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温家宝不久前在深圳高调提及政改的讲话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尽管9月6日胡锦涛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正式演讲闭口不谈政治改革，但国人希望中共当局启动政改的热情并没有降低。中共当局究竟有没有可能启动政治改革？温家宝究竟是党内潜在的改革派领袖，还是一个善于作秀的“影帝”？他是否真的有意推动政治改革？我认为讨论这些问题可以借助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这就是成本—收益分析。要搞政改，无论对于整个中共威权政府来说，还是对于温家宝这样的统治者个人，都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在《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一书中，专门研究日本、台湾、韩国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民主转型问题的第五章《东亚：自上而下的民主》（作者小彼得•J•穆迪）末尾有一句结论性的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民主化解决了当权者所面临的问题。当收益超过成本时它就得到实行。”①一旦引人这个分析工具，上述问题就变得简单而明确：中共当局也好，温家宝个人也好，或者其他威权统治者也好，如果他们预期政改为自己带来的收益超过所付出的成本，搞政改“有利可图”，他们就有动力启动政改；反过来，如果预期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也就是说如果政改在总体上会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不可能有台湾和韩国那样自上而下的政改。

运用这个分析工具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一个威权统治者执政的函数目标都是多元的，其中包括权力、财富、名望、实现自己的政治信仰等等，如何将各种目标均等化为一个可以在量上进行成本—收益比较的价值概念？两年前，我已经创建了“广义效用论”这一新的价值理论②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赘；第二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威权统治者中间，其多元化的函数目标组合和权重是互不相同的，换句话说，每一个执政者所要达到的目标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权力、财富、名望、政治信仰等等在内的组合群，其中每一种元素在组合群中所占的权重因人而异，我们总不能用同一个成本—收益模型去分析不同执政者的行为方式。为此，我们需要将这些威权统治者按其函数目标的组合特点进行分类，这种分类不仅适用于民主化转型中的威权统治者，而且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统治者。

我们将统治者分为政策偏好型与权力偏好型两种。政策偏好型统治者以实现其政治信仰为执政的函数目标，权力偏好型统治者并无真正的政治信仰，他们执政的一切行为，他们挂在口头上的前后并不一致的“政治信仰”，始终围绕着自己的权力运转，他们执政的函数目标中主要是权力。政策偏好型统治者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者，当他们推行的政策与巩固自己的权力有矛盾时，他们会牺牲自己的权力，从而这些人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多有失败者。权力偏好型统治者是一些机会主义者，如果他们推行的政策与自己的权力发生矛盾，他们就会放弃原有政策，使新政策适应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因此，这些人在政治斗争中通常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很明显，政策偏好型统治者是政治家，而权力偏好型统治者则是政客或官僚。

华盛顿在领导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以后，解散了自己亲手组建的军队；在连任两届总统以后，就拒绝继续连任总统，开创了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宪法惯例。华盛顿是典型的政策偏好型统治者。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是无可争议的政策偏好型统治者。胡耀邦宁愿辞去总书记职务，不愿贯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1989年春夏之交，赵紫阳只要出席宣布戒严的大会就能继续保留总书记职务，从而完全可以得到邓小平的重用而荣登大宝，但是，因不愿承担镇压群众的千载骂名，他选择了下台遭软禁的命运。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尔巴乔夫也算得上一个政策偏好型统治者，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戈氏因苏联解体而下台，这可能并非他所预料到的结局，因而他的下台并不意味着他对政治权力的主动放弃。相比之下，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完全可以选择权力的时候却为自己的政治信仰放弃了权力，从这个角度看，胡赵的政策偏好型色彩，比戈氏要鲜明夺目得多。

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的共同特点，就是始终坚持自己所信仰的政治理念，而从不为了保住自己个人既得的权位而放弃政治理念，这个特点主要不是体现在他们平时比较开明的言论上，而是体现在具体的政务活动上。在他们先后担任总书记期间，对于执行太上皇邓小平“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指示，可谓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尽可能使运动走过场；对于无论是魏京生等民主墙时期的异议人士，还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一些八九民运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他们受到政治迫害的时候，胡赵都能利用自己的权力竭尽所能进行保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减轻了对他们的迫害。毫无疑问，在邓小平的阴影下，胡耀邦和赵紫阳比当今的温家宝要劣势得多，但他们并没有因自己的劣势地位哪怕是屈从邓小平的权力，这也是他们至今受人尊敬的原因。

