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上苍！从飢饿的1960年挣扎活过来的母亲没有把我生成一个弱智儿，或者不健康的孩子。」
当我年逾不惑，知道了更多母亲从前的故事，常常不寒而慄同时又万分庆幸；惊惧於我这偶然来到人世的生命孕育於一个极端飢饿的子宫，安慰於我四肢健全，头脑不算聪明，但还正常，能识数认字。
从小到大，每当同学朋友介绍起自己的母亲是医生、教师、职员，哪怕是卖菜的做饭的看孩子的，都叫我难以啟齿说出母亲的真实身分，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叫化子，1960年从甘肃秦安逃荒要饭两年多，最后落户在关中一代。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是要饭的。那时的中华大地，要饭也是一种职业，数以千万，多是种植粮食的农人。
「六○年，没啥吃，把人饿得路都走不动，碗都端不住，悽慌得很。」
过去五十年了，家裡粮食打得多得吃不完了，母亲还是这麼说。这几句话自我有记忆时就听她絮叨了无数次了，只是那时候并没有兴趣听，更没有兴趣多问。上小学中学时，教科书上也常提到六○年，反覆强调是「三年自然灾害」。我这天真的脖子上繫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想，既然是自然灾害就是天命不可违抗，就像打雷和下雨，就是老师就是大人谁敢怀疑敢说是人的错？那是要被当现行反革命枪毙的。学校裡马路上的大喇叭裡天天都高歌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共產党，像太阳，照到哪裡哪裡亮。」每当我跟著唱〈东方红〉的时候都禁不住地心潮澎湃神圣无比，即是需要营养的小肚子天天用白菜土豆填得半飢不饱，也幸福得如花儿一样，因为地球那边美国的孩子在做童工，台湾的孩子在吃香蕉皮，还没有太阳晒。我想「暗无天日」的意思就是没有太阳。
「地裡不打粮食吗？」
这些年回家，我总是找机会追问母亲。外婆已经去世了，带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家族往事。我抱著义不容辞的使命感欲抢救活著的歷史。做为女儿，应该知道母亲的过去，这个家的渊源。
「打哩，咋不打？那时候又不用化肥，一亩地打不下三、四百斤麦。人家非要说你一亩能打下上千斤，县裡公社都派人来收麦哩。不给还抢呢，打人哩。人家是政府嘛。我村裡两家子，粮食一拉走，夜裡就上吊了，父子俩齐齐掉在房梁上，看著害怕得很，人那脸都黑了。农民嘛，没啥吃，就害怕了。」母亲没有激动没有愤慨，因为那时候这样的事情见多了，过一阵子就有人上吊、跳井、喝农药。一个女人去磨麵，一袋子麵被人偷去了，女人害怕回来没法交代，就跳井了。
「那就白死了？」
「乡下嘛，谁管哩。是你自己寻死哩，又不是政府把绳子繫到你的脖子上，没人叫你死。」母亲的意思是，政府只是拉走了粮食，并没有给你绳子让你去上吊，用牵牲口綑粮食的绳子上吊是你自己想不开，性情太烈了。母亲认为人都是有命的，有些人天生命不好。
「妈，你识字吗？」六岁时在村上庙裡的小学开始读书，我这样问母亲。
「识哩，谁还不识字？」
「那这是什麼字？你唸。」
「到一边写字去，妈忙著呢。」母亲臊得脸都红了，低下头忙手裡的针线。她从来也没有拿起过我的课本，更是没有唸过一页半句。只是安静地看著趴在石桌上写字的我，眼睛裡溢出羡慕，像没钱的人看著人数钱。
「妈，你到底识不识字？」
去年回家，我又不依不饶地追问母亲，因为她从不看我写的东西，这让我多少有点失望。
「识几个，能识几个。」母亲坚持说，能识几个也是识，不能说是文盲。我终於悄悄地发现，母亲说的几个字就是「1234」。她到镇上买东西，手裡攥著一张纸，说年纪大了，记性差了。上面歪歪扭扭画著「3、2、10」，意思是三斤盐、两斤花椒、十尺被单布。
我不忍心戳破母亲那一点点自尊，不再多问。就让母亲以为我以为她是识字的吧，因为母亲认为如果我知道了她大字不识，会看不起她是个睁眼瞎。就让一生贫困艰难体弱老迈的母亲觉得在我这个女儿眼裡，她是一个多少有点文化的人吧。我只是不能相信，生於1944年的母亲，没有裹过小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的1949年，正是背书包上学的年龄，却从来没有上过学识过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饭都吃不饱，谁还让你念书呢？」尤其是山区的乡村，尤其是个女娃子。
