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启蒙。而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毛式革命进行反省。—
毛泽东主宰中国二十七年，积罪如山；而“革命有功”则几乎众口一词。本文就指导中共革命的新民主主义各基本点加以评析驳议，这一理论中的各种疑点便一一露出水面，昭然于世。既然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难以成立，那么这一革命的正当性就要重新审议了。联想到革命之后所不断出现的灾难，人们有理由追问：这一革命是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还是把中国引向了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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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评 新 民 主 主义（全文）
（修订版）
应克复
一 引 言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他一生中的一个理论高峰。这一理论为中共建造起了一座灯塔，不仅为中共确立了革命的实践指导，也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他们从这一理论中了解了中国的革命道路，获得了中国光明未来的信念，从而作出了投奔中共怀抱的人生选择。我们知道，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下（当然还有别的种种因素）中共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已被革命胜利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一个正确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什么出现了与革命初衷相背离的后果，那就是：革命给予人民的，不是站起来享有民主与自由，而是跪了下去，备受专制与奴役；不是享有富裕与幸福，而是遭受贫困与屈辱。在毛泽东统治下短短的二十七年，是中国历史上积累各类冤案最多的时期，是遭受迫害与饥饿而导致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时期，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最严重破坏的时期，是教育、文艺、学术与思想受到最深重摧残的时期。这场伟大的革命之后为什么产生了这些层出不穷的灾难？这种二律背反的逻辑现象应作何解释？由此我们想到，这场革命以及指导这场革命的理论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就值得省思了。
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在国内学界似乎已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定论：毛在革命时期立了大功，在建设时期犯了大错。李锐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有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1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对毛一生的评价是两句话：“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2 冯友兰在他最后的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极左思想阶段。他说：“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3 近几年来，国内有一种意见颇为流行，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之所以犯了大错，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因此，他们吁请执政者回到新民主主义，补新民主主义的课。这些意见，都涉及到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和评价。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集中在《中共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新民主主义论》（1940）、《论联合政府》（1945）等著作中，其基本思想，大致是：现阶段（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所谓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要点是：第一，这一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范畴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了；第二，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了；第三，这个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后来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合起来构成了“三座大山”；第四，这个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它在经济上是多种经济并存的社会，在政治上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府；第五，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之后，将过渡到社会主义。
下面对新民主主义上述各点逐一加以分析评述。
二 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人类史上的过眼烟云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托洛茨基语）
“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毛泽东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语）。
这些萦绕于中国人心田的话语流淌了近一个世纪了。遗憾的是，曾经鼓舞着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完了七十四年的路程之后突然悄然坍塌。这个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七十四年共产主义历程在人类历史中不过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插曲。
中国共产党在他扬帆起航、走上革命征程之始就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将自己的革命认作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人所开创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无产阶级从此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全世界受压迫的阶级与受压迫的民族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它也因此引起了中国革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变化。毛泽东指出，在此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此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泽东还预见，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这种宣传，到了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4 的激情之中。
随着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旗徐徐落地，对十月革命所渲染的光环顿时失去光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最有效的清醒剂。
七十多年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历史的这一幕才得以启开。
俄国史学家对这阶段的历史的第一个重大勘误是将“十月革命”校正为“十月事变”或“冬宫事变”。这一事变仅仅是临时政府权力换主为布尔什维克。事变后的政府仍然是临时性质的；在人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夺权后的苏维埃政府只是“第六届临时政府”而已。10月25日攻打冬宫之夜，只是“发射了几发空弹”，正在视情况决定是否要发实弹时，“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当水兵与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事变当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告》称：“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这就是长期被偶像化的“十月革命”。
解散立宪会议与20世纪俄国历史走向
从1917年2月到10月所出现的六个政府，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夺权后的政府，都称为“临时政府”，因为正式合法的政府应当由立宪会议授权。这是当时俄国所有党派的共识。因此，召开立宪会议实属众望所归。人们翘首盼望着通过全民选举产生有权威的民主宪政政府。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也在向这一目标迈进。
大选终于开张了。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满以为可以稳操胜券，因为这次大选是由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18年初选举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只获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其主流派就占了370席，明显过半。布尔什维克在首次大选中输的很惨。
面对竞选中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如何对策？这是20世纪俄国史的关节点。对策之一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排除立宪民主党人的“干扰”（立宪民主党人因提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对策之二是，在1918年1月5日举行的立宪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布尔什维克的这一蛮横要求遭到与会多数代表的抗议；结果被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所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解散立宪会议的消息传来引起社会强烈反弹。第一，工人阶级怒吼了。两个首都发生了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万人。布尔什维克军队竟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全俄铁总”（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宣布政治罢工，许多工会纷纷支持。罢工被镇压，工会被取缔。第二，主要由孟尔什维克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指出自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来，“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政权。”5 第三，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党派联合散发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俄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解散立宪会议导致俄国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各种拥护立宪会议的民主势力固然反对列宁政府，各种旧俄势力眼看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们的？一些地方议会被驱散，二月革命后的民主成果至此荡然无存。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势力的支持，俄国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
但是，解散立宪会议更为严重和长久的历史后果是导致俄国历史的倒转。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的专制统治结束并向“革命宪政”“凯歌行进”。可是1918年一月事变将“革命宪政”倒转为“革宪政的命”，它使民主毁灭和专制重返。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抨击“民主”时，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词语都嫌不够了，咒起了“民主反革命”、“立宪反革命”的恶语。“专政”、“暴力”是“革命”，“民主”、“立宪”倒成了“反革命”。黑白如此颠倒，出言如此凶煞，歇斯底里发作由此可见。1918年3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公然说：“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还认为，“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6 1918年10月，列宁更宣称：“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7 这些言论显然是为1918年1月事变壮胆和申辩。1919年列宁致罗日科夫的私人信件中坦率承认：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战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还说：“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8 列宁的这些表白告诉人们，内战的根源是什么？列宁要把俄国带到什么地方？请读者记住，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这个日子，俄国从此步入了七十多年的极权体制时代；也就在此时埋下了以后俄罗斯各民族灾难迭起的根源，也埋下了这个极权制度最终灭亡的根源。以后，经过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俄国发生了什么已广为人知，毋庸赘言。
被列宁所打断的“民主链条”直到1991年俄国再次剧变之后才得以焊接。
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布尔什维克暴政的批评
几十年来，十月革命的真相被掩盖了。一方面，获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对这次“革命”大加粉饰，作了有违实情的渲染，另一方面，被镇压被专政的阶级和政党不再有他们的声音了。我们从哪里获得真实的信息呢？
德国、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1871—1919）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年，即1918年写下了《论俄国革命》的手稿，对列宁的暴政和专制主义提出了批评，但她的文章传到中国那是很久以后（大概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
针对“列宁和托洛斯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表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一说，卢森堡指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活就要逐渐灭绝”，“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种专政“纯粹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她指出，专政“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她深刻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9
卢森堡还反对将十月革命作为样板要各国加以仿效。他说：“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如果“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10 历史证明卢森堡的预见何其明智。
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进行批评的还有普列汉诺夫（1856—1918）。普氏的批评意见集中于他的《政治遗嘱》（1918年4月）。这份历史性资料更是长期尘封，直到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予以全文发表，才为世人所知。
在中国，即使在学界，知道这份《遗嘱》内容的人还并不太多，因此，其中对列宁、对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批评略作介绍。
关于列宁——
普列汉诺夫说，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是多面的。“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绝对不能容忍批评”。高尔基说过，“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一切服从于政治目标。“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11 “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庇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庇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列宁所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的弥诺陶洛斯12 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吃掉自己的父母。”13
关于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普列汉诺夫说：“191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因此，每一个了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不相容。”14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15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出现和方兴未艾的客观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基主义。”16
“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他只能给社会“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布尔什维克“将把俄国推入及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他们“需要一场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国内战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保住政权”。17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绝大多数入党者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是“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一些人入党是为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此后他们“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他们所干的一切只对党负责。列宁“犯了一个又一个罪行”，“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18
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必然垮台的预言——
普列汉诺夫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恫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令普列汉诺夫担忧的是，“列宁通过其活动已经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危害，……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是悲惨的”。他们“破坏的不是旧世界，而是自己的祖国”，“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态度’则是对社会主义声誉的破坏”。“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19
普列汉诺夫因此预言：“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20 “列宁延缓了俄国的历史，因此他将带着与伪德米特里相同的印记进入历史。”21
普列汉诺夫相信：“俄国迟早将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存在的时间越长，这一回归之路就越痛苦。”
他还叮嘱俄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不是一百年间的事，更不用说俄国了。因此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应该增加生产力，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的社会主义因素。应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影响各阶层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国人富裕起来，使俄国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他告诫人们：“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22
普列汉诺夫上述言论堪称是警世良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有历史洞察力的话语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第二年说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历史已证明普列汉诺夫是正确的。这种正确，不仅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对于中共的革命何尝不具有警世意义。由此，长期来给普列汉诺夫戴着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实在是错误的。当然，修正主义并非一概都错，问题在于你怎么修正。
“走俄国人的路”——漫漫歧路七十年
1911年辛亥革命至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转向了左倾的历史时期。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篡夺。袁氏刺杀宋教仁，堵塞议会民主，复辟称帝，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于狂澜而不挽，中国由此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国人对袁氏毁灭共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军阀混战的乱局无不愤懑之至。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北洋军阀政府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一个战胜国竟将山东主权转让给日本，由此爆发反帝反军阀政府的“五四”爱国运动。但是，“五四运动”不仅仅是“爱国运动”，它更是一次以提倡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提倡新文学、新道德的思想启蒙为主旋律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有一种思潮更为人们所注意，那就是十月革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对中国以后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逐渐形成了一支新兴的革命力量，开辟了一条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成为以后与国民党当局长期争夺国家权力的对手。所以“五四运动”是多声部的合唱。各种思潮激荡，不同主义交汇，真的有点像雾里看花。而马克思主义应时横空出世，以强势话语引航了历史潮流。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历史的偶然，也有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图强求变，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以西方为师的。但是，这些前赴后继的奋斗都没有获得成功。这个学习西方的道路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难免产生了怀疑。此时，十月革命之风吹到了中国。有关这一革命的传说，给人以耳目一新，激起了一种新的希望：以为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社会，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阶级剥削，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过着自由、民主的新生活。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实际上，当时痴迷于俄国的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后的真实情况，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并无真正的了解与认知）？加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欺辱，加之，有关西方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种种传言，加速了对西方信念的破灭。中国从此走上了俄化、赤化、左倾化的道路。
提出“以俄为师”的第一人是孙中山。孙中山从革命的挫折中，认识到没有一个具有严格纪律的革命党与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是革命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看重了具有铁的纪律的实行集中制的列宁式的党。他在任党的总理后，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由最后决定之权”。他还赞赏苏俄“以党治国”的经验。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因此，他要以俄国为模范，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孙中山向俄国人学习之圭臬就是以党治国与党内高度集权。之后，蒋介石在他的政治运作中所推行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可以认为是对孙中山这一政治意愿的承继。
中共第一位领袖陈独秀对苏俄曾一度信仰的则是列宁的“阶级民主”与“阶级专政”论。五四运动初期，陈是民主与科学的旗手。1919年1月，他疾呼：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维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是为了追随俄国，仅仅一年之后，陈就改口说：“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还说：“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是他们“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陈否定西方民主的思想，以后成了中共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延续至今（如2008年还批判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成为中国几十年来发展民主政治的重大障碍。当然，陈本人在晚年对苏联极权统治的反民主本质有了醒悟，并有文字交代。他说，“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误解”。1940年，即在他去世前两年，他说，“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的苏联”。还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这是中共人士中（虽此时陈已被中共开除出党）识别苏俄专制主义的第一人。可惜陈此时早已离开政治舞台，偏隅四川江津，对党国、对民众，不再有什么影响了。
苏俄最好的学生堪称是毛泽东了。毛泽东认为，“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中国革命最正确的选择。毛还提出“一边倒”的口号，对西方国家关上大门，拒绝交往。毛泽东全方位学习苏联，还捍卫列宁斯大林主义，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严格集中制的党。他将“民主集中制”解释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还提出“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这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的创新贡献，也是中共党教条的经典。需说明，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在实际生活中乃是多数或全体服从一人，这在毛泽东时期尤为典型。
第二，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如何夺取国家政权，毛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也是对苏俄模式的发展。
第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实行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专政”？列宁曾有一个解释：“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23 “社会上一部分人”，自然是指掌握国家机器的上层统治者，具体地说，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寡头们。“整个社会”，自然不限于少数地主、资产阶级这类剥削者了。所以，“专政”就是赤裸裸地对整个社会实行暴力、恐怖，赤裸裸地反人道、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毛泽东直率宣告，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独裁”，他以“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暴力实施他的专横统治。毛死后复出的邓小平立即昭示“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1989年的六四屠城事件中再一次上演了专政的杰作！
第四，建国之初立即实行“三大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实行国家垄断的指令经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民众的经济生活都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中。这是极权国家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解体，但权贵资本主义，或曰官僚资本主义立即崛起，致使市场经济扭曲，社会贫富对立，即旧的矛盾被新的更为尖锐的矛盾所取代。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就业难，成为几座大山压在中国人的身上。世博会上的中国馆倒金字堆的造型是当今中国社会国富民穷、国强民弱的绝妙写照。
第五，对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宗教和教育，进行严密的控制。言论自由绝对地加以禁止。即使在党内高层也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空间。冒犯领袖意志的言论，一概入罪。与此同时，进行党化教育，灌输官方说教，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即“洗脑”），与党与中央要时刻保持一致。表彰英雄模范人物，作为榜样以供人们效仿，使大家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第六，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走出斯大林专制梦魇的阴影，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解冻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肆无忌惮地大批量地残杀自己的同志和成千上万无辜者罪行的秘密报告。此事全世界为之震惊，特别是长期来对斯大林作为神灵加以崇拜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的心态是复杂的。他的内心是惊恐的，向社会封锁这一讯息；其外态则不以为然。他极力为斯大林辩护，说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难免的，第二是认识偏差。说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功是七分，过是三分。毛批评苏联领导人，说他们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所谓“刀子”，就是“主义”，核心是“专政”。直到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七千人大会”），毛还强调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什么是苏联的经验呢？无非是斯大林主义，是专制极权，个人崇拜。毛讲这些话的时候中国还经历着饥馑，这是毛发动大跃进作的孽，闯的祸。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说，全国大饥荒有的地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另一次，刘对毛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刘的这些言谈刺痛了毛，毛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毛自然会顾忌到在他身后会像斯大林那样遭之“鞭尸”，因此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24 因此不可能担任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到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文革之火燃遍中国的重要背景。
就是说，当苏联开始清算斯大林的罪恶，毛反批清算这个罪恶的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当苏联反对个人迷信，毛却提倡个人迷信；当苏联自己终结俄国人的路，毛却强调学习苏联的经验，坚持走俄国人的路。
斯大林走了，赫鲁晓夫走了，毛泽东也走了。历史被不断地刷新，任何人不可能主宰我们这个世界。1991年，苏共垮台了，苏联解体了，既无炮声，又无硝烟，列宁斯大林的极权体制在悄无声息中寿终正寝。普列汉诺夫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必然要垮台的预言终于得到了证实。俄罗斯走过七十四年痛苦的大弯路之后又回到民主立宪的正道。从世界范围看，冷战结束，对立和解，人类进入全球化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回过头来我们再读《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世界革命、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分析，自然会有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感受。遗憾的是，中国至今似乎仍陷于“俄国人之路”的泥沼，尚处在大弯路的末端艰苦跋涉。
三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
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资产肩上。“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25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
毛的这一论断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经不起推敲。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大生产的产物。这是常识。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是弱小的。既然资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就更软弱、更不成熟；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就更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这才符合逻辑。因为，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方式的创立者和支撑者，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虽然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基本力量，但不是决定的力量；虽然是这一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不是这一生产力的代表。过去总是说，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试问：这个生产力指的是什么生产力？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共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两个阶级，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力因而也是共同的，都是这个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生产力（这里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都是一个动态概念），只是资产阶级是这一生产力的当然代表，或者说，它更全面地代表着这一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生产力；这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的每个环节乃至整个过程都是由资产阶级所主导、所承担的，也因此，他们在经验、能力、知识、文化以及对生产方式的推进等方面要优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势必由这个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以及反映这个阶级进步要求的先进分子所领航。这是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的。
能否认为，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就是说，它们所代表的生产力是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由于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还相当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时才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还是一个遥远的未知数。说中国无产阶级是这种还是很遥远的谁也都说不清的生产力的代表，这比天方夜谭还让人不可捉摸。因此，这一假设应当排除。就按毛的说法，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开始也试图以大城市为基地，但无法坚持下去。为什么？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在城市缺乏基础，只好退到农村，革命才坚持了下来。但这个坚持下来的革命能否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呢？能否反映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诉求呢？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力量和意志都不可能主导这个革命。后来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农民阶级成了这个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和基本动力，如同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这个革命就必然会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成为反映农民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诉求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也只能以农民的意识（马克思说，农民是天然的皇权主义者）塑造这个国家。所以，1949年的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也不是无产阶级领导，这恐怕比较接近真理。其革命成果，既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不久，这个阶级的资本就被剥夺了），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三十几年里，他们是企业的雇佣劳动者，领取很低的工资维持生活；八十年代以来，他们纷纷下岗，被抛向社会的边缘。这个“领导阶级”，什么时候“领导”过国家？）。农民阶级呢，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在土改中一度分得了土地，可转身就成了合作社集体所有的了。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中，他们进入了毛泽东指引的“共产主义天堂”，属于个人所有的只有一只碗和一双筷子了。共产党的革命本来向农民承诺“耕者有其田”，农民才愿意为这个革命卖命；可是直到今天，土地仍是集体所有，农民的土地问题依然未着，他们的权利根基依然系在政府的手中。所以，这个特殊的革命是值得研究的。
所谓“阶级领导”
所谓“阶级领导”的概念也值得讨论。一个阶级怎么去领导革命呢？还不是由一些先进分子组织政党，有了党再去发动群众，推动革命。所以，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实际上是党在那里领导，只是借用了无产阶级的名义而已。这是毛泽东所承认的，他说：“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虽然大家都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这个政党的领导人之间的认识有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甚至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比如，1929—1930年红四军中的“朱毛之争”，朱德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要实行集权制。比如1949年中共革命胜利之后，刘少奇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毛泽东则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哪种意见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愿望呢？后来，毛的意见成了全党的行动纲领，是不是因为毛的意见符合了无产阶级的愿望？再如，人民公社建立后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饥荒迅速蔓延，人口大量死亡，党内不少人主张改变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毛泽东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理由加以反对。至于在全国范围内搞文化大革命，毛在党内更为孤立，对国家的破坏也更为严重。但他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高统帅。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方法，能鉴别出不同意见中哪种意见是符合于无产阶级的愿望，从而可以排除那种不符合无产阶级愿望的意见。因此，当党内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只能听从那个最有权威的领导人的意见。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大概就是这么回事。这在党内缺乏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尤为典型。所谓“阶级领导”，宣传上很有用，可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虚无，到哪里去找“阶级领导”，所见到的是某些人或某个人的领导。他们声称只有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别的人都不是。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所谓“领导”
