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学长，他比我早三十年在清华大学就读，他在抗日时期的卓越表现记录在清华大学校史上。他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女婿都是我在清华的同学，他老伴冯兰瑞是我学习经济学的良师，也是我办报纸和办刊物的重要作者。老太太曾对我说：我家有四个清华的，你常来聊聊啊。但遗憾的是，我很少有时间去看望。我对他的一家是熟悉的。但是，我对李昌却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加上他晚年听力不好、交流困难，所以我没有跟他直接交谈过。最近读《李昌传》，并与冯老多次交流，才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
追求真理，踏实苦干
李昌原名雷骏随，1914年生于湘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随长兄到上海求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共产党。他是“一二·九”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和北平民先队总队长，1937年2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几十年来，李昌转战南北、三赴延安，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李昌已是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团工委书记，主持华东青年工作。他给刚解放的家乡人民政府写信说，我家是大地主，一切土地财产均交人民政府，并预祝家乡土地改革取得成功。
2002年和2003年，我在评论李普和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出在一批革命老人当中有“两头真”现象：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现实，用良知推动中国前进。他们饱经沧桑，久经历练，他们晚年的思想是对20世纪实践的提炼，是中国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想到我这种“两头真”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老人的共鸣，连张劲夫这样的高官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我也是一个两头真。”
其实，“两头真”现象不是我的发现，在我之前就有其它表述方式作过描述。戏剧家黄宗江，曾用一个“之”字，来描述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史学家蔡仲德提出了“冯友兰现象”，认为冯氏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八十自寿铭写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这“惑而不解”的30年，就胡绳的年龄而言，大致在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这些革命老人中间一段时间困惑甚至失真，其原因就在这30年的历史当中。
我原来以为李昌也是一个“两头真”的人物，读了《李昌传》，再和冯老多次交流以后，我才知道，很难用“两头真”来概括。
李昌是做实际工作的。在胡绳“惑而不解”的那30年，李昌不能说理论上完全清醒，他的思想认识也不可能超越那个年代，但他凭良心办事，在实际工作中力求唯实。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哈工大的党委书记、校长，他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据《李昌传》记载，哈工大机械设计教研室报上了5名右派预备名单，全部被李昌保下来了，没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苏联留学的章绵，被定为右派，开除团籍，遣送回国，转来的右派材料被李昌压下，章绵得以幸免，几年后还评上了副教授。在苏联读博士的青年教师范崇惠，被开除团籍，遣送回国。李昌十分重视他的申诉，派人调查，最终平反了这桩冤案。1990年代曾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邵奇惠，早年以一名普通工人报考哈工大夜大学，由于他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招生工作人员不敢录取。李昌得知后坚持录取，使邵奇惠跨进了哈工大的校门。1960年，李昌看到26岁的吴从忻能力出众，要破格晋升，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吴从忻在吉林大学进修时因“大鸣大放”中的言论受了处分。李昌力排众议，亲自出面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终于让吴从忻越过讲师，直接当上了副教授。现在吴从忻是著名的数学家。
李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实干家，他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能够开创新局面。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说：“李昌是一部推土机，一股劲地把事业推向前进。”哈工大一位校领导有一个更生动的比喻：“一般人给他一件缺扣子的大衣，他可以配上扣子；而给李校长一枚大衣扣子，他可以拿这枚扣子配一件大衣。”1953年，他从团中央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位11年，把这个问题成堆、难以为继的大学办成了国内著名的重点高等学府，培养出数以万计的科学人才，享誉海内外。他也因此桃李满天下。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不少学生来信祝寿。李继耐上将来信说：“今天是您的九十华诞。南山不老，寿比松鹤。在此，请接受学生对老校长最诚挚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1961年，我刚进校不久，便参加了您亲自主持召开的新生座谈会，当您了解到我学习的专业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时，您深情地说，苏联的加加林今年4月12日已经上天，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能用自己制造的火箭把中国的加加林送上天！没想到的是，42年后的今年十月，我竟有幸真的参与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工作，并担任工程总指挥。”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李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同时还挑起了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职务。他依旧以他那种开拓精神扎实地工作着，不料一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划入了“彭真反党集团”，在“牛棚”里关了6年。其间，除了在对外文委受批斗以外，还被揪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1973年邓小平出山以后，李昌才真正获得自由。
在中国科学院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科学院糟蹋得不成样子，大批科研人员受到迫害，科研几乎停顿。1975年邓小平主政时，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进中国科学院，全面负责中科院的党政工作。他们要在三个月内完成邓小平提出的三项任务：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科学院的情况；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名单。李昌等在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的17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1人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被迫害致死的科研人员达229人。大批科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各省市的中科院分支机构的科研队伍受破坏的情况更加严重。
胡耀邦、李昌等到科学院，首先克服重重困难，为知识分子解决“五子登科”的问题。“五子”首先是位子，科学家原来的位子没有了，要给岗位；票子，科学家工资很低，要涨工资；房子，扫地出门，家人下放，回来后要给他房子；另外是户口本子，夫妻两地分居，要解决户口问题；还有炉子，做饭没有煤气，也要解决。在当时条件下真正解决“五子登科”是很难的，李昌等只能尽力为之。
当时毛泽东有“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院上述情况，和“两个估计”有直接关系。1975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署名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面对科学院被糟蹋的现状，面对知识分子受摧残的情况，李昌毅然提出：“在科学院不要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科技战线不要提全面专政，对科学不能专政。”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的号召下，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受到排挤，李昌说：“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到工厂去。”李昌这些话如电光石火，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迅速传播开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鼓舞，也使一些人切齿痛恨。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李昌协助胡耀邦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全面否定了文革中在科技战线的指导思想，揭露了这些指导思想造成的严重破坏，因此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强大的冲击力，受到了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报上去以后，毛泽东不让下发，“胎死腹中”。
