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与低俗的战争：“反三俗”的四重罪

黎牧：高尚与低俗的战争：“反三俗”的四重罪

“反三俗”是近年来政府行政部门对大众文化的主要态度，所谓的三俗即庸俗、低俗和媚俗。近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连抛六问，直指歌曲、文学作品、出版物、电视节目、影片和文化遗产追逐热等方面高雅的少、低俗的多，无法体现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以此阐释官方机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对于“反三俗”的立场。

事实上，近几年来官方对“三俗”的打击力度一直不弱，广电总局作为急先锋，对广电领域的内容供应主体横加指责、频频打压已是大众耳熟成详之事。以电视媒体为例，封杀警匪片，因为容易让坏人学会犯罪；封杀伦理戏，因为演绎了太多不健康的冲突；封杀反腐片，因为让人民大众对党员干部产生了不信任。最终逼着制片机构只能去拍清宫戏、武侠片，但同样被广电总局以宣扬封建迷信、暴力为由封杀。少数像金庸作品这等积极健康的题材，也以伤害民族感情等为名被大量的删节、改名，如金轮法王改为金轮大王、契丹狗来了改为他们来了、少林派改成僧人派，让人摸不着头脑。超级女声热门起来，广电总局封杀、禁播它，非诚勿扰热门起来，广电总局改造它。汤唯拍了《色戒》，广电总局封杀她；马诺因为“在宝马车哭泣”成为大众话题，广电总局封杀她；凤姐以取笑自己出名，广电总局和文化部也准备封杀她。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路径，大众喜闻乐见什么，文化行政部门就封杀什么。喜欢的人越多、越忠诚，封杀就越利害；这种不正常的猫与老鼠的关系使得“封杀”成为试金石，行政部门封杀什么，大众就会喜欢什么。封杀的越利害，大众就越想看。一方面这是大众用自身行为表达对官方主流言论的反动，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行政部门的口味与大众文化形成严重的落差（冲突），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冲突使得大众越来越习惯于用自身行为表达对官方倡导方向的抗争。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大众文化的发展趣味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机构所能引导的。从近三十年的文化发展方向来看，大众对文化热点的关注方向从来就不是当时的官方主流，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在大陆一度被视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而今已经传唱大江南北；崔健的摇滚音乐在当时被视为颓废、消极，现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各类音乐已遍地开花；同样的现象也包括情侣在公众场合的亲密行为、跳舞、电视剧中的情色镜头等。纵观这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新的文化热点或新的社会习俗形成的时候，文化行政部门的态度都是打压、批判，更有甚者是处以死刑，就事后来而，行政部门的行为无疑是极为反动的。

我们不能忘记，1949年以前，蒋介石曾想效法墨索里尼，对统治权利的贪婪垄断不肯放手，施行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今天的执政党的行为与其有何异？回顾中国古代史，凡是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必是政府干预最小的时代，如春秋、两晋、唐宋。相反在元、明、清政治和文化高压的时代，最优秀的作品都是地下流传的，如红楼梦、金瓶梅等。

第二，即使大众文化的发展需要引导，也不应该由一个机构引导；即使最开始的初衷是单纯、善良的，引导的后果也会变成为了引导而引导。从上文我们晓得，文化行政部门在大众文化的发展的作用多为负面，鲜见促进，这是因为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不是人所能预测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行政部门作为官僚机构，倾向于保守，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根本没办法对文化发展做指导。更为严重的则是官僚机构的痼疾，官僚机构推出各种政策的意义在于体现其存在的合法性、必要性，根本不会考虑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换而言之，是因为有文化行政部门才会有诸多不合理的文化管制政策，是因人设事，而非因事设人。文化行政部门为了追求更多的权力，到处卡位、设权，以获取可寻租的资源相反被管理内容是否违规、是否需要管理恰成为最不重要的方面。并且由于文化行政部门在文化认识上的长期的落后与反动，他们已然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三，文化官僚机构既然要通过文化管制获取并维持权力，否定大众文化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具体来看，文化官僚机构否定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密室演绎推广主流价值观，“我高雅、你低俗，我倡导、你追随”的模式就成了文化领域的主要现象，即“政府高尚、民众低俗”。高尚与低俗的较量也就变成政府与民众的对抗，这也就是上文所提到了“大众喜闻乐见什么，文化行政部门就封杀什么，喜欢的人越多、越忠诚，封杀就越利害”，同时“这种不正常的猫与老鼠的关系使得‘封杀’成为试金石，行政部门封杀什么，大众就会喜欢什么。封杀的越利害，大众就越想看”。

