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8日，四川政治异见人士刘贤斌又被冠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7日后正式逮捕。刘贤斌先生出狱仅一年多就再度失去了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他的家庭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又一个悲剧。本作者对此深有体验，所以心情特别沉重。但令人高兴的是，在如此发达的网络时代，这则消息一出，海内外民主和人权团体，随即成立了多个“我是刘贤斌”的关注团并发表公告，一场“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迎面而来。目前，安徽、北京、贵州、陕西、四川等地纷纷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关注团，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刘贤斌。
刘贤斌被捕的背景解读
刘贤斌这次被遂宁市公安局刑拘7日即转捕的事实，正如本作者2001年8月13被刑拘后，也是7天随即转捕。这样快的批捕速度，充分显示了这起案件来自更高级别的既定打压态势。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生，从校园血案到富士康连跳，特别是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在网上不断爆出具有反抗色彩的沸腾民意冲击波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权贵和普通民众关系上的大对抗。在这个特殊时期，任何星火事件，瞬间都可能引发出一场群体性动乱，且会迅速地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促发整个国家的公共危机。仅仅上个月开局同一天，就发生了多起血案：郑州一村民为阻止拆迁，开车撞死拆迁官员等人，造成6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死伤者均为政府工作人员；河北邢台城管与银行职员械斗5人重伤；黑龙江一趟列车凌晨突发血案，女子持刀刺伤9人；广西桂平市3男子各持长刀闯入派出所欲报复当年办案民警，寻人无果后扬长而去，派出所一副所长闻讯赶至街上盘查3男子，岂料竟遭围砍；6月3日广州男子持枪袭警……特别严重的是，今日中国，杨佳式的暴力维权不断再生，公安、司法、城管、拆迁等执法官员，已经成为群体事件和个人极端暴力者攻击的对象。上月湖南永州发生的3名法官被枪杀的事件，令各地政府、司法机关高度紧张。
在川豫地区，自2008年“5•12”纹川大地震以来，民众维权运动一直很高涨。尤其是环保维权、地震死难学生调查等更是令官方十分敏感。官方为杀鸡敬候，已将四川维权人士黄琦、谭作人、刘正有、黄晓敏等先后法办。如今，刘贤斌的被捕，正是因为他被猜疑与当地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有关。在官方看来，刘贤斌参与维权比写文章更可怕，因此才在没有证据情况下，不顾司法程序，突然对他下手。
第四次“严打”指向维权
在今年暴力恶性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中共政法口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对一些暴力维权的苗头及时处置，对“敌对势力”露头就打。为此，今年6月中旬，公安部宣布，要在全国开展7个月的“严打”行动，声称锁定的重点对象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暴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如此官方“严打”，后毛时代已经进行了三次，分别在1983年、1996年和2001年。此类运动式“严打”，在民众中口碑级差。但此次严打又与过去的三次不同。前三次都是由各地党委牵头，公检法针对治安犯罪案件共同行动。但这次仅是公安部一家的执法行动，其直接目的是基于加强维稳、安保需要。这说明中国至今还在使用“严打”方式维持秩序，思维依然陈旧，手段毫无更新。
外界普遍认为，当局再次“严打”，是因为近期维稳形势越来越失控，因而严打的目标也就会指向敏感维权人士。网上消息称，6月14日晚上，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警方非法骚扰、拘押；15日晚上，北京NGO活跃人士苏雨桐被警方非法抄家、拘押；同时热心于救助访民的刘德军则被从家中带走，并遭暴力殴打，享受“黑头套”待遇；6月16日中国传统端午节，维权律师唐吉田被朝阳国保围堵家门；维权律师李和平、黎雄兵、李方平被严加看守；作家余杰，因要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被传讯、威胁。北京警方如此频频出手，打压维权人士，而四川遥相呼应，逮捕刘贤斌，绝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这些诠释了官方的举措，为配合最新一轮“严打”，已发出了整肃异己的讯号。
异见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的牺牲
在当今世界上，“异议人士”已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任何国家的进步，都离不开“异议人士”的参与。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社会。一种正常的社会、发展的时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异议与批判，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
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异见者的发声，本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异议人士”并不局限于纯粹思辩的领域，还体现在具体的抗争行动上。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写道：“随着19世纪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这取决于强调什么）多元的异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因此关键在于，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即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派、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价值和作用。多元主义不管是什么，它首先是对多样性的价值的信念。相信多样性——相信多样性的辩证作用——与相信冲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论从其多元主义母体中推论出来的不是，也不能是对‘冲突’的赞美，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基于这样的原则：无论自称为正确或真理的是什么观点，它必须经受批评和异议，并因此而获得活力。”
近些年来，中国的“异议人士”多是以个体形式出现，抗争往往也都采取和平的形式，只是发表一些不同政见的言论，最多也不过是诉诸法律推动维权。然而，一向用意识形态制造敌人的执政当局，仍不放弃敌视“异议人士”的立场，至今都视“持不同政见”是“麻烦制造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等等，而大兴文字冤狱。仅近几年来，国家就先后逮捕审判了杨天水、许万平、师涛、郑贻春、力虹、张林、陈树庆、郭起真、高智晟、严正学、胡佳、刘哓波、郭泉、黄琦、谭作人等，这个名单正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断加长。而如今，四川刘贤斌被冠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再次验证了这个极不正常的国家，异见人士正在不断成为执政者维系“中国特色”秩序稳定的牺牲。
“和谐社会”的敌对意识依然如故
胡锦涛当政以来，多次在中南海向全党发出“危机意识”警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也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纲领和执政理念。然而，该党精英们却始终没有表现出政治变革的诚意，其“体制改革”方向不仅根本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反而不断强化敌对意识，在具体政策操作上继续封堵网路，压制言论，一再抓捕异见者。
在普世价值观看来，现代社会，容忍政治异见和异见团体与组织的存在，应是一种国家设计的制度安排，而民众批评政府，监督官员，提出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当下中国社会不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异议人士”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权力立场的独立人士表达“不同政见”，以承担建设性反对派的角色。只要中国政府的监狱里还关押“异议人士”，中国社会就根本没有“和谐社会”可言。中国执政当局对待“异议人士”的态度，就是检验其是否真有政治改革诚意的最好试金石。
在当今中国官方的意识里，敌人似乎无处不有，“敌对势力”无处不在，而且“长期存在”，国际上有，国内也有，即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这种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划定的范围越来越广：异见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主张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所有人，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连用中共现行“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者，也被划为“敌对势力”。还有那些赞同《零八宪章》体制内外的温和干部、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百姓，也都成了“敌对分子”。正如《零八宪章》签署人徐友渔先生所言：“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
如今，刘贤斌被捕案件再次启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执政者隐藏在“和谐社会”理念背后的敌对意识依然如昨，公权力还在不断抓捕异见人士——中南海里的那些冠冕堂皇说辞，将何以面对天下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