社”等等，中国经过动乱、倒退的苦难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顾准以经验主义审视更广阔的领域——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他无不作批判性的思考。顾准的思想遗产，成为当代中国完成现代化转轨的一个杠杆。
顾准的所有思考，围绕一个基本问题：人们为革命而奋斗，播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为什么结出了专制主义之果？革命胜利了，新的政权建立了，可是，“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
他力所能及地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市场、货币的社会，价值规律退出历史舞台。顾准早在1957年就发表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必须进行经济核算，“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计划只能规定“全面性、关键性的项目”。1956年孙冶方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孙冶方事后对人说，撰写此文是受了顾准的启发。可见，顾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人。
对于1949年之后的政权，顾准嘲笑“人民当家作主”这种高调民主。他指出，宣扬空洞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为了“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在大国，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列，有政党轮流执政”。“两党制”“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保护少数派’是两党制的口号。”81 顾准虽没有细论复杂的民主问题，但要害都点出来了。这些言论一旦泄露，就不是再次沦为右派的问题了。
对于资本主义，顾准认为没有按马克思的预言发展，也没有走列宁指出的道路，因为它有民主政治、学术自由，它有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它不禁止异端思想，不禁止社会主义，它的弊端、罪恶不断地被揭发，老是作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所以它老是在前进。顾准预言，“资本主义不会通过暴力革命灭亡掉，这是因为它在批判——改良。但是，这会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82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决不会再现苏联、中国的模式。顾准进而认为，“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83顾准提出了进化的历史观。在大批资本主义的热潮时，顾准美化资本主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准否认阶级斗争，岂非异端！
革命的最终理想是共产主义，那是十分美好的社会，它曾召唤无数热血青年为此献身，至今仍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顾准则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84 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不就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专制主义，顾准以余生之力，寻根探源。他研究希腊城邦制度，就是为了探寻西方文化之源，从中西文化源头中找出东西文化的不同基因。
经过研究，顾准终于找到了这个秘密。他发现——“在中国，朝廷兴军筹响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在中国，历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和权联系在一起的。”他进一步指出：“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的普遍奴隶制”。85
此外，顾准还分析了希腊的城邦政治、商业文化、海上文明，以及基督教精神，以说明与东方国家的文明差别。当然，公民个人的权利观念是西方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宗教等制度，以及公民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在这个基因的孕育下滋长勃发。东方社会恰恰缺失个人权利观念，他们始终做着专制统治者的奴隶。顾准由此推出了惊世骇俗的论点：“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86 此段论述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点：第一，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关系），它也是一种政治法权体系。第二，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第三，按照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非科学的。
顾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是整体性根本性的。
总之，顾准的思维与当时主流观念全然相反。他是中华民族的先知和良知，他超越时代至少10至15年。他是毛泽东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一个空白。他的骨头比鲁迅还要硬。
顾准的大女儿顾淑林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遗稿后写下了如诉如泣的“读后附记”。 写到：“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他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我逐年地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数不尽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呀。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87
“附记”最后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融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作蠢事？”88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并继续困扰着我们前进。
黄万里（1911—2001）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当代大禹。中国水利、水文学奠基人，诗人。三门峡建坝唯一反对者。被打成右派后仍执着建言，敦促国家科学治水。九十年代提出三峡大坝永不可建。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黄万里 1911年生于上海。1927年入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桥梁建筑，1932年毕业时提交论文三篇，有学校印付出版。适逢1931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没城淹死七万人；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损失无算，遂刺激黄立志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3年考取公费留学。1935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1937年二十六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其论文的科学成果，轰动了校园，使黄万里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在美期间，亲自驾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各大水利工程；1936年又查看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后的水情，使他眼界顿开，悟识到：任何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态势，从而导致河床演变，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知识还远远不能解决洪水的治理。黄在此时已确立了以后治水的基本理念。1937年，二十六岁的黄万里学成归国，11月与丁玉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之幼女）成婚，育有三子三女。回国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亲自登门邀请黄到浙大任水利系主任、教授，他以年轻为由婉辞，迫切的愿望是考察中国的河川，积累第一手资料。他步行3000多公里，六次勘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支流，形成水文地貌观点。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期间他四下河西走廊，考察河流、地貌，这时，黄的治水理论已基本形成。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大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黄被调到清华大学任教。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6月，水利部召集七十余人专家对此水利规划进行讨论。