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窦娥——倪玉兰
倪玉兰案，轰动互联网。眼见此刻在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搭帐篷生活的倪玉兰，《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发出5000字报道《倪玉兰这两月》，何杨拍出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阅者、观者无数，称此案为“新窦娥冤案”。倪玉兰曾是北京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法律顾问，2002年因介入奥运拆迁维权，遭到北京西城分局新街口派出所迫害，被非法关押75天；走出看守所后，因上访，又被判刑一年，罪名是所谓“妨害公务罪”；2008年奥运结束，倪玉兰的家被强行拆迁，又被判刑两年，罪名还是所谓“妨害公务罪”。两年后出狱的今天，倪玉兰无家可归，住在哪里都被警察骚扰，不得已，只有找到标明为“应急避难场所”的皇城根遗址公园，如乞丐般艰难度日。长期监禁后，她的言语、阅读已有障碍。
倪玉兰早已被警察打残废了。在狱中，她所有的日常生活（包括上厕所），都靠爬行。她在监狱写的申诉书和被虐待的图片被全部没收，唯一带出来的，是写在卫生巾上，没被发现的《认罪悔罪书》，第一句话是“我是被称为罪犯的倪玉兰”。倪玉兰是高级知识分子，拥有北京语言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学位，其父是老律师，其母毕业于复旦大学，其夫是中学退休教师，其女如今也是大学生。但现在众人看到的倪玉兰，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坐在轮椅上的可怜女人，是被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访民——她的律师执照早已被吊销。其悲惨遭遇，在激起公众愤怒的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有人送饭菜，有人送被褥，有人送帐篷，有人送一点钱，有人为之仗义执言。
比“莫须有”更恶劣
据我所知，倪玉兰的案件早在2008年就曾被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她的所有罪名，皆为“莫须有”——非但“莫须有”，简直就是“恶人反咬”。2002年4月27日，北京西城区大四条55号被强行拆迁，倪玉兰偷拍现场照片被发现，被抓进派出所，遭到残酷虐待、毒打，以致腿萎缩，成了永久残疾。警察之所以欲置倪玉兰于死地，就是因为她帮拆迁户出主意，教他们写材料，指导他们上访。第一次的“妨害公务罪”，是因为倪玉兰在派出所被打得难忍剧痛，喊出了惨叫声，这就变成了扰乱办公秩序，妨碍公务；第二次的“妨害公务罪”，是因为警察把倪玉兰的裤子脱了，警察露出生殖器，撒尿到倪玉兰身上，倪玉兰喊“警察打人”，结果反被指为倪玉兰踢警察的睾丸，妨碍公务——她站都站不起来，怎么踢呢？两次进监狱，都是因为被警察打。施暴者非但无罪，相反却要受害人坐牢。法治何存？
倪玉兰在监狱中天天爬行，一年多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她在外面的丈夫和女儿受到牵连，被屡次警告不得外泄情况。一边是野兽般的折磨，一边是当局基于恐惧的掩盖。如今，倪玉兰的维权，如黑云压阵，前途渺茫。《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在境内网站被屡屡删除，《应急避难场所》的视频也唯有到海外视频网站找寻。她出狱后，住小旅馆被警察赶，流浪街头被警察赶。欧盟议长布泽克要到北京见倪玉兰，警察就把倪玉兰强行带到某旅馆监视居住。她的身份，是从律师到维权律师，从维权律师到被暴打且被定罪的残疾囚徒，从囚徒到访民，从访民到国家专政机器之下的“危险分子”。终于，政府成功地将其搞定为连住处都没有的流浪者。
倪玉兰如今仍在上访，她写材料给党、政、人大，却无甚进展。有网友教她开设微博，有敢言者为她呐喊。警察于是再次找到她：“别说我们坏话，好话也不要讲！”这起冤案，追究起来，拆迁公司、地方政府、警察机关、看守所及监狱警察、检察院、法官，还有如今仍在恐吓倪玉兰的人，皆难逃罪责。申请国家赔偿的官司，是一定要打的，但法院若不立案，只能靠公众舆论和党内推手向恶势力施压， 恰似当年河北郭光允挑战省委书记程维高。大致基于此，倪玉兰虽然两次入狱，饱受折磨，但她仍然坚持“我们还指望共产党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立场，虽悲哀，但也无奈。除国家赔偿外，倪玉兰被强行拆迁的房屋，应依照现行标准予以补偿。她被殴打为残疾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施暴者征讨公道。同时，国家应恢复她的律师资格。
在“国家恐怖主义”之下
倪玉兰案，与上海律师郑恩宠案相似，但比郑恩宠遭受的迫害更加惨无人道，血债累累。该案是对中国维权运动的挑衅和警告。拆迁问题，举国皆有，铲平房屋，推平土地，必然涉及土地赔偿、房屋赔偿及新居安置和养老、就业等系列问题。开发公司一般不直接参与，而是借助地方政府力量。政府从中获取大量利润，早拆早动工，利润随之增加。农村卖地，城市拆迁，说到底就是出卖国土，将房产地的暴利进行到底，政府财政收入及官员灰色收入，从中窃取。这种行为，不唯独是政府行为，更上升为国家行为。拆迁者罔顾《土地法》、《物权法》等，全力压低成本，逼得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走投无路，生活无着。他们被排斥于司法救济之外，被逼得屡屡上访，又被屡屡截访。当中的维权代表及幕后领袖，被司法解决，残酷迫害。此类案件，已非一例两例。
郑恩宠当年针对的是上海首富周正毅，倪玉兰针对的是首都特色的暴力拆迁。北京是中国的权力心脏，政治色彩浓重，区政府的事情可以很快被整成国家级事件，“稳定压倒一切”是常态。倪玉兰的两次被判刑，都与奥运相关，前者是为举办奥运而拆迁，后者是奥运结束了还要拆迁。政府一拆迁，公民一反抗（哪怕是越级告状），公民就遭殃。罪名可以随便找，说你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为何如此嚣张跋扈？迫害倪玉兰的那些所谓“警察”，不过是确保高层权钱交易不受阻碍的鹰犬。这种“层层对上负责”的体制，使得殴打、拘捕、审判、骚扰访民，都成为邀功请赏的“懂事”之举。打得越狠，判得越重，让这些天天讨要什么公理、正义的人，以最快的速度销声匿迹，那么这些基层鹰犬就越是“居功甚伟”。
中国但凡有重大活动，其注重国际形象的背后，除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奢侈浪费的建设，就是消灭一切不同的声音。能用少许钱打发的，就打发掉；能用吓唬之术摆平的，就摆平掉。至于那种维权意识高涨的硬骨头，软的不行，就一定要来硬的，没罪的捏造罪名，有罪的加重罪名，对内封锁消息，对外严正抗议。迫不得已时，就让新华社发个通稿，多少“爱国愤青”对切实维权的良心犯欲杀之而后快，多少公检法官员为逃避罪责总想“先下手为强”。那一部部马力十足的国家机器，不用在实质意义的反腐打黑上，却专门向天底下最善良、最正义的人下黑手。所谓的“和谐社会”，竟是用人民胆战心惊的畏惧和不辩是非的盲从，让少数特权者高枕无忧。倪玉兰是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牺牲品，英雄被整成罪犯，良心被整成血泪。下一个是谁？每个中国人都面临这一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