进一步的思考我们还发现，“领导”与“民主”是两种对立的思想意识。在民主制度下没见过哪个党派可以自封为某个阶级甚至是人民群众的领导。你是不是领导、能不能执政，要由选民们投票来决定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党派、团体与个人，不管你的信仰、财产、教育与反映哪个阶级的诉求，在选民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预设“领导”（所谓“领导阶级”、“领导党”）并强迫民众服从，这本身就是专制。声称某个阶级、某个党是最先进的阶级与政党，天然的应当享有领导的资格，如果你持有异议而不衷心拥护，就是反革命。这是现代专制主义逻辑。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政治霸权主义的氛围之中。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这个联合政府中的领导者有以下表述：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26 这个表述中有几个要点，核心是“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我们已经分析，预设领导是专制主义的霸道。联合政府是可以的，但政府中的各成员彼此是平等的，不应当有一个驾于各联合者成员之上的领导者，大家要在他的领导之下；若如此，这个联合政府不就成了“一家政府”！由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实际体现就是“党的领导”，因此，承认了“工人阶级领导”等于承认了这个政府是党领导下的政府，结果政府成了党的政府。这一点，到了1949年6月，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了更明白的表述：“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终于点明了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当时，新中国尚未建立，毛就作了明白的预告，可知即将诞生的国家是实行一党专政，而不是实行民主宪政。中共尚未执政，毛就“总结经验”了；没有执政实践，何来经验可谈？只能说明“一党专政”是毛早已打定的主意。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其实是新专制主义。
“无产阶级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作为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重大区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可，谁也不会觉得其中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事情就怕进行比较。民主革命早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发生，在那里，革命之后建立了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主权在民，政府民选，各党平等，凭借选民的选票上台执政；而不是预定由一个先进的阶级经过它的政党来领导（控制）国家政权。一党在民主制度下，一切公民，不分阶级、民族、出身、性别、财产多寡、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将国民分为不同的等级：有的是天然的领导者，有的是必须接受领导者领导的被领导者，有的是这个政权的基础，有的是这个政权的边缘分子，有的是人民，有的是人民的敌人。在民主制度下，依法立国，依法执政，各政府机关、各党派社团以及任何个人，必须在法律下工作和生活，违法者均应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不允许有特殊的党派和个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无端地废置国法，祸国殃民。在民主制度下，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而不是独揽大权，实行极权统治。如此等等。试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建立了符合民主制原则的现代民主制度吗？革命奋斗了二十多年，死去了很多的人，结果建立了一个专制极权国家。可见，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核心要点的“无产阶级领导”是很值得检讨的。中国人缺乏民主知识，更缺乏民主经验，因而难以发觉毛的新民主主义中潜在着的一些反民主的思想基因。
背离民主精神的“国体”、“政体”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论述了“国体”与“政体”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看来是个难题了。在评论毛的“国体”、“政体”论之前我们先了解“国体”与“政体”两个概念的含义与相互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至今有两类国体：一谓“君主国”，一谓“民主国”。君主国是人类各民族都普遍经历过的国体形态，民主国则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国体形态，它发端于西欧，然后逐渐发展到世界各国。所谓“国体”，是国家权力的属性问题。君主国的国家权力属
所谓“政体”，是保障国体属性的组织形式问题。它也有两类：一谓“专制政体”，一谓“立宪政体”。一见而知，它们是与国体相对应的。君主国通常实行专制政体，“君主专制”因而成了一个词组。由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怎样论述“国体”、“政体”的呢？
毛说，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27 毛对“国体”的这个界定似乎没有明确回答“君主国”还是“民主国”的问题。但只要对“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一语略加体会便知道，在这类国家中不同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1949年之后建立的国家就是这样的国家（虽然它称为“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国家中，有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有特权阶级与平民阶级，有城市市民阶级与农村农民阶级，特别是有专政阶级与被专政阶级，而且，被专政阶级的人数，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急剧的增加。谁是领导阶级呢？是工人阶级。这纯粹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建国以来的事实是，他们除了在各类工厂里埋头劳动、遵纪守法外，实在说不上他们对这个国家领导了什么。列宁有一句大实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的错误”）。毛泽东更将他归结为一个“公式”（见“论人民民主专政”）。而党的领导，毛泽东又将它简约为毛个人领导，实质是个人专制。结果呢？这类国家乃是披了一件新装的“君主国”。毛对国体的界定只说了一句话，没有详说，因为不好详说。
所谓“政体”，毛说：“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28 可将毛的“政体”论归结为保护自己、反对敌人的政权机关。这个政权机关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主体：执政者自己，是保护对象；一个是客体：敌人，是反对对象。主体明确，客体——敌人，不明确，什么样的人是敌人呢？按毛的政体定义之逻辑，反对政权机关的人和组织就是敌人。以中共的执政史，这个判断成立。但它与洛克《政府论》和美国《独立宣言》中关于人民有革命权的精神相违背，结果把起来革命的人民都当做敌人了。包括中共自己，1949年前的二十余年中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合法政府的革命斗争，岂不也成了那个年代国家之公敌。所以，将反对政权机关的人列入敌人的范畴，大可称疑。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在不久开展的反右运动中，把领导上认为不符合这六条政治标准言论的大批知识分子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即政权机关的敌人。结果，毛提出六条政治标准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变成了“关于错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反对”？比如，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啊，那些与领导主观认识不同的言论是否就是“反对”，或者，只能发表与官方一致、与领导者一致的言论，不然就是反领导，反党，反政府。第二，人民能不能“反对”？有没有“反对权”？如反对某项政策或决策，如人民不再拥护这个政府，不再拥护这个党继续执政，通过选举，请它下台。毛的政体定义和中共的执政实践都明白告诉我们，无论言论上或行动上都无权反对，否则就是敌人。由此可见，毛的政体定义原来是“专制政体”的政体定义。因为只有在专制政体下人民才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选择执政者的自由权利；所谓选择执政者的自由，十分重要的包含了反对不合民意的现行执政者，这种反对是通过选民投票来进行的。所以，在民主政体下，一个政府不是为了“保护自己”。政府自己是没有什么好保护的，也不应该有什么好保护的。如果一个政府为了“保护自己”，那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因为政府至少拥有行政权，在专制政府下它甚至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部国家权力，它驾驭社会之上，控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在这种情况下，它若保护自己，将成为一个贪婪而残暴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万民成了政府压迫和奴役的工具；如若不满和反对，政府便可实施镇压、专政之权，人民则被堕入地狱，被抛向苦海。因此，民主政体决不能去保护自己，只能是履行服务社会、维护公民权利的机关。这就是西方社会人人皆知的“主权在民”的原则。毛泽东看来缺乏这个常识，他只熟谙专制。
毛泽东还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认为这是他提出的政体得以实施的制度。他说：“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注意：人民还有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这是毛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唆使群众斗群众的一个理论法宝。——笔者）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不然，“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29 1945年，毛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经典解释：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30 至1956年，毛更直率地说，“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31 积中共执政六十年之经验，可以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以下公式（或路线图）：集中—民主—集中。前一个“集中”是领导者的意志、决策，以它作指导去实行民主。后一个“集中”是经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之后成为党国的法律、决议和政策的“民主成果”了。所以，民主从一开始就被集中所驾驭，在整个过程中不可能超越（违反）反映领导者意志的集中。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过程，从出发点到落脚点，都是为了保障集中，限制民主。这同秦以来的专制皇朝的统治模式几乎没有差别。中共六十年所实行的政体，同民主宪政、法治人权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四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由来与走向
反对帝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那么，这个概念是否是毛创造的呢？不是的。1921年下半年，张国焘代表中共（那时中共成立不久）参加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且称“莫斯科会议”）。这次会议的收获，张国焘说，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张还说，“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 ‘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32 国民党也应邀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积极成果是将“反帝”贯彻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纲中，将“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族主义由“排满”更改为“反帝”。苏联对此志得意满。
苏联“老大哥”为什么热衷指使中国“反帝”呢？这个见不得人的秘密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解密与开放才为世人所知。1917年“十月政变”（现俄罗斯教科书已将“十月革命”改称为“十月政变”）后，苏联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它受到美英诸国的打压，因此它的头号敌人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为了改变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苏联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中国乃首当其冲。不仅因为中国是近邻，是苏联和日本的一个缓冲空间，也是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在这个地区点燃反帝大火，很有战略意义。解密后的档案的自白是：它“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33 可见，苏联的意图是使中国革命成为苏联反美的“工具”，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就是“老大哥”在中国人身上打的主意。
对于中国人来说，苏共指使中共“反帝”，是极易落入圈套的。因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欺辱。反帝已积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民族意识。即使是在今天，只要一提到帝国主义，中国人便下意识地会将目光转向西方，与“敌对势力”挂钩。但是谁是帝国主义，值得做一番甄别。
不错，西方列强（那时中国人把西方侵略者称为“列强”，而不是称“帝国主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纷纷侵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毛泽东所写的那样，“帝国主义向中国举行多次侵华战争，如1840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毛在这里没有提及沙俄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但是，这些侵略战争均发生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也就是说，在中共诞生之后，再无发生西方列强侵华事件。相反，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正在逐步地改善之中。这表现在，第一，当中国继续遭到外国势力侵犯时，美国等国家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从中相助。比如，1921年，苏联在莫斯科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上策划中国反美时，同一时间在华盛顿召开了有美、英、法、日、德、意、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在美国的斡旋下，将日本侵华的二十一条放进了坟墓，还将日本在山东半岛的主权和所占领的青岛交还中国。我们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正是由于“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了日本。第二，美国等国家逐步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在华盛顿订立新约，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关闭在华的领事法庭；废除“辛丑条约”；终止上海、厦门租界特权；放弃在中国通商口岸的权益，放弃美国军舰进入中国水域的特权。随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全部有关国家签订了与美国完全相同的新约。由此，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废除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到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告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仍然存在，但已不是西方列强，而是东瀛的日本。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告结束。
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俄国，长久以来一直侵略与欺负着中国，可在中共的宣传下反成了一个友好邻邦。
“友邦”还是“恶邻”？
是友好邻邦还是世仇恶邻？请看事实。
第一，从1856年起沙皇不断入侵中国东北，先后强行与中国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至1885年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1个台湾或3个法国的面积）。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且于1920年9月再次重申，从而获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此时这些领土尚为白俄军所控制，因此苏联政府不啻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这很久为中国人所不知。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订立的密约中竟有如下文字：“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34 赤色帝国主义的面目由此可见。
第二，蒙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一直为沙俄也为苏联所觊觎。为此目的，1921年在苏俄策划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党（后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苏军借追剿外蒙白军而进军外蒙，7月占领乌兰巴托。1924年11月，苏俄又“帮助”外蒙成立了苏俄的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从此脱离了中国，成了苏俄的势力范围。
另外，苏联还有分离新疆的图谋，后因二次大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遂无奈放弃此计划的实施。
第三，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为要求苏联对日作战，满足斯大林提出的牺牲中国利益的条件：（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外蒙古的主权），从而使外蒙古分离中国合法化。这里需要特别交代，毛泽东早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在说明中国的地理位置时写道：中国的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35 这明白告诉人们，毛和中共至少在1939年就已公开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可1945年6月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谈判为争取外蒙主权竟交锋九次，其中前四次与斯大林当面交锋。（2）恢复帝俄在中国的权益：大连为国际港，苏联享有优先权；旅顺为苏俄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中苏共同经营。苏联以密约条件为前提，才同意对日宣战。但直到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之后的8月8日，苏才对日开战，仅一周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大损失，却在我东北地区捞到不少战利品。
1946年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将雅尔塔密约公之于世，引起我国人的愤慨。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事。1941年4月，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主动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宣布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敌对行动时另一方应遵守中立。这是苏联姑息日本侵华的绥靖政策。试问：道义何在？国际主义又置于何地？更令人气愤的是，为了苏日双方“和平与友好”，苏联“尊重满洲国”，其“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国”，其“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36 这是苏、日联手瓜分中国的可耻记录！此条约直至1945年4月5日才宣布废除。
苏联对中国上述侵略恶行，蒋介石因此称俄国是“我国的世仇大敌”。37 这一评价，一针见血。
毛为什么与日、俄亲善？
百年以来中国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问题在于，到了1940年代即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以后的时期，谁是中国真正的帝国主义呢？是日本与俄国，而不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所声张的美国帝国主义。
但是，毛泽东并不这样认为。对于日本侵华，他多次表示“感谢”，这似乎让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此之前，毛对日本侵华表示感谢的话已说过几次。比如1961年1月24日，毛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39
几次讲话意思相同，这是毛的大实话。日本侵华，从民族利益、从执政的国民党的利益来考量，伤害极大，光军事力量就损失75个师，阵亡战士350万，阵亡高级将领206人。对中共来说，却为其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长征后的1936年，中共的军队（工农红军）仅剩下3万左右，可抗战后光正规军就增加到100多万，还有民兵200万。内战前夕，“解放区”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左右。可以说，日军侵华为中共日后与国民党进行武力较量储备了条件。
至于与苏联，两党、两国在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体系的。中共是在苏共的“帮助”下成立的，又是在苏共的“帮助”下逐渐壮大的，遇到重大决策又往往听从莫斯科的指示的，如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毛蒋的重庆谈判，朝鲜战争的参与等。甚至中共最高领导人，也由莫斯科指派，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认可。特别是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与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有力的帮了一把中共。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后，斯大林急令中共进军东北，且严禁美军、限制国军进入，并把大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共，光大炮、迫击炮、坦克、飞机等重型武器就达5000多件及600多个仓库的物资，从而为中共获得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大捷奠定了基础。40 毛为了表示对斯大林的感激，一再表示臣服。如1945年7月6日致电苏共，表示“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对战后中国国内问题的建议，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外蒙古战后地位问题的看法，支持蒙古党和人民要求摆脱大汉族反动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41 这里，毛以鲜明的态度拥护斯大林将蒙古从中国的领土上分离出去。卖国求荣，昭然若揭。再如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受毛之命向斯大林报告，关于苏共与中共两党关系，“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这个丧失人格、党格的表态，并没有赢得斯大林的欣赏，他在11日回复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14日毛急忙回复斯大林说：“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企图掩盖这一不光彩的历史记录。42 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一个大国如此卑躬屈膝地向另一个国家表示臣服的。直到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毛认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已称雄一方，才痛骂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
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在“一边倒”同时，毛将美国定为头号帝国主义，声讨美国帝国主义，一波未息一波又起。可是，第一，美国从未侵占过中国的一寸领土。第二，是美国带头废除了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第三，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全世界向中国伸出无私援助之手的基本上只有一个美国。第四，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只有美国出面调停。第五，内战初期，美国政府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到1948年秋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共。1949年4月国民党南京失守，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奉命滞留南京，以期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其时苏联大使去了广州），并于4月底双方开始会谈。但6月毛却派刘少奇秘密赴苏觐见斯大林。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发布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宣告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仍严厉批评蒋介石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讨论承认新中国问题，向中共示好。可是，毛接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系列反美文章作为回应，硬是将美国推向与中国敌对的地位。第六，1949年12月，美发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指出“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拟抛弃台湾的“袖手政策”的明白表示。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台湾问题的声明，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将不对台湾的中国当局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的意见。”1月13日，在美求援长达一年的宋美龄两手空空返台。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弃蒋，而且抛台。1月12日艾奇逊发表《中国的危机》的演讲，强调：“俄国一贯存有将这个北部省份分离出去的野心”，“这种过程在蒙古已经完成，在满洲已接近完成”，“我们不可把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招引到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43 可是，几天后毛泽东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了回应。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峙格局达半个世纪之久。此期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霸权主义（另一种说法是“领导者”）的角色，在世界许多地方建立军事基地，还以不同方式参与或帮助别国的内部事务，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起着积极与消极并重的作用。
毛泽东认俄为师，革命后建立起列宁—斯大林式的极权体制；他以美为敌，排斥民主自由，与西方国家对着干。他长期闭关锁国，掀起一拨又一拨的自乱、自残式的政治运动，导致经济衰退，社会畸变，国家纷乱，自由毁灭，民主断层，人权横遭践踏，法治荡然无存，中国一度进入了无自由、无民主、无人权、无法治的“四无世界”，从而把中国带到了危机四伏的绝路，其愚昧、野蛮、专制与暴虐为千古人类史所罕见。产生这一历史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一贯地借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排斥西方文明。这种情况直到1980年之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逐步与世界接轨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人可以自豪的是，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联合国中国是发起国之一（其他三国是苏、美、英），并且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其他四国是法、苏、英、美）。中国是联合国缔造者之一和核心成员国啊！此时的中国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除苏俄在中国的东北仍享有特权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已成为历史了。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人民在那时已经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1940年代和建国之后一味地鼓吹反对帝国主义，应当认为是一种误导。
五 关于“反对封建主义”
“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中国人喊了近百年，然而这个口号是否完全正确呢？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在实践中出现了偏误，对此，笔者已作了一番研究。关于“反对封建主义”呢，它在理论上就缺乏正确的支撑点。
“封建主义”还是“皇权专制主义”？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44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具体地写道：“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45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说”或“周秦以来封建说”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况。这一结论忽视了自秦以来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或统治方式同西周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它同西欧封建社会有着相类似的特点。周天子将国家领土分封给各诸侯，各诸侯在分封领土上“封土建国”，成为各
问题在于，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称其为封建社会，那么应称什么社会呢？按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别无选择，只能称其为封建社会。要正确界定秦以来两千余年的中国史“五阶段论”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坎。为跨越这道坎，李慎之启用了一个新概念：“皇权主义”，或“皇权专制主义”。46 对此，笔者赞同之。那么，这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就可以称之为“皇权专制社会”。这一理论观点，跳出了“五阶段论”的狭隘框架，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视野、新方法。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史中，皇权专制的情况（程度）是有差别的。如秦汉（汉设丞相，有所谓君权与相权之间的某种制约）之间就有差别，唐宋之间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辖行政权力的丞相，皇权专制到达巅峰。虽存在这种差别，但从体制的总体特征看，这两千余年是皇权专制社会，是秦政制的延续，是没有错的。第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其经济基础都是以小农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这就意味着，农业社会的国家政权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权专制式的。另外，专制式的国家政权既可以建立于农业社会，也可以建立于工业社会（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极权统治）。
用“封建说”与“皇权专制说”来解释中国历史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封建说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47 毛在另一处的表述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8 而皇权专制说认为，皇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皇权专制主义的矛盾。
在革命对象问题上，封建说认为，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由于秦政以降封建制度已不存在，总不能将已不再存在的东西当作革命对象，毛于是把地主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他写道，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49 皇权专制说则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皇权专制主义。自辛亥之后，旧式的皇权专制主义是被推翻了，但复辟势力，从袁世凯到毛泽东不断登台扮演，改头换面的皇权专制主义不断再现。“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对象依然是翻新的专制主义。
毛对中国史的误读与中国革命对象的错误指向
毛泽东将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又把封建主义落实到地主阶级，或者说把地主阶级拈来当作封建主义的替身，于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阶级了。只要剥夺地主的土地与财产，消灭地主阶级（有不少地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样的革命是否为中国创立了民主制度呢？没有，远远没有。为什么？因为民主革命的对象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也不等同于地主阶级；消灭地主阶级无济于民主制度的降临。中国民主革命的真正对象是专制主义。因此，以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指导实在是新民主主义的一大误区。
这个误区的理论根源除“社会形态五阶段论”外便是对“阶级国家论”的套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国家是一定阶级的国家。在奴隶社会，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在封建社会，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根据这个非科学的简单化理论，毛泽东因此认为，秦以来的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其矛头指向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50 一言以蔽之，统统归结于地主阶级。毛的这些结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来的国家不是地主阶级的国家，而是为某一皇族所控制的国家。秦国是秦皇族的国家，这一皇族覆灭后这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汉、唐、宋、清等各朝的国家莫不如此。这两千余年专制主义时期的国家始终是以皇帝为首的家族统治集团的国家，即所谓“家天下”。皇帝的权力总是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即所谓“嫡长继承”，这是延续皇权的法则。地主阶级不是这类国家的统治阶级，它不是国家权力的占有者。它只是社会中一个有势力的贵族阶级。它和农民阶级都是这类国家的被统治阶级；当然，它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其中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受着地主的剥削。地主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它是专制主义国家政权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统治者的施政国策或多或少要向这一阶级的利益倾斜，但他们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统治集团）不能划等号。冯天瑜在《“封建”论考》（2006年）一书中提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一说，以取代“封建社会”的概念，这一提法仍未有跳出“阶级国家论”的思维模式。第二，中国古代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而是专制皇权对社会（主体是农民）的掠夺（注意：掠夺与剥削有区别）与压迫。这一点在专制腐朽的皇朝那里尤为明显。第三，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主体是农民）与专制皇朝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刘亚洲亦认为：“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51 第四，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下爆发的多次农民起义，不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是反抗专制皇朝的腐朽统治。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又说每次农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这里前后的逻辑悖论是，既然农民起义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说明农民起义的指向是专制皇朝，而非地主阶级，再说，地主阶级不占有国家政权，谈不上什么“统治”。
对于自秦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毛并不否认。他说：“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52 这里又是一个悖论：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就不再是封建国家了，是封建国家就不可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蕴含内在逻辑悖论的理论观点一经流行，使“封建”概念内涵模糊，外延扩大，使封建主义顶替了专制主义，从此专制主义长期潜伏，即使在以后的多次革命风潮中仍得以安身，一次又一次地逃脱革命的批判。如“五四”运动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有提出“打倒秦家店”（这同新民主主义没有关系）。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是只提反对封建主义而不提反对专制主义。倒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满清皇朝的专制统治。而毛泽东称此次革命是“旧民主主义”的，这是否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再反专制主义的了？直到文革之后，中共上层的某些领导才深感专制主义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义以指摘专制主义。如叶剑英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讲话，李维汉1980年向邓小平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遗憾的是，专制主义仍没有验明正身，更没有伤筋动骨，源远流长的血脉延续至今，还敢于当着大众吞噬自由、民主的婴儿。
毛的秉性：对专制主义的偏好
毛泽东将封建主义确定为革命对象，而将专制主义隐姓埋名。从他的智力，从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以及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应该明白，专制主义是中国迈向民主宪政的大敌，无疑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个中原因，笔者自然不好妄加猜测。但是，有一点恐怕是清楚的，那就是，毛对专制主义的偏好。这种偏好，在夺取政权之前，自然不便充分显露，但已有流露。《沁园春·雪》一词（此词作于1936年，发表于1945年毛赴重庆国共谈判期间）中所抒发的情怀即是。诗言志。在词中，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的眼里。全词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收尾，表露出他要超越历代帝王的王气和霸气。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心路历程，发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料，那就是毛在十七岁（1910）那年所写的《咏蛙》诗。那年毛离开韶山，去了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入学考试时学校规定的作文题目是《言志》，毛以《咏蛙》命题其诗如下：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53