面对中国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一边倒地赞成苏联水工专家（不是治水专家）的设计方案，黄万里孤身对抗，舌战群儒，同与会者辩论七天，坚定地说“不”！是三门峡工程的唯一反对者。结果招来了“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的罪名。1957年黄在《新清华》上刊出了《花丛小语》，贬针时弊。两罪相加，被毛泽东钦定为清华大学的大右派。校党委向他宣布右派处分决定时，黄的回答是：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四十六岁的黄万里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子女升学受到影响，他感叹“茫茫不知怎样去报国。”“文革”期间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被抄家数次，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工资被扣，每月仅发20元的生活费，还被勒令每天打扫厕所。1961年奉命去密云劳动。1969年下放江西鄱阳湖劳改，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指控为“特务”。1972年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1973年被准许在监督下对潼关以上地区进行考察，至1976年，由于得到清华大学在三门峡领导的一定照顾和支持，黄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等论文。1978年2月，摘掉右派帽子。1980年2月获得“改正”。终于结束了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没有被邀参加工程论证。论证报告公布后，黄指出，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对于三峡工程决策议案，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以1767票通过，177票反对，664票弃权，赞成票之少，在人大史上是空前的。与三门峡工程相比，反对者不是黄万里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人，但仍没有能阻止该工程上马。之后，黄六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最重要的是，若建坝，泥沙砾石首先在水库尾部淤积，会淤塞重庆港，会淹没重庆部分市区，进而逐年向上游蔓延，穿过北碚、泸州，再向各支流延伸，终将抬高诸川洪水位，淹没四川坝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坝。所以黄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在中国，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但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而黄万里的治水正确理论没有因为三门峡大坝的彻底失败和长江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而被官方认可。在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却一再受到排斥与迫害。这是黄万里个人，也是长江、黄河，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黄万里重病时对学生痛心地说：“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诉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亦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大坝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黄还说：“知识分子、特别是决策者的错误是最大的祸国殃民。”
黄万里和他那一代所有的知识精英一样，永远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尽管他秉持“临危献璞平生志”，但现存的体制却将他吞噬了，不给他一次展现身手的机会，以至“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2001年8月20日是黄万里九十寿辰。他的子女向前来祝贺生日的亲朋和学生们说 ：“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学术观点是如此，在政治观点上也是如此。”
在黄生日之前十多天，他几乎是摸索着用颤抖的手给看望他的学生写下以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纲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可是对家人和子女，黄万里没有留下片言只语。8月27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历史将会把黄万里比作“当代大禹”。区别只是，古代大禹手握帝王之权，治水取得了成功。“当代大禹”手无寸权，其治水理论始终未得实施，但伟大的科学良心和献身精神将永入史册。
林希翎（1935—2009）女杰，民主斗士。1957年被打成右派与反革命，入狱十五年从不认罪，是唯一不获“改正”的学生右派。74岁之年（2009年9月19日）客死法国巴黎。
林希翎 1935年生于上海，原名程海果。1949年在浙江温州读高中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做文书、教员。1953年被保送入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林希翎是1955年在《文艺报》上发表文学评论“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所用的笔名（因为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商榷）。1956年就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与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发表的专论进行商榷，成为后来反革命罪的重要罪状。文章发表后，胡耀邦找林谈话，对林说，我做青年工作以来接触了那么多青年，也认识很多女青年，的确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青年。我希望你继续保持这种精神。
林希翎是1957年举国闻名的学生右派。1979年7月中共人民大学党委对林的“复查结论”中列举了当年林的三条罪状：第一，在北大、人大作了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第二，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第三，“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由于邓小平的执意坚持，林成为唯一未获“改正”的学生右派。对此事林在2007年作了掷地有声的回应：“从历史来看，当年将我打成右派是错误的，因为我不是右派，而是自由知识分子。如果今天共产党还认为反对独裁专制者是右派的话，那么我庄严地声明：我就是右派！官方没有必要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把帽子给我戴回去好。当局说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二十多年都改造好了。可我根本没有改造好，我从来没有认罪和认错。五十年前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历史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哪有正确的一方向错误的一方要求平反的？”89
请看看1957年的风云人物——林希翎，在半个多世纪前说了些什么。
关于胡风一案，林希翎说：“胡风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90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查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是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91
关于个人崇拜与社会主义制度，林希翎说：“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同当时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正相反——笔者注）。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92
“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社会主义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会。这个‘最’字就是形而上学的。将来会有更好的社会。”“社会是前进的，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现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价的赞美诗，整天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向后看不向前看。”“有人说不满现实会失去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看这不对。当然真正的歌颂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颂，吹牛的歌颂，这样会败坏人性，真是害人不浅。”“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93 “要在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94 “整党问题不仅仅是党内的事情，人民也要管。执政党关系着人民的命运，所以每人都要来过问。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员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特别是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者有多少？向上爬者倒不少。这是等级制造成的。”95 “应该叫人民作主。同志们，过去你们感觉到作过主吗？我没有作主，我没有感到是主人。”96
