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全国第六届书市在武汉开幕,黄山书社以提前赶印的《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参展。十六开影印本,四十二巨册:二万六千元。惜无力购藏,艳羡不止。后来在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古籍书店及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见到,唯望架兴叹而已(数年来此书已成各大城市第一流书店如“上海书城”镇店之籍)。五年来魂牵梦萦而不得亲炙之,今秋始购得一部(当然不是原价)。书未来,夙夜企盼;书来日,“内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娱以自乐”焉。它在胡适研究领域,其资料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殊不知此书仅印二百部,弥足珍贵!此文为藉助此书文献的开局之篇,兹略识之。
王实味与胡适的交往始于三十年代初,仅通数函,未曾谋面。原因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上,决议设立“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王实味寄了一部译稿给胡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王致胡之信:
适之先生座右:
月前致书冒渎,并寄上拙译样稿恳先生校正,行将匝月,未蒙赐复,想系先生多忙,无暇应此渎烦。思之不胜惶愧!果如所云,请先生即将寄上之译稿及原书掷还,俾免系望。
多扰清神,维先生谅之。
即颂
道安
王实味 十一月九日
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
这封信应属王致胡之第二封,此前,即十月十一日或十二日(依第三信定此信日期,见后)随同译稿尚有一信,今不存。
王实味,一九○○年生,河南潢川人。早年考入北大,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共,后自动脱离。曾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当过小职员,在家乡教书。原名叔翰,笔名实味最早出现于《创造月刊》。在三十年代初,他大概已成为一位很有功力的翻译家了,故而敢于主动向编译委员会寄稿。编译委员会简章第二条规定:
(一)历史部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二)世界名著部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三)科学教本部审查国内出版之各种科学教本,依据实地需要,延请专家编纂适用之教本。我想王实味所译大概属第二类。
迄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王又有致胡第三信:
适之先生座右:
阅报见先生近已返平,不知前上各函俱承鉴及未?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如此偏废。心爱贤者,敢贡愚忱。尚希鉴谅!祗颂
道安
王实味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
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此信二十年前中华书局编印《胡适来往书信选》时不载,台湾胡颂平生前亦未见此信,故其于一九九○年十一月最后校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亦未涉及,惟《秘藏书信》辑存之。
因为三个月王实味没有获得回音,信里已经微露埋怨情绪了。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教养大都不差,仍然保持了容忍气度与敬重尊长之礼。看来王实味似乎没有正式职业,在靠译书投稿维持生活,故有紧迫之感。此段经历只有靠刘莹夫人(今已九十三岁,未知健在否?)或其哲嗣来证实了。
这期间胡适在北平忙些什么呢?时值“九·一八”以后,国事纷纭,胡适在忙他们的《独立评论》和学人干政。迄五月三十日,事情有了结果,胡适才给王实味复信。文曰:
实味先生:
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
有几处有审查人校记,想先生不见怪。匆匆,问安。
胡适上 廿二、五、卅
实可惜译稿未被采用!当年编译委员会的稿酬是很丰厚的,其简章第六条:
译稿与编稿,由委员会酌送稿费,约以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为率。
这稿酬在当年的实际价值如何估定呢?若以单身人过平常生活,每月十元足矣。即王实味的译稿为编译委员会收购,王则可得稿酬数百元,可以维持数年的译书生活。而译稿若被接纳,王、胡的交往或可能延续下去,不一定后来王就必向左转。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购、阅书及投稿都极方便,他就不一定会离开上海,阴差阳错地去那是非之地,写那《野百合花》,种下亡于非命之因。中国真糟塌了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翻译家和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