此诗虽不像《沁园春·雪》那样充溢着王气与霸气，自信我毛泽东是超越历代帝皇的一代枭雄；但山大王那种必欲凌驾群伦、一朝得势便横行无忌那种居心，已表白得淋漓尽致。十七岁的毛泽东就凸现这种强悍秉性，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大刀阔斧地施以暴政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历史至今是领袖的历史。
1949年中共建国。在此之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比哪个专制皇帝都呼喊的多，从此，全国百姓就匍匐在毛的脚下。1958年他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在中央全会上毫无掩饰地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是历史上公认的暴君，毛竟敢说“超越秦始皇一百倍”，说明专制独裁就是他的追求。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谋策了一场残酷的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全歼性的整肃，使知识分子群体失声，自由民主断层。这年夏天，毛接见了上海文艺界人士时罗稷南向毛提出了一个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思索片刻后认真地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54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我们知道，毛一直推崇鲁迅，多次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1937年，毛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又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评价之高超过地球之三极！然而，曾被毛捧上了天的伟人当毛主宰了国家命运之后却要把他抛入狱中！这典型不过地说明，在毛的极权统治下不允许有鲁迅这样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鲁迅可以拿下，还有什么人不能拿下！1964年12月，毛冲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55 任何人，不管你是鲁迅那样的圣贤，不管你是我几十年的旧友，也不管你为我毛泽东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名臣，在我毛泽东面前，只能臣服，只能奉承，只能山呼万岁。哪怕说半个“不”字，就叫你下地狱！这一切说明，毛的专制主义本性在坐定天下、独揽大权之后，才有了充分的暴露。
什么是“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要求以他的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可是，他的头脑是用什么思想武装的呢？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读书笔记》（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952年，毛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这部史书，毛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外出时还要将其带走。1964年5月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直到1975年，毛已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他还在认真地一次次地阅读这部史书。配合读《二十四史》，毛还通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毛在读史书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可是，人们却没有发现毛泽东阅读英、美、法、日等国近现代史的记录，可以说，他对世界现代化是无知的，也不感兴趣。甚至，“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56 毛说，1920年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仅读了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很贫乏的，只能说是个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者。战争年代毛无暇去研读马列的书。在延安相对安定时期，曾读了些马列著作，但二手货多于原著，斯大林、列宁的又多于马、恩的。而斯大林又多属现代专制主义的东西。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此时仍停留在肤浅的水平上。建国之后毛倾注读中国史书，晚年表示“马克思可读的东西不多了”，实际是没有兴趣去读马克思的书了，还说马克思的书“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1964年2月）人们不禁要问：那么，你毛泽东醉心于读中国古籍史书会成为什么主义？毛泽东不是怀抱世界眼光，从世界现代化大趋势中研究中国的未来走向，而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堆中汲取皇权专制主义的营养。他能把中国带到何处？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倡导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权运作，都离不开申韩法家体制。”这是毛从1952年到1976年历时二十四年用功读史读经的思想收获之精辟概括。黄老、孔孟的一套都是愚弄臣民的说教，御臣驭民、统治天下还得靠法家、兵家，靠“郡县制”、“秦政制”。所以他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在“反右”之后就公开亮出了皇权专制主义的旗号，声称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973年又说“我也是秦始皇”。毛泽东就是现代的秦始皇，他维系的制度就是现代的“秦政制”，他的思想就是现代皇权专制主义。
当然，毛泽东更重要的一副面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前面已提到，毛对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下功夫认真系统的研读，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研究和造诣。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空城计”，壮壮胆而已。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吹捧，是对国人的欺骗。但是，马列主义中有两条，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是心领神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确实“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这一意义上看，毛泽东确实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玩得炉火纯青，全力地贯彻于他治党治国的实践，编写了罄竹难书的悲壮的历史剧，这是后人受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那么，到底什么思想武装了毛泽东的头脑？答曰：有皇权专制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二元的。其实两者是合二而一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旗号，是外衣，是策略，使皇权专制主义在推行中具有革命性、现代性、合法性。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或者，什么是“毛泽东主义”（这是近几年在国内兴起的“毛派”所推出的一个新概念）？就是现代版本的皇权专制主义。
“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是否可以通用？
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不妨将“封建主义”替代“专制主义”概念。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经半个多世纪，人们已习惯将封建主义当作落后、反动、同时也包含专制主义的因素的东西来加以鞭笞的，已约定俗成、积非成是了，因而没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启用专制主义来解读历史与清除现实中的影响。
这恐怕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为一种制度而出现的，在现实中早无踪迹，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径庭。当然，有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变迁是会发生变化的，乃至演变成为表达另一种新内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这一概念不同。毛泽东在提出“反封建”这一口号时，就没有对“封建”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过明确的界定，他只是将地主阶级作为封建主义的替身。这一理论缺失以及对民主革命的贻误笔者已有分析。我们应当抓紧弥补这一重大过失。至于今天人们广泛使用“封建”一说，其内涵更为含混不清，大凡落后的、陈旧的、腐朽的、乃至反动的东西都将之以“封建”相称，戴上“封建”这顶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专制，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买办，等等。“封建”几乎成了一个口头语，泛化了，其结果，对中国社会危害最大最烈的专制主义却总是逃遁了人们的批判。主张使用“封建”说的一个理由是，它已约定俗成，广泛认同。请问：“约定”了什么？是怎么“约定”的？“封建”说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说明没有约定什么，只是随意所用而已。学术界也没有对“封建”、“封建主义”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作出过推陈出新的界定。
专制皇朝的始祖与集大成者
当人们热炒封建主义时，专制主义在一边偷着乐。专制主义声明，我们俩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内容、形式以及历史后果完全不同，两者是不可通融的。作为专制皇朝始祖的秦政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专制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是集权制或中央集权制。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地方的权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权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种权力的源泉。第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是这一制度的核心。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杀、富、贵、贫、贱“六柄”之权。皇帝终身主政履职，其权力在家族内传承。第三，君师合一加政教合一为皇帝统治术的法宝。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贵、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独揽大权，还必须在精神与心灵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权力与信仰于一身，他是万众之神灵，是专供子民们呼喊“万岁”的偶像。这样的社会，百姓是可以任意驱使的工具。他们只有义务而无任何权利，帝皇与臣僚们则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不承担任何义务。请问，中国人背负专制主义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义加以清除吗？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反了三十几年，反出了什么结果呢？反出了一个毛泽东的专制皇朝。毛泽东说：“历代皆行秦政制”。谭嗣同也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两人似乎表述了同一个意思，其实寓意相反。谭接着说了四个字：“皆大盗也”。57 而毛的后续词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毛泽东是秦政制的继承者，而且大有创新发展。毛泽东集领袖、教父与国师三位一体。他控制着党国大权，是最高权力的代表。他排斥一切宗教信仰，是亿万民众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大救星”。他垄断真理，裁定是非，人民在他的片言只语的“最高指示”中明确前进的方向，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林彪语）。历代帝王有哪一个能像毛泽东那样可以使乾坤倒转，按照他的主观意志涂写历史！任何人的统治，只要不是毛泽东，当代中国至少不会大难不断，毛祸遍于国中。毛的极权是中国专制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是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
中国是否已成为先进国家？
最近我读到李扬帆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近代中国为什么总是吃亏倒霉？不能只怪别人，是自家的专制主义在作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一位启蒙思想家叫福泽谕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中就明确地论述了中日文明的差异。可中国人在此书出版130多年（即2005年）后还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种。福泽认为中国人在传统上“自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历朝历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在日本并非把自尊和自强两种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权力一身的国度，“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泽谕吉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58 十年后，福泽又提出著名的“脱亚伦”，积极倡导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与邻邦“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反观中国，主导国人的一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训诫，排斥、乃至敌视西洋文明，躺在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不能起身。
这个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的文化基因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这个衰老的专制主义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不能起身”也得起身。至2008年年底，它在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已开办249所孔子学院，59 在世界范围内建筑应对西方文明的“防火墙”。在国内，近几年兴起了“国学热”，一些论者提出光复儒学以振兴华夏，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结盟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大有向力主自由民主的宪政主义展开一场文化围剿之势。这都说明，要清除专制主义传统，实现民主转轨，中国人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要走。
六 关于“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一个含混的概念
“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现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他说：“官僚资本主义”“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60
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这中国的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独占资本，这些资本，据陈初步估算，至少在200亿美元左右。陈还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他们对于中中交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在资本上的独占，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61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有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62 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三座大山”之一的由来。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国民党政权；随着革命的胜利，他们在大陆所拥有的财产也势必随之没收，因此将他们作为另一个新的革命对象，似乎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只是为我们没收官僚资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但是，这个“依据”是有缺陷的。
最明显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拥有的巨大资本是否都是他们家族的私人资本？还是其中一部分是国家资本，一部分是他们的私人资本？也就是说，是否应当将四大家族资本区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个部分？
毛泽东和陈伯达都回避了这个问题，相反，在他们的阐述中有意无意的都将之归结为私人所有的资本。毛泽东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陈伯达说，四大家族的资本是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独占资本”。笔者认为，“官僚资本”应当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资本，而四大家族作为政权机构的核心人物，他们所经营、所控制的资本不能认为全部是他们的私人资本。遗憾的是，从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一直因循旧说，将聚集于官僚们手下的资本都误认为是他们的私人资本。
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
早在1942年，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一书的附论四“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国官僚资本的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资本；第二种，是官僚使用的国家资本；第三种，是官僚可以控制、制约的民间私人资本。三种资本所有权性质不同。但是，后两种资本，由于官僚权力的渗入，能使官僚所有的资本“迅速扩大起来”，如果没有后两个资本形态，“第一个资本形态，也许根本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形成为官僚资本”。因此，“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形成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王亚南对当时中国官僚资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见并未为毛泽东和陈伯达所吸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社会上流传的无不是秉持毛陈之说，王亚南的精辟分析一直被埋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对官僚资本的研究才突破旧说。最主要的是将“国家资本”从“官僚资本”中剥离出来，这样，有三种形态的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一般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所有者主体不同，但官僚资本是官僚们借嫁权力将国家资本融化为官僚私人所有而获得畸形发展的资本。因此，认识官僚资本的消极作用恐怕首先应当认识产生官僚资本这一体制上的原因。这一思路，对于认识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至关重要，对于认识今天中国社会的权贵资本也很有现实意义。官僚资本可以没收，但是产生官僚资本的权力体制如果依然存在，那么，这种资本形态仍有生长的土壤。所以，有的论者提出了官僚资本对于民国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63
“四大家族”的资本有几多？
在将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作了区分之后，人们关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为止，虽尚不能提出准确的数字，但已作了尽可能客观的评估。陈伯达的200亿美元说和毛泽东的100万万至200万万美元说显然缺乏科学的和事实的依据。
学者们认为四大家族中应将宋、孔与蒋、陈加以区别。宋、孔两大家族是当时中国最显赫的豪门资本，依仗官方关系，利用时局大发其洋财，这在抗战期间乃至战后都是国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逐步公开了四大家族的“绝密档案”。经核实，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总资产为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另外，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均无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另一个豪门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资产呢？李茂盛对孔祥熙的自有资产进行了考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作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孔氏家族实际所拥有的资产约为50—100万美元。64 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数据，确切的数字尚待档案公开后核定。
至于将蒋介石、陈果夫与陈立夫列为“四大家族”是一种硬凑。资料显示，蒋介石本人名下没有什么企业。宋美龄与美国陈纳德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是一家宋美龄入股的中美合资企业。2003年宋美龄去世遗产只有12万美元，在台湾、纽约均无房产。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一处住房是结婚陪嫁。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为蒋介石操持国民党党务，一生清廉。陈果夫1949年去台湾后不久患肺结核，因无钱治疗，导致病情难以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对病魔已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去世，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妻子过着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返台定居，读书自娱，不问政治。晚年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至2001年去世，享年101岁。这都说明，二陈从政时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出政后过着平民化生活。将他们列入“四大家族”是出于政治宣传需要的拼凑。历史学家唐德刚亦说，陈立夫作为“四大家族”“不够资格”。65
国家垄断资本：市场经济的天敌
除了官僚的和民间的私有资本和私有资产外，就是国家资本和国家资产了（资本和资产的区别在于，资本是经营过程中增值的资产，即能带来利润的资产）。民国政府所拥有的资本，如同毛泽东和陈伯达所说的，具有垄断性、买办性、腐朽性，以及对社会民众的掠夺性的特点，因此成为革命的对象。其实，现代国家都占有一定的资本，问题在于所占有资本的多少以及资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说，国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一资本所产生的效益（包括利润）在社会各种需要之间的分配问题。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国政府的国有资本，却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了垄断程度更高的国有资本，并将所产生的利润等效益优先满足少数权贵的需要，对此应作何评价？能否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国有资本具有垄断性、腐朽性和掠夺性的特点，而共产党政府的国有资本不再具有这些特性？相反，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资本主义三百年的发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发现，任何国家垄断，不论是何种名义何种性质的国家垄断，都会有损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国有资本不可无，但决不能垄断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和社会的经济生活。经过公有化实践的中国人不能不承认这一真理，以此可以预见到至今仍是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的归宿。
垄断性是国有资本各种弊病的总根源，其弊病也远不止毛和陈所说的那一些。国家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势必挤压民间资本，使民间资本失去自由发展的空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到国家资本和外来资本的双重挤压，生存维艰。这种经济结构又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趋向萎缩。1949年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国家资本）之后不久，索性也消灭了一切民间的私人资本，形成了国家资本即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其垄断性和官僚性达到了极端，也就是说，消灭了一种垄断性和官僚性经济，却出现了彻底的垄断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经济，虽然其性质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但结出的果子却是酸酸的。
这种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其内部机理带有天然的病灶，那就是低效益、高消耗，产出少，投入却多多。其深层的原因是资本的所有者、收益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我们可以不说这是国家资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说，这是一切国有资本与生俱来的弊端。没收了官僚资本（国家资本），推翻了这座大山，使资本为劳动人民的国家所有，这一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较天真。无情的现实才使人们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至今仍有一些人肤浅地认为，只要通过改革可以克服这一弊病。改革可能会收到一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这一弊病。因此，出路只能是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个庞大的身躯不断瘦身从而减轻这个弊病对社会的不利影响。既然当年把民国政府的国家资本当作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那么，按照上面的分析，从逻辑上讲今天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为巨大了。如果说，当年的官僚资本仅只“四大家族”（其中蒋、陈两家还是不够格的）而已，那么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权贵资本已遍地开花，孽生于大江南北，其资本数额之巨大是当年宋、孔资本的千倍、万倍，乃至几万倍。此说有何根据呢？根据之一是，2007年5月，波斯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资产，不含灰色收入）。根据之二是，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的数据，截止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的资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的有3220人。在超过一亿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富豪人数的91%，拥有20450余亿元。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66 如果说，改革之前是权力的集中，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在权力集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财富的集中。现行体制就是沉重地背负着这“两个集中”在十分艰难地高代价地运行着。“两个集中”的现实说明，中共已成了权贵性质的政党。指望它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越来越困难了！如果说，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那么，如今共产党的权贵资本压在中国人头上的该是一座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七 关于取消“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登场
新民主主义阶段：从确立到取消
新民主主义的一个亮点，并为人们所津津称道的是毛泽东关于在革命之后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反而要让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的精彩论述。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出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因此提出了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策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67
毛的这些言论表现出他的卓越的理论见解，他的这一思想也因此与民粹主义、与左倾空想主义划清了界线，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经济结构勾画出了明确的蓝图。
更为重要的是，毛的这番表白使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对共产党由惧怕而转向中立，甚至拥护，共产党因此得到一大批中间势力的支持，这对于打败蒋介石统治集团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十分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政权到手后立即转了向，背叛了自己信誓旦旦的诺言。
1948年9月毛在党内就制造了一个舆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至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正式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68 这表示对民族资产阶级就要发起一场战争，说明毛在夺取政权之前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番言说是一个假象。
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已操胜券。
毛关于革命胜利后的国内主要矛盾说与《共同纲领》的这些规定是互相抵牾的。毛在党内党外的两面作派当时的中国人是不知道的。
《共同纲领》制定不到四年，即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还强调：“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69
“总路线”的提出标志毛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取消。
毛取消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多重错误
毛将这一总路线强加于全党全国，犯有多重错误。第一，取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背叛了他自己关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的诺言。70 毛还从1951年9月起，下旨陈伯达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开始剥夺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撕毁对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这样，新民主主义仅有的一点正确性也被毛毁了。
第二，践踏《共同纲领》中关于“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等重要规定。作为国家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制定才三年零九个月，毛就弃若敝屣，公然以个人意志加以取代与否定。这恐怕是建国之后首次明目张胆的违宪事件。毛还强词夺理地说，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现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71 这种霸道式语言，哪有一点法治意识和大国领袖的文明风度。
第三，破坏党内民主。即使没有新民主主义中的承诺，即使没有《共同纲领》中的规定，作为对社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计划，是否应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付之讨论，听取各种意见，以形成可行性决议呢？中共不是有“民主集中制”吗？虽然经过一番形式主义的民主，最后还是要集中到毛泽东这个党国的最高权威的意见上来，实现所谓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等等，但这总比不搞一下形式民主要好一些吧！既不召开党代大会，也不召开其他形式的会议，如党的政治局会议，如中共和非中共人士的联席会议，那么，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总应该交换一下意见，对于即刻取消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如此重大决策总得共商一下吧！发表补充意见也好，提出不同意见也罢，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在帝皇时代尚有上朝议政，在西
即使没有起码的民主程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对如此巨大的社会改造计划在推向全国之时，对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否应当有比较充分的阐述呢？同样没有。“总路线”全文100个字都不到（仅63个字），而且没有正式文本。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关于“总路线”的文献依据是毛在1953年6月15日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摘要，以及毛对周恩来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所作的“重要批示”。由此可以认为毛对这项巨大社会改造计划，不但是武断的，而且是轻率的。任何一个资本家，在投资一个项目、实施某项决策时都要进行一番慎思与调查，在考虑有利因素的同时，更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某些不利因素，从而尽可能的减少资本经营中的损失。一个资本家尚能做到的，一个大国的领袖却不屑于此，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人民将会面临怎样的灾难！
第四，违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73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是20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就要消灭私人资本，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难道在短短的几年中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就发生了巨变，以至于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水平，具备了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当然非也！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在这样的条件下强行推行社会主义，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将党国绑在他的社会主义战车上，将之驱赶到歧途和绝路，走过了三十几年坎坷、痛苦的大弯路。
“新民主主义阶段”不是“资本主义阶段”
当然，毛泽东取消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错误还不仅仅是上面所述的四个方面。
譬如，民粹主义。新民主主义阶段论可以认为是反对民粹主义的，而取消这个阶段是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细细想来，毛在建国后立即陷入民粹主义即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搞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原因恐怕同新民主主义阶段论本身有着内在的姻缘。新民主主义阶段论认为，在这个阶段，可以让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应当占优势，应当享有领导地位。显然，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国家领导、控制着私人资本，资本主义不享有自由发展的法制环境。国家“让”它发展它才可以发展，国家要限制它、不让它发展，便不能发展了。建国前夕，毛就提出了“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私人资本就开始受到限制了。所以，新民主主义阶段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阶段。前者，资本主义是一种从属的、依附的、接受管制的经济成分，不是一种独立、自由发展的经济形态。后者，资本主义是可以任其自由发展的，而且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特别是这个“让”，是国家的主观意志，它连客观规律都不买账的，私人资本的生死存亡只能悉听其便了。由此看来，新民主主义阶段论并没有与民粹主义决裂，毛在建国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倒向民粹主义事出有因。
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因此，毛主宰中国之后出现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社会主义乃势在必然。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小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或以落后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即农业社会主义。更为荒唐的是，毛还企图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反规律反科学的蛮干结果把中国引到了死胡同。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才逐步冲破毛式社会主义藩篱。理论界呼吁“补资本主义的课”，或“回归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此时亦破土而出，异军突起。此时的中国既有国老大继续叱咤风云，又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经济”（官方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专有名词）闯荡江湖，既有正宗的社会主义，又有各种面孔的资本主义，好像煮了一锅夹生饭。补资本主义课，虽没错，但遇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深思再三，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并第一次作了理论阐述。到此，公、私、社、资各种性质的经济成分都有了合法的身份。当然，争论和矛盾并没有结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一大区别，前者是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各种经济成分在理论上应当是在平等竞争中发展的；而后者，私人资本压根儿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小媳妇。推行市场经济虽已达十七年之久，由于集权体制和市场经济并存且对峙，中国的发展困惑多多。主要是，一者国有经济依凭权力的后盾，垄断资源，垄断产业，超越市场竞争获取垄断利润，使市场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均受到阻碍；二者权力与资本联姻的权贵资本阶层在九十年代崛起，它们垄断社会财富，致使社会分裂为贫富两极，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上述两者，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瓶颈。所有这些病症的产生皆缘于中国缺乏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致。
毛思想转变之“谜”
毛泽东从“保资”到“灭资”这一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前后不过八年（1945—1953）。是什么原因使得毛的思想发生如此大变？这至今是个“谜”。