「妈，你是哪一年跑出来的？」
我从小就知道母亲是甘肃秦安人，1960年飢荒年跑出来活命的，却不知详情。
「那几年，怕怕得很，人死了都没人埋，拿啥埋哩？一张蓆子都没有。人饿都饿死了，没啥吃，粮食留得少得很嘛，树皮、野菜、玉米芯都吃哩。为一个饃都能杀人，我附近村子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走著走著就栽过去了，没气了，和闹鸡瘟样的。死娃娃都有人煮著吃呢，人饿慌了。你婆眼看没办法了，领上我和你舅，半夜跑的，怕叫人逮住了。公社不叫出来，怕县上开会斗人哩，说给政府抹黑哩。肚子饿得熬不住，人没饿过，不知道那受罪，叫你吃泡屎就给你吃饭，都有人抢著吃呢。人肚子饿了，啥都顾不上了，还有啥体面？」
听母亲这麼回忆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个头矮小，梳著纂儿，有著一双粽子样小脚的四十出头的外婆，挽著包裹著几件衣裳的包袱，领著十七、八岁面黄肌瘦细如竹竿的母亲，十多岁成天吃不饱只会喊叫「饿、饿」的舅舅，先求人坐上牛车赶到县城，在熙攘拥挤的人群中混上火车，也许那是他们第一次坐火车。母亲说那时火车上查票鬆，一火车十个人有八个人都是出门要饭的，许多年轻的男人，地也不种了，说种了也还是没啥吃。外婆夜裡也不敢打会儿盹，唯恐包袱裡几个黑石头样的饃叫人偷去。一对骯脏的儿女依靠在她单薄的肩头上昏昏沉睡，车窗外的星光给她一丝希望。
想到一个大字不识身无分文的小脚女人，千里迢迢走路爬车风裡泥裡带著两个孩子走乡串户乞讨要饭，让卑贱如蚁的性命得以苟延残喘，我对那个名字叫刘梅花的外婆產生出英雄般的崇敬，谁说炸碉堡堵机关枪的才是真英雄？不从那个山旮旯裡逃出来，就会活活饿死，几条命都会饿死。没有母亲了，也就没有我了。
我婆就你和舅两个娃呀？」我是明知故问，从小到大，我知道母亲就舅舅一个亲兄弟，住在我们家不远的北耕村，个头又瘦又小，比两个铁桶纍起来高不了多少，还患有胃病贫血。外婆总是说：「你舅这个病殃殃，都是小时候给饿的，娃就没有吃过个饱饭，饿成那鬼式子了。」我这一米六出头些的外甥女站在舅舅面前像个巨人。
「你婆生养了五个哩。」
「五个？我都不知道。」
「没给你说过，娃都没成嘛。我是老大，下面一个兄弟，吃了人家打了药的水果，闹死了，娃饿慌了，吃得太多了，发现的时候都没气了，你婆哭的。还有一个妹子到人家地裡偷玉米去了，叫人家给打死了，头都打成玉米花了，那人叫政府给法办了，娃就想给屋裡偷些玉米棒把命送了。你舅上面的兄弟没到关中就得了病了，烧得和炭一样，眼看著娃闭眼睛，人穷没办法。我和你婆把娃埋了，现在连坟都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几年，人可怜得很，难养娃。」
躺在老屋土炕上，我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眠。总是看见那几个飢饿的孩子、我两个舅舅一个小姨的面孔，他们总是望著我，瞪著眼睛，不说话。我到四十多岁了才知道，我还有他们这些本该活在人间的亲戚，他们在八岁、十一岁、十四岁的时候就夭折了，「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滋润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其实，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就知道是当今北京城裡的皇帝，想干什麼就干什麼，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会活万万岁。凝望这三个飢饿、恐慌、病弱的面孔，我一阵阵心酸，眼泪一股股流到枕上，悲伤不已。被毒死打死病死的孩子，他们是我这一生无缘见面的亲人。既是他们早入阴间化为鬼魂，他们也是我的亲人，我想念他们。如果有一天见面，他们会对我说什麼？
「咱是要饭的嘛，有啥条件呢？」
