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未来的世纪里，那些历史学家们研究昔日共产主义统治史的时候，北京，肯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坐标系。即便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北京也是一个复杂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毫无疑问，这里是维持整个庞大的极权体系日常运转的大脑神经中枢之所在，是所有极权指令的最初策源地和签发地，与此同时，即便是最保守的传统意识形态舆论阵地（比如，中共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等）或者官方教育机构（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也会不时地公开传递出来异议甚至反对的声音；这里，各种没有面目的具名或匿名的、公开或隐秘的官僚办事机构随处可见，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找到三里屯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洋酒吧喝上几杯，你很难觉察到这儿竟是一个共产党社会；这里，是整个国家秘密警察运作效率最高的地方，有意思的是，也有——各种各样关于理论研讨的地下座谈会、游离于官方严密审查和独立之间的非政府组织、有良知的公益律师们在缝隙中谋求存在的意义，未经官方审查的各类境外政治书籍和地下刊物通过这里中转向全国范围（当然，主要指向那些持有异议的小圈子）扩散，甚至一些对政府抱有成见的人士还能公开与关注中国人权事务的西方政客们见面，并且不必过于担心安全部门的压力。无疑，所有这一切都不约而同的指向同一种社会现象——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的存在。

对于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大概很难否定这里是极权与自由在某个范围内共生共存的奇异之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番奇异的景象，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屡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是官方向外部世界（当然，主要是西方的自由国家）展示其温和执政形象的一个橱窗，它折射出来一个隐性的信息——这里的人们享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和人权保障，至少表面上如此。

当然，即便如此，同样也存在着监视、跟踪、窃听、审讯、诽谤和逮捕的危险，但是，由于资讯的相对自由和通畅，人们之间相对频繁的走动，使得信息能够加以公开披露，并迅速演变成为一次政治抗议事件。因此，秘密警察在采取这样的行动时，不得不比其他地区的同行们更多一些顾虑。根据我的个人经验，他们每一次采取类似的行动，都会在事前经过精心的筹划和过细的研究，评估事件的走向、过程、结果、对于后果的充分研判以及责任的承担。总之，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和小心翼翼。因此，他们也有着更为成熟的如何对付异议和抵抗的专业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建立在政治高压之上的管治技术的改变，意味着尽可能地在文明与法制的现有框架内达到非正义的目标。

显然，只有生活在这个橱窗之下的人们才有机会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至于其他地区的人们，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勿庸置疑，政府方面采取这种策略是十分有效的，今天，甚至包括许多政治异议人士在内，都认为事情在往好的方向上转变，即使像刘晓波这样的异议作家被判11年长期监禁的现象人们也能立刻加以理解，很大程度上，今天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建立在1989年那次政治事件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没有激情、产生平庸和犬儒盛行的时代。

（二）

当然，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分析，并非是本人有意夸大其辞或者诋毁政府声誉的缘故，任何一位在其他地区（而非北京）生活和居住过的普通公民，都会切身感受到这绝非某位疯子般的自大狂的胡言乱语，人们永远也不会为这样的现象感到惊讶和意外。比如，“治安处罚”可能随时光顾到任何一位普通公民头上；腐败与贿赂丑闻以各种花样翻新的形式贯穿于几乎所有公务员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充满修辞和深意却一心想着推卸个人责任，永远不会以好脸色示人的官僚工作作风；计划生育“突击”队员司职滑稽的警察的角色，可以毫无厘头地干涉任何女人的私人生活；纳税人十分清楚不能过问他们的钱的用途和最终去向；有选择性的逮捕；毫无征兆和超期限的非法羁押；等等。还有，那位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专门替人办理出国护照的女警官；那些将我的私人财产强行没收却永远不会通知归还日期的秘密警察；那些装腔作势地主持审判并将范燕琼们送进牢房的法官；那些将唐福珍们逼入绝境的“人民公仆”；被羞辱和被轻视的基本人类感觉；无力感。一句话，“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意义不是政府试图化解矛盾的信号，相反，是去如何千方百计压制、掩盖它们，尽量不给上司和他们自身的权力和官位造成麻烦。一个人只要没有掌握一点现实的权力，那么，他肯定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挫败经历，或者，为了一点点个人的私利，主动或被迫去巴结和讨好某个权势者，以期获得实际的庇护。总之，你只要与其他地区的人们在私下里谈及对政府印象这样的话题时，更像是在谈论一个遥远的笑话的主题，一个用作消遣的恶作剧本，而非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

更为实际一点，只要找上一位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闲聊一会，如果话还算投机的话，他就可能和你讲述发生在他身上及其周围有关这方面的故事。不久前，我回了趟湖南老家，利用短暂的行车时间，出租车女司机就向我讲述了她遇到的一件受羞辱的事情。故事大概发生在三年以前，该地区的出租车司机为了抗议运营公司榨取的钱财担负过重，因此联合起来集体罢运。结果，她们找到当地一家党报的记者，希望能够公开披露此事，由于恐惧丢掉工作，记者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她们的请求（她们当然不知道党报只是政府的喉舌）。然后，她们费尽周折从外地请来了记者，结果，这位异地记者最终还是退出了采访，原因是——来自当地政府的压力过大。当所有通往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都被关闭之后，当地政府开始收网，几位组织者以类似“非法集资”的罪名被判监禁X、XX、XXX年（政府抓住她们筹集活动经费这一事实），其它参与罢运的出租车司机在警察的压力之下在保证书上按下违心的手印，被迫退出罢运行动。折腾了几个月之后，事情按照政府的意图顺利地“稳定”了局面，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出租车司机的要求是否得到了解决？也没有人记住那几位组织者的名字？因为这次审判是否可能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工作生活？她们是否需要帮助？显然，外界没有能力知道该地区发生的这个故事，所有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过往而被生生地压制下去。