这个“谜”的谜底，笔者的回答是，毛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实际上没有变化。这可能使人匪夷所思。要认清这一问题，涉及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去伪存真”。在毛的众多著作、讲话中，有的表达了他的真实思想，有的出于策略、宣传等需要，对其思想进行了包装与伪饰，作了另一种表述。这就是毛和中共一再强调的理论宣传（包括新闻、文艺等）要为政治服务。譬如，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关著作中，总是谴责国民党“消极抗日”，只有共产党“积极抗日”。可是就在抗战初期中共上层内部竟有如下决定：“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74 对外宣传的“积极抗日”和内部规定的“十二字方针”，何者更真实些呢？这一点，从毛泽东对彭德怀在晋南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的严厉批评即能说明问题。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枚不胜举。
说“保资”到“灭资”这一“大变”实际上是“没变”，是说毛对“保资”的一番言说并非是他的由衷之言，而是出于当时策略、宣传上的需要。毛泽东是一个高明的谋略家与精明的权术家。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初的毛泽东竟判若两人：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创立者，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取消者。其突变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四十年代毛的主攻方向是夺取政权，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那时必须打出新民主主义的旗号。那样可以得到社会各阶级、各党派的支持，可以争取群众，孤立敌人，以利于政权的夺取，也因此有利于在政权到手之后使多年梦想的社会主义得以开张实施。如果不打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而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作这样的宣传，那就很愚蠢了。民族资产阶级就会很恐惧。农民也不会为你卖命了。大批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恐怕也不会投奔你共产党了。而且还印证了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毛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迎来了社会各阶级的拥护（至少不那么反对、恐惧了），又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这一理论，影响至深，至今还迷惑着不少的党内外人士呢！比如，胡绳（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生前最后一篇理论著作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但是，这一理论在毛坐了天下之后并未付诸实施，那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斯大林有一句话，一切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条行动准则。毛熟谙此语，恪守不渝。就在中共建政前夕的1949年6月，毛就吐真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就提出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改造。75 露出社会主义共产的真脸。因此，这个“新民主主义”在毛夺得了政权之后已经完成了作为舆论宣传的历史任务，被毛所废置那是理所当然。不少人感到大惑不解，那是因为不知道毛的谋略。可悲的是，此点连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也都蒙在鼓里，当他埋头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遭到毛的棒击！这是国家之悲哀！
毛泽东所痴心向往的是社会主义，这是他青年时期就立下的志向。但毛是主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毛的主观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一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二是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三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内容。
青年毛泽东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所吸引，1917年8月他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那时深信康有为的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化理论，把实现“太平大同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五四”时期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也颇有影响，毛泽东也曾被卷进这一思潮。1918年 6月，他将要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曾偕蔡和森、张昆等人企图在岳麓山村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1919年3月他读到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又激起了毛的热情，草拟了建设新村的计划，在《学生之工作》中，提出了建立“新村”的构想。在这种新村里，有“公共育儿堂、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可以说应有尽有，设想得十分周到。毛对新村的试验虽没有成功，但在他的灵魂深处，新村的理想始终没有消失。
实施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个回合
毛泽东定夺天下之后，怎样建设这个国家呢？此时，他早年向往的社会主义奔突而出，终于盼来了实现的机会。
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将他的社会主义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大手笔。这一改造计划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事情做得非常好”。76 应当说，这是毛泽东执政后对中国社会一次伤筋动骨的大破坏，为以后中国历次灾难奠定了基石。
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对这一改造在肯定其“伟大的历史胜利”前提下，也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里，“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的时间概念是什么？按照“总路线”提出时的设想延长至十年到十五年是否就不过急、不过快了？就可以实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社会主义了？今天，已有两百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欧各国，按马克思的设想，早就可以实现无市场、无商品、无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了。如果有哪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上台执政后有勇气消灭私人资本，那么其结果势必经济下滑，这个党在下次大选中也势必落得个惨败的下场。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有过这样的一次尝试。所以，即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私人资本是否可以剥夺、可以消灭呢？我们从西欧的经验启示中可以得到应有的答案。再说，在人权保障的西方社会，用国家权力消灭私人财产除非专制统治重返政治舞台。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第二拨计划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21日，毛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77 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公社问题，一个是大炼钢铁问题。都是策划狂热的空想计划。大跃进年代，毛兴致勃勃地下农村视察，他看到人民公社办了幼儿园、养老院、公共食堂，由衷喜悦。当年“新村”的构想不是已成现实！可惜，接着而来的是饥荒迅速蔓延，人口大批死亡，使毛的空想社会主义第二拨计划受到重挫。
但是，毛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1966年他孤然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走资派，以掩盖他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与此同时，还发表《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以本业为主，也要搞其它各业。指示写道：“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78 毛泽东这一指示的实质，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个星罗棋布的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又坚持阶级斗争，在专制主义统治管辖下依附于上的大小王国。发表这一指示，说明毛在文革如此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仍思考着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此期间，他还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八级工资制，提倡实行按需分配的供给制。直到毛撒手人寰，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才得以收场。
毛空想社会主义的两大遗产
毛的空想社会主义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遗产之一是专制的社会主义。首先，体制是专制的。实行“一党专政”。党国大权集中于上层寡头，这个统治集团垄断一切，指挥一切，也干扰一切。毛是他们的总掌柜。毛的话毋庸置疑，毛的指示不可违抗，毛要做的事无人可以阻挡。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极权体制下得以肆虐中华大地的。其次，实施社会主义的方法是专制主义的。大批判开路，阶级斗争为纲。谁是阶级敌人呢？就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心存疑虑或对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建言的人，称“右派分子”、“右倾分子”，或“走资派”等等。因此，社会主义的实施过程充满血腥，它以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来创立“辉煌”的业绩。公民的财产被剥夺，自由遭蹂躏，民主视为异端，领袖与党成为大众必须崇拜的偶像。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这是一个低级的逻辑错误。按毛的说法，近代以来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1940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并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大国之尊。半殖民的历史宣告结束。至于“半封建社会”，那另一半便是资本主义。但近代以来的中国，封建主义（应当说是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不是半斤八两，秋色平分，封建主义那一半要比资本主义多得多，根深蒂固得多。中国根本没有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何来资本主义复辟？要说复辟，只能是复辟封建主义（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本文在讨论“反对封建主义”这一问题时已说明，中国自秦以来不再是一个封建制会，而已是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了，因此，中国复辟的唯一可能是专制主义。这一分析是符合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事实的。这一百年的政治史就是民主与专制互相博弈、跌宕起伏的历史。毛泽东统治时期就是专制主义复辟时期。
遗产之二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要消灭两种人，一种人是富人，即拥有财富的人；另一种人是知识人，即拥有知识和文化的人。这两种人，第一种人拥有物质财富，第二种人拥有精神财富，所以，文革年代称他们是“精神贵族”。消灭第一种人是很容易的事，剥夺他们的财产就是了，他们即刻便成了平民、贱民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剥夺他们的资本，做的就是这件事，二、三功夫就成了。消灭知识人就难了。毛泽东用了很多功夫。因为知识、文化、思想、技能，内存于人的脑子里，怎么消灭呢？毛开始搞“思想改造”运动，号召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剖析自己的灵魂，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表示忠诚。有的代表人物作为典型还要在一定的会议上坦白交代，批判自己。坦白彻底、批判深刻的才能过关。所谓“改造”就是“驯服”。知识分子驯服了，他们的知识和思想就不会再构成专制主义统治的威胁。这种方法还算是“和风细雨”的呢！到了1957年，中共整风时知识分子批评了党的政策与党的干部，甚至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老和尚”。毛发现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还没有驯服，就是说，还没有消灭，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还存在。毛于是发动“反右”。这次不再是“和风细雨”了，而是“急风暴雨”式的了，对知识分子阶层进行全歼性整肃，所谓“一网打尽”。知识分子群体失声，真的被消灭了。这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到了“文革”年代，知识分子继续挨整挨斗，他们在九类“专政”对象中排行第九，因此有“臭老九”之称。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成了“原罪”，于是“读书无用”的思潮泛滥一时，考试时交白卷成了“英雄”。毛泽东消灭这两种人，消灭的是人类文明的基因与社会发展的动因。毛泽东实在是把中国糟蹋了！他留下的两大遗产是专制与贫穷。就物质财富的贫穷，今天已近花甲之年的中国人，都是票证年代、饥饿年代、求温饱而不得的年代、几代人挤居在一间住房的年代的见证人。然而，更严重的是精神财富的贫穷。整个20世纪下半叶直到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学领域充斥于市的是党化作品和犬儒式作品；这一时期的中国不再出现杰出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文学家。所以，“钱学森之问”（2009）也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曹禺晚年（1998）写了一首题为《如果》的诗：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79
该诗字里行间，悔恨之心，已到极点。这是他的怨言，也是他的遗言。“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啊！”（吴祖光语）
专制社会主义与贫穷社会主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人民权利的剥夺。毛泽东执政之始就是对人民剥夺之时。毛的执政史甚至中共的执政史就是一部对人民的剥夺史。对富人、对知识人固然剥夺，对工人、农民平头百姓何尚不进行剥夺。即使在党内，无论什么人一旦与毛有不同意见，亦会或早或迟地遭到无情地剥夺。这种剥夺是全方位的，人的各种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乃至思想、人格与生命。这种剥夺是持久的，六十年了，这种剥夺还在坚持之，继续之！剥夺，这就是毛与中共统治的本质特征。所以，在专制、贫穷的社会主义里，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奴隶，都是穷人。当然，特权者除外。
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建国后毛泽东的“总错误”
一个神话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并加以阐述，是1945年中共七大，是刘少奇为这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改为《论党》）。从此，“毛泽东思想”载入了党章，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80
这不就是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终极真理”、把毛泽东说成是“救世主”了吗？神化领袖，迷信个人之风从此缘起。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成了中共的“教皇”，他的语录与著作成了“教条”。这同文革时期林彪所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是同一个意思吗？
文革期间有一句风行的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确实是“战无不胜”的。民主革命时期（严格地说应称为“打天下时期”，因为这个“革命”没有推进中国的“民主”）毛的新民主主义就取得了胜利，其标志就是夺取了国家政权。但笔者认为，新民主主义之是否正确与夺取国家政权不应混为一谈，就是说，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不证明新民主主义就是正确的。本文就此对新民主主义的各基本点进行的分析中，说明过去一直认为这个正确的主义实际上存疑多多，从而颠覆了“新民主主义”十分正确的神话。
毛泽东设计和营造的“人间天堂”
毛泽东思想可分为两大块。一块夺取政权之前，一块夺取政权之后。之前这块思想集中表现就是新民主主义，它的几篇代表作众所周知。夺取政权之后这块毛思想的主题是什么呢？至今似乎无有公论，因为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主题明确的代表作，没有出现如同《新民主主义论》那样对应的《社会主义论》的著作。这是明确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主题困难之所在。
立国之后，毛的长篇著作就很少了，仅见的也就只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篇目。此时期，更多以讲话、批示、指示来表达他的思想。文革时期则以“最高指示”作为御旨闪电般地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起一阵一阵的革命热潮。
当然，一个人的思想的价值不能以著述的篇幅、文字的多少来鉴定。孔子、老子留下的著作、文字与今人相比，可说是很少、很少，却不影响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思想家。
通览这一时期毛所留下的文字，并作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梳理、综合，可以发现两条线索贯彻始终。一条是毛对社会主义的张扬，一条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大体说来，达到了设定的目标（从社会进步的视角加以考察，是一种倒退），也遇到挫折，但毛愈挫愈坚，以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排除障碍。这些斗争都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也因此酿成无穷的灾难，构成了毛在此时期的“总错误”。所以，毛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也就是毛在这一时期的错误思想。
毛的社会主义思想无专门的著述，谈不上提出了什么理论。但早在建国前夕，毛就思考社会主义的走向了，这反映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与“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两文中的有关文字。两文中虽不见社会主义的概念，但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筹划。在“报告”中，毛提出，中共革命胜利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提醒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有些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要采取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在“专政”一文中，更进一步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并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对于个体农业经济，在“报告”中提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专政”一文中，毛写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的工业化的问题。”
由此可见，第一，毛在此时已把新民主主义的承诺置于脑后；第二，1953年他所提出的“一化三改造”（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在此已经形成。
透过总路线和以后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念就是公有制 + 国家的指令经济。毛还认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显示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就愈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对拉高公有化级别倾注了极大的兴趣。这就是毛在建国之初就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以及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公社化，掀起共产风的思想动因。在大跃进之前，毛还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那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极力捍卫的“三面红旗”，是毛式社会主义的一个高峰。全国曾一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革期间，毛还提出“穷过渡”；反对八级工资制，主张供给制；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还提出各部门、各单位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设想，即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所倡导的“五七道路”。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这些陆续出台的指示构成了毛式的社会主义，这是粗陋、空想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超越市场经济，不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状况，不顾人民群众的意愿，否认个人的自由活动是经济发展、社会富裕的根本动力。一言以蔽之，它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已经证明：毛设计和强力推行的社会主义“人间天堂”不过是乌托邦式的一场恶梦。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啻是“人间地狱”。
毛式社会主义的三大错误
毛式空想社会主义之错误，慨而言之有其三。
其一是理论上的主观空想性。有关一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的形成是在这种社会形态形成之后而不是在这种社会形态形成之前。就社会主义的理论而言，中国理论界习惯上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为空想社会主义，而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就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了。这是不对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假说。它是否正确，或这个理论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有待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形态的形成之后，才能得到证明。以往几十年的岁月中，中共领导和中国理论界，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和结论当作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加以奉行，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不完全照搬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和结论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加以批判；只是当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遭到挫折和失败之后，一些人的头脑才开始有所清醒，才有所反省。这个问题要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必须认识到，即使今天以及以后，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所提出的一些设想、措施、政策等，仍然是带有探索性和试验性的；任何一个天才都不能担保，他对社会主义实施中所提出的意见和方案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是，根据他对社会主义主观、朦胧的认识所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路线、方案，认为是具有不容怀疑的正确性，全党、全国上下必须拥护之，实行之。毛泽东不知道，社会主义科学的理论形态只有待社会主义这个社会自然形成之后才能为人们所知晓。当然，一种社会形态，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出现时会呈现出某些差别的，即一种社会形态除了普遍性之外，并不排除某些特殊性。
其二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藐视和对于资本主义的无知。1949年的革命，仅仅是国家政权易主，即由国民党统治转换为共产党主宰，而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依旧，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是绝对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党的领袖毛泽东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新民主主义论》中不是明确指出中国需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吗！可见，毛泽东此时迫不及待地要驱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快车道，其内在隐蔽的思想动机值得研究。笔者作出以下几点猜测与分析：第一，毛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越是空想便越是充满激情，越是充满激情便越无理性和不顾客观条件。毛夺取政权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而决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更不是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再来搞社会主义。毛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论，那不过是一种宣传，一种策略，以赢得人心，利于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第二，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毛虽然知道，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的结果，但毛的个性是不拘一格，独树一帜。可能他想，列宁不是搞了一个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吗？列宁这样做被誉称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当时批评他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不为人知而已）。那么，我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直接创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这样做，还可以使中国免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痛苦。此举的成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更重大的发展吗！到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大为提高，毛泽东的威望亦必举世无双。第三，在毛泽东的眼里，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就是把各种私有制经济改造成公有制经济，不就是对投资、生产、交换和分配由国家实行统一的筹划和管理吗！共产党有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此事有何难！后来的事实确实证明，毛泽东在中国实现公有化的目标只用了三年（1953—1956）的时间。毛泽东大喜过望。毛不可能估计到公有化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第四，毛对资本主义有着深深的误解，或者说，毛对资本主义真的是一无所知。在他的眼里，资本主义就是“罪恶”，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要排斥、要打倒的东西，其罪状就是“资本主义”。他一直憎恶知识分子，故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凡对毛蛮干社会主义有异议者，便称“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还有一个罪名毛也经常抓在手里，即“复辟资本主义”。可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何来资本主义复辟呢？其实，真正的复辟是皇权专制主义，其复辟势力的挂帅人便是毛泽东。他以声讨“复辟资本主义”作为烟幕弹成就了他复辟毛氏王朝的目的。毛统治中国二十七年，至始至终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可是，资产阶级在哪里？资本主义有什么罪恶？它反动在哪里？没见过毛写过一篇这方面的专题文章。不认识资本主义就没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更不待说建设社会主义了。毛泽东的历史性错误在于，在中国尚未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阶段，却把资本主义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其三是用专制与暴力即所谓“阶级斗争”的方式推行和捍卫空想社会主义。毛式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图式，在推行中必然要遭受严重挫折，必然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失，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种种疑惑和疑问，并提出调整、补救的建言。然而，毛在社会主义实施中不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纠正错误和偏差，而是认为，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是十分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那些对社会主义所发出的不同声音，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宰中国的这一时期在党内外所发生的每次重大斗争都是因毛坚守他的粗陋、空想的社会主义所引起的。而且斗争的力度和范围一次比一次升级。1953年毛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就批判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思想。1955年批判邓子恢在农业合作社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的“右倾机会主义”。1957年借口“反右”，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残酷迫害，直至二十二年后才作了所谓“改正”。1958年批判了周恩来等人经济建设中“反冒进”的思想，为“大跃进”打开通道。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击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的进言，粉碎了彭德怀的“反党集团”。1965年，发动了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1966年发动了旨在打倒“中国赫鲁晓夫”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长期动乱。在这个纷繁斗争的过程中，毛一再高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一一击败对手。毛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作了多次讲话，形成了一条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比较完整的表述是毛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是服务于社会主义总路线、总目标的。因为毛在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过程中，势必会不断地产生祸国殃民的灾难性后果，势必出现来自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非疑与反对之声。在毛看来，问题不出在他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而是总有一种势力，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毛认为，要坚持与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不断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复辟势力，必须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以致提出“文化大革命”也要搞多次的荒谬结论。
这样，毛式社会主义的思想遗产可以归结为三条路线：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高速度、高指标、超常规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962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后毛泽东的核心思想之纲。
虚拟“阶级斗争”与“最大敌人”
有必要指出，毛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其实是对阶级斗争的滥用，是假借阶级斗争之名义，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以无产阶级自居，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对党内外持不同意见者的打击和迫害。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进行“继续革命”的战略。
面对不断的失误以及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惨重损失，毛能承认这是他的败绩和罪绩吗？能检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吗？能放弃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吗？既然毛的回答是“绝对不”，既然毛要流芳百世、万世，而他又理屈词穷，那么，他只能启用阶级斗争的法宝，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高屋建瓴地夺得话语霸权，置对手于被讨伐的被动处境，任其栽赃，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等等、等等。凭着这一着，使对手无还手之力、束手就擒。每场战役，毛总是胜利者，毛泽东思想总是“战无不胜”。实际上这是专制战胜民主，野蛮战胜文明，哪里是什么“阶级斗争”！问题在于，毛采用这种方法，能否纠正错误、将中国引上正道呢？没有。每次的所谓“阶级斗争”，其结局不但没有纠正原有的错误，反而掩盖了这一错误并产生了新的更严重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可称是典型的一例。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更意味着是一种探索和探险，仅凭毛泽东一个人的智慧，排斥全党和党外人士的智慧，肯定不能使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的试验取得成功。毛泽东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如此重大问题不“实事求是”一下呢？为什么凡是提出与你毛泽东不同意见的人，都要被打成阶级敌人、都要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等罪名受到整肃？为什么党国的正义之士和民族精英都成了你毛泽东的眼中钉，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为什么要把党和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拖入没完没了的虚拟的“阶级斗争”的灾难之中？为什么要虚设那么多的“敌人”？又要打倒那么多的“敌人”？为什么要彻底毁灭本来就很不健全的党国的民主和法制？如果毛泽东地下有知，良心发现，应该承认，最大的、唯一的敌人是毛泽东自己。在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毛泽东把党国带入自乱、自毁的泥潭，包括毛自己，最后亦精疲力竭，矛盾困惑，成了孤家寡人，在无限惆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弥留之际的毛，是否还认为，他的思想是“战无不胜”的呢？是否明白，他统治时期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就是他的“总错误”（毛死后国家所统制的公有制与指令经济立即开始解体）？是否明白，他不遗余力地所推行的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就是他的“基本错误”（毛死后立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停止人整人的政治运动）呢？
毛泽东从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到走完人生之旅，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作出如下的修正，那就是：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极权体制下错误理论与错误决策者之间的矛盾。
九 “新民主主义”较之“三民主义”进步乎？退步乎？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作一番比较了。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
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遗嘱还提及力求贯彻《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孙中山的思想和伟大人格，今天的中国人，即使是年已古稀的文化人，可能大都是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其原因不是时间的隔代久远，而是建国以来党文化充斥于一切空间，毛主义成为绝对统治思想，特别是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一番有失公允的评价，光是“资产阶级”与“唯心论宇宙观”这两顶帽子就足以令今人不屑一顾、永远打入冷宫了。
让我们除却历史的尘埃，走进伟人的精神世界吧！
三民主义，天下为公
登中山陵，首先要经过一个牌坊，在牌坊上镌刻着“天下为公”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天下为公”早为先贤孔子所提出，但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朝无不是“天下为私”，国家乃皇帝的“家天下”。历次的农民起义也无不是“打天下，坐天下”。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以下仅注页码者，均引自此书）。孙中山是与这一传统决裂的第一人。辛亥革命后他推翻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05年提出三民主义起，他赤诚地为民族、为民众竭尽奋斗。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86页）这是孙中山的肺腑之言，是民主主义之精粹，亦是“天下为公”的最好诠释。
三民主义自提出后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到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三民主义作出了经典的概括，之后不久，孙中山又亲自对三民主义分别作了十六次讲解，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遗产。
民族主义 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仅限于排满，颠覆满清朝廷对汉人的统治。1924年将民族主义更新为两个目标：第一，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592页）民族主义对外之目标是反帝。对内之目标是，各民族自治自决，互相平等，待革命胜利之后共建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可见，这个国家是各民族自治基础上的联邦性质的共和国。
民权主义 1905年的《军政府宣言》中已有民权思想的明白表述：国民政府内，“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78页）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以这一宗旨，《宣言》郑重宣告：“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592页）
孙中山指出，人类开始是神权时代，然
以上所说的民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孙中山说，“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693页）笔者认为，把民权限于政治权利是不完全的民权。民权之中，十分重要的，还包括公民的各项个人权利，即人权。这方面的内容，只在《宣言》的第三部分“国民党之政纲”中的“对内政策”之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略作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其他还规定增进农人生活、改良劳工状况、男女平等、教育普及等条款。看来，《宣言》没有将公民的个人权利置于突出的地位。
公民的个人财产，即私有财产，是公民权利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内容在孙中山的文选资料中，没有提到要加以保护，也没有提到要加以消灭；从他的民生主义思想来看，对于大地产、大资本所有者是要加以节制的，采取了中庸的策略。
民生主义 对于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与人民协力，使民足食、裕衣、乐居、利行。（601页）此外，政府还应经营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卫生等公共事业。
在《宣言》中写道：“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593页）
