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简历：原名赵修业，河南滑县人（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改革家。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共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引自：维基百科）

（一）

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来阅读、筛选、鉴别和疏理有关赵紫阳的文字叙述，他的演讲材料、谈话录音、各种传记以及回忆资料，还有，他的政敌对他的无情攻击和责难，人们对他如潮水般的同情和赞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却又被一条心理主线横贯始终的生命载体，我被这样一个人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并为之感动着。

在这些字里行间，没有刻意的矫揉造作，没有那种欲言还休的粉饰与修辞，也没有传统专制等级秩序下那些政客官僚们高高在上的装腔作势、颐指气使和咄咄逼人的调门，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人类真实情感及其人性的脉脉余温，他的思想，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发自内心的看待世间事物的真实想法，总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类成员真实的存在状态。

在这些字里行间，存在着关于极权主义政治内部权力斗争的详尽描述，这种真实感足以令被“政治”隔离于千里之外的今天的人们产生莫大的心理冲击力，在我看来，它的威力并不亚于一枚最先进的核子武器爆炸产生的能量与辐射——给人类灵魂带来的震撼与洗礼，这是一个与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大概是官方之所以对它们的存在感到如此恐慌和坐立不安的理由。

座落在建立于一场“政治地震”的废墟之上，断裂的但表面上又被打磨的油光发亮的今日世界的底部，这里是一份被精心清洗过却不小心遗落下来的真实历史的记录，也许，是一小片还没有来得及被污染的茫茫荒漠里的绿洲。

198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社会运动成就了他的政治声誉，同时也给他留下了无尽的争议，是这样一位老人。

（二）

和许多卷入那场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人们不同，赵紫阳出生于一个宽裕的地主家庭，这足以证明他年少时期成为一名革命者的初衷并非出自一个自私的、龌龊的心理借口，同样，也并非是受到某种完备的意识形态宗教蛊惑或简单教化的结果，那样的话，他有更为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站在那场共产革命的反对阵营一方。

在我看来，与许许多多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一样，建立在赵紫阳投身于那场革命洪流的初始的心理基点上，存在某个形而上的、于个人存在以积极意义的更高层次的人生信条在支撑它，比如，国家、民族解放、社会正义、生命价值、悲天悯人等这样的真实理念，是伦理学或现象学上难以确切定义的东西牵引他走进那场革命。正是这样一个信念定格为一种永恒，造就了他以后的人生航向，伴随着他所效忠的意识形态教条和他内心的真实理念之间的心理冲突。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跌宕起伏集中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此矛盾，伴随着他的事业理想的成功与挫败，他的大起大落：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最终却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在“土改”之中是表现得最为激进、最为极端的共产党人之一，却在60年代被贴上“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标签遭到肃整（其中的主要罪状之一恰恰是地主阶级本性不变）；80年代，他一方面与那些以马克思教条主义理论自居的“反自由化”的“正统”思潮作斗争（今天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像是一个躲在“社会主义”面具背后为少数资产阶级小家庭官位及其权力张目的红色幽默），另一方面，他的所有政治思考始终未能突破这个制度所允许的雷池半步；因为不愿意做一位“向人民开枪的总书记”，他被幽禁致死，却最终都没有与这个带着血腥味的“压迫”制度彻底决裂，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的政治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始终停留在“党内”。（或许，他在潜意识里曾经作过种种尝试与努力，挣扎过，试图反抗它。）

（三）

所有关于赵紫阳的有趣味的故事都起源于1989年末期的那场社会运动，无疑，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上，这并非第一次，据我推测，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所有已经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中，它甚至还算不上最恐怖、最惨烈的一次。然而，与历次以来的社会运动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是人类真实的存在世界对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恐怖统治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反抗，是真理、理性、规则、道德心、基本的生活常识有可能复归正常的人类生活所作的一次努力，也注定了这场运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深远的政治意义，虽然，它的突如其来让所有人都感到有点措手不及。

