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王佩英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河南开封。这是一座历史名城， 曾被称为大梁、汴梁、东京、汴京。古人曾有“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诗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开封的繁华。直到1954年10月河南省省会迁往郑州，开封变为省辖市，与往日的辉煌相比才逐渐的衰落了。
有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和敬仰的人物与开封都有深厚的渊源：一位是在戏剧里常被表现为黑脸的包公。在豫剧中包公戏尤其多，其实他是安徽人，但一出《铡美案》太有名，“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的唱词几乎妇孺皆知。北宋时期，他在开封担任过类似今天纪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之类的官职，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包拯就是开封人，现在开封还有包公祠。千百年来包公形象受到老百姓的传颂和戏剧的不断演绎，寄托着民间的正义感。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与今天类似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皇权是一切的中心，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以道事君”甚至“以道抗政”是对皇权几乎唯一的制约。例如在《打龙袍》戏中包公批评宋仁宗赵禛不孝。因为前面还有一出著名的戏《狸猫换太子》，讲皇帝的亲娘李妃受到迫害避难民间。在儒家的传统下，说一个人不孝几乎是最严厉的批评，而且是当着群臣的面批评皇帝。皇帝狂怒，几乎要斩他，但他坚持说皇帝错了。最后皇帝在事实面前悔悟，不仅认错，还脱下龙袍让他打，以作为象征性的责罚。包公戏广为流传，在我看来，其实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委婉表达的是非观——皇帝也是可以批评的，而且即使他是皇帝，他错了就该认错。[1]
另一位是明末的史忠毅公——史可法。他常常被当作是江苏人，他的祠墓在扬州，其实他是开封人，和包拯一样都是进士出身。在大明朝江河日下的时候，他一个书生起兵勤王。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夏完淳说他：“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他守扬州城只守了一天就被多铎攻破了。清军占领扬州后，为威慑江南汉族人民，对扬州展开了屠城。杀人、纵火、强奸、抢劫，暴行一直持续了六天，多铎才下令封刀。扬州一直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是人口稠密而重要的商业中心，加上战前逃入城内的人，这场大屠杀遇难人数之多，当时估计有80万人，有的保守估计也为30万，其惨烈胜过四百年后的南京大屠杀。有人或许会说：史可法怎么这么傻啊？扬州外围的明军当时都投降了，扬州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无粮草，从军事上讲是守不住的。如果他不抵抗就不会激怒清军，也许就不会有大屠杀了。这种逻辑是冷酷而又怯懦自私的，怎么能怪史可法呢？其实在多铎劝降时他就表示过：“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怡，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举起屠刀的人才有罪，而不是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中国的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方面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常常会告诉他们要识实务者为俊杰；但另一方面我们向往的理想人格，我们视为文化标杆的先贤，必然有着坚守信念毫不退让的决绝，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列举这两个人物，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某种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选择，一定有其思想的资源。这种思想资源不见得一定如学者那样坐在书斋里，从故纸堆里获得。可能来自于童年他成长环境中的耳濡目染，比如听说书、听唱戏所获得的熏陶，浸润在其潜意识中的善恶是非观念等。一位西方传教士曾观察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惟一的全民娱乐方式。并得出带有调侃的结论：“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2]往更深层次说，历史是中国人内心最隐秘的信仰。一个基督教背景下的人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时，也许会想到自己要在上帝面前接受的末日审判，而一个中国人终极的敬畏是历史。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对死后的灵魂往往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大人物会在史书上留下评价，遗臭万年或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小人物也会在祠堂和家谱里有他的位置，甚至有些人如果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会在未来的戏剧中被描成红脸或白脸。外国传教士很难理解，儒家文化背景下，一个中国人扮演的似乎戏剧中的角色，其实是他心目中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
王佩英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她的童年应该是被视为掌上明珠的。据文革前外调材料中提到的王佩英童年生活，语气不无夸张，刻意强调她的“剥削阶级生活”，但也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家里两个保姆对我非常好……冬天吃一碗剩一碗，夏天吃一碗晾一碗，夏天有人给我打扇子”。她7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时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有部分房产[3]和地产[4]，应该还有少量的钱和其他家当[5]。14岁继母也病故了，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佣人，但可以确认的是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在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6]。这所学校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赫赫有名，是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于1932年创办。盖夏嬷嬷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热爱的传奇人物，出生于美国，1920年就来到开封传教。[7]在日军占领河南期间，她和其他修女在保护、救助难民方面有很多英勇的行为。1948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在中原溃败，盖夏嬷嬷选择了迁校去台湾[8]，重建静宜，就是今天的静宜女子大学。她的后半生都在中国度过，直到1989年95岁的时候逝世于台湾。顺带一提的是，开封在上世纪整个三四十年代都是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重镇，今天开封城东还有1932年修建的规模宏大的天主教河南总修院遗址。
王佩英是静宜女子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她当时父母均已去世，照顾她的老妇人文化程度也不高，静宜又是新办的学校。因此可以推测，报考这样一所教会学校是王佩英自己做的主张，也可以看出在那个年纪她已经有相当的主见了。
当时开封社会上常说“静宜是贵族学校”，其中有一些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更多的是一些富裕中产家庭的子弟[9]。
据一些校友回忆，双龙巷校址是购买清末官吏林家的花园，教师大多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校友，学生必须食宿在校。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大多数学生并不是来自天主教家庭，但校内还是修有可容纳百人的小型教堂，可主持弥撒。虽然王佩英1949年后并没有过多提及她的这段教育经历，但一些来自宗教的普世价值观念，对她应该有潜移默化影响的。
基督教强调人是有罪的，所以要向更高的存在保持谦卑并勇于通过忏悔寻找救赎，这种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稀缺的。而这对于我们到后面要理解王佩英自蹈死地的一些言行，会有所启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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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并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可见毛泽东的时代，提倡的讲真话，主要是为了批判刘少奇和其他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人，对于真正的皇帝，也就是他自己，是不能批评的。在文革中包公戏也被“样板戏”所取代。
[2] 作者： （美）明恩溥 著，刘文飞，刘晓旸 译 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原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山东西北部传教，熟悉中国民间的生活。
[3] 二十几间房产的说法，来自王佩英１９５０年的入党汇报材料，考虑到共产党有推崇无产的传统，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只可能多，不可能少。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河南一些生前好友的描述是宅子占地十几亩。后在王佩英被捕前的外调材料中说，王佩英继承的遗产共房屋四十三间，土地四十三亩。有“老裁缝”回忆，王家的房子非常气派，“在开封北道门街数一数二”。
[4] 这说明王家已经很多代生活在开封。
[5] 王佩英和张以成结婚后,张以成长期没有工作和稳定收入,都靠变卖家产维持。
[6] 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49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7] 据总部美国印地安娜州的天主教修女会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 of Saint Mary-of-the-Woods的网站材料“The remarkable life of Mother Marie Gratia Luking”
[8] 从中能看出学校创办者的理念和政治立场。
[9] 高德惠写的回忆“高永昌与静宜女中”，高永昌37年之后任静宜女中校长。
[10] 无独有偶林昭也有基督教背景，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景海女子中学，她曾经离开教会加入共产党，后来重归基督信仰，她说她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