《宣言》对“平均地权”的解释是：盖酿成经济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为此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593页）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602页）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节制资本”的解释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593页）
《宣言》承诺，对于缺乏土地之农民，国家将给以土地，以资耕作；对于失业工人，国家将予救济，并制定劳工法，改良工人之生活。
我们可以发现，《宣言》没有主张没收地主土地分予农民；亦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为国家所有，即没有采取激进、暴力的政策，剥夺土地与资本所有者的权益，让私有制断子绝孙。《宣言》的此种精神在于使土地与资本不集中于少数大富，防止贫富两极之冲突，引发社会革命。孙中山看到欧美社会矛盾已是积重难返，革命似已难免；中国还处幼稚时代，应及早预防，想法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否则要弄成大革命了。他说，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是最大的责任。（83页）这就是孙中山“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重要思想的由来。（76页）
三民主义的总精神，如同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个说法，人民对于国家的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844页）
迈向民权时代
“民权便是人民管理政治”，“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769页）孙中山的民权概念，或民权目标是明确的。但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怎样走向民权时代呢？
为此，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还提出了“权、能说”，以实现这一目标。
“三时期”的提出最早是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为期。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为限。第三期为宪法之治。（78-79页）
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进一步阐述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
军政时期，一切制度系隶属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国人之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训政时期，政府派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人民受使用四权之训练，得选举县官与议员，方成为完全自治之县。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与中央政事。
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地方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归于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产生中央政府官员与行使四权。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靠宪法行全国大选。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权能说”是迈向民权时代要解决的另一个大问题。
民权要求人民管理政治，凡事都应由人民作主，但人民有千千万，怎么管理政治、怎么去一一处理纷繁的国家事务呢？这就需要有政府，有政府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他们受人民的委托去面对和解决纷繁的国家事务。据此，孙中山提出了“权能”的概念。他说，“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776页）人民享有的权是政权，政府所享有的权是治权。“国民政府的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做汽车夫，或者是当做看门的巡捕，或者是诊病的医生。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776页）。“所以，政治之中，包含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791页）人民要把这个治权完全交到政府机关之内，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另一方面，人民应有“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793页）人民怎样管理政府呢？就是用四个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有了这四个权，人民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在政府方面，要有五个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这就是政府的治权，政府用这五个权来治理国家。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798页）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有轨道。”（799页）孙中山指出，他所提出的“权能说”这在欧美的政治哲学中是没有的，这是他的一个创举。如果中国能够实行这 个“权能说”，“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801页）
另外，“五权宪法”也是孙中山的一个创举。他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800页）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明确、彻底地民权主义，还为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作了周到的设计和安排。他为在中国实现民主竭尽心智，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面对伟人我由衷的崇敬与感激！
孙中山的历史观及对马克思理论之质疑
孙中山不但在政治学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亦都有独创的贡献，可惜为后人所鲜知。
1、历史观：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
孙中山说，马克思认为，“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811页）“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即为马克思的历史观。笔者认为，此处所说的“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当指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而孙中山提出疑问说：“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到底这种理论对不对呢？”孙中山赞同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他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812页）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毛泽东批评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批评是否有道理呢？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问，是什么原因促使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呢？答案是：人类为了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起初是最基本的需要，那就是食衣住行。所以《建国大纲》将之列为第二条。那个年代中国的大多数人没有解决这个基本需要，除了生产力水平低下，制度不合理是个重要原因，所以会有革命。在满足了这个基本需要之后人又产生了进一步的需要，就是享受的需要，除了提高食衣住行四项需要的档次外，还扩大了需要的范围，如精神娱乐的需要，各种艺术门类由此产生和繁荣，如绘画、戏曲、音乐、舞蹈等。于是人类的生产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进军，除了物质生产还有许多人从事精神生产。人类中的一部分在满足了享受需要之后，又有人追求奢侈的需要，于是社会中又出现某些行业的生产去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总之，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不断地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的历史，这应当说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中早说过这样的话，人们为了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首先必须吃、穿、住、行，”所以，一个民族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应当由它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来解释。81 既然恩格斯这一观点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当属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该理所当然。
不管人们怎么评说，孙中山对自己提出的民生史观满怀底气，他言之凿凿地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817页）这是孙中山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顺便需要一提的是，对于人类的历史可以用物质的原因去解释，亦可以用精神的原因去解释。这是用不同的视角解释历史的两种不同的方法。中国这半个多世纪占指导地位的观念是，用物质的原因即唯物论解释历史是正确的，科学的，用精神的原因即唯心论解释历史则是错误的，反科学的。然而，否定了精神的原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好多现象就不好解释。在西欧曾发生的宗教战争，就是由不同的宗教信仰引起的。自由与专制的斗争更是司空见惯，这是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使欧洲进入近代文明的历史时期。科学的重大发现，技术的重大发明，也会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类文明。所以，决不能否认精神的力量对历史进步的作用。看来，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都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恩格斯晚年看到唯物论在解释历史中所存在的缺陷，承认除物质力量决定历史进程之外，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两种力量和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总的合力”，共同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2、社会进化，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调和？
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有阶级斗争社会才有进步，所以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813页）孙中山说，这种因果论与近代社会进化的事实不相符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由于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冲突，不能调和，便起战争，才有进化。但事实上，国家以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实行分配社会化，交通运输等公共事业由国家经营，改良工人的教育、卫生和劳动条件，来增加社会生产力，这样，资本家固然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钱。“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孙中山的结论是：“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816页）他还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817页）就是说，阶级战争的发生是由于社会进化受到阻碍，是社会进化的中断，是社会发生了病症。孙中山这一与马克思有别的见解颇为深刻，引人深思。孙中山因此评论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817页）
由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孙中山与马克思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孙中山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孙中山说，马克思及其门徒在1848年成立了第一国际，它要求各党根据阶级战争原理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主张不与资本家调和，所谓不妥协。并且不允许共产党的党员加入国会去活动，以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但后来德国共产党参加了国会的活动；直至今日，英国工
孙中山说，早在第一国际成立之前，马克思用了很多工夫研究了资本主义，他得到一个判断，说资本主义一定要消灭。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达，大资本家一定吞没小资本家，形成垄断。结果社会上一极是极富的资本家，一极是极穷的工人（孙这里所说的情况即指马克思的“工人绝对贫困化”理论）。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的时候便自行破裂，发生革命。孙中山说：“但是从他至今有七十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相反。”（820页）孙中山举了一个例子。英国工人用罢工手段向资本家要挟，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马克思便批评这是一种梦想，资本家断不许可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才能做到。可后来这个要求居然成为事实，而且由英国国家定为一种法律，令所有工厂、银行、铁路加以实施。这与马克思“所料不中”。孙中山还举了一个例子。马克思说资本家要多得盈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格。可是事实怎样呢？孙中山以美国的福特汽车厂为例。这家工厂生产的汽车很畅销，生产量很大，质量又好，恰恰因为实行了与马克思设想的三个相反的条件：一是增加工人的工钱，二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三是降低出品的价格。所以，马克思的主张“便大错特错”。（822页）
孙中山认为，解决经济问题不能用革命手段。他评论俄国革命后的经济改造说，俄国革命六年，“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的。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的。俄国今日改用一种新经济政策，还在试验之中。由此便知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826-827页）他说，俄国尚且要用新经济政策，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美那样发达，还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我们中国怎能够比得上呢？怎能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841页）“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的办法“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842页）在农村，用这个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不至吃亏；……地主明白了我们的办法，便不至害怕。”（839页）孙中山所说的办法，就是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是温和改良的方法，而不是激烈革命的方法，是阶级调和（各阶级利益兼顾）而不是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打到一个阶级）的方法。两种方法，世界各国在20世纪进行了实验；凡是采激烈革命方法者均遭惨重的失败，中国尤甚！
3、对“剩余价值论”的置疑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根据。孙中山就此认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都是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把一切生产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817页）孙中山例举纺织厂说，纺织厂的剩余价值（应当是“利润”——笔者）是不是仅仅由纺织厂的那些工人的劳动作出的呢？一个纺织厂开工要有原料和设备——棉纱和机器。棉花的生产就有农民和农学家的劳动，还有生产农业机械和肥料厂工人的劳动；而棉花的运输，需要轮船火车这些运输工具，这些运输工具的问世首先要归功蒸汽机和电气的发明家。如此等等。孙中山说：“由此可见，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的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是在消费方面，都有（或）多（或）少贡献。”（818页）中国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提出质疑并进行热议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新意见是对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概念在内涵与外延进行扩充与扩展，所达到的水平似乎没有比孙中山超出更多。孙中山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就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实难能可贵。
顺便一提的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缺陷不仅仅表现于劳动价值论，因为一个企业进行生产除投入劳动（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即人力资本外，还要投入物力资本（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土地等），剩余价值（利润）应当是由这两种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不但忽视了劳动概念中的智力劳动（管理与科学技术的劳动）部分，还撇除了物力资本在资本增值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比较
在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各要点并简单地介绍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不难看出两者的区别。下面仅作一提要式的比较。
1、思想体系与价值观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所提出的理论，十分重要的，这一理论中还有他自己的许多创新的内容。因此可以说，三民主义是西方思想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贡献。另外，此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已影响中国，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亦开始兴起。孙中山对各种思潮的鉴别中，选择了第二国际社会改良的方法。他对马克思的历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等重大理论问题还提出不同见解，这些，都使我们感到震撼。遗憾的是，孙中山的这份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因与1949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而遭到尘封。每次纪念孙中山只是做个形式，却回避着他的思想和主张。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损失。中国历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弯路之后正在走上孙中山所指出的正道。
新民主主义虽然称之为“新”的和“民主”的主义，却是中国专制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新版本。由于马克思、列宁所倡导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为这一专制主义传统推陈出新，使它在中国大行其道长达一个甲子之久。中国的悲剧是，这一理论的影响力远为三民主义所望尘莫及，由是带给中国的是长久的困惑与阵痛。中国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失去的却是更多！
2、具体与抽象，真诚与虚无
“三民主义”的“民”是具体的：民族、民权、民生。民族、民权、民生的内涵与目标也是具体的。实现三民主义而要扫除的障碍也是具体的。——民族主义：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的不平等条约；民权主义：扫除皇权专制主义；民生主义：调节贫富，防范大富。总之，三民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向着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目标前进的路线图。
“新民主主义”中的“民”是抽象的，而且被“阶级”概念架空了。阶级概念才是这个主义的主体。它所论证的是，无产阶级是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在革命成功之后应当建立这个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这个阶级的领导和专政，都要“经过”共产党；人民结果沦落为被领导、被专政的对象。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民主主义不过是新专制主义。建国之后人民的命运早在建国之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播下了种子，只是人们一直没有那样的眼力。
具体，反映出真诚。孙中山不但以他一生的实践活动为实现三民主义而竭诚奋斗，而且在理论上周密地思考三民主义的实施方略。以民权为例。人民要真有权就得享有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人民用四个权管住政府五个权。这是孙中山对宪政制度的总设计，使民权不至落空，使政府各部门各尽其职，治理好国家。如何建立民权国家，孙中山又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实施步骤。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负责任的政治安排。孙中山没有看到统一的中国。蒋介石北伐之后扫除了军阀统治，之后推行以党治国达二十二年之久。但蒋经国在台湾实现了由党国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轨，孙中山期盼的民权政治理想首先在台湾成了现实。
抽象，结果是虚无。在新民主主义中我们看不到实践民主主义的任何具体设想和制度安排，有的只是空洞的说词。具体的东西不能说没有，那就是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与专政的那一套。所以，新民主主义没有给中国人民指出一条实现民主宪政的道路。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时的人很天真，以为“解放”来了，一切都是“人民”的了。不是吗，国家冠以“人民共和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概念无所不在，填满了一切空间。从国家中央机关到社会各类单位，乃至人与物，都在人民的从属之下。前者如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人民日报，人民广播，人民银行，人民保险公司等。次者如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公园，人民商场，人民大学，人民中学等。再次者，如人民领袖，人民公仆，人民英雄，人民警察，人民教师，人民币，人民文学，人民画报，人民音乐，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但是，这个“人民”是抽象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人民什么都不是。人民的标签满天飞，遍地滚，除了当政者将它用来粉饰自己外，对人民可以说毫无用处。人民对他们的领导者的作风提点意见，对党的政策提点建议，立即遭之大祸，跌入右派深渊。你为人民鼓与呼，祈求领导人开恩悯人，停止实行灾难性决策，却遭来了反党反人民的罪名。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要求试行包产到户，谋求生的权利，却说是反映了富裕农民的利益，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决策，一道指示，哪怕最荒唐，最不得人心，只要是这个党的领袖发布的，就是代表人民的，十分英明的。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人民说一句话。唯一有资格代表人民的只有一个人——党国领袖。既然如此，自然就应当长期坚持这个极权体制不动摇，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设想自然永远被打入冷宫，任何改革这个体制的意见自然都是对人民政权的挑衅与颠覆。……这是世界上最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制度。说出此言的正是《新民主主义论》的作者——毛泽东。他在1957年说，有些人“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82 毛的这番言词之意是，世界上只有一党独裁的制度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权利，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党才能代表人民；它代表人民对人民实行专政。如此而已。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精髓。
3、改良与革命，渐进与激进
中国的事情，真有点特。正确的理论，难以付之实践。开明的领导人，难以施展抱负。人性化的政策，往往会遭之非议。而荒谬的理论却能横行全国，独裁之君却能指点江山，反人性的政策却能一路通行。孙中山及其主义的命运属于哪一种呢？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但更是一位建设家。他富于理想，对中国的前景描绘着美好的蓝图。在民权的问题上，他上断皇权，下启共和。那么，在民生问题上，便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改造社会的两大纲领。平均地权是针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政策，节制资本是针对资本家资本所有权的节制政策。平均地权：第一，国家根据地主所报的地价征收土地税，用以改善民生事业之用；第二，国家根据地主所报地价可以收买其土地，用以分给少地农民耕种之用；第三，地价上涨后，其高涨部分归国家所有，供国民共享。平均地权的三项内容中，我们不难知道：国家不是无代价地一次性地粗暴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即不是像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所做的那样。地主有地，农民缺地，国家承担两者利益调节者的职责，有偿地收买地主的土地分给需地的农民。此法解决了农民缺地的问题，同时，地主为满足农民土地之需要与向国家纳税亦作出了贡献。这个平均地权的改良方案使农民、地主与国家三方均得利益；地主的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比无条件加以没收却是大幸，比暴力剥夺大为文明了。这个方法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阶级调和”。“阶级调和”是改良之法，渐进之法，它符合人性与人道，使乡绅们免遭剥夺与沦为贱民之苦，大利于社会的文明与和谐。
“节制资本”是同样的精神。国家承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即承认资本的所有权及允许其合法经营。同时，国家征收其所得税使其利润中的一部分通过国家再分配为社会共享，达到利润不能为资本家独占的目的。国家还通过实行某些国民生计之产业私人资本不进入的政策，达到节制本国及外国资本的目的。这同样是国家、资本家和工人三者利益的调和。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消灭这个阶级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其经济生态是多元的，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国家资本，经济发展自然会充满活力与动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自己声明“也即中国式社会主义”，这是孙中山十分重要的思想遗产。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良的方针，它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而且还要“发展十万大资本家”。他说，“民生主义并非均富主义”（《大公报》1912年9月9日），社会主义若是“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也。”（“答《文汇报》记者”，申报1912年4月5日）社会主义不是以国家强力剥夺富人之财产以济贫，搞平均主义，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搞了三十几年不就是这个结果；改革以来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走了孙中山早在六、七十年之前就指明的道路。可见孙中山这一思想何其珍贵，只是为毛泽东所排斥、为国人所不知矣！对资本主义提出“节制”的方针实在是好。不是消灭、共产，也不是让其无限扩张，形成“资本家之专制”，“以剥削民财”。总之，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耳（《孙中山年谱长篇》第738页）。可见，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也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他的社会主义就是西欧国家几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所谓“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这篇宣言，区别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那么，这种新三民主义“新”在哪里呢？毛回答说：“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83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
毛的这番关于新、旧三民主义的言论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其根据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毛说，“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二是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是，新三民主义有联俄、联共、互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旧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
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关于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所谓“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这回事呢？笔者仔细查阅了《宣言》，字里行间没有发现对三民主义作出过新、旧的界分与解释，更无声明，这个《宣言》是新三民主义，在此之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代表大会之后（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即作了十六次演讲，也根本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一说。孙中山从1905年提出三民主义直到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直到临终的遗嘱，所坚守的都是这个三民主义。要说前后有变化，只是后来对三民主义有了更明确、更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可以查阅《宣言》和孙中山的十六次演讲，真相就会大白。
关于第二个问题，要害是孙中山或国民党有没有提出过“联俄、联共、互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遗憾的是，在《孙中山全集》、在《宣言》以及在国民党的文献中，同样查无实据。由于“三大政策”一说流传既广又久，已约定俗成，要求得真相、拨乱反正有相当困难。但已有学者默默地为此寻探，有了重要的发现。如鲁振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揭示出：“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原来，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称“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互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至1927年春天，苏俄顾问鲍罗廷将“三大政策”首次披露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并首次公开称这个“三大政策”就是“
孙中山似乎预见到有人会对他的三民主义进行篡改，因此，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中就说了以下的一番话。他说，宣言全体分作三段，“第二段是解释本党的三民主义。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至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就是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实行这个主义。……我们这次开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要大家能够实行三民主义，把这个主义的言论一定做成事实。”（610页）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笃信笃行，坚贞不渝，溢于言表，也是对以“三大政策”篡改为“新三民主义”企图的最好驳斥！
这里尚深藏着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毛泽东为什么要篡改三民主义？这是因为，在孙、毛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想，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价值观。慑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公开地否定三民主义只会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因此打出所谓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既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可将这个三民主义为我所用，达到一举两得之功效。这个方法不能说不成功，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蒙在鼓里呢！
孙中山——中华民族的第一等伟人
思想、革命实践、人格三者，在中华民族中孙中山都可称是第一等的。就思想而论，他创立了三民主义，奠定了在中国结束专制统治、建设民主共和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吸取了西方璀璨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仁爱、中庸、和合等），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所作出的杰出理论贡献。这在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孙中山之前，在诸多的思想家、革新家中，鉴于时代之局限，自然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理论。孙中山同时代的思想家中，如严复、康有为，在他们的人生前期虽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但晚期都转向保守，甚至反对民主革命。稍晚的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倡导“民主与科学”。但在俄国革命的冲击下，一度否定“资产阶级民主”而倾向“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挫折中使他在晚年顿然醒悟，认识到俄国专制主义之害而深信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宪政法治；而孙中山对马克思理论中的偏误早在中共成立之初就有清醒的洞见。至于20世纪后半叶决定中国走向的毛泽东，我们知道，他驱使中国离开了人类的文明大道，使中国走了一段弯路。今天，如果我们重温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我们会明白，改革三十年来，我们不过是在沿着孙中山早已阐述的理论开始加以实行而已。笔者因撰写此文才去细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有这样的体会。今天的中国人，即使是理论界、知识界，即使是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有多少人会把三民主义当回事、去认真拜读，认孙中山是伟大的先师，明白孙中山的思想对今天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才是真正的理论宝库！1949年之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压倒一切，其他的的一切主义和思想，不是被排斥就是沦为批判之对象。作为三民主义，自毛以来被打入冷宫也就不奇怪了。今天，革命的喧嚣已经退潮，极左的迷雾已渐散去，我们该进入一个理性的时代，重新举起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旗帜，重新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正当其时。
十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拷问
何谓“革命”？
革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是指整个社会的重建，它要经过多种形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产权革命），社会革命，科技革命等。狭义革命仅指政治革命。我们要讨论的限于政治革命。
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87 列宁也说过相似的话：“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88 这里，对革命提出的定义，仅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暴力，二是政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但是，这样的革命我们无法将它与各种政变相区别，也无法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相区别。或者说，按照这个革命的定义，“政变”和“造反”都可将之纳入“革命”的范畴了。
革命是人类进入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事。在中国古代，各国征战，大小帝国兴衰，奴隶、农民造反，王朝更迭，社会发生剧烈的动荡，但史学家们从未称它们为革命。中国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史家也不称它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发生，因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 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这是社会的重建。适应这一客观需要，社会各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其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是政治革命。从荷兰、英国、美国、法国，近代政治革命相继发生，其任务是以立宪民主取代君主专制，即政治制度的更新换代。这样的革命，在中国也曾发生过，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可惜没有结出成功之果。所以，是否是革命，应当看其是否以确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价值观作为革命的目标；这个新制度和新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这样说来，暴力与政权的易主，不一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政变或复辟。暴力和政权的获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一个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即使没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国17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国1688年国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称“光荣革命”。中国1911年推翻满清皇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帝皇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由于此次革命未有成功，以后凡以确立民主立宪为目标的革命可认为是这次革命的继续。
20世纪初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就革命路径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争论。回顾这场争论颇有意义。梁启超认为：“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革命不等于夺权，而在于立宪。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立宪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首先要革命，要夺权，才能革专制而成立宪。梁任公则担心，“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革命后的共和，恐怕不是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因此，梁启超阐释他的政治革命观：“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若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发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革命的世纪，却未给中国带来立宪的成功。梁启超对革命的见解，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余英时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提出了“积极的反革命”这个概念，很可体味。他说，反革命势力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积极的新兴的反革命势力；另一部分则是消极的落后的反革命势力。前者是极权主义，后者分散在所有落后国家中的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他说，积极的反革命势力一方面固然是反对民主的革命力量的，但另一方面又是腐旧的反革命统治阶层的死敌。所以如果就极权主义与腐旧的统治阶层而言前者确实是“革命的”，尽管这两者在整个历史大趋势中都只是反动逆流。正因为如此，“我们细察极权主义运动的成长，便可发觉它正是靠反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起家的。”积极的反革命势力“是最善于运用社会上的革命心理的。譬如东方的广大人民都痛恨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于是极权主义者便以反腐旧统治者的‘革命’号召群众。因此，不仅大多数不满现状的人民群众拥护它，许多缺乏真知灼见的民主自由分子也跟着它走。”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极权主义的反专制与民主主义的反专制本质上却是背道而驰的。”89 显然，余英时的这些论述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的。