很明显，在那场社会运动中，赵紫阳只要表现得稍微“明智”一点，多一点为自己和家人设身处地着想的现实感（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不难做到这一点），他的处境就有可能得到大大的改观。对于一位党的工作者来说，这样做其实算不上一件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纵观我国历史，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甚至在那场运动之后，他只要向更高一级的世俗权威低个头认个错赔个不是，多一点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现实主义的算计，机会的大门仍然会向他敞开，他仍然有可能博得一个无尚崇高的名声：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家，政治家，云云，一枚象征这个“先进”制度最高荣誉的勋章，鲜花、掌声、不绝于耳的溢美之辞将毫不吝啬地从四面八方向他涌过来，他的名字将与列宁、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这些大独裁者们一道镶刻在“历史”的长廊，被高高供奉在殿堂之上，成为一墩“不朽”的红色纪念碑，供整个世界瞻仰。

当然，那样的话，他就仅仅只是一位毫无创意的政治官僚罢了，一个平庸而且无聊的人，一个灵魂卑贱而非高贵的人，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份子，也就不值得我今天花心思来写这篇纪念文章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在人性的张力、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与一场反人类的战争的两难决择之间，他勇敢地选择了前者，并且，他始终没有为这个决定而感到懊恼半分。在我看来，这个决定与他当初被卷入那场革命的心理借口之间是如此相近地贴近于存在的现实世界，这决非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它们之间肯定存在某些神秘的、必然的、更为深刻的内在关联。（对于今天那些纯粹的无神论者或者旧观念下的唯权论者来说，这是无法理喻的。）
 
然而，看完他的基本故事情节以后，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是一位略微带有英雄主义情怀的悲剧老人。在我看来，这种悲剧意义，不仅存在于他的事业理想在一路高歌的情况下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或者，他所蒙受长期的不白之冤，最终郁郁而终这一事实。它来源于一些更深层次的认识，如果说这种悲剧的最初源头出自于个人难以掌控的外部世界，而悲剧的最终落脚点则指向他本人。更确切的说，是来自思想领域的某种局限意识，反衬在精神上的苍白、匮乏、软弱和无力感，赵紫阳没有从困扰他一生的盘根错节的意识形态纠葛中最终摆脱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悲剧。

（四）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试图与这位老人进行一些精神上的交流，与他来一次彻夜长谈，通过关于他的文字。在这些文字里，捕捉他的眼神，他的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我能感受到他的执拗、坚定和意志，与此相伴的，是困惑、压抑、愤懑的内心情感。

是的，这样一位老人，除了他为之所追求的理想事业之外，看不出他有丝毫真正属于自己的趣味、爱好、观念和私人的生活空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认为正确的、并值得为之终生奋斗的政治理想。对于这样一位老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责难他呢？

让我们去设想一下，存在这样一个“先进”制度：它要求人人心里都将它视作神圣不可亵渎的“圣物”，同时，它以“我为人民”的名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须任何理由干涉任何人的思想和生活领地，审查他们的忠诚与反叛；它强调为了建设一个明天和谐稳定的乌托邦中国而纵容自己对昨天和今天所犯下的罪行和种种非正义无须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赵紫阳为之奋斗的“先进”制度，对于一个正直的、稍微有点良知的共产党人来说，他无法不清楚这个“先进”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无法弥补的天然鸿沟，寻找各种心理上的借口说服自己的良心假装无动于衷、视而不见。

于是，十分自然地，在60年代，赵紫阳主政广东，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农业政策，赋予农民以自主权；70年代，主政四川，他尝试农村经济改革；入主中央，他更是站在了“改革”的最前沿，他充分调动各种现有的资源努力为人民谋取实际利益。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这是一位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同时，他也或多或少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不知道他作为个人所推行的每一项“改革”到底有多少与来自“上面”的真实意图、想法、暗示、授权获准密切相关？这样的问题无从考证。同样地，我也不清楚有关他的事迹当中存在多少无限夸张的、放大的、自我膨胀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成份在里面？或许，两种因素都同时存在，我不知道赵紫阳是否真正去反思和区分过这些东西，当然，这并非今天我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却和某些事件的发展和走向存在某种天然的内在关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