“据说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为广大群众所传唱的有多少首？现在一年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力作有多少部？出版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三十万种，但真正能与我们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作品有多少”今天传唱的邓丽君，昨天是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今天公认的四大名著，昨天是禁书、黄书、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说书底本。蔡武的反问恰恰证明文化行政部门的无用和反动。

在非民主体制下，在党国一体化的体制中，政府拥有民主体制下难以企及的权力，民众处于相对弱势的地步，在高尚与低俗的战争中，就变成政府不断的挤压民众的选择空间，于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封杀”成为行政管制常态。当前新闻娱乐化、拜金化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它议题不存在选择的空间，正经的政治议题不允许讨论，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议题不允许争议，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不允许报道、传播，人们对热点问题的选择空间已经狭小到只能讨论名人花边新闻（还不能讨论高级官员和有钱有势者）。可以说正是文化行政部门对大众文化丧心病狂的封杀，逼迫大众低俗，逼迫大众只能讨论金钱、八卦，只能把精力都发泄到娱乐领域。

更进一步，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的深化，人们在不同的领域或者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权，尤其是音乐、出版物、电视等人们有了更多的生产、获取路径，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行政部门的管制就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市场化的机构，为了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千方百计的贴近大众的需求，这必然对文化行政部门形成挤出效应。这也就是政府打击、市场追捧的主要原因。

而文化行政部门为了让自己的手伸的更长一些，鉴于政治议题在非民主体制下的敏感性，泛政治化的索隐行为成为文化行政部门的主要手段，动则以国家大事、意识形态、精神文明为由干涉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常态。泛政治化的追索使得民众的社会生活根本无容身之所，让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机构噤若寒蝉。从公民社会的形成而看，公共空间的形成与扩大是公民社会培育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行政部门对社会文化的管制和打压客观上压抑了公共空间的形成。

第四，自2002年以来，政工身份的官员越来越多于技术身份的官员，其实际效果使得政府中充斥了假大空的谎言和伟光正的废话。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内经历了“技术官僚接班”的过程。到1997年技术官僚占据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半多。这一时期，在省部级高官的技术官僚的占比也迅速增长。这一布局的直接影响就是务实，这从过去改革过程中的“少争议、多实践”的策略可见一斑。但近期不仅省级负责人中技术官僚的减少说明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统治时代将要终结。当前政工官员充斥着官场，由于其技术管理能力的欠缺，主义之上、官话连篇的管理思路大行其是，以掩盖其对内容的无知。

并且在政工部门与技术部门的对抗中，政工部门的稳定论总是压倒了技术部门的发展论，在最近的广电总局与工业与信息产业部的争权夺利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工信部（及其前身信产部）在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新办、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传统政工系统的部委开始介入互联网的管理，不惜以让互联网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势头打压、管理互联网，是目前互联网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同样的趋势在金融系统、能源系统、国有企业改革等多个领域也体现的非常明显。

我们今天或许应该悲观一些，因为在高尚与低俗的战争中，政府携公权力之威施压于民众，后者必然是委曲求全，但从历史大势看来，文化发展与繁荣不可能因政府管制而另走他路，相反，凡是阻碍发展的主体必将被历史淘汰。国民党如此，未来也同样如此。高尚与低俗的战争是历史的战争，其选择权仍然在广大公民的手中，正如在广电总局删改的新版《倚天屠龙记》中，九阳真经如是说“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我们见多了这类事情，他们永远不晓得今天的千万刁难会是明天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