余英时所提出的“积极的反革命”这个概念为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提供了一种方法。
所以，革命是要检验的。检验革命的标准就看其是否建立了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底蕴的民主立宪制度。虽然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增进人民的福祉，从这一意义上说，制度还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但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史证明，只有民主立宪制度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进步与人民的幸福。
要检验革命，还要排除那些不属于革命的东西。比如，暴力与政权的易主。虽然在革命的进程中往往出现暴力与政权易主的此类现象，但政变和历史上的奴隶、农民起义也伴随这类现象，因此，它不能作为革命的本质特征。再比如，以推翻腐朽政权为目的的行动，是否一定就是革命呢？或者说，将腐朽政权作为革命对象的社会运动（有的是暴乱）是否就能认为一定是革命呢？而且，由于这种社会运动容易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往往一时间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再比如，革命是否可凭革命者的宣言和承诺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近代所发生的革命，为了取得民众支持，都会提出一些迎合民众需要的口号，宣称自己是如何地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因此蜂拥似地拥护这个革命。
由此看来，检验革命是一件复杂的事。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第一，检验革命的标准是获得政权之后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宪还是变种的专制制度。第二，检验革命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第三，检验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时间，甚至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对其真假革命作出客观的判断。这是笔者提出的检验革命的三原则。
检验革命需要时间，因为革命之真假，革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福音还是灾难，是推进社会文明还是导致社会失伦，在革命过程中尽不可预知，一切要待革命成功之后才可以有答案；这个答案是通过新权贵的所作所为和种种历史事件才得以逐渐彰显。检验革命需要时间还因为，革命党人总是向人民宣传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权是如何的腐朽，革命所要实行的主义是如何地符合人民的利益，革命之后的社会是如何之美好等等。这样，人们不但同情与拥护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义，愿为实现这个主义去献身，（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成了革命党人的忠实信徒，把一切交给了党（包括生命与灵魂），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即使党早已放弃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时期的承诺，他们仍与党保持着“统一”，维护党的威信，成了党的工具。他们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见，人们要对真假革命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是很需要一个过程的。
毛式革命——去民主主义与专制皇朝的复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这两方面的功过是非，最终要集中到革命之后以建立起什么样的制度这个结果加以评判。既然这一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而且还是“新”的，那么革命的结果合乎逻辑地应当建立民主立宪制度。遗憾的是，革命后的历史事实证实，这个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结出的却是去民主主义的专制主义果实。
虽然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谈话中也表示赞赏民主、唾弃专制。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时毛与黄在窑洞中的一席对话，表示中共执政后将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注意这个“让”字，它意味着人民能否监督，如何监督，主动权操在“让人民来监督者”之手。中国大陆的监督体制至今如此），就不会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期间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时又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毛赞赏民主的言论只是在特殊场合的偶尔抛掷，可不是他的常用语，更不是他的核心词汇。毛在特殊场合表示对民主的喜好，乃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要取悦于民与取得国际舆论的好评，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有一个例子，极能说明这一点。1999年书坛上冒出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可此书刚问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书市上消匿了。当局为什么要封杀它呢？原来，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领导人及宣传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国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如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谢伟思（谢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等人的谈话时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中美两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刘少奇早在1940年就说，一党专政“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并驳斥那种认为“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毒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如此言论，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样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会有这样的感慨：共产党岂非是谎言党。
从毛的思想与人生历程来看，他一直未曾接受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观。年轻时他信过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之后他信了马列，找到了几件法宝：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他活动的舞台局限于中国，不像孙中山那样，到日本、西欧、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进行考察、研究，汲取先进文化与现代性营养，因而思想前卫，眼光开阔。毛在夺得政权前夕，即对西方民主反口。他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应当是说“在毛的心目中”——笔者）一齐破了产。”91 毛依傍苏联，走俄国人的路。当斯大林的暴行在苏共二十大被揭露之后，他很不高兴。他挺身而出，与苏共唱反调，捍卫斯大林，指控苏共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大张旗鼓地加以声讨。他竟以身试法，仿效斯大林提倡个人崇拜，说“不崇拜不得了”；从此，个人专制、极权主义之邪气日益猖獗，终使党国陷入绝境！当台湾当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放弃一党专政体制二十多年之后，现今大陆却仍坚守一党专政固若金汤，严厉封杀言论自由，大力打压异议人士。笔者写此段文字时，正发生了一件令世界惊愕的事件，即2009年圣诞之日中共当局竟判处《零八宪章》的起草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出了去民主主义与反民主主义之果，反证了这场革命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革命，只能算是假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假使没有这场革命或这场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中国会上演那么多的闹剧、悲剧吗？专制主义会升级换代吗？人民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吗？
在对革命作出重新评判的同时重新评价国共两党的斗争便提到了历史的前沿。
1949年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那时我还在小学念书，学校里教唱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呵嗨嗨咿呀嗨嗨……”数十年来，中共一直向人民宣传国民党反动派专制腐败，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剥削中国人民，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它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人民获得解放，使中国走向光明。这种宣传，在幼小的心灵中注射了对国共两党一恨一爱的政治种苗；这种宣传，也是中共几十年来在大陆获取统治的思想基础。随着岁月的流淌，涂抹在国共两党上的政治油彩在风吹雨打日晒中逐渐剥蚀消逝，历史让我们逐渐看清了国共两党斗争的真相。今天，如果我们超越国共两党的立场，淡化两党为坚守各党利益的恩怨是非，那么，国共两党斗争的实质，乃是：它们是两个为争得国家权力的政治军事集团。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区别，而且有的区别还颇为重要。
第一，国民党是执政党，其政府是合法政府（包括共产党也只有批评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没有说它是非法政府），其军队是政府武装力量。而中共是非执政党，后来在“解放区”出现的政权严格地讲尚不具合法性，其军队是非政府武装力量。一个现代国家，即使是民主立宪国家，可以有反对党存在，但不允许有两个政权和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十年（1927—1937）“剿共”和抗战胜利后要求中共的军队国家化，理由正当。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大力扩展势力范围和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拒绝军队国家化，拥兵自重，其目的世人皆知——在于要以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涉及到1947—1949年国共交战的根源以及双方何者正当、何者非正当这个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如果本世纪头十年还难以得出公正的普遍认同的答案，那么，估计第二个十年中我们总可以得到这样的答案了。抗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电邀毛泽东商谈和平建国大计。在斯大林的敦促下毛遂赴渝谈判。这次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些问题则没能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关键问题是中共军队的国家化和解放区政府的合法化问题。其实，在民主宪政的原则下，军队国家化是题中之义，属情理之中；而统一的民主国家绝不应该存在两个政府。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对国民党的方针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还说：“人民的（应该说是‘中共的’——笔者）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他告诉党的干部：“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毛的这些言论使这个历史难题的答案浮出了水面。如果抗战后存在以和平的方式组建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却因为自持拥有武力可以夺取国家政权，因而唾弃这种可能性，尽管凭暴力建立了一代新朝，但历史迟早会发出这样的声音：那堵塞和平民主建国道路的人是历史的罪人。
第二，国共两党在信仰的主义与治国方略亦大相径庭。国民党秉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则信仰共产主义。其治国方略，在政治管理方面国民党逐步实现民权主义，即从有限民主（训政）到完全民主（宪政）。蒋介石主政时期，国家内忧外患，矛盾叠加，困难重重，即使如此蒋介石也没有采取像中共后来所做的那样，实行严酷的极权统治，而且在内忧外患情况下力所能及地推动国家生活的民主化。试问共产党执政后的六十年中，给了人民多少民主？储安平在中共未取胜时就预言，国民党是民主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是民主有无的问题。储的话不幸言中。在经济改造方面，蒋介石根据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反对中共的共产政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虽表示中共的最低纲领与三民主义是一致的，本党在现阶段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他却把三民主义篡改为“联俄、联共、互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说明毛要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是口是心非。这一点在毛夺得了国家政权之后更得到了证实。1949年之后，毛阿阿即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剥夺农民的土地与资本家的资本，既抛弃三民主义，又抛弃他自己确立的新民主主义，还反过来批判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主张，毛从此将中国引上了空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歧路。试想，如果实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主张，中国会遭那么大的灾吗？
区别或许不仅仅是上述两点。1980年代初，大陆理论界有人提出毛的革命是“新式的农民起义”的观点，虽然问题没有展开讨论，但没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对于国民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其民主主义的性质与划时代意义巍然屹立，历史早有定论。问题是，蒋介石统治大陆二十二年怎么评说？你可以说它是“一党专政”，可以说它是“专制独裁”，甚至可以说它是“蒋家王朝”。但蒋没有指使人民呼喊“蒋委员长万岁！”，蒋也没有把自己称为“秦始皇”。蒋举军北伐，扫除军阀，没有人说他是“新式农民起义”，蒋介石统治时期没有人说他是“皇朝复辟”。重要的还在于，蒋介石的第二代传人蒋经国在1980年代中期放弃“一党专政”，将台湾引上民主宪政的轨道。面对台湾的这一历史性变革，中共如鲠在喉，无可言说。再看毛式的革命与毛式政权，我们可以从多方面例举出它的农民特性。不过，最好还是让毛泽东自己说，第一，毛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92 怪不得毛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颇具心仪，因为是同类。第二，毛说：“历代都行秦政制”，自认他的政权是承继秦政制的衣钵。秦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可以认为，毛式政权就是毛皇朝，就是皇权专制统治的再现与复辟。第三，毛自称皇帝。1950年在中共起草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毛擅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自封帝王。（《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发表张素华“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一文，说胡乔木起草的这份《口号》中就有“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刘少奇审阅时将其修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毛审阅时没有对此条作改动。张文还进一步考证，“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最早出现在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是劳动英雄们给毛泽东的献词中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1945年中共七大上，朱德和周恩来在报告和讲话结束时也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以上事实说明，当群众或党的高层领导人呼喊“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时，毛本人是一贯默认而不是加以拒之，这虽然同毛亲自加上这一口号有区别，但毛欣然接受这一口号说明，毛很早就将自己定位为一代新的帝王，建国后耍尽帝王威风也就不奇怪了。）1958年毛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973年毛又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 ”。同年，毛给郭沫若的诗中有“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一句。毛泽东功成名就，不过是做了历次农民起义所做的事：改朝换代，皇朝更迭；不过是在20世纪做了二十七年不穿黄袍的皇帝，如此而已。这里还需注意：毛式革命和毛式皇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专制皇朝其存在的历史背景已回然相异。国际背景：西方国家已告别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民主制度纷纷建立，西方社会的先进文化渗入中国，影响中国。国内背景：经过辛亥革命，帝制告终，共和出台，尽管袁世凯 篡权后称帝复辟 ，但遭到举国声讨而顷刻覆灭，可见民主主义已深入人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去民主主义的毛式革命与毛氏皇朝，不啻是开历史倒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一直批评蒋介石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统治。现在，我们要问，难道中共在夺取大陆政权后不是也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统治吗？所以，中共的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不过是将“毛三一”取代“蒋三一”而已。问题更在于，“毛三一”比“蒋三一”的独裁统治更为无道与野蛮，其历史后果更为惨烈。如果我们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毛式空想、专制社会主义）进行一番实事求是的比较，一定能有力证明上述的结论。就蒋介石与毛泽东而言，笔者认为，无数的客观事实可以证明，蒋介石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而毛泽东只能是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应属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萨达姆之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相信不久就会有这方面的专论问世。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或者说，是新中国六十周年的诞辰。新中国，新中国，六十年了，或许，在以后这个政权的延续中，人们还是这样说，这样写，这样唱。新中国相对于那个中华民国的“旧中国”，谁也不会去思考这种称谓是否有存疑之处？是的，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一个新的国家。你看，国旗、国徽、国歌、首都，都是新的，国家领导人，国家机关及其各级官员是新的，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人际关系也是新的。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说它是新中国，有何不妥？但是，唯物论，辩证法，不是教导我们看待事物要把握其本质、要从实际出发吗？新中国虽有了一套新装，但这个焕然一新的国家真的像它所标榜的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吗？人民享受着自由、民主吗？过着比旧中国富裕、幸福的生活吗？六十年的事实，六十年的感受，它原来是一个地道的专制极权国家，一个比秦始皇暴虐一百倍的英明领袖曾主宰这个国家，他一次又一次地将党国拖入苦海。这只能说明，毛建立的国家，从制度到实践，将中国引向了倒退，复归于专制主义皇朝。这难道不是比旧中国还旧中国吗？
上述所论，如果有理有据，那么，毛的革命何以有功？功在哪里？难道革了国民党政权的命，建立了比国民党更专制、更独裁的极权统治，是有功吗？直至今日，中国人要获得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人权保障，由极权体制转向民主宪政障碍重重，其根源难道不是因为毛栽下了极权体制的这棵大树。极权体制下深得荫庇的权贵阶层怎容人们对极权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作出投奔中共的人生选择应作何评价？如果根据中共在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作出当时的这种选择是错误的评价，这不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唾弃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寄希望于中共将中国引向民主宪政，乃人心所望，情理所归。中共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反口转脸，背弃初衷，复归专制，使国人大所失望，这帐只能记在中共主宰者的头上。现在，这批国之良士已步入耄耋之年，其中不少老者成了“两头真”（青年时代真诚地信仰主义，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中共立国后，在持续的政治运动中，在国家的挫折和自身的不幸中感到迷茫和困惑；到了晚年，通过反思，走出困惑，皈依普世价值，又重归真诚）人物。八十年代以来，在批判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同时，亦反省自身，引来人们的尊敬。
革命对人民的回报——灾难
人民拥护革命，为革命作出了牺牲。新中国诞生了，人民欢呼，期望从此能过上好日子。可是，这个革命，这个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政权，给人民带来的回报是什么呢？
大屠杀（1950—1952）。中共建政之初，与欢庆锣鼓声同时响起的是此起彼伏的枪杀声。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镇反”指示，强调“严厉制裁”，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但未提出严惩标准。指示要求依照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而此时政务院却未有条例公布。1951年，毛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请问，此杀人比例的指示有何根据？可见，毛在建政之初，就以个人的主观臆想滥用这个政权！与此同时，如火如荼的“土改”在全国农村铺开。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土改法》，实行“和平土改”。可是，至12月，毛泽东突然推翻《土改法》，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全国各地立即对地主，也对富农乱捕、乱打、乱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陶铸指示）。无论镇反和土改斗地主，都是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抓就抓，想杀就杀。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镇反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人。所杀人数已达到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超出了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而实际遇害人数（包括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分子）至少在500万人以上。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处死，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种非人道的屠杀，不限于中共建政之初。如“文革”期间的打人、杀人之风也一时风靡全国，其中北京大兴县与广西武宣县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是两个典型。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报告，“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武斗中死亡人数不在此内）。另据专家对中国县志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达773万人。以上的历史印证了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93
大剥夺（1953—1956）。1953年6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指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造”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是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完成“一化”、“三改造”任务后，中国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原先提出完成“三改造”任务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时间，结果三年就完成了这一任务。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表明毛背叛了新民主主义的承诺，又撕毁了《共同纲领》中关于“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总路线的实质是，通过剥夺资本家的资本，剥夺农民的土地，剥夺手工业者的自由经营，在贫困落后的中国强力推行主观空想的社会主义。它是中共立国后第一次重大的违宪（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事件，造成了破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严重后果。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创伤，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得以逐步修复。所以，“三大改造”实是“三大破坏”（这种破坏在1958年和文革期间再度出现），他把中国拉向后退。中共一直肯定“三大改造”。学界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从1957年开始的。如果这样，那么，1980年代之后为什么要保护个体、私营经济？为什么要改变一元化的公有制经济结构？现行宪法为什么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而且，为什么“三大改造”之后国家经济受到严重摧残？人民连基本需要都得不到满足？而当自由经济破土而出，经济生活立即注入活力，经济勃兴有目共睹。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指出，“三大改造”存在“改造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缺点和偏差。试问，将这种改造延长10年20年，乃至30年50年，是否不过急、过粗、过快了？“三大改造”的历史罪错不能回避。
大迫害（1957）。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其实贯穿于整个共产帝国的专政史，1957年只是一次集
中的大规模的迫害。其实质是以暴力驯服知识分子，摧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根除“一党专政”的隐患。“反右”的研究已成显学，可中共还在极力掩饰，既没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国人道歉，以求得谅解与和解，也没有给予“右派”及其家属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以修复历史创伤。当年“右派”到底“划”了多少？中共1979年宣布是55万（至今大陆流传的还是这个数字）。可是，据《争鸣》（香港）2006年第1期对“反右运动档案解密”所披露的数字是，3178470人，这个数字是
大冒进（1958）。毛的“大冒进”是搬开两块石头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块是党内以周恩来为代
表的具有理性思维和务实作风的计划经济派。他们主张按比例、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反对“冒进”。这同毛充满浪漫情怀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发展的非理性思路发生了冲突。后来，毛发明了一个词：“跃进”，说，我们是跃进，不是“冒进”。毛于是取得了话语的主动，厉声批周：“右倾保守”，“非马克思主义”，“离右派只有
大饥荒（1959—1962）。这是“大冒进”的一个直接后果。可是以往中共蒙骗国人的宣传说
辞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一说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被刘少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一说所否定。那几年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这是由气象资料证明了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带有估计性的，统计方法与数字也不一致。据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2005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59—1961年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人数计324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全国各市县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冒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位研究者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1959年以来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80年代后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的研究结果，认为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546.6万人。这同曹树基提供的数据相近。如果加上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饿死的人口数（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则大饥荒饿死人约为3700万。这比中共上台执政前的2129年中203次重大气候灾害的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760万人。另外，各县志记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肯定只会缩小。所以大饥荒实际饿死的人数肯定要超过此数。此期间，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约4000万。这样，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约7600万。94 特别需要说明，发生大饥荒，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能力。总有一天会建造一个纪念碑，让子孙后代铭记这一民族之痛。
大浩劫（1966—1976）。“文革”作为毛掀起的一场“大浩劫”已成定论，但自九十年代以来，
愈来愈成为不让回忆、不让反省的禁区。巴金关于修建“文革纪念馆”的倡议遭到官方的冷遇。“文革”四十周年（2006年）在悄无声息中度过。然而，揭开这长长一幕的黑色史，相信不会来得太久。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所上演的种种闹剧、惨剧终于帷幕下落。他的后继者邓小平，经济上非毛化，政治上仍是毛的后继者，他弹奏的是承毛与非毛的二重奏，因此有了以下续篇。
“六四”大血案（1989）。邓小平在89年“六四”对以北京为中心的民主运动的大镇压，这是他第三次复出的大败笔，也是他在整个八十年代不懈地反对自由化的必然逻辑。邓是一个两重性的历史人物，基本的一面是使中国继续在“一党专政”的轨道上运转。他的历史角色是“毛二世”。邓以血洗北京城的壮举挽救着一党制的衰落。
贫富大分化（1992—2008）。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年全球报告》显示，中国大陆0.4%的富有家庭（约150万户）的资产额占有70%的社会财富。这是改革30年所造就的一个“奇迹”。原因是市场经济是权势阶层、党政大员的婢女。市场变异了，改革变异了。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陷阱”。《南方周末》2008年4月16日发表周天勇的文章指出，显示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目前的中国已攀高到0.6以上，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邓小平自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化，改革就算失败了。”95
革命对儿女的回报——吃掉
“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是法国大革命先锋之一在大革命四年之后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时留下的一句警世箴言，此人就是维尔涅（P.v.vergniaud）。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实在在枚不胜举，太多太多了。这里选择了四位典型作为代表，看看他们在“无产阶级江山”下的命运。
这四位就是沙文汉及其夫人陈修良，顾准，黄万里，林希翎。
沙文汉（1905—1964）、陈修良（1907—1998）夫妇
夫妇革命家。为中共夺取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建政后不久受到迫害，1957年双双获右派之罪，被中共打入地狱。
沙文汉，原名沙文沅，浙江鄞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宁波市委监察委员。1929年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937年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兼任省委军委书记，参与领导苏南、苏北等地抗日游击战。1940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48年秋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1949年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12月任浙江省省长兼统战部部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极右），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55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指控为“内奸”被捕后，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极不负责地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96 这说明在反右前沙文汉就不被信任并受到监视。
沙在1956年浙江省第二次党代大会上关于党内民主和党政分开的发言，更成为右派的重要依据。
沙文汉说：政府的“工作是不少的，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非请示党委的有关部门不行。稍大一些事情，还得由省委书记处决定，工作很少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政府机关应办的工作，多半是党委的部门与分工的常委办的。这样不但使党委应做什么，政府应做什么的责任界限分不清楚；更加严重的是，使党委行政事务过多，在日常行政事务的压力下，不能不放松政治思想领导，使行政机关不能不有等待、依赖心理，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而人民委员会也就等于空架子，没有事情可以讨论、敢做决定。”沙认为：“党委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责，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因此建议：“政府机关应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行统一领导组织，这是否是闹独立分散，妨碍党委工作，可以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沙强调，这个问题是“当前对政权机关的观念和实际工作上最根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97
沙文汉提出的意见是中共建政初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的建言对提高中共的执政水平极富价值。可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共当局非但加以拒绝，反作为反党言论，被指责是“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与省委唱对台戏”，“阴谋篡党夺权”等，并组织大规模的粗暴批判，规模最大几次批判会是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与省人代大会、省政协委员会上进行的。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次党内反右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两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98 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又说，沙文汉等人“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是干净”。99
沙被打成右派后，1957年12月被开除出党和撤销一切职务，降薪六级（至行政十二级）。抄家后又被逐出省委负责人住所。其妻陈修良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去农村劳动，从此家破。沙于1964年郁郁死于家中，没有祭奠，更无鲜花。革命早已把他吃掉了。
对沙文汉的严惩暴露了中共从执政的开始就具有专制的特性，亦暴露了这个党夺得了政权之后却不知道如何操作这个政权，而对维护这个政权的专制性具有极高的敏感性。沙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党政分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三十年之后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被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正式提了出来（在三十年之前是一个遭大罪的问题）。当然，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中共的政权是皇权专制与党国体制的杂拌，在这种体制下怎么可能有独立的政府呢？这是后话。
由于浙江省委的阻挠，沙文汉的平反十分艰难。申诉早在1977年2月起步。1980年和1981年，陈修良两次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1982年又得到谭震林的支持，浙江省委才提出了“复查报告”。报告明确：一、否决了1957年的沙、杨、彭、孙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决议；二、肯定沙文汉在党代大会上关于发扬民主、党政分工的意见基本正确；三、沙文汉一生没有被捕，政治历史清楚。此时沙文汉逝世已十八年了。
陈修良 原名陈秀霞，浙江宁波人。1927年任向警予秘书并加入中共，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与沙文汉结为伉俪。1937年任江苏省委妇委书记。1942年创办《新华日报》并任总编。1945年任南京工作部部长，1946年4月潜入南京，组建南京市委，出任市委书记，开展秘密工作。1947年组织了著名的“5.20”“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他领导的情报工作为毛泽东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对渡江战役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解放攻势，她先后亲自策动国民党空军B-24重刑轰炸机起义、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97师即首都警卫部队起义、江宁要塞起义、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起义等。此外，1949年4月22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下令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等设施。陈修良立即组织“纠察队”、“巡逻队”、“自卫队”，维护治安，保卫城市公共设施。南京解放时除下关火车站部分被烧外，其余完好，市公用设施正常运转。当年领兵攻占南京的三野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里应外合，是有别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种模式。
