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4日，冀东监狱一支队基木中队服刑人员王振海，看到值班的犯人罗辉在其他监舍和人玩牌，而行李房的钥匙就放在楼道里的桌子上。于是，他拿来事先准备好的床单布条，从楼道桌子上拿起钥匙，打开行李房到里面去上吊。不巧的是准备好的布条不结实，刚挂上脖子就断了，第一次上吊失败。死意一决的他，到外面的垃圾桶里重新拣布条，垃圾桶里恰好有一条不知被谁扔掉的另一条床单，他把床单拿到行李房，撕成布条后再次上吊，这次他终于把自己的年轻的生命结束了。那天，擅自脱离值班岗位去和别人玩牌的罗辉，开心地玩了一个多小时的牌，心满意足地回到值班桌前，看到开启的行李房门，这才傻眼了。
王振海，唐山丰润区常庄乡常庄村人，因盗窃被判刑关在冀东监狱，上吊自杀时年仅27岁。
由于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加上身单力薄，性格软弱，王振海在冀东监狱属于那种无家属、无钱财、无靠山的“三无”人员，在黑暗无情、弱肉强食的中共监狱里，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但王振海生性快活，黑白两道都不得罪、不掺合，对谁都笑脸以对，加上干活勤快，在车间里是公认的劳动能手，所以很长时间他无忧无虑，只想着顺利服刑期满，出狱回家过自己的日子。那时人们看到的王振海是洗衣、走路，嘴里都哼着小曲的人，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呢？
只因当了北京犯人的“小弟”
从北京调过来的犯人董雪松虽然服刑，却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所以一般狱警都不敢轻易得罪他。2007年夏董雪松因腰疼病不出工，在黑暗腐败、早已被黑社会渗透的中共监狱里，由于董雪松财大气粗，吃苦事情不会自己干，日常生活都是由“勤杂”、“小弟”服侍与伺候着。由于王振海的勤快与好脾气，董雪松乐意让王振海做自己的“小弟”，王振海替董雪松洗洗涮涮，董雪松就时常送给王振海一些方便面等生活用品，王振海在用恶劣的监狱伙食填不饱肚子的时候有方便面吃，心里也很满足。
但是，基木中队的警察队长郑亚军不是一般的人。此人不仅是在监区一手遮天的主管狱警，而且在社会上开着歌厅（现在有人说不开了）。在中国大陆，进出歌厅找小姐的人不是有钱人就是有权优势的人，而开歌厅的人在黑白两道吃不开是寸步难行的，这就是说，开歌厅的冀东监狱狱警郑亚军少不了黑白两道的朋友。他又是本地人，对于来自北京的董雪松并不怎么当回事儿，董雪松又是他管理的手下犯人，找茬向董雪发难示威在所难免。
有一天董雪松拿两条烟找郑亚军，临出门前对同监室的人说：“怎么也得管半个月”但是刚过三四天，郑亚军就要求董雪松出工。
原来郑亚军知道董雪松家里经济条件不错，有一天把董雪松交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告诉他准备买辆汽车，还缺钱，露骨地暗示董雪松给他“上货”。董雪松明白了，要家里给寄来了钱，但同时到纪检部门把郑亚军举报了。董雪松的弟弟也赶到监狱来，与郑亚军对骂。由于郑亚军并未因向犯人索贿受到监狱方面的处理，董雪松及其弟弟等人气不过，就要通过道上的朋友找人“教训”郑亚军，郑、董矛盾公开化，并升级。此时监区（基建大队）主要领导出面调停此事，把董雪松调离了郑亚军手下，另行安排到监狱九支队。
董雪松调监后，郑亚军开始收拾与董雪松关系近的犯人，董雪松的铁杆儿兄弟王振海首当其冲，于是王振海大祸临头。
疯狂摧残，直到把人逼死
为使王振海感到活着还不如死了，郑亚军找茬殴打王振海。比如，有一个名叫罗瑞的犯人，不堪残酷的监狱折磨，吞下了刀片。2008年冬天的一天，郑亚军借口在王振海的工作台附近发现了刀片，便狠狠的电了王振海一顿。本来冀东监狱有规定，狱警电击犯人必须上报，不可私下电击犯人，但郑亚军并不上报，把王振海叫到他的办公室，上来便开始无休无止的电击。在日常，郑亚军安排那些专门讨他好的犯人动辄殴打王振海，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刁难，从而令其感到时时处处都是恐怖的打击，一个本来生性快活的小伙子，从此与快活、快乐无缘了。