坚定的政治信仰是政策偏好型统治者的根本特征。邓小平虽然主张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一直秉持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精神，但他是有政治信仰的。他为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任用胡耀邦和赵紫阳，又为了坚持一党专政而废黜了这两位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总书记，执政的目标始终是为了坚持一党专政。邓小平虽然曾经在毛泽东面前痛哭流涕，表示“永不翻案”，但这是一种为实现政治信仰而采取的策略，而不是以个人权力为目标的机会主义。文革初期，邓小平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罪名被毛泽东废黜，但他在林彪垮台，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以后不久，立即发起了一场“整顿”运动，试图以此消除文革的极左影响，1975年又提出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利用毛的话否定了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推行其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政策，被毛训斥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从而再次被毛泽东废黜。但毛死以后，邓一旦东山再起，马上扭转了乾坤，把党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这说明，邓小平是有他自己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的，他虽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却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虽然是一个独裁者，又是六四镇压的主要责任人，却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进步作用的政治家。

政策偏好型统治者往往通过一些政治口号来贯彻自己的治国理念，但能够玩政治口号的并不一定有自己真正的治国理念。一个统治者如果没有始终如一的政治目标，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一会儿高喊反对和平演变，一会儿又主张吸收资本家入党，或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对外高扬民主法治，对内铁腕镇压异议，那正好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偏好型统治者。这种统治者奉行的实用主义与邓小平的策略性实用主义不同，它始终以获取和巩固个人权力为目的。为了获得或保持权力，政策偏好型统治者和权力偏好型统治者都可以在不利环境下以屈求伸，但两者不同的是，前者屈居人下只是潜龙勿用，一旦大权在握就着手废旧图新，大刀阔斧推行自己的新政策，而后者“十年媳妇熬成婆”，在意的始终只是自己个人的权力。权力偏好型统治者的思想境界其实很低，在他们执政的函数目标中，没有为民族或国家建功立业的大志，没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宏愿，没有人生自我实现的精神追求，有的只是个人的权位和终生的荣华富贵。邓小平以后的威权统治者，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包括温家宝在内，所谓两代领导集体，大体上都是这样一批权力偏好型统治者。

政策偏好型统治者的政治信仰如果与时代潮流一致，他们就能有力地推动历史前进。但是，政策偏好型统治者不完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物。某些创建独裁政权的人物也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者，能够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而献身，这样的人也属于政策偏好型统治者，最典型的是有“共产主义堂吉诃德”之称的古巴前领导人格瓦拉。格瓦拉是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与卡斯特罗并称的三个最高领导人之一，1965年，他放弃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职务，秘密离开古巴前往非洲重返游击队，继续为他的世界革命理想而献身，两年后应玻利维亚军政府的要求，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追杀，其崇高的人格力量为其政敌所敬佩。格瓦拉虽然是极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不失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用枪杆子夺得天下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共第一代领袖，大体上也都是这样的政策偏好型统治者和政治家。

权力偏好型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全是反动的。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权力偏好型统治者主观上为扩大个人权力所采取的行动，客观上却改变了新旧力量的对比，削弱了旧势力，壮大了新生力量，从而推动了历史进步。这种情况，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权力偏好型统治者，为了攫取大总统的职位，他在革命党和清廷之间上下其手，玩弄政治平衡术，最后终于软硬兼施逼迫清帝退位，这无疑加速了王朝的崩溃，催生了共和政体。权力偏好型统治者推动历史进步的例子还有南韩朴正熙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情报部长金载圭。1979年10月，金载圭在他的办公室乘晚宴之机开枪打死了独裁总统朴正熙，这虽然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但却因此结束了朴正熙的维新独裁体制，大大拓宽了在野民主势力的活动空间，使长期处于低潮状态的民间反对运动重新高涨起来，迫使新当选的过渡总统崔圭夏解除了对民主派领袖金大中的软禁，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并且承诺启动政治改革，尽快修改宪法，正式实行总统大选，建立民主政府。不过，权力偏好型统治者，以平庸的政客居多，这些小心翼翼的执政者很难对现行的政治格局有什么改变作用。

最后，政策偏好型与权力偏好型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抽象，而现实中和历史上的那些当权人物，大部分处于中间偏前或偏后状态。统治者首先是人，作为普通人，他们的一切社会政治活动，都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效用，满足各种各样的欲望或需要为目的，其中包括生存效用、色性效用、安全效用、权力效用、情感效用、审美效用、自尊效用、道德效用、信仰效用等九种，权力效用只是其中的一种。③任何威权统治者，在他们执政的函数目标中，多多少少都包含着这九种成分。可见，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只追求政治信仰，也不可能只追求政治权力，像华盛顿或格瓦拉那样比较极端的统治者是非常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用“偏好”这个词去描述两类不同的统治者。九种效用中，包括权力在内的前四种是物质性的，后五种则是精神性的。一般地说，那些政策偏好型统治者是一些精神性效用偏好者，而那些权力偏好型统治者则是物质性效用偏好者，可想而知，不同类型的威权统治者，对于政改的成本与收益问题会有不同的权衡。

【注释】

①[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第1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③详见拙作《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原载于2008年11月号《人与人权》

2010年9月

注：此文属于《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系列研究论文，其他论文还有：《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