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乎每天都有詐騙案發生，而大多數詐騙巨案都有權力虛構因素。受騙者之愚源於對國家的迷信，對國家權力的順服。在國家權力體系當中，利用社會對國家的迷信，帶有政治詐騙性質的經濟活動亦興盛持續。不久前，山西省的第一任晉商銀行董事長（曾任山西國信投資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上官永清涉嚴重違紀被調查，其重大經濟決策即如此。

 

　　晉商銀行以山西省政府為第一大股東（出資四點八億元人民幣）、太原市政府為第二大股東（出資三點二億），另有諸大型省屬國企入股計二十億。該行的組建目的是對被當地業界稱為「定時炸彈」的太原銀行進行接盤。後者在被接盤前，資本充足率已是負值，不良資產超過三十億。省市兩級股本加上諸國企入股合計起來，還不夠沖抵太原銀行的不良資產。

 

　　專制政權不斷加劇社會貧困

 

　　晉商銀行的做法若放到民企不是運作不成就是要背上詐騙罪名，或者說只有搭上中央權力才有一線希望。在另一方面，上官永清案僅是由於「受北京牽連」才爆發。坐落北京的「山西汾酒會」被指為腐敗交易平臺，其成員有申維晨（原太原市委書記）、洪發科（原陽泉市委書記）等人，上官亦是該會成員。在上官的官商一體政治生涯中，在晉商銀行體系內為省裡官員安插親友，由此形成山西省官場諸多關係網中較密、較廣的一張。

 

　　不惟一家規模不大的地方國資銀行存在隱性詐騙問題，而是所有國有企業暨國有資本系統都有此種情形。比如，中紀委在十月中旬公佈的對中國兵器裝備集團的巡視結果，七項中有三項與隱性詐騙有關，是為領導人員的家人、親屬及特定關係人與該集團存在便利的關聯交易關係，以及不招標投項目（給特定關係人）、違規用人（親近關係易被提拔）。隱性詐騙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儘管所有受益者均不願承認這一點。那種政治色彩的含義是：在合法性極低的政治權力以政府有效面目出現時，市場機制遭到踐踏；看似有效的局部經濟成果實際上以破壞社會整體公平為代價，最後造成了政府失效。

 

　　中共政治制度體系內泛化的隱性政治詐騙，對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也是個巨大的諷刺。迪頓一直認為中國是因為政府有效才獲得巨大經濟效績，以致數億人脫離了貧困。事實上，中共後鄧時代造成的相對貧困人口接近八億人，超過了毛時代的人口總數。至於說到尚有七千萬絕對貧困計劃到二○二一年全部脫貧，更是和一切「宏偉計劃」那樣如空中樓閣，因為八億相對貧困人口中在未來五年至少會有兩億跌入絕對貧困，所謂返貧是也。

 

　　反市場行為源於封建主義本質

 

　　現在，習近平的「全面改革」越來越招致與中共權貴集團利益攸關的國際資本的訾議，敦促習進行深層經濟改革。但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絕對不是經濟層面的問題，而是政治制度體系需要全面改革，但習的所謂全面改革宗旨並非是對政治制度體系進行重大修補或重置，相反，還要極力維護舊制度，比如恢復鄧改革所針對的「黨的一元化領導」。即便未來幾年習在經濟改革方面有所動作，其社會景觀不過是不平等狀況加劇、國有經濟更加特權化。也正是這個前景已被不少民營企業家預感到，所以，中國的資本外流速度在加快且呈現小額化（單筆低於千萬元）。

 

　　國有經濟特權化漸使其基於隱性政治詐騙的內部行為逐漸外部化，近期以來的央企債務違約事件即為端倪。兵裝集團（CSGC）所屬天威英利新能源（光伏）公司在十月份發生了中期票據違約，到期本息十億零五百七十萬，勉強償付了七億。中紀委巡視組對兵裝集團的巡視時間是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未能包括中票違約事實，但巡視結果仍有「忽視風險，盲目投資」警告指項。

 

　　中國鋼鐵集團（SINOSTEEL）下屬的中鋼股份有限公司在十月二十日，如同天威英利一樣，宣佈二十億債券本金的利息無法支付，且債權人無法行使回售權。有債券業專業人士稱「國企債務違約潮才剛剛開始」，而一些分析人士則認為兩大債務違約事件是市場下行的原因，即光伏產能嚴重過剩以及全球鋼鐵市場低迷。但這些都是表面問題，本質上，各類各級國企在經濟上是反市場的。首先，它們是保證中共政權系統財務生存的資金源；其次，它們是政權系統干預市場的工具；再次，像中國歷史上所有封建統治的恩蔭制度一樣，它們更是統治集團內部利益分配的場所。

 

　　花大價錢安撫國際資本

 

　　所有封建統治均具有政治詐騙本能，因此，在其道德訓誡推廣的同時又依靠酷吏政治。酷吏政治作為封建統治的重要內核，其原理是「棍棒之下出孝子」。中共政治制度體系的濃重封建主義自不待言，其範本前蘇聯國家性質就是「封建社會主義」。在另一端，那些「政治孝子」如不同規模的國企無一不具強烈的自利性。

 

　　在國內，盲目投資以借新攤子安排官員子女、分發承包項目給特定關係人，已是國企生存常態，亦是其「騙子」經濟的「社會廣告」，即因國企有亞文化性質的傳播途徑（如老總與政治局某常委有私人關係），才致發行債券等融資行為被迷信國家權力的購券者（債權人）認可。基於各種規模牟利集團已經不滿足於在國內「盲目投資」，向國外發展成為不衰的時尚。正如國內的「盲目投資」本係既得利益集團牟利的精明計算，在外投資毫不考慮風險因素。有媒體指出國企外投有六大陷阱，如項目落地國政局不穩，但投資者對此再明瞭不過，但「錢花出去，才能有提成」則是最硬道理。

 

　　中共國企的「騙子」經濟暨反市場行為不只在國內造成政治災難而致整個統治體系陷入政治貧困，而且帶來全球經濟災難。由於國內市場難以預期，外部對中國內需的預期也無準確性可言。因此，某些國際資本勢力已經不止一次對北京的核心權力集團表示不滿，而最低限度的安撫那些不滿也會以犧牲國內公平為代價。至於數百億乃至上千億的外交採購僅僅是一小部分，總體的對外「花錢買穩定」每年應不下於三萬億，相當於八億相對貧困人口每人承擔三千七百五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