我相信，如果时间足够宽裕，这位中年女人肯定还会讲述更多受到羞辱的故事，事实上，不论哪个行业，从事何种工作，工作区域所在地，人们总会从他们身上找到这样的故事根源，道理很简单，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只要他接触到这个社会，这种自动的社会外部适应原则就会或迟或早地将他“抛掷”至这个羞辱和自我羞辱的世界，这样的故事也就不可避免。倘若有时间，我会专门作一期关于羞辱和自我羞辱行为的社会调查，那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三）

要说六十年以来共产主义统治史所有外在的、显性的可观成果，也就是说对其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社会思想、生活水平等方面作一个客观的、全面的评估，与官方的舆论鼓噪以及大多数西方政治观察家们的看法截然相反，我认为，相对人类作为自然的主体而言，它的存在绝对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值。即使将“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文化革命”、“天安门事件”以及镇压宗教信仰等这些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完全忽略不计，这个影响值仍然是负面的，因为“个人崇拜”和“政治歧视”这两条根本性原则的始终存在，“个人崇拜”自不必说（今天，导致它的因素很复杂，它是党无所不在的隐性暴力强加于社会的外在结果，是唯物主义或者无神论长期教化的内在驱动，这些都对，但并不全面，在我看来，政府其实并不在乎人们是否真正信仰这些东西，它的意图恰恰在于让人们不存在任何信仰，思想上始终处于混沌和盲从状态，因为，任何实质性的精神生活都将导向自由），至于政治歧视，正如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它不仅体现在共产党人对非共产党人的歧视，同样体现在党的不同层级的组织结构之中，正是通过这种复合制的压力歧视等级制度，将人塑造成为非人，成为国家、阶级、资本、历史法则这些抽象存在物祭坛上的祭品。

衡量某种政治制度优越与否，在于它是否符合人性尺度的充分拓展，是否保障人类的自由与天性，是否有利于人类潜能及其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至少为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创造积极的条件，而不是相反。那些要求个人必须服从于制度（更确切地说，是极少数人为了特权和一己私利杜撰的一个谎言）或者为了保全某种政治制度可以无视人类生命、自由与尊严的做法，在我看来，这样的制度企图将人类的责任、尊严与自由一次性祛除干净，其动机和目的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即便它是以高尚美好的名义进行。总之，政治，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都只能服务于人类生活，而人类生活，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状态，不必依附于任何形式的政治目的。

生活在本质上是朝向无限开放的，人类的性格、天赋、观点、趣味永远是各不相同的，只有在容忍多样性和鼓励多样性的社会，甚至连冲突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都能得到理解，人们才能够充分享受生活，显然，极权主义政治在本质上是压制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形态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荒谬的存在，它是一种比荒谬更为深刻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荒谬感只有那些追求生活意义的人们才能感受到，大多数人们甚至根本感觉不到这种荒谬感的存在，只能被动的屈服于生活的冷漠和麻木不仁，导致一种彻底的人生无意义，它直接抹杀了生活本身。

人类历史，从来没有现成的剧本和标准的范式可供抄袭，作为一个责任的主体，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本身这一事实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人的本质，在于有选择的能力，即使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极权主义条件下，人们也在尝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不断地拓宽自身的存在空间。说到底，这是生活本身的需要，是人作为一个存在主体渴望尊严与荣耀的需要。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行动往往是下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的，却不可避免地与极权主义政治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显然，一旦面临选择，就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选择个人自由，那么我们就必须放弃某种形式的组织化，虽然这种组织化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无论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如果选择平等，那么我们可能要牺牲掉某种程度上的个人自由；如果选择正义，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宽容；如果选择民主，那么我们就要义无反顾的放弃在极权主义政治的等级制度下所形成的那种权威与力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拥有一个自治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的自由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个高度组织化的极权主义国家的解体有一定的预期，要考虑这样的改变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并为此去做充分的研究和准备。我们虽然无法左右历史的进程，但是却可以去思考我们的未来，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不懈努力，将事情往我们所追求的方向上转变，并且相信奇迹终于有一天会发生。

（四）

让我们从这些浮想联翩的句子回到现实生活的地平线上，将视野从其他地区重新转移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北京，回到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上来。坦率的说，我与刘沙沙本人并未谋过面。但是，我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信息。她应该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女子，或许，她只想反叛一下这个以羞辱与自我羞辱为基本构成元素的荒谬世界？或许，她想尝试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刺激一下趋于麻木的良心？总之，她经常出现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中间，干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们不敢干或不屑于干的事情，却在前不久遭到非常严重的人身攻击，对手是采用一种完全不入流的下三滥手法（同样的经历也出现在另外一位普通公民身上），这让我联想到某些东西，在我看来，这并不仅仅只是政治歧视或者暴力主义的简单延续，它应该包涵着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意味着某种心照不宣的平衡结构正在被打破，更进一步地，它是否意味着我们之前的感受分明是一种错觉？那自以为存在的多样性只是我们头脑中虚构的一厢情愿？也许，我们始终就处在某种不确定的危险状态之中，因为我们自以为高明的若无其事的心态使我们对它的存在一无所知，是到了该好好审视一下我们生存际遇的时候了。

赫尔德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我并不是在这里思考，而是在这里感受，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我想再补充一句，永远不要忽视那些有感受的人，即使他们处于长时间受蒙蔽和沉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