关于统治阶级的局限性，林希翎说：“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研究很久，在以前不敢讲，现在也还不成熟，提出来大家讨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是仍起作用的，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克服这个规律的可能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政党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就有矛盾，这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发展下去，由量变到质变会爆发成对抗性”。97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发动的。”“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法的思想。但并非他没有犯过错误。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98 “过去在我心目中，党，组织，领导，非常神圣，我也很盲从，后来才有些转变。”99 总之，“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100
林希翎发表这些言论时年仅二十三岁。她是勇士，是智者，是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民主先驱。每次发表演说时，无论在北大还是在人大，会场上都挤满了人，多数人赞同她的观点，也有人轰她，反对她的言论。她为此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被打成极右分子，又被判为反革命分子，渡过15年的囚徒生涯。1978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法院也作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她成了右派分子的活标本。有这个活标本要归功于邓小平。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他根据中办同志、新华社同志和邓颖超转来的报告，三次批示：“改正为宜”；“拍板掌柜”邓小平执意说“不行”。1983年10月，林应法国一家学术团体之邀去了法国定居了下来。林希翎受到惩罚后牵连了一批人。单在北京党政机关因与林的关系而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名，在全国各地受牵连者不计其数。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外孙是人大学生，因认同了林的某些观点，也被打成了右派。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是林的初恋对象，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曹的罪状是“泄密”，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借给了林希翎。胡耀邦不仅不能保护，而且要作自我批评。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早已了解林的一些观点，叫秘书吉世霖和她联系、交谈，表示关心和赞赏。吉给林的信后来成为“罪证”，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老婆离婚，母亲上吊而死。林的全家全都遭殃。母亲丢了工作，成了反革命家属。全家下放到宁夏，弟弟妹妹背上了“黑锅”，成了农村的贱民。……
吴玉章、谢觉哉是中共“四老”人物（另两老是董必武和林伯渠），德高望重，面对破坏法制、扼杀民主的“反右”运动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能在党内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对受迫害者做些安抚工作也受到间接的警告。报上批林希翎，吴老不同意公开批判。林入右后吴老派孙子去看望，又叫人喊林到自己养病的地方，抱病和林长谈，劝慰她，还叫她永远做一个敢说真话的老实人。后来，在会上宣布右派名单时，吴老有意略去林，他是不忍心通过自己的嘴，宣布林是右派。后来，吴老的外孙也被打成右派。这不是对吴老的一种警告吗！谢觉哉对林的法律观点表示赞赏，便叫秘书吉世霖前去联系与关心，结果吉也被打成右派，并受到重罚。这不是对谢老的一种警告吗！元老式人物处境如此，说明毛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统治模式此时已经形成。党内任何一种力量、任何一种意见，都不能动摇与改变毛泽东的意志，如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灾难便都是不可抗御的了！
对于林希翎来说，最大的遗憾恐怕不是一生背负负罪的十字架，而是没有认清作为反面历史人物的毛泽东。2007年在接受《北京之春》采访时，她没有否认有人称她为“毛派”。她说，我个人在共产党专制下家破人亡，不堪回首的痛苦，但“不能总是在个人恩怨上与共产党、毛泽东计较吧！”“毛泽东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的“世界观是矛盾的”。“毛泽东也许是一个打天下而不适合治天下的人才。”“我崇敬理想主义革命家”，“无论如何，把中国的一切错误和罪恶归于毛泽东，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我是不能认同的。”这说明林希翎的晚年思想比1957那个年代退步了！我们知道，顾准的思想精髓是抛弃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而林希翎似乎还留恋理想主义的虚幻王国。
革命为什么吃掉自己的儿女
既然毛泽东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那么，政权一到手，革命便结束了。诚然，在夺取政权前夕的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毛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问题在于，这个“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缺乏内容的具体指向。或许，在这次全会上，毛不可能作出详细的阐述，但是，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特别是毛统治中国二十七年的“不断革命”（即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它的主要内容。概括而言有两条。政治上专制独裁，经济上主观、空想、粗野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对资产阶级（应当说是“对人民”）的全面专政，其结果势必偏离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道路，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脑子里这个改造与建设中国的蓝图不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悖，也与当年寄希望于中共的大批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理想相抵牾；此外，与党内具有民主思想的开明领导人也发生了分歧。这些爱国人士与知识分子寄希望于中共，还不是因为目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腐败，而共产党大力倡导民主自由，民众便以为，共产党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中共执政一定会比国民党好。待中共执政后，更确切地说，毛泽东操控中国命运之后，原来信仰中共而投身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迫切地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也迫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祖国。他们根本不知道，毛独揽大权之后其志向是要做一个红色帝王，其专制独裁之水平要超越秦始皇一百倍。毛泽东主宰中国二十七年，既不要民主也不要科学。就这样，冲突发生了，一大批满怀民主兴国的有识之士在毛的专制大棒下纷纷倒下了！本文前述所例举的沙文汉、陈修良夫妇，顾准，黄万里，林希翎，就是这批爱国与民主志士在中共夺得政权后命运的缩影。这是毛式专制必然上演的悲剧。
1959年庐山会议上“粉碎”了彭德怀的“反党集团”。在剖析彭德怀反党思想根源中有一个“同路人”的说法。意思是说，彭德怀是共产党搞民主革命的同路人，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与党分道扬镳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完全是强词夺理，颠倒是非。不过，“同路人”一说倒可借用。在中共打天下、与国民党夺权的斗争中，毛需要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参与与支持，但仅仅是“同路人”而已，因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信仰与追求，同共产党、同毛泽东的极权思想是无法相容的。待革命胜利，这批同路人与共产党便走到了尽头，再往前，由于志不合，道自然不同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是短命的，破裂是必然的。地狱之门向他们敞开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