王振海本来劳动拔尖，按中共监狱的规定，劳动拔尖的犯人是有减刑分的。而获得减刑分是犯人们获得某种心理安慰的方式之一，但是郑亚军为打击王振海，毫无理由就将其减刑考核分由记功10分，改为记表杨5分，最后又改为3分、2分，给王振海极大地心理压力与创伤。不仅如此，谁跟王振海关系亲近郑亚军还打击谁。譬如犯人董春江，本来是组长，因为和王振海关系不错，郑亚军就撤换调他的组长，还把他打得嘴角流血。王振海还怕连累别人，从此不敢再跟人接近，使自己变得更加孤独和可怜。后来王振海的颈椎病也严重起来了，但人们知道郑亚军正在打击他，连卫生院都刁难他，病痛得不到医治。
王振海临死前，好长时间脸色都是死灰色的。他对同监舍的服刑人讲：“你们睡觉是休息，我睡觉是受罪。”但他到医院去开药，卫生员只是象征性的给他一点要就打发他走。就在他死前几日，有人亲眼看见他哭着，流着泪求其他犯人帮他要点药，但却没要到。他还求别人给他拔火罐，也没人敢帮助他。很长时间，他活在郑亚军恐怖的阴影里，受着别人的摧残与挤兑，连饭都吃不饱。临死前的头一天晚上，他还到一位好心人的监舍要过一点吃的。
王振海死了，郑亚军竟然高调作恶，向人们示威
2009年10月25日上午，也就是王死后第二天，狱警申海军带领郑亚军关系犯、勤杂犯武晓刚和张新华、周富等人查找王振海的遗书，他们在王振海的遗物中查四五遍也没找到，后来连被褥都拆了也没找到。根据《监狱法》第55条规定：“罪犯非正常原因死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检验，对死亡原因作出鉴定”，查找遗书应由检察人员组织实施。郑亚军作为中队责任人，在查找遗书方面显然拥有畏罪查找并试图毁灭证据的故意。
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充分说明郑亚军在冀东监狱的势力，说明其无法无天的程度和中共监狱的黑暗状态。
郑亚军的嚣张还不尽如此。他竟然开始高调示威。在王振海死后第五天，在基建大队四名领导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全部撤换的情况下，作为直接责任人和第一负责人，郑亚军安然无恙，并用故意作恶显示他的邪恶权势。例如，2009年10月31日，王振海刚死一星期，晚上就寝后，人们就听到办公室传来阵阵惨叫声，这是郑亚军在电击一位老老实实的名叫付学文的犯人。后来又电过他几次，中队好多犯人私下都说：“挺老实的小孩给电傻了，眼神都不对了”。王振海惨死半个月后，郑亚军又把想反映吃不饱饭的赵广顺脸上电击的到处是血泡。
基木中队的人都知道，郑亚军最常用的方式是抽打犯人们的耳光，有时当众殴打，有时叫犯人跪在地上抽打耳光；还有一种是非法违规使用电棍电犯人，专门电犯人的脸，受过他殴打的人很多，已经死亡的有王振海，释放的有：马振超、李玉伟，仍在服刑的有：张甜、史月军、张兴富、董春江、张新华、赵广顺、付学文、王洋等等。
在王振海死后三个月后，郑亚军开中队会时高声放言：“今年我是主管，明年还是，我给你们吃个定心丸！”
邪恶之气如此之盛，冀东监狱竟好似是他家的天下。人们不禁要问，郑亚军这样的恶警猖狂到如此程度，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样的监狱如何能主持司法公正？制造这样监狱的政府还能长久吗？这不就是中共邪党末日来临前的一种景象吗？
注：冀东监狱，位于唐山东南的海滩盐场，方圆约百里内分布九个支队，总队设在岸边的尖坨子。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一眼望去几十里都是盐滩，监狱的恶人倚仗着特殊的地理位置，用封锁消息等方式，猖獗作恶。王振海被逼自杀案只不过是其黑暗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