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苏共二十大以后，这个人在匈牙利、东欧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也是规范化人物里面现在唯一还有雕像的人物。他就是伊姆雷•纳吉，匈牙利事件当时的总理，我曾经问匈牙利的朋友，我说有很多的伊姆雷•纳吉雕像，但是这个特别奇怪，为什么这个雕塑会有桥的造型？设计师说这其实就是体制，是纳吉走到了体制当中，所以会有这么一个造型。我们专门去寻找纳吉，非常难找，找到以后发现是很朴素的墓碑，上面就写着几个字：“匈牙利人的总理伊姆雷•纳吉，1956年”，除了这些什么都没有。

这是转轨前捷克原来的巨无霸企业切卡德工厂，在这里面召开过1968布拉格之春后，也召开捷共十四大秘密代表大会，因其他代表都没有办法到，各地1400名代表全部秘密送到这个工厂的大礼堂里，在这里召开了捷共十四次代表大会，转轨后，这个地方完全就废弃了。旁边街区的房子非常漂亮，可是曾经有历史意义的切卡德却非常荒凉，转轨遗留下来的一些地方，有的还有中国字，是中国人和越南人在那里的仓库。

这是捷克私有化当中的俄罗斯用法文写的证券私有化，分给每个人一本《私有化典》，这是封面。花50克朗就可以得到一本。当时捷克改革的思路：国有资产是大家积累起来的，也应该平均分给大家，这是克劳斯提出来的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

这是我上课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西斯拉夫人很漂亮。正好遇到了查理大学的女生，就把他们拍了下来，看看他们大学生是怎样的风貌。

这跟东欧没有关系，是俄罗斯的一幅画，很有名，在二战当中、内战当中都有这样的画，就是“你参加红军了，你参加志愿军了吗”？现在这个已经被解构成“你今天玩桌球了吗”？不带颜色的这个现在到处可以看到，但是底下的字义已经不同。

从英文字可以看出，这是关于共产主义博物馆的一个画，中间的这个人是斯大林，这就是街上张贴的广告，有点不雅。还有更不雅的是列宁亲吻穿透明丝袜的一个人。这个照片在大街上都可以看到。

 

这是卡夫卡纪念馆旁边，捷克人的冷幽默很有意思，底下是捷克地图，有两个男人在撒尿的造型，如果是中国人那就太大逆不道了，但是捷克人觉得没有什么，捷克人说这个很典型、很好。一个捷克地图，两个人站在上面，而且他们的身子是会转的。旁边是卡布卡的纪念馆。

东欧国家非常多，不可能全部涉猎，而且东欧国家本身差别也很大，比如巴尔干地区。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这些国家，我们主要是讲波、捷、匈，我们把这些国家叫做第一方阵国家。

第一要谈一下当事人，也就是剧变推手，他们是怎么看东欧的。去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苏东剧变20周年的讨论会，剧变中的主要人物都到场了，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前斯洛伐克总理杨•卡诺古斯基、前波兰总理别莱斯基、前匈牙利外长耶森斯基等人参加了名为“铁幕崩溃20年后，我们的梦想真的成真了吗？”的会议。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强的失落感，觉得社会不需要他们，而且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网络媒体，对人们的通讯方式和交往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些人有一种失落感。

他们自己回头看这20年，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哈维尔说，1989年的想法基本实现了，没有背叛和放弃。不过从形式民主迈向真正的民主，这个路还非常遥远。如自由选举、多元化体系、行政向议会负责、以及自由的表达，这些方面都已经实现了。但是从政治文化上来说，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建构还不够，哈维尔觉得他在1989年之后做了很多的错事，就是太相信经济学家。这个跟哈维尔本身有关，因为他是一个剧作家，又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捷克是比较崇尚哲学的国家。他说他一直认为经济改革很复杂，但是经济学家把它弄得更复杂了。他过分相信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是专家，虽然与他们的意见不合却还是支持他们，有些常识性的东西，回到常识真的不复杂。他说，其实我在任的时候，没有做到一个彻底的道德主义者。