1975年11月下旬，中科院当时掌权的人柳忠阳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告胡耀邦、李昌的状，12月28日，毛泽东批示：“柳忠阳同志第二封信，并附材料，印发政治局(并给科学院党组一份)。”1976年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文章，开展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汇报提纲”成为全国重点批判的 “靶子”。大批判却使《汇报提纲》得到了广为传播的机会。会上批判，会下称赞。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中科院当时掌权的人召开批判胡耀邦和李昌的万人大会。有一次批判大会胡耀邦因住医院没有来，只有李昌一个人到场。会上有人递条子说，“我们不认识李昌，让他站起来亮亮相。”主持者就让李昌站起来。谁知李昌一站起来，全场掌声雷动。主持者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还让李昌下到群众中绕场一周示众，李昌走到哪里，掌声跟到哪里，还投以亲切的目光和微笑。批判会开不下去。
在中纪委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是常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十分麻烦的职务。一方面党内腐败开始蔓延，需要大力整饬；另一方面，改革中出现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和胆识。李昌面临很多敏感的、棘手的事，党员雇工问题是其中之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对于长期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广大群众来说，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是敲锣打鼓，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改革前的1978年，私有企业在中国已经绝迹。改革，对私有经济来说，是一个逆过程，1950年代被消灭的私有经济逐渐恢复起来。随着私有经济的恢复，雇工问题随之而来。
改革前的政治教科书中有一个定论：雇工就有剥削。几十年政治教育，使这个看法深入人心。1979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是农村改革的一个好文件，但其中仍然规定“不许雇工”。然而，只要允许发展私有经济，雇工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不让雇工，私营企业就不能扩大规模，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所以，政策开始让步：1981年国务院颁发的《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和1983年的《城镇非农村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为什么只可以雇七个人呢？有人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有这个界限，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的歪曲，实际上《资本论》里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当时的改革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以为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在雇工问题上，最为敏感的问题是党员雇工。既然雇工就有剥削，而党章规定党员是不能有剥削的。当时有很多从事个体承包企业的党员，为了发展企业不得不雇工。争论反映到中纪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事个体承包经营的党员，其雇工人数超过了7人，要不要开除他们的党籍？1983年秋冬之交，中纪委开了多次常委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多数人坚持要开除这些人的党籍。唯有李昌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不仅是某些人的党籍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农村政策，关系到要不要发展私营经济的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如果开除了这些党员的党籍，整个党的农村政策会受到巨大冲击。李昌是面向实际的，他不迷信教条。他说，短短两三年内，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问题，我们不能置广大老百姓生存而不顾去坚守某些教条。李昌回忆说：“(中纪委)常委会开了六次，争论激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我虽然陷于孤立，但一直坚持不能开除雇工党员。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纪委常委决定将不同意见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后经书记处讨论，同意了不开除的意见。”显然，李昌的意见其所以被采纳，是因为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说：“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
“四老风波”
1989年北京出现政治风波，一批革命老人忧心如焚，李昌也是为平息学潮而寝食难安。1989年4月22日和5月3日，受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委托，杜润生邀请了李锐、李昌、于光远等老人在科学会堂开了两次会。在会上大家对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建议政府采取坦率、公开、真诚的态度和学生对话，按法制渠道解决问题；提出了“防止矛盾激化，不宜压制，绝对不能流血”的希望。他们还建议趁此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推进民主，制订新闻出版法，以及取消干部特殊供应，压缩特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解决高干子弟以父兄的权力谋私的问题。杜润生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转述了大家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起作用，矛盾继续激化。5月13日发生绝食以后，李昌坐立不安，他连续不断地给几位老同志打电话，商讨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平息学潮的办法。5月25日，他给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秘书打电话，提出他想约几位原来在大学里做过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劝说学生返回学校，部队不进城，尽快恢复秩序。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89年秋后，开始进行清查和党员重新登记。中顾委宣布李昌、于光远、杜润生、李锐四人“缓登记”。接着组织对四人的批判。说他们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批了几个月之后，中顾委常委做出决定，他们四位老同志暂不履行党员登记，并上报给中顾委主任陈云，只待批准。1990年5月25日，陈云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检讨了，这就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常委会上把这封信念完了后说：“同志们啊，这个事情一风吹了，没事了。”事情虽然“一风吹”了，“四老风波”仍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李昌年轻时投身革命，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进入暮年，李昌冲破了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反思自己曾经为之而奋斗所建立的体制。2006年12月10日，李昌92岁寿辰与老友小聚时，有过一番痛切的表述：
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最上面是帝王，下面都是奴才。解放后封建附庸思想影响还很深。不民主，搞文革，使人胆战心惊。构建和谐社会是正确的，但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本，让人民做主，才了不起。
2009年12月12日，李昌年满95岁，他已年迈体衰，因病住院，再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情，但他还在思考，还在期待，他期待着一个真正以民为本，让人民做主的政治制度。他忧国忧民，从无个人考虑。1996年，在李昌的老朋友于光远81岁生日那天，李昌写了一个条幅送给于光远：“为国为民心坦荡，办法总比困难多。”于光远说，这十四个字正是李昌自己的写照。
(《李昌传》，周士元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