中共军队——解放军进入南京后抢占国民党官邸，争夺贵重家具，扰乱居民。陈修良见此情景，愤然地说：难道人民迎来的是这样的解放者！邓小平闻后大不悦。毛知道后指示：接管城市的领导班子：“以南下干部为主”。并提出对地下党的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949年9月就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党，邓小平作了《忠诚与老实》的整党动员报告，说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陈修良表示不同意，受到批评，说是“无组织无纪律”。邓还说，革命胜利一靠党中央毛主席，二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批评南京地下党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解放后南京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对她落实了“降级使用”，后又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
这只是序幕，更大的不幸还在后头。
1957年10月，陈修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受到批判。陈因坚持中共八大路线，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矛盾，因而被指责为“阶级斗争熄灭论”。陈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将资产阶级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言论。陈认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被指责为是主张“联合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党的领导”。陈说“教条主义是一条绳子”，被歪曲为“经典著作是一条绳子”，是恶毒攻击马列主义等等。这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结果，为革命披肝沥胆、出生入死的女革命家陈修良被判定为“极右分子”。
顾准（1915—1974）
革命家，思想先驱。两次被打成右派。在妻亡子散、病贫交加恶境下仍思考中国前途。被后人称为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
赎罪人生
顾准 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27年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二年），后进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1933年（19岁）任之江、沪江大学兼职教授，完成多部会计著作。1934年初研究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1935年2月加入中共。1936至1942年先后在上海、江苏任党内领导职务。1943至1945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1949年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1953年 调至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时年37岁。
1956年调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其间，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重大学术创新。
1957年随中科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中方主权而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落下个“反苏”罪名。加上1952年的“反党行为”，老帐新帐一起算，人未返京，“右派”已定。下放河南，劳动改造。1962年摘掉帽子，重返经济所。刚刚安定下来，决心致力研究，至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这次祸起康生，主整对象是张闻天、孙治方，但最终殃及顾准，这个飞来横祸造成惨绝人寰的家庭悲剧。1965年妻子汪璧提出与他离婚，子女与他划清界限。1968年妻子在无奈中弃绝尘世。1972年京郊劳改八年后回京。年近九十的母亲知顾一直受苦，想见一面，被其妹妹拒绝（母住妹妹家，妹婿身居要职）。1974年11月病危时提出希望能见见子女，亦被拒绝。此时的顾准，无家可归，孑然一身，得不到一点亲情，且身患癌症，咯血不止，正如他自嘲那样，成了“丧家之犬”。
1972年回京后，顾准计划用十年时间，系统地研究（先是）西方的，（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等，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综合比较，为的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这个恢宏的计划因作者过早去世而未能实现，但是部分地是实现了的。1972年至1974年两年中，除了生病被迫休息、除了写作外，全部时间都在读书上，其速度有时可达到两三天一本书，书名可以列成长长的一大串。1974年春，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为了把希腊史研究继续下去，他拖着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的写作，终于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这部令西欧史专家赞叹不已的巨著。顾准的另一部不朽书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顾准与胞弟陈敏之1973至1974年的学术通讯。这种超越时代的学术探索，很可能被永远淹没，或遭之大祸。顾准在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和癌症将要夺去他生命的时刻义无反顾地进行忘我的探索，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以及对民族、对人民多么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所幸的是，这多篇学术通讯被其胞弟陈敏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为寻求发表历经曲折，在顾准去世二十年之后终于出版发行，使后人知道：中国有顾准，他出现于一个极端的年代。
顾准生命之火熄灭后，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嫉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100
陈敏之说：“顾准的一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悲剧比较典型的一个缩影。”101
革命为什么吃掉我民族如此优秀的精英
顾准，可称为那个极端年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可这个国家、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能容纳顾准这样的民族精英？
顾准第一次受到党的处分是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原因是在征税问题上坚持“依法征税”的原则，与当时党的“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发生了冲突。顾准的征税方法是得到陈毅（时任上海市市长）和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口负责人）的支持的，本人又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应当说是这一领域中的权威人物了。可共产党治国并不需要这样的专业人士。前一天顾准还在上海电台作“三反”、“五反”的报告，第二天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上就刊出了顾准“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的报道，似乎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果断的、粗暴的、迫不及待的决定来自于谁，或哪一级组织？对此，至今无见交代，笔者亦无法查实。看来，除了御旨谁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魄力。顾准第一次受挫（估计也是投身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中最早遭受打击者之一）反映出人治和法治两种文化、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毛自认“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实质就是“打天下，坐天下”。老子打了天下，天下的一切就都是老子的了。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农民政权与皇权专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更独断、更野蛮！毛建国之初就是坚定的人治主义者，他蔑视法治，排斥规范，对顾准这样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的良策善言自然就弃如敝屣了。所以，顾准在建国之初就被拉下马并非偶然。
1957，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群体整肃之年，顾准该逃脱不了被惩罚的厄运。可他没有说半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因在中苏边境考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即被打入右派行列。须知，那时中共羽毛未丰，在经济、国防、科技上还仰仗苏联的“援助”。牺牲点国家利益事小，巩固政权事大；想来顾准不知道这个“大局”，当了个冤右派。至于1965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则更冤。原来在清华读书的外甥自行组织了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这在当时是触犯天条的非法行为（即使今天也是严禁的）。事情传到康生那里，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后经严格审查，证明组织上与顾准毫无干系，但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顾准就此再入右派之狱。思想影响就是罪。就是说顾准的存在就是罪！
顾准在持续莫名的迫害中走完他的人生，典型地说明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不允许有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存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产生了第一代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更早一些还包括孙中山、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这代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在中共不断整肃、不断批判、不断迫害下，不得不放弃自我，屈从于威权，坚持下来操守自由主义信念的屈指可数，如马寅初、陈寅恪之辈。1949年之后的三十余年，中共自己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封闭的环境中所接受的是一套党化教育，用僵化的马列教条“武装头脑”，与西方文化几乎绝缘，还视为粪土。这代知识分子是极权政治的工具，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多数被沦落为应声虫。自由知识分子几乎断代绝种。像顾准独立独行，坚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者乃屈指难数。怪不得后人看了顾准的遗著后如发现新大陆似地惊呼：我们有顾准！
至于新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出现大概是20世纪九十年代。这代知识分子身怀文革经历，改革开放启动后吸收西方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文化滋养，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形成了批判专制极权、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中坚。有人称他们为“公共知识分子”，有人称他们为“新意见阶层”。互联网促使这支队伍不可遏制的加速成长。“两头真”的老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接受党化教育的反叛者，也成为这一行列的成员。也就是说，中共切断自由主义血脉四十年之后，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才破土而出。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顾准被革命活活地吞噬了。他死了。然而他的生命延续着，这就是他的思想。
顾准的精神是燃烧自己，照破黑暗。他的学术思想的精髓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是我们至今尚未走完的思想历程。
“经验主义”，这是一个历史课题。1978年风行话语就是“实践标准”。当年“实践标准”之重锤敲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破除对毛泽东的神化，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路线”，否定“人民公社”等等，中国经过动乱、倒退的苦难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顾准以经验主义审视更广阔的领域——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他无不作批判性的思考。顾准的思想遗产，成为当代中国完成现代化转轨的一个杠杆。
顾准的所有思考，围绕一个基本问题：人们为革命而奋斗，播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为什么结出了专制主义之果？革命胜利了，新的政权建立了，可是，“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
他力所能及地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市场、货币的社会，价值规律退出历史舞台。顾准早在1957年就发表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必须进行经济核算，“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计划只能规定“全面性、关键性的项目”。1956年孙冶方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孙冶方事后对人说，撰写此文是受了顾准的启发。可见，顾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人。
对于1949年之后的政权，顾准嘲笑“人民当家作主”这种高调民主。他指出，宣扬空洞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为了“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在大国，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列，有政党轮流执政”。“两党制”“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保护少数派’是两党制的口号。”102 顾准虽没有细论复杂的民主问题，但要害都点出来了。这些言论一旦泄露，就不是再次沦为右派的问题了。
对于资本主义，顾准认为没有按马克思的预言发展，也没有走列宁指出的道路，因为它有民主政治、学术自由，它有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它不禁止异端思想，不禁止社会主义，它的弊端、罪恶不断地被揭发，老是作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所以它老是在前进。顾准预言，“资本主义不会通过暴力革命灭亡掉，这是因为它在批判——改良。但是，这会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103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决不会再现苏联、中国的模式。顾准进而认为，“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104 顾准提出了进化的历史观。在大批资本主义的热潮时，顾准美化资本主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准否认阶级斗争，岂非异端！
革命的最终理想是共产主义，那是十分美好的社会，它曾召唤无数热血青年为此献身，至今仍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顾准则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105 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不就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专制主义，顾准以余生之力，寻根探源。他研究希腊城邦制度，就是为了探寻西方文化之源，从中西文化源头中找出东西文化的不同基因。
经过研究，顾准终于找到了这个秘密。他发现——“在中国，朝廷兴军筹响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在中国，历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
此外，顾准还分析了希腊的城邦政治、商业文化、海上文明，以及基督教精神，以说明与东方国家的文明差别。当然，公民个人的权利观念是西方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宗教等制度，以及公民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在这个基因的孕育下滋长勃发。东方社会恰恰缺失个人权利观念，他们始终做着专制统治者的奴隶。顾准由此推出了惊世骇俗的论点：“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107 此段论述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点：第一，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关系），它也是一种政治法权体系。第二，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第三，按照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非科学的。
顾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是整体性根本性的。
总之，顾准的思维与当时主流观念全然相反。他是中华民族的先知和良知，他超越时代至少10至15年。他是毛泽东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一个空白。他的骨头比鲁迅还要硬。
顾准的大女儿顾淑林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遗稿后写下了如诉如泣的“读后附记”。写到：“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他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我逐年地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数不尽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呀。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108
“附记”最后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融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作蠢事？”109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并继续困扰着我们前进。
黄万里（1911—2001）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当代大禹。中国水利、水文学奠基人，诗人。三门峡建坝唯一反对者。被打成右派后仍执着建言，敦促国家科学治水。九十年代提出三峡大坝永不可建。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黄万里 1911年生于上海。1927年入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桥梁建筑，1932年毕业时提交论文三篇，有学校印付出版。适逢1931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没城淹死七万人；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损失无算，遂刺激黄立志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3年考取公费留学。1935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1937年二十六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大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黄被调到清华大学任教。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6月，水利部召集七十余人专家对此水利规划进行讨论。面对中国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一边倒地赞成苏联水工专家（不是治水专家）的设计方案，黄万里孤身对抗，舌战群儒，同与会者辩论七天，坚定地说“不”！是三门峡工程的唯一反对者。结果招来了“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的罪名。1957年黄在《新清华》上刊出了《花丛小语》，贬针时弊。两罪相加，被毛泽东钦定为清华大学的大右派。校党委向他宣布右派处分决定时，黄的回答是：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四十六岁的黄万里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子女升学受到影响，他感叹“茫茫不知怎样去报国。”“文革”期间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被抄家数次，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工资被扣，每月仅发20元的生活费，还被勒令每天打扫厕所。1961年奉命去密云劳动。1969年下放江西鄱阳湖劳改，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指控为“特务”。1972年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1973年被准许在监督下对潼关以上地区进行考察，至1976年，由于得到清华大学在三门峡领导的一定照顾和支持，黄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等论文。1978年2月，摘掉右派帽子。1980年2月获得“改正”。终于结束了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没有被邀参加工程论证。论证报告公布后，黄指出，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对于三峡工程决策议案，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以1767票通过，177票反对，664票弃权，赞成票之少，在人大史上是空前的。与三门峡工程相比，反对者不是黄万里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人，但仍没有能阻止该工程上马。之后，黄六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最重要的是，若建坝，泥沙砾石首先在水库尾部淤积，会淤塞重庆港，会淹没重庆部分市区，进而逐年向上游蔓延，穿过北碚、泸州，再向各支流延伸，终将抬高诸川洪水位，淹没四川坝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坝。所以黄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在中国，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但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而黄万里的治水正确理论没有因为三门峡大坝的彻底失败和长江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而被官方认可。在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却一再受到排斥与迫害。这是黄万里个人，也是长江、黄河，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黄万里重病时对学生痛心地说：“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诉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亦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大坝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黄还说：“知识分子、特别是决策者的错误是最大的祸国殃民。”
黄万里和他那一代所有的知识精英一样，永远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尽管他秉持“临危献璞平生志”，但现存的体制却将他吞噬了，不给他一次展现身手的机会，以至“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在黄生日之前十多天，他几乎是摸索着用颤抖的手给看望他的学生写下以下遗嘱：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纲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可是对家人和子女，黄万里没有留下片言只语。8月27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历史将会把黄万里比作“当代大禹”。区别只是，古代大禹手握帝王之权，治水取得了成功。“当代大禹”手无寸权，其治水理论始终未得实施，但伟大的科学良心和献身精神将永入史册。
林希翎（1935—2009）
女杰，民主斗士。1957年被打成右派与反革命，入狱十五年从不认罪，是唯一不获“改正”的学生右派。74岁之年（2009年9月19日）客死法国巴黎。
林希翎 1935年生于上海，原名程海果。1949年在浙江温州读高中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做文书、教员。1953年被保送入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林希翎是1955年在《文艺报》上发表文学评论“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所用的笔名（因为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商榷）。1956年就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与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发表的专论进行商榷，成为后来反革命罪的重要罪状。文章发表后，胡耀邦找林谈话，对林说，我做青年工作以来接触了那么多青年，也认识很多女青年，的确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青年。我希望你继续保持这种精神。
林希翎是1957年举国闻名的学生右派。1979年7月中共人民大学党委对林的“复查结论”中列举了当年林的三条罪状：第一，在北大、人大作了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第二，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第三，“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由于邓小平的执意坚持，林成为唯一未获“改正”的学生右派。对此事林在2007年作了掷地有声的回应：“从历史来看，当年将我打成右派是错误的，因为我不是右派，而是自由知识分子。如果今天共产党还认为反对独裁专制者是右派的话，那么我庄严地声明：我就是右派！官方没有必要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把帽子给我戴回去好。当局说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二十多年都改造好了。可我根本没有改造好，我从来没有认罪和认错。五十年前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历史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哪有正确的一方向错误的一方要求平反的？”110
请看看1957年的风云人物——林希翎，在半个多世纪前说了些什么。
关于胡风一案，林希翎说：“胡风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111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查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是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112
关于个人崇拜与社会主义制度，林希翎说：“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同当时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正相反——笔者注）。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113
“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社会主义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会。这个‘最’字就是形而上学的。将来会有更好的社会。”“社会是前进的，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现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价的赞美诗，整天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向后看不向前看。”“有人说不满现实会失去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看这不对。当然真正的歌颂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颂，吹牛的歌颂，这样会败坏人性，真是害人不浅。”“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114 “要在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115 “整党问题不仅仅是党内的事情，人民也要管。执政党关系着人民的命运，所以每人都要来过问。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员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特别是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者有多少？向上爬者倒不少。这是等级制造成的。”116 “应该叫人民作主。同志们，过去你们感觉到作过主吗？我没有作主，我没有感到是主人。”117
关于统治阶级的局限性，林希翎说：“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研究很久，在以前不敢讲，现在也还不成熟，提出来大家讨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是仍起作用的，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克服这个规律的可能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政党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就有矛盾，这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发展下去，由量变到质变会爆发成对抗性”。118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发动的。”“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法的思想。但并非他没有犯过错误。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119 “过去在我心目中，党，组织，领导，非常神圣，我也很盲从，后来才有些转变。”120 总之，“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121
林希翎发表这些言论时年仅二十三岁。她是勇士，是智者，是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民主先驱。每次发表演说时，无论在北大还是在人大，会场上都挤满了人，多数人赞同她的观点，也有人轰她，反对她的言论。她为此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被打成极右分子，又被判为反革命分子，渡过十五年的囚徒生涯。1978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法院也作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她成了右派分子的活标本。有这个活标本要归功于邓小平。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他根据中办同志、新华社同志和邓颖超转来的报告，三次批示：“改正为宜”；“拍板掌柜”邓小平执意说“不行”。1983年10月，林应法国一家学术团体之邀去了法国定居了下来。林希翎受到惩罚后牵连了一批人。单在北京党政机关因与林的关系而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名，在全国各地受牵连者不计其数。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外孙是人大学生，因认同了林的某些观点，也被打成了右派。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是林的初恋对象，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曹的罪状是“泄密”，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借给了林希翎。胡耀邦不仅不能保护，而且要作自我批评。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早已了解林的一些观点，叫秘书吉世霖和她联系、交谈，表示关心和赞赏。吉给林的信后来成为“罪证”，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老婆离婚，母亲上吊而死。林的全家全都遭殃。母亲丢了工作，成了反革命家属。全家下放到宁夏，弟弟妹妹背上了“黑锅”，成了农村的贱民。……
吴玉章、谢觉哉是中共“四老”人物（另两老是董必武和林伯渠），德高望重，面对破坏法制、扼杀民主的“反右”运动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能在党内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对受迫害者做些安抚工作也受到间接的警告。报上批林希翎，吴老不同意公开批判。林入右后吴老派孙子去看望，又叫人喊林到自己养病的地方，抱病和林长谈，劝慰她，还叫她永远做一个敢说真话的老实人。后来，在会上宣布右派名单时，吴老有意略去林，他是不忍心通过自己的嘴，宣布林是右派。后来，吴老的外孙也被打成右派。这不是对吴老的一种警告吗！谢觉哉对林的法律观点表示赞赏，便叫秘书吉世霖前去联系与关心，结果吉也被打成右派，并受到重罚。这不是对谢老的一种警告吗！元老式人物处境如此，说明毛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统治模式此时已经形成。党内任何一种力量、任何一种意见，都不能动摇与改变毛泽东的意志，如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灾难便都是不可抗御的了！
对于林希翎来说，最大的遗憾恐怕不是一生背负负罪的十字架，而是没有认清作为反面历史人物的毛泽东。2007年在接受《北京之春》采访时，她没有否认有人称她为“毛派”。她说，我个人在共产党专制下家破人亡，不堪回首的痛苦，但“不能总是在个人恩怨上与共产党、毛泽东计较吧！”“毛泽东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的“世界观是矛盾的”。“毛泽东也许是一个打天下而不适合治天下的人才。”“我崇敬理想主义革命家”，“无论如何，把中国的一切错误和罪恶归于毛泽东，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我是不能认同的。”这说明林希翎的晚年思想比1957那个年代退步了！我们知道，顾准的思想精髓是抛弃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而林希翎似乎还留恋理想主义的虚幻王国。
革命为什么吃掉自己的儿女
既然毛泽东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那么，政权一到手，革命便结束了。诚然，在夺取政权前夕的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毛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问题在于，这个“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缺乏内容的具体指向。或许，在这次全会上，毛不可能作出详细的阐述，但是，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特别是毛统治中国二十七年的“不断革命”（即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它的主要内容。概括而言有两条。政治上专制独裁，经济上主观、空想、粗野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对资产阶级（应当说是“对人民”）的全面专政，其结果势必偏离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道路，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脑子里这个改造与建设中国的蓝图不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悖，也与当年寄希望于中共的大批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理想相抵牾；此外，与党内具有民主思想的开明领导人也发生了分歧。这些爱国人士与知识分子寄希望于中共，还不是因为目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腐败，而共产党大力倡导民主自由，民众便以为，共产党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中共执政一定会比国民党好。待中共执政后，更确切地说，毛泽东操控中国命运之后，原来信仰中共而投身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迫切地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也迫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祖国。他们根本不知道，毛独揽大权之后其志向是要做一个红色帝王，其专制独裁之水平要超越秦始皇一百倍。毛泽东主宰中国二十七年，既不要民主也不要科学。就这样，冲突发生了，一大批满怀民主兴国的有识之士在毛的专制大棒下纷纷倒下了！本文前述所例举的沙文汉、陈修良夫妇，顾准，黄万里，林希翎，就是这批爱国与民主志士在中共夺得政权后命运的缩影。这是毛式专制必然上演的悲剧。
1959年庐山会议上“粉碎”了彭德怀的“反党集团”。在剖析彭德怀反党思想根源中有一个“同路人”的说法。意思是说，彭德怀是共产党搞民主革命的同路人，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与党分道扬镳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完全是强词夺理，颠倒是非。不过，“同路人”一说倒可借用。在中共打天下、与国民党夺权的斗争中，毛需要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参与与支持，但仅仅是“同路人”而已，因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信仰与追求，同共产党、同毛泽东的极权思想是无法相容的。待革命胜利，这批同路人与共产党便走到了尽头，再往前，由于志不合，道自然不同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是短命的，破裂是必然的。地狱之门向他们敞开着。
十一 终结：两次革命回眸
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革命与战争、运动与斗争的动荡世纪，到世纪之末，才初创和解与改革的局面。回首百年沧桑，教训多多，感慨多多，但是，基本的历史成果是什么呢？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两次革命。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次是1949年的共产革命。前一次革命的旗帜是三民主义，后一次革命的旗帜是新民主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就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就筹划搞社会主义了。这个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结出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之果。所以这个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夭折了，还值得讨论。辛亥革命呢，权威的说法是失败了的。但是，如果说，北伐战争是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应当说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北伐战争后，扫除军阀，建立了统一中国的政府，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这个政府统治中国二十二年，治国纲领是三民主义，成就不能令人满意，还痛斥其腐败专制，所以被中共的武力所取代。但公允地说，国民政府的二十二年是外患内忧的二十二年，这期间除了扫除军阀，它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抗日卫国战争取得了胜利，到1945年成为世界上四大强国之一，并联手发起成立了联合国。所以，在民族主义方面，它是做得很有成就的。在战争年代，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做得难免就差一些了。不过抗战之始，就联共抗日；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还主动邀请中共商谈和平建国。后来，这些努力都成了泡影。其真正原因，可能很复杂，也可能很简单。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好在知道真相的人愈来愈多了。可见，民权主义方面，国民党也是在努力的。后来在与中共的交战中败退台湾。但一个甲子年之后，它不但存在，而且获得了新生——实现了民主化的现代转轨，在世人的口碑中还算不错。有人还说，失败者成了胜利者。
辛亥革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极为简单地提示一下，以便中共革命有一个可比较的背景。
1949年的革命，结出了三个历史成果：一个是极权，一个是共产，一个是对人性的扼杀。下面分别简述之。
极权——1949年革命所建立的上层建筑
这个革命打出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生下来的却是一个极权制度。“极权主义”是外来语。中国的习惯说法是“专制主义”。上世纪三十年代，兴起了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学者们（如波普尔、汉娜·阿伦特等）以极权主义命名之。半个多世纪前，阐述极权主义的著作问世，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络绎译介到中国。其实，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是属于同一个权力体制范畴。所以，中国学界对毛泽东的政权体制有的称专制主义，有的称极权主义，有的称专制极权主义。这无明显不妥。但若将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作一比较，就知道将毛的政权体制称之极权主义更为贴切。
专制主义的专制主要限于政治领域，即政治专制。为了政治专制，也将专制方式扩大到别的领域，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从秦开始，历朝对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所控制，搞文字狱，迫害异见者。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不同的是，它还将专制扩大到经济领域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对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在国家所谓计划下运作。在这种统制经济下，民众的生存命脉被国家所控制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用看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也会对极权有切身的感受。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可没有这么干过，那里总有自由农、地主、商人、游民等。
