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打破幻想、回到现实。打破什么幻想呢？就是打破政府会主动改革的幻想。
改革要有改革的动力和力量，但是这样的动力和力量在中南海是不存在的。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许多人一直在盼望中国出现改革的力量，出现戈尔巴乔夫，出现叶利钦，希望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民主化，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幻想。
2008年底，也同样是在法拉盛喜来登饭店，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曾经做过一次演讲，将199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渐进改革主义称为“玫瑰梦”。今天我还是要批评这个美丽的白日梦。
自从六四屠杀之后，中南海就已经没有了政治改革派。下面我就先来谈谈政治改革派是如何消失的。这要回到1980年代。
在整个80年代，共产党高层有两次对温和派即政治改革派的清洗，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时、现在，还波及未来。
第一次就是1987年2月对胡耀邦、朱厚泽等人的清洗、整肃。第二次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对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朱厚泽、鲍彤等人的清洗、整肃。
经过两次清洗、整肃之后，政治改革派消失了。80年代留给90年代和今天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共产党内政治改革派的缺失。
我并不是说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政治改革的人，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六四的枪声响过之后，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已不成为派了。
人们常说，过去30年中，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话当然没有错。那么现在是否还有经济改革派呢？今天，经济改革派实际上也不存在了。
90年代初，高层对于是否改革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分歧，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上的保守派变得不再重要。
后来，经济改革派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不再需要改革了，所以，经济改革派也消失了。
90年代末，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近完成，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代，如果用一个成语，也就是全面抱残守缺的时代。
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论调，就是为这种全面保守辩解而制造的舆论宣传迷雾。它不过是威权主义、半吊子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所以，今天中南海里既没有政治改革派，也没有经济改革派。
前不久去世的朱厚泽先生、胡耀邦时期的中宣部长，在临去世前对青年网友说：“我们这些老人（指倾向于政治改革者）的存在，给了你们年轻人希望（指党内高层还有改革力量），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964”之后政治改革派在中南海消失了，但是，中国许多人却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南海，提出了渐进改革主义。渐进改革主义现在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主流共识。
我过去2年多中一直在研究民主转型，主要是1970年年代到本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也就是与“改革开放”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
我搜集过19个著名的民主转型案例，做过一个统计：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平均时间跨度为2年6个月。
其中时间最短的是蒙古，其转型只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时间最长的是巴西，从转型开始到议会选举用了8年6个月，到选举总统16年。台湾的民主转型也并不快。统计发现，慢速转型是特例，快速转型是常规：绝大多数国家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的时间跨度在1年8个月以下。
我的研究还发现，很少有哪个国家没有经历民众抗议就启动了民主转型的。这样的国家有，但很少，属于个别情况。
民主转型主要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面对社会反叛、政治经济危机，政府正在失去控制，承受不了控制成本，统治集团分裂，温和派取得相对优势，选择了民主转型；二是在民众的抗议中政府瘫痪，失去控制，这种情况在我研究的民主转型案例中占48%.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发生也不会超出这两种情况中，而以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中国政府没有信心，因为权贵集团不愿意放弃巨大的政治经济特权。
过去20余年中，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政府主动进行的政治改革社会代价最小。这个看法未必成立。例如葡萄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家的转型都不是政府启动的，它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大；前苏联的政治改革是政府主动启动的，但代价却很大。
中国主张渐进改革的人显然没有计算等待改革的代价。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权力不受监督，结果造就了一个新权贵阶级：据统计，0.4％的人控制了70％的财富。有人据此进一步作了推算：500个家庭控制了中国。这500个家庭主要是党政军官僚或其子女、亲戚。
这个权贵阶级构成了反对民主转型的核心力量。在未来，如果民主转型实现了，他们也是新生的、脆弱的民主体制的主要威胁。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未来，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中国不会有具有实际意义的改革。当民转型发生的时候，将是快速的，就像东欧一样快速，是剧变。
不能再对中南海寄予幻想，重要的是对中南海绝望。绝望了才会有希望，因为绝望了才会看见自己、才会更投入地发展民间力量。不要关心政府是否会改革，重要的是发展壮大民间的力量。
当民众的抗议、社会的反叛达到足够强度的时候，当统治集团感觉到自己再也难以承受控制的成本或失去了控制的时候，民主转型才有可能发生。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