蓬头垢面困倦疲乏的母亲逃荒要饭到我出生的那个叫富平县流曲镇的村子，就再也不走了，因为她被人收留下来。那个村子裡刚好有一个二十四、五的穷得讨不到媳妇的小伙子，父亲去世了，母亲领著两个弟妹嫁人了。热心的婶子嫂子们一说捏，母亲就成了这个小伙子不用花一分钱娶回家的婆娘。虽然她瘦弱得像块木板，虽然她脸黄得没有人色，头髮焦燥如麦秸草一般。可她是个女人，女人就能做饭纳鞋能生养娃。
「我都快二十了，身上那个还没有来。没啥吃，人不好好发育，就像地裡不上肥，庄稼就不好好地长。把你婆吓的，怕我生不成娃了，没人要了。」母亲一脸皱褶笑话著自己当年的发育不正常的身体，我却吃惊得睁大眼睛，难以置信飢饿能阻止一个女子生理现象的自然来临。我自己是十二岁来的，有的同学十岁十一岁就来了，很少有女孩推迟到十六、七岁。母亲补充说：「胸前平平的，啥都没有。那时候傻，啥都不懂。」
我彷彿看见1963年的母亲，她十九岁了，可看上去就如十二、三的女娃子，一点也不见青春女子的风华秀美水灵嫵媚。逃荒的路上，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在没人处脱去补丁的衣衫光著身子歇凉。我能看见她乾瘪平坦的一对乳房，只不过是两片长出乳头的乾皮而已。可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中被逼迫流浪乞讨的一个年轻女子的乳房，就是八亿人疯狂地叫喊著「拯救全人类，实现共產主义」，伟大、光荣、正确的共產党英明统治下的乳房，三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沉溺在飢饿深渊中的乳房。
「我结婚三年了，才怀上你。你大（父亲）还怕我生不了呢。背后都被人笑话死了，说这一门子没后人了。」母亲为自己的肚皮争气得意著，却从浑浊的眼睛裡流出辛酸难过的老泪来，用衣襟不住地沾著揩著。真不可想像，父亲同样劳作终日不得饱食的精子，怎麼顽强地在母亲贫瘠荒芜的子宫裡安营扎寨，怎麼不可思议地倔强生长，孕育成一个胚胎，以长年累月的红薯玉米苜蓿野菜榆钱酸菜让这个小东西长全眉眼五官、手足器官和大脑小脑，长成一个不是他们所期盼的女娃子。
「为了攒粮给我坐月子，你大大半年都没有沾过一点儿麦麵。一年一个人分二百多斤麦，咋够吃哩？又是下苦的人。捨不得捨不得，要攒下给我坐月子呢，怕我身体不好，下不来奶，那时候又没有牛奶奶粉。大人没奶咋餵娃哩？」
想到如一隻刚生出来的耗子般弱小婴儿时的我，在母亲的怀抱裡，吸唆著自然灾害还延续的瘦弱不堪的母亲的乳房，怀孕后生產后稍微隆起丰满些的乳房，酝酿出温热甜美浆白乳液的乳房，想到年轻的母亲殷切看著我用力吞嚥的眼神，感受著母亲本能的爱，我心疼如锥，眼睛顿时潮热。我怎麼来感激飢饿的母亲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孕育养育出我这凡俗却健康的生命？我再仔细回味，还能体会出那乳汁的香甜母亲的味道。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但那乳汁顽固地渗透在我的身体裡血液裡骨髓裡，依然滋养著我。让我记得，我曾和母亲一起飢饿、一起抗争了过来……。
到母亲生二妹的时候，因为体质虚弱，彻彻底底地没有奶水。除了从邻家那裡要来的一点儿羊奶，母亲总是在嘴裡嚼一块白麵饃，嚼黏了稀了，一点点餵给妹妹，用嘴对嘴地餵给妹妹。今天文明的人们，肯定会说太不卫生。但是一个没有奶水的贫穷母亲怎麼养育自己的孩子？她只能像屋簷下的燕子一样，啄来虫子，亲口餵给嗷嗷待哺的雏燕，把她养活养大。我猜，母亲也这样餵过我吧，忍受肚饿，把自己口中的粮食毫不犹豫地吐出给我，大嘴对著小嘴。这幅人间炼狱中的慈恩图让我泪水潸然……。
那天在西京繁华的大街上，路边有两个脏得没人捡的馒头，母亲不怕丢人赶紧捡起来，用手帕包上放进袋子裡，心疼了一路。「脏了，人不能吃了，还能拿回去餵个猪。现在这些娃，糟蹋粮食，是没饿过。六○年就是想吃也吃不上。」1960年是母亲一生的烙记。
「要饭是甘肃人的习惯。」当时的混蛋省长这麼解释，甘肃是名列前茅的饿死人最多的省分。五十年了，伟大领袖的画像还是释迦牟尼佛像一般地供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人敢追究那个饿死至少三千万人的1960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但相信苍天有眼，有一日终会公昭天下。
── 原载 世界日报