极权主义还将专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比如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类学校里，学校的领导、教学计划与各种教材，都由官方统一安排，从娃娃开始就灌输“党化教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热爱党，拥护党，忠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等等。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不是由党统一管制的。那时有公立学校，有私立学校，还有教会学校和慈善机构办的学校。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是多元的。比如宗教，在中共极权体制下，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它们的口号是“爱党爱国爱教”，是国家权力的附庸。其宗教领袖置于中央的直接监控之下，他们不是由教会选举产生，而主要由官方选任、主要对官方负责。他们失去了与信徒的联系，很难有自主的全国性的宗教活动，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如不听党的话，就扣上“利用宗教进行反党”的帽子，逐出教门，予以惩罚。至于党派活动的自由，更是一个禁区。组织政党，不但严禁，而且严惩。1949年，有八个民主党派被中共入围，公认是中共的八个花瓶，完全为中共所控制，领导人由中共派任或由中共可信之人掌门，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在主子指使下为中共呐喊助威；他们如此作为，多半是被驯化了，也有恐惧的因素。那么，还有没有“群众组织”呢？有。工会、共青团、妇联三家。可1949年以来一直是官家组织，是共产党的帮手，怎能为群众说话监督共产党呢！社团组织中，很大的一家是工商联。改革以来，私营民营经济崛起壮大，自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共就通过工商联来控制他们。中共在这里设立党组，大小事儿党组说了算。民营企业家代表当个主席或副主席，或者，再给你安排个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给你名誉、地位，叫你少说话，即少说不利于共产党的话。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社团：学联，文联，社联，协会，学会，研究会，如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医学协会，科学技术协会，历史学会，经济学会，文学研究会……这些社团，如设有脱产机构，无不有党组。松散的学术、文艺团体，统一在党的领导下，不允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总之，从经济到教育、宗教、党派、各类社会团体，当然还有思想文化这一大块，都被共产党控制、垄断了。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公民没有了一点点的自由空间。可以说，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消灭了社会这个存在，只有党国。这是人类史上没有的事。人类的历史，首先有社会，然后有国家。国家产生之后，社会与国家一直处在对峙之中。在君主制下，社会处于消极被动状态，是弱势的一方。在民主制下，社会处于积极主动状态，成为强势的一方了。为求得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启蒙思想家们殚精竭虑，其著作汗牛充栋，成为政治学久论不衰的主题。包括孙中山的“权能”说，也是对此题的一解。而毛泽东对这些探讨人类文明的思想资料不屑一顾。他消灭社会，建立极权体制，是人类史上的一个独创，与希特勒、斯大林相比，他可称冠。
共产党在野时，起劲地批评蒋介石专制独裁，可蒋没有搞极权。后人自然要问：1949年革命之后搞了极权，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
上面所说的，还不是极权制度的核心。核心是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与高度垄断。这方面与专制制度无重大差别，差别只是集中与垄断的程度而已。以毛式极权体制而言，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控制；第二，将中央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集中于党，由党指挥与控制；第三，最后，将国家和党的权力集中于党魁。他是党的主席（后称总书记），是国家主席，又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外交场合，他一个人可以代表党，代表国家，代表政府，还可以代表中国人民。这是典型的独裁。更严重的还在于他是意识形态的权威，拥有真理的垄断权。在文革的极端年代，全国只有一个大脑，一个出版物（毛泽东著作），一个声音（最高指示）。所以在极权体制下，作为党国独裁者是“三垄断”的总裁：他垄断权力，垄断真理，垄断财富。
对于极权体制的独裁者，军委主席一职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无论党内和社会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面对矛盾和冲突，毛是绝对不用法律手段去调解的。122 他治理国家、应对冲突的办法，一是靠个人威望，领袖的魅力；二是以武力为后盾或直接动用武力，让武力来摆平冲突。1976年镇压“四五”运动，1976年粉碎“四人帮”，1989年“六四”天安门血案，是极权体制下解决冲突的三个典型案例。胡风案，彭德怀案，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胡耀邦案，赵紫阳案等无数冤案也都属此例。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有一句话：“暴力强者说了算。”他说，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123 可见，极权制度原是一种原始、落后的制度，同黑社会组织所通行的方法没有多大的差别。现代国家有了宪法和法律，有了议会和法庭，为什么还凭武力来维系这个体制的运转呢？2002年胡锦涛接任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可只有到2004年江泽民将军委主席转让给了他之后，他才真正坐上了党国第一把手的交椅，他说话才显得有分量。
共产——1949年革命所建立的经济基础
1949年之后大陆政权立即推行社会主义，即共产。将地主的，资本家的，手工业者的，小农的生产资料、私人财产统统归公（国家或集体）。剩下的两只手和一个脑袋，也不能自主劳动。从决策、生产、交换到分配，统统由从上到下的领导者来指挥与操办。劳动者成了工具一样的角色，他们的劳动与酬劳难以对应，因此失却了对劳动的兴趣。这种集权经济由于违背人性本质，时间稍久便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物质资料普遍匮乏，还发生饥饿和非正常死亡。出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奇观”。毛泽东开始时反复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能大大的提高生产力，等等。可是，到毛去世时，这种制度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终于开始解体了。时间大概是1980年前后。农村的人民公社被包产到户取代。人民公社的干部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说这句话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但很蕴含着对“共产”的讽刺。城市的国营企业搞了一阵子承包制后无奈地一分为二：“抓大放小”。那些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和重要行业，如能源、交通、通讯、金融、军工等，仍由国家控制，而中小企业就让其自生自灭。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由非法倒合法，迅速崛起，至2006年，其创造的财富占国家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但是，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仍受到行政权力的限制，一方面，国家仍控制着重要的经济领域和经济部门，使资源配置不能完全市场化，民营、国营企业不能享受市场平等和法律平等。另一方面，政府既是经济生活的管理者，又是经济发展的投资者和受益者，是市场的一个重要主体。于是权力进入市场，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财富集中，贫富两极化，在GDP快速提升的同时，权贵资本集团在中国安家落户，他们坐大一方，成为国民财富的盘剥者与分赃者，是当前中国社会进步和改革的主要阻力，亦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方面，而大众依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旁观者。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变异和发生各种不幸事件的总根源。
1949年之后六十年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毛时期的“共产”使中国堕入普遍的贫穷，后毛时期的“改革”，使中国的社会财富落入到少数人的腰包，社会出现了贫富两极。中共的革命消灭了富人（地主、资本家），消灭了富人之后结果自己成了更富的人。中共的革命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之后，结果产生了更多的官僚资本主义。那么，这个革命，在经济方面的意义在哪里呢？
反人性——共产极权制度的本质
依靠暴力，一个新的社会——共产极权社会建立起来了。但还需有适应这个社会制度的人。社会由人所组成，人是社会的分子。如果人们不习惯于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生活，进而对这个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甚至不满，那么这个社会制度要持续下去便成了问题。
这是横在共产极权统治者面前的难题。
于是，要坚持共产极权制度，就要改造人性，扼杀人性，使人不成为人。所以，共产极权制度必然要反人性。1949年以来的历史就是反人性的历史，毛泽东为此不遗余力。直至改革以来人性才渐渐回归。人开始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关于人性，毛泽东是否定的。早在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还说，“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实质。124 毛泽东对人性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误导性观点：第一，否定人类的共性，认为人只有阶级性；第二，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实质；鉴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它们的人性也是对立的，以此推论，反个人主义应当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了。以下的分析我们便会知道，忘却个人的人才会适应共产极权制度。
毛泽东上述否定人性的观点，使人性论的研究长期空缺，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它使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处于落后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反人性的共产极权制度得以立足的理论依据。
这里不可能对人性问题展开讨论，但有必要对人性提出正本清源的观点：第一，人类存在着共同的人性，表现为都有着共同的欲望与追求，如珍惜生命，守护财产，崇尚自由，同时，互相友爱，热爱和平，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它们作为正面价值历来加以弘扬。第二，人性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承认个人价值优先于共同体价值的一种理论，也是人权说的根基。共产极权制度下，个人主义被斥之为万恶之源，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此使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史中所积淀的道德、法律等文明成果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导致人性扭曲，道德衰败，善恶颠倒，是非混淆，世风日下。
共产极权制度何以反人性呢？
“共产”的反人性。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要保存他的生命（这是人性的底线），并且总希望活得好一些，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这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财产。因此，“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是“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财富”。125 个人财富即私有财产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恩格斯作了明确的肯定。所以，每个人以合法手段获得的个人财富完全正当，它是人作为人的共同诉求，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保护私有财产、甚至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西方社会文明之源，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皆为各国法典的基石。西方资本主义正得益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才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命题，可又提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他的理论是矛盾的，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无回应。20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实践中克服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矛盾，其方法是将私人财产所有制溶入于社会主义，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的大树上嫁接社会主义，结果是两者共生共荣、相得益彰，俾使西方文明长盛不衰。
毛泽东不顾人性，消灭一切形式的私产，推行共产。推行共产，要使人们适应于人类史上无视人权的共产制度，毛深知必须改造人性。他教育人们要一心为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要人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他要人们遵守国家至上、集体第一的原则，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直到新世纪，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仍打着这种说教进行野蛮拆迁、暴力圈地）。他要人们“斗私批修”，甚至狠斗“私”字一闪念。他对“个人主义”作了自私自利的解释，成了一个可耻、卑鄙的名词与声讨的对象。共产制度下每个人不再有私有财产。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生存纽带捆绑在国家的战车上，听任国家摆布。如同托洛斯基所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126 共产制度下视私有制是一种罪恶（直到今天，各种私有经济在官方的话语中仍称为“非公有制经济”，私营企业称为“民营企业”，那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家更忌称“资本家”了）。那些有产者——地主和资本家是剥削者，而剥削者就是人民的罪人，历史的罪人，社会主义的罪人，国家用粗暴的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在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中还不断地受到批判，其家庭成员受到歧视。毛泽东要使每个人相信：为“公”才是高尚的，为“私”则是可耻的；贫困和平均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果，伪善成了时尚的道德，得过且过成了人们的生存准则，效率低下是各个生产领域的常规，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是这一制度下的必然现象。伟大的事业与个人利益并无关系，每个人不过是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试问，这样的社会还会有活力和生机吗？这种反人性的共产制度，必然遭到人性的反抗而惨败！
“极权”的反人性
如果说，“共产”是从人的生存需求上灭绝人性，那么，“极权”是从人的精神上灭绝人性。崇尚与追求自由，这是人的本性，反抗奴役与压迫，贯穿于人类的发展史。人与动物之区别，人不仅要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人有意志，有思想，有创造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因而人要精神自由，因为创造和实现自我价值都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动物没有创造历史，而人创造历史。我们面前有两类事物。一类是自然的生成物，如山脉、海洋、河流、土地、矿产、生物，等等。一类是人类的创造物，如各类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各种建筑物与运输工具，各种武器，科学技术，思想资料，文学艺术，还有经济和政治体制等等。人类的这些林林总总的创造物日新月异、升级换代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不能不说是精神自由的成果。人们因此赞美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卢梭更一针见血：“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127 因此，失去自由的人，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反专制、反极权的号角，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而马克思把未来理想社会定格为“自由人联合体”。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潜心撰写了八万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自商周以来的社会实质上是奴隶社会。他的理由是，中国自古代以来，土地历来属于国家，连人也是属于国王或诸侯的，人（臣民）实际上都是奴隶。这使中国社会长期只形成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与这种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国家形态，就是“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128鲁迅说过，中国的文化说到底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这与沙文汉的结论应该是吻合的。这是近代中国落伍的根本原因。
1949年所建立的政权，不但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专制的传统特性，反而变本加厉，升级为极权制度。为了巩固这一制度，中共竭尽扫荡人性中的自由因子。
一是迫害文化人士。毛泽东以超越秦始皇一百倍的力度迫害中国知识分子。建国伊始，即批判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抓胡风分子，将之投入监狱或劳改。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将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予以不同等级的惩处：或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或发配农村劳改、劳教、或降职降薪，就地接受改造等。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成果，不时点名批判，加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上纲上线，粗暴讨伐。作者动辄以言入罪，扼杀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文革期间，有所谓“恶毒攻击罪”，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一旦发现，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予以处决。文革期间，这类反革命分子一共杀了多少万（有的是文革之后杀的，如上海的王申酉），至今尚无统计。极权统治使整个社会像个大监狱，人们生活在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的氛围中。
二是进行封闭式教化。推行一元宗教，掀起现代造神运动，大搞个人崇拜，搞党崇拜，极权崇拜，革命崇拜等。毛英明伟大，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心中的红太阳。毛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对毛要“三忠于，四无限”。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党必须领导一切。要相信党，对党要忠诚老实。要服从党的安排，把一切献给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党也会犯错误，但党自己能改正错误。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代表。邓小平掌柜时期还提出“四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里有必要指出，“代表”一说其实是“专制”的别称。你想，党什么都代表了，还要宪法和法治吗？还要议会和舆论监督吗？还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吗？所以，“代表”得愈多便“专制”得愈多。所谓“三个代表”就是全方位的专制，就是不折不扣的极权。既然党什么都代表了，人民便只需听从党的指示，服从党的安排，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人民只能充当“工具”、“奴隶”的角色了。“代表”说还具以下的逻辑内涵：你若与党有异见，你若不服从党的领导，你就是反人民的分子了。“代表”说使多少有良知的志士沦为人民的“敌人”！
统一、集中、服从，从党内到党外，是每个人的思想、行动准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这“四个服从”，在实际生活中就是全党全国服从一个人，即党国总裁。“服从”是极权国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的精髓。
新闻、文学、教育这三大块而言，报刊是党的喉舌，文学要坚持党性原则，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结果都失去了自己的本色。新闻不再坚守真实，文学不再追求真、善、美，教育不再是为了培养诚实而有才学的人才。在党化教育下，中国不再有巴金、曹禺、老舍式的文学家，在中国本土上没有出现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钱学森多次问道：中国的高等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温家宝总理对此无言可答。其实，答案钱学森是清楚的，他是带着遗憾去世的。此谓“钱学森之问”。实际上，“钱学森之问”也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极权统治对于思想、文化、教育、道德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阶级教育是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大致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有阶级斗争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反修防修，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对内要扫除“封、资、修”，对外要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二是进行阶级仇恨教育。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哪怕你是我的父母、夫妻、老师、亲友，只要发现你是“阶级敌人”，就要划清界限，大义灭亲，背叛家庭，揭发罪行，维护党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文革期间，无数的教师和知识分子，大批的所谓“走资派”，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整死，许多人受尽折磨，就是“仇恨教育”结出的累累恶果。后来有人把这种“仇恨教育”称之为“吃狼奶”，也就是泯灭人性，人性中注入兽性。
三是控制传媒工具。第一，对重要的电台、电视台、出版物和出版机构进行直接控制。第二，下达禁令：通告什么内容不能报道，什么内容不能发表、出版。第三，对出版物实行事前审查和事后追查制度。对违反指令者进行惩处：或警告，或撤职、调动工作，或查封停业等。第四，对网络进行监控，发现不当内容者，或屏蔽，或干扰，或关闭网站等。以上控制工作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公安部门违宪实施。
对人性的扼杀，目的是使每个人成为奴隶，成为奴才，便于极权统治，使中国永远停滞在愚昧时代。胡适说得好：“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29
没有人性，便没有人道，便没有人权。这样的社会制度从建立的那一天起，便是灾难的开始，便注定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
极权，共产，反人性，这三座大山至今隔断着中国向着现代文明社会转轨。
总起来说，毛泽东是造反者，是破坏者。他破坏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破坏民主法制，破坏伦理道德。他破坏学校教育，破坏文艺创作，破坏学术创新，破坏文化遗产。他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他制造跌宕起伏的阶级斗争，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与仇恨，制造一批又一批的阶级敌人，制造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制造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制造难以计数的“罪名”，如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包括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对亿万无辜者施加各种迫害。毛泽东掀起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毛都要打击和消灭社会中特定的精英阶层，使他们沦落为专政对象。“土改”（包括“镇反”）中，打击和消灭了乡村精英（绅士）；“三反五反”和对资改造，打击和消灭了城市的工商业精英；“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打击和消灭了一批文学艺术精英；“反右”更是全方位地消灭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反右倾”，打击和消灭了党内伸张民意的正义之士；“四清”运动，打击和消灭了农村的地方精英；“文化大革命”，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上述各类精英和各级党政干部（包括他们的后代）实行全面专政，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歼灭！所以，毛对中国的统治，说到底，就是破坏，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消灭社会精英，直到彻底消灭，毛才撒手人寰，离开这个世界，结束了他的恶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歌唱了几代人了。然而，数以万计、数以百万数以千万计的事实都向我们证明：毛是历史的罪人，人民的公敌。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整个中国似一个大牢狱，专政无处不在，敌人无处不在，迫害无处不在，监控无处不在。毛独裁二十七年，记录着人类文明史上最专横、最黑暗、最耻辱、最荒诞的一页。他永远被钉在历史的罪恶柱上。
如果以极简单的文字表述1911年革命与1949年革命在历史坐标上的方位与价值，那就是，1911年的革命是以民主共和结束数千年的皇权专制；而1949年的革命是原始与现代相结合的专制，即极权统治彻底毁灭民主共和的走向。这次革命使中国历史至少倒退一个世纪。
注 释
1、 李普、丁东主编：《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版第470页。
2、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7年版上卷导言。
3、 转引自王克明：“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4、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5、 金雁：“一月剧变”，《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6、《列宁选集》第3卷第520页。
7、《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
8、 引自金雁：“一月剧变”，《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9、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集》下卷
10、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集》下卷
11、《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0-111页
12、 弥诺陶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妖怪，被诺萨斯王弥诺陶斯囚在迷宫中，每隔一段时间吃掉雅典人送来的青年男女各七名，后来为雅典英雄忒修斯所杀。
13、《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4-115页
14、《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0-101页
15、《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99页
16、《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95-96页
17、《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97-98页
18、《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98-99页
19、《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1-102页
20、《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3页
21、《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9页
22、《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0页
23、《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4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9页。
28、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0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
32、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93、195页。转引自邵建：“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33、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联共》⑴，第63页。转引自邵建：“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34、王芸生：“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大公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5页。
36、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37、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蓝天出版社（美），1999年版第141页。
38、根据《田中角荣转》日语版翻译。
3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40、1945年，仅苏联远东军第39集团就向中共军队交付：1565门大炮，2139门迫击炮，600辆坦克，860架飞机，12000挺机枪，2500多辆军车，13000匹战马外加679座仓库的物资。
41、岩石：“毛的‘一边倒’之真相”，《价值中国网》，
42、43 同上。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
46、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李慎之文集》上卷，第33页。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4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4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页。
5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19页。
51、刘亚洲：《甲申再祭》，2009年。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53、见《中国青年报》
54、张绪山：“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5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7年版下卷，第437页。
56、李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初探》，1991年。
57、谭嗣同：《仁学》，《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近代之部上，第320页。
58、李扬帆：“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59、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第36页。
6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6页。
61、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长江出版社1946年版，第153页。
6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253页。
63、武力：“重新审视官僚资本的几点想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64、李茂盛：“孔祥熙私人资本初探”，《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5、李菁：《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2008年版。
66、资料来源：《时代周报》（广东）
6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1页。
6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
6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7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5页。
71、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7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74、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蓝天出版社（美），1999年版第305页。
7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2页。
7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页。
77、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7年版上卷，第237页。
78、见《人民日报》
79、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
8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337页。
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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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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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蓝天出版社（美），1999年版第168页。
86、每年的
8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88、《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89、余英时：《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90、《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
9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9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5页。
93、《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94、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900-904页。
9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96、陈修良：《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转自泰栋、尚之：“‘右派’省长沙文汉”，《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97、陈修良：《生活就是考验》第五部分“反右斗争前因后果”，载《往事微痕》第27期。
98、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页。
9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8页。
100、《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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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林希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旗帜”，载《北京之春》2007年9月号。
111、《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112、《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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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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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120、《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121、《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4页。
122、毛泽东历来视法律为秕糠。文革时期他承认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已众所周知。早在1961年的秦皇岛的一次座谈会上毛关于宪法的谈话，更为惊世骇俗，毛说：“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得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这段话很反映毛内心的狂妄不羁、为所欲为的心态，对于了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有裨益。
123、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自序第2页。
12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872页。
12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卷第173页。
126、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转引自《学海》2006年第3期。
127、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
128、泰栋、尚之：“‘右派’省长沙文汉”，《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129、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第7页。
后 记
本文撰于2009年6月至2010年3月（中间因心脏不适停顿三个月）。在此之前的2009年春季曾写过《怎样评价毛泽东》一稿，因论述不甚理想而弃之。现在的这篇论稿主要回答毛泽东是否“革命有功”这一难题，若能正确解答此题，全面评毛也就好办了。为否定毛“革命有功”，本文通过重评“新民主主义”以否定这一革命的理论指导（这个“新民主主义”，长时期来、直至今日为人们所赞评），再指出毛式革命给中国所带来的后果，从实践上验证了这一革命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文中的观点为人们所认同，或许还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
作者简介
应克复 独立学人。1939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1959年绍兴一中毕业入华东师大政教系。1964年毕业后在南京从事中等教育十四年。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研究生，1981年获哲学硕士。1982年至1999年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所从事专职研究，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99年退休。退休后学术自由研究更有进展，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以思想前卫而受到关注。
近几年主要学术成果 《西方民主史》第二版（2003），“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2005），论现行代议制度之改革（2006），中国的生态危机（2006），中世纪的西欧与中国（2007），大陆政党制度及其展望（2007），所有制与当代中国——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价值重评（2007），“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走向（2008），专制极权主义：中国的文化基因（2008），中国民主化道路（2008），党国体制及其现代转轨（2008），邓小平的改革理念与实践之痛（2009），社会主义的世纪遗产（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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