1989东欧剧变有几个特征，第一特征就是突发性，几乎无人预料得到；第二是非暴力，即“天鹅绒革命”，他们认为这是1989最大的一个贡献。如果1789法国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的话，那么1989年剧变的标志是圆桌。他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所有人不可能用暴力来实现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原来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事件之后，苏联怕各个国家都能够调动军队，尤其是调动野战部队，规定任何国家调动部队必须要有两道手令，一个就是华约总司令的，一个就是所在国。这两道手续齐全，才能够大规模地调动武装部队。在苏共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放弃了这一点，到1989年时很多国家也的确有过这种镇压的想法，但是调动不了，为什么？像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就自杀了，他自己可以下调，但是华约这道手令已经没有了，华约的这个，戈尔巴乔夫基本已经放弃了，但又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在谁都不负责任的状况下，部队没有办法调进，所以，所有的人只能坐下来谈，坐在圆桌上讨论。后来就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大联合。像俄国，坦克上街了以后，也会调转枪口，他们认为东欧其实在剧变前，很多人并不渴望资本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东欧人主要是渴望自由的生活，他们认为在苏维埃帝国的压制下，人们都有一种恐惧感，这个粗糙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普遍的权威主义，长期以来，带给人们一种恐惧感。

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原生态的，是靠坦克输入的。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而另一些国家的民主化更像是从天而降，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出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注定了它的空心型。在东欧民主化的冲动强于市场化。对经济转轨批评多，但罕有对1989年剧变的批评。

想真实地了解这些国家，就不能单纯看统计数字，也不能单纯看一两家媒体，最好要有综合因素的整体分析，比如政党发展，政党政治经历过“多党林立”、“向左右整合”、以及逐渐“常规化、规范化”的几个阶段。当地的政治学研究所跟我们也是这样谈的，东欧西欧化，我们正走在西欧化的道路上。他们本地人和新华社记者不一样，，我就问我们新华社的记者，他们说不是不是，你别听他们瞎忽悠，现在根本就不是常规化，现在是碎片化、是矛盾暴露的无序化。为什么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人认识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的记者在那里主要是看新闻，看报纸，左右派的争论、内讧到处都是，不断衍生的分化，眼花缭乱的新党，所以很多人感觉这不是常规化，这是碎片化。我把这个问题带给捷克学者和波兰学者，他们说我们新华社记者认为旧体制下是高度一致的，是团结坚不可摧的，现在这种，乱糟糟，只不过是你们站在你们的立场，我们认为现在比过去的“高度一致”和“坚不可摧”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思维逻辑看他们的问题。这是我在那里比较大的收获。

至于经济转轨问题，在与查理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雅德维加•沙黛沃娜座谈时，她也提到捷克国内都在批评克劳斯所搞得“证券私有化”，似乎责备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满意的，如果单看报纸和民调，似乎“90年代搞的‘证券私有化’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了。”但“谁也无法证明如果不这样做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当初不这样做，有没有更好的？似乎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只能说明它的信息透明和公开。捷克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捷克在1918年立国时，一直到苏联阵营之前，就继承了奥匈帝国80%的工业产值，这样的国家是有自豪感的，而且和波兰、匈牙利不一样，他们的宏观经济比较好，不愿意像匈牙利那样，敞开大门一切全卖光。我说“现在还不是殊途同归，基本上是一样”。她说“这个过程如果是略去了，如果没有起点平等，直接奔向结果的话，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我说“你们的私有化还没有我们的产权明晰化搞得快”。她说“对，的确如此，但是每一个博弈过程，都是充分展开的，交易成本的确比较高，但现在已经左右轮流坐庄坐庄这么多回，没有任何上台的一方对过去私有化的过程进行过质疑，就是因为博弈非常充分。”

如果一开始就走匈牙利的道路，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捷克曾经以奥匈帝国21%的人口继承了80%的工业的历史辉煌，而且共产党时期对外收支比较平衡，既不需要像匈牙利那样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也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工会要照顾企业的内部人利益，而本国人又没有能力购买国有资产，所以才有了全体国民平分的“证券私有化”，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大家批评很多的是后来“捷克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人都关注“大众参与讨论”与“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恰恰反映了“大众私有化”的“大众性”。

给外界造成负面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反对派批评得很多，反对派都有自己的媒体，所以反对派为了证明政治对手有错误，他们到处找证据